《老男孩》剧照,图源网络
“荷兰干花”与两种荷尔蒙
文/戴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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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灵在我们当年一起学习写作的朋友堆里,个人经历可说最为丰富复杂,比如“文革”期间带着弟妹在街上流浪,比如为活命四处打“烂仗”,比如因打架而坐牢……
可能是过早接触了太多形形色色的另类人物,我认识他的时候,他也不过二十多岁,但举手投足之间,已经有种“如今世事见惯”的矜持了,而那矜持里又显然有着对我们这些阅历苍白的人近乎慈祥的轻蔑;许多惊世骇俗的人和事,从他嘴里说出来,都轻描淡写,若不经意。我们咋呼慨叹,他就尖着嗓子笑,音色介于“嘿嘿”与“嘻嘻”之间。这样笑,不是因为吓了我们而得意,相反倒是惊诧,是对我们少见多怪的惊诧。
某次和他聊天,不知怎么谈到了建房用的红砖,他说曾被人掐着脖子,抵在一堆码好的红砖前,于是他曲肘向后,不断拿砖拍击对方头顶,碎了四十多块,对方居然不倒,“所以你别以为红砖结实得很。”他说。这样的情节,指向这样的结论,让我一时如若失重,回不过神来,他则伸中指顶顶眼镜,谈起了别的事。
而在所有的朋友里,他最瞧不起的也许是我。
跟他相比,我的生活的确太过简单平淡,所以他曾评价我是“暖房里的干花”,而且是“荷兰干花”。我至今不明白为什么特别强调是“荷兰”干花,莫非别的国家不产干花?对他的蔑视,我心态复杂,一方面,我对他驳杂如涂鸦的人生履历束手无策;但另一方面,要让我对一个只比我大几岁的同辈认账,于我当时的年少轻狂,也是件为难的事。
为了平衡内心的分裂,我采取了肯定内容、抨击形式的策略,对他的小说手法大加指责。我对他的指责,当然也被包纳在他对我的蔑视里,所以差不多的情形是:我说,他低头瞅自己的膝盖头,一声不吭,等我说完,才一一反驳:这里是因为迫不得已,那里是没有领悟他的匠心,另一处是“我恰好就要这样写”,再一处,“我写的跟你说的一样啊,可见你没好好看。”有次他真被我说得不高兴了,没有反驳,而是坐在椅子上闷声不响。但可惜他是个弯眼睛,再气,看起来也还是在笑。
那时大家都穷,不时做些发财梦。我们的梦左右不过是小说拿了大奖、成了畅销书作家、某作品被某导演看中了之类,基本上离不开自己码字的那点雕虫小技。刘灵的想法不同,一开口就把大家吓得倒退八丈,我如今还记得的有二。
一是我命名的“无本循环养猪法”,简单说来,就是用草和粪便喂老鼠,用老鼠喂猪,然后把猪卖给人吃。第二种方法大幅增加了成本,养兰花。具体措施是:每天清晨,雇数百民工守住进入市区的所有路口,在那些挑着兰花进城的花农还没有进城之前,就把他们手中的兰花一网打尽。“开始是要花很多钱,但只要其中有一盆足够名贵”,他淡然道,“成本不就全回来了?”
从刘灵嘴里说出来的种种奇闻异事,我们听了,常常将信将疑,原因是一方面实在离奇,另外就是同一件事,不同场合他又时有不同版本,尤其是关乎他自己的部分。
比如说到他在狱中所处的等级时,第一次是“岛主”,下次就变成了“菩萨”,再下次,可能又回到了“岛主”,似乎全凭情节需要而定。我们质问他,他就一如既往地、豁达地笑,嘲弄我们不可救药的记忆力。对此,我认为有两种可能,一是他的确接触过许多我们无从想见的人和事;再就是作为一个作家,他的“小说荷尔蒙”分泌过分旺盛,不只流淌在作品里,还横溢到了现实生活中。
有个晚上,朋友们相约在某家小歌厅喝茶,我发现刘灵与往常不同,表现得心事重重,神思恍惚。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见他那样,不断在别人唱歌时,邀请朋友中的一个女作家跳舞。他基本不会跳,只是随着音乐跌跌撞撞地四处走,但上身微倾,双手紧紧按在对方腰与臀间的低凹处,表情既迷醉又忧伤。
我觉得奇怪,忍不住悄悄问他何以如此异样。他开始否认,继而又主动告诉我:头天晚上,他在街上遇到一个无家可归的女人,于是把她领回了家,但早上醒来,那女人已经消失,只留下一件紫色的薄毛衣,上面有很淡的香水味。他说他嗅着那个味道,整天都心神不宁。那天我们散得很晚,离开那家歌厅时外环路上已经看不见行人,大家就站在几棵大梧桐树下分道扬镳。刘灵保持着整个晚上一以贯之的神色和我们道别,我心里装着他刚才告诉我的故事,目送他离开,感到“诗人荷尔蒙”在他身体里的倒腾。
刚和刘灵认识时我经常独自去他家,有个夏天,我们聊到很晚,我正打算回去,却电闪雷鸣地来了暴雨,他于是劝我当天就别走了。我不习惯在别人处留宿,执意要离开,但雨始终不停,最后只能妥协。我们脱了上衣,各穿一条短裤坐在席子上继续聊。他突然发现我的短裤上有个破洞,于是恍然:“我终于晓得你为什么死活不肯在我家睡了。”
那之后不到一年,他就承包了一处离城市有二十多公里的农场,渐渐和朋友们生疏了。当时我以为他终于开始实践他的“无本循环养猪法”了,还暗自祈祷,但愿他打算养的只是观赏猪或者宠物猪。十多年过去,我再没见到过他,只偶尔听说他在农场收留了许多孤老和流浪儿,其中一个是他从一张卖肉的案板下发现的。
图源网络
有一年,我在博客上挂了一篇写博尔赫斯的随笔,看到有人回帖:“还在喜欢博尔赫斯啊?”署名“荷兰干花”。我很怀疑就是他,他向来把我喜欢博尔赫斯视为经历苍白的一个佐证。但后来再遇上他,提到这事,他却不承认,说他根本不懂电脑。从他不会传文件、不会存文档、不会聊QQ来看,也许真不是他。但会是谁呢,居然也知道这个典故。之后每每想起这个事,我总有种心慌慌的感觉。
刘灵对文学的态度,向来是朋友间谈到他时必会议论的一个话题。你不能否认他对文学的虔诚甚至狂热,比如某次在公交车上,他滔滔不绝地谈论一部从唐朝写到改革开放的长篇小说,旁若无人,口沫四溅,夹杂着得意处不可抑制的“嘿嘿”和“嘻嘻”,引来众人侧目,以至车上有人忍不住出言讥讽:“小喇叭开始广播了”。忘形之态可掬。
但同时你也不能否认在具体的写作过程中,他几乎令人愤慨的马虎、粗率,还有漫不经心。这首先表现在他写作的速度上。在没有电脑的时代,他一个晚上写个短篇是常事,两天写个中篇也是常事,四十天写部长篇,还是常事。写出来之后,拿给你看,你提出来其中某下岗女工的身份与情节、口气似不相宜。他会说,这好办。立即在不动情节、对话的前提下,把那个下岗女工改成人民教师。
他的字迹因速度过快而异常潦草,是最典型的“鬼画桃符”,如果不当场问他,他就不得不承认,他本人也已经无法辨认。后来他花很多工夫学会了用那种最老式的铅字打字机写作,字迹当然清晰得多,速度却也更快了……
多年来,我始终对他的这种写作方式痛心疾首,觉得那么好的题材,都被这个毫无耐心的家伙糟蹋了。但现在我不完全这样想,我隐约地意识到,对他这样一个经历无穷又精力无穷的作家来讲,尽快地把知道的事情都说出来,也许比说好其中一个两个更重要。看过他小说的人都知道,他耳闻目睹的事情实在太多了,它们堆积如山,自他痉挛的手指间狂泻而出,自然是势不可遏、泥沙俱下的。
和刘灵重新见面已经是前一两年的事。从我这样一个近视患者的目光看过去,他简直可说一点没变,只是不再谈论文学,话题所及,大都是他的农场,总结起来就是:经营不善、负债累累、骑虎难下、苟延残喘。
他收留的那些老人有的死了,有的还在,而那些当年的流浪儿,如今都已长大成人,其中一个直接跟了他的姓,取名刘奔,名正言顺当了他的儿子。前段时间我还在微信上看到这个刘奔,正带着一家三口在某个风景点游玩呢。听说刘奔跟他感情很好,让人欣慰。
大约是前年的夏天,邀了刘灵一起采风,回来的路上他觉得不适,说回去后要上医院作一次检查。我开他玩笑,说一点不舒服就去检查,你好怕死啊。回来又有一段时间没见到他。去年下旬,他来办公室找我,开口就是:“我们认识有二十多年了吧?”我警觉起来。他继而说:“我可能是最后一次来看你和剑平了……”我知道事情不妙,问他,才说那次采风回来,到医院检查,发现患了几至不治的重病。他说刚得知这个消息时非常颓唐,后来慢慢适应,近一年来四处散心,这次就是才从张家界回来。“看完你们”,他说:“我就要准备开始化疗了”。
听到这个消息时我震惊得说不出话,而且也知道说什么都毫无意义。我想起他从来没出过自己的集子,于是说看能不能找几个朋友帮忙,给他出套小说集。这是我当时觉得自己唯一能为他做的事情。原以为以他当时的心态,这个建议未必引来他的兴趣。不想他大感振奋,说他儿子(他亲生的那个)常抱怨他一辈子没干过任何正事,如果书真能出来,也好对儿子有个交代。
他离开后,我给两个朋友打电话,说明情况后,他们都一口应承了。接下来的大半年,他频繁来我的办公室,收集当年发表在杂志上的作品、把电子版的作品拷在剑平的电脑上、找人把原稿输入电脑……与此同时,他以二十八天的时间,新写了一部短篇小说集,约有十七八万字。
他几次说,我在这种时候,对他最大的帮助,就是阻止了他成为一个等死的“自由落体”。如果事情真是这样,我也不敢掠美,实在应该归功于那两个朋友的慷慨;而其中一个特别强调,不要告诉任何人他的名字,他不想被别人感谢。
几个星期前,书稿正在编辑过程中,刘灵突然打电话来,声音微弱,气息奄奄,说他头天晚上身体突然特别难受,估计是病情发作了,准备向我交代一些有关小说集的后事。我正为他有生之年可能看不到小说集的出版而焦虑,他第二天早上却又打电话来了,说虚惊一场,原来不过是晚餐吃得过饱。如此倏忽的起落,让我不禁又想起他的“小说荷尔蒙”来……
这样一个妙人,你能想象老天不对他另眼相看,区别对待吗?所以来日无多与长命百岁,对妙人刘灵来说,还在两可之间。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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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戴冰: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贵州省作家协会副主席。著有中短篇小说集《我们远离奇迹》、《心域钩沉》、《惊虹》等。1995年获贵州省首届政府文学奖、首届山花小说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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