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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ristopher B. Daly在《华盛顿邮报》发表文章,追述了50年前的《五角大楼文件》泄密事件,称这一事件是美国新闻自由和公众知情权的一次重大的胜利,然而,五十年过去了,美国人民和出版机构,是否有权知道政府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还是没有结论。
五角大楼 - U.S. Geological Survey, Public Domain
50年前的这个月,美国越南战争引发的政治冲突爆发了,发展成一场涉及新闻自由、国家安全和公众知情权定义的一级宪法危机。起因是:关于美国对越南政策的“绝密 ”报告,被称为《五角大楼文件》被泄露。
1971年最高法院对这一问题的裁决,塑造了关于政府机密的报道格局。它也提醒了美国人民,无论在当时还是现在,我们的民主制度运作至关重要的一点:选民有最终的权力来,告诉政府做什么和不做什么。
不过,要实现这一点,他们首先必须知道他们的政府在做什么。
这一切都始于1967年,在美国对越南进行军事干预的高峰时期。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想知道美国没有获胜的原因。因此,他下令对问题进行内部审查。
为麦克纳马拉提供答案的分析家之一是丹尼尔·埃尔斯伯格,他是一名前海军陆战队员,曾在越南服役,回家后获得博士学位,并在为美国军方提供调研和情报分析服务的兰德公司工作。
他拥有高级别的安全许可和敏锐的头脑。埃尔斯伯格原本是美国战争的支持者,当时正经历着向反战人士的转变。
之后,他面临着该如何应对的问题,作为麦克纳马拉下令进行的研究的贡献者,他有机会接触到一套五角大楼的最终报告。他想让公众看到他的发现:越战是一场灾难,一个又一个的总统把我们带入其中,越陷越深,总是声称胜利或“光荣的和平”就在不远处,但是事实并非如此。
怀着公开内容的想法,埃尔斯伯格于1969年10月开始秘密复印这份研究报告。除了法律问题,复印《五角大楼文件》也是一个物理挑战。整套文件有47卷,约7000页被列为“最高机密-敏感”的文件和分析。
埃尔斯伯格很清楚,《五角大楼文件》包含了各种秘密,从实施政变的阴谋到对其他国家的意图,无所不包。它没有包括的内容也同样重要。五角大楼文件几乎不包含任何对对手有军事价值的内容,它主要是一部政策制定的文件。
埃尔斯伯格的第一个想法是通过国会议员发布《五角大楼文件》,希望他们中的一个人能够利用他的国会豁免权,将文件纳入国会记录,最后,他们都拒绝了。于是,埃尔斯伯格转向了媒体。
在他看来,有一个合适的选择,《纽约时报》记者尼尔·希恩。早些时候,希恩曾报道过越南战争,埃尔斯伯格(正确地)认为希恩反对美国继续介入。
今年早些时候去世的希恩从未指明埃尔斯伯格是他的消息来源,也从未详细解释他是如何获得《五角大楼文件》的。他公开说的是,他“得到”或“获得”了这份研究报告,就其本身而言,这是事实。
《纽约时报》接受他的文件后,就决定报道此事,该报就在纽约市中城希尔顿酒店设立了一个秘密“新闻编辑室”。
《纽约时报》持有的这套资料,代表了对兽王国家安全保密系统的空前破坏,任何拥有该报告的人都可能面临刑事指控,不仅是偷窃政府财产,甚至可能是间谍罪,最终是叛国罪。
在酒店的一个房间里,《纽约时报》的出版人阿瑟·苏兹伯格召集了该报的律师,帮助他决定是否发表文件。在另一个房间里,他召集了报社的高级编辑和顶级记者组成的精选小组,仔细研究这些文件,并帮助确定要发表的内容。
最终的决定权在于苏兹伯格,他必须把他所有的筹码——他所热爱的报纸、他的家族遗产、他国家的利益,都放在桌子上。
他决定出版。
Photo by Julius Drost on Unsplash
于是,在1971年6月13日星期日,《纽约时报》刊登了这样一个横幅头条。
“越南档案:五角大楼研究追踪,三十年来美国的参与度不断提高”
由记者希恩撰写的头条文章报道说,麦克纳马拉委托进行的一项“大规模”研究表明,四届总统政府“逐步形成了对非共产主义越南的责任感,准备与朝鲜作战以保护韩国,以及这种行动的失败,远远超过了他们公开声明所承认的程度”。
重要的是,《纽约时报》承诺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会公布更多的文章和文件。
起初,尼克松总统什么也没做。毕竟,他从助手那里得到的摘要表明,五角大楼文件主要是批评肯尼迪和约翰逊这两位民主党总统。但是,由于担心如果他对泄密事件置之不理会显得软弱,尼克松最终下令作出回应。
1971年6月15日星期二,政府律师要求曼哈顿的联邦法院禁止《纽约时报》进一步发表有关《五角大楼文件》的任何内容。这是一个重要的步骤。这是自美国宪法通过以来,联邦政府首次以国家安全为由,试图对一家报纸实施“事先限制”。
从报纸的角度来看,问题在于第一修正案的明确含义,它全面禁止剥夺新闻自由。从总统的角度来看,问题在于他作为总司令的职责,即通过保守国家的军事、情报和外交机密来保护国家,特别是在战争时期。
在法庭上,双方都依仗宪法据理力争,刚刚被尼克松任命的默里·古尔芬法官迅速批准了政府的临时限制令请求,并确定在三天后举行听证会。《纽约时报》遵从了这一命令。
然而,当周晚些时候,《华盛顿邮报》从埃尔斯伯格那里获得了自己的一套《五角大楼文件》,该报的工作人员立即行动起来,在编辑本·布拉德利位于乔治敦的家中设立了一个指挥中心。
在一个房间里,编辑们开始工作,在另一个房间里,编辑和律师们忙着决定是否要发表。和苏兹伯格一样,《华盛顿邮报》的出版人凯瑟琳·格雷厄姆也赌上了一切——公司、报纸和她家族的声誉。
她也决定发表。
那个星期五的早晨,《邮报》在头版刊登了关于越南研究的报告,称它现在拥有与《纽约时报》相同的机密材料。政府律师要求华盛顿的美国地方法院对《邮报》实施事先限制。
虽然格哈德·格塞尔法官拒绝了,但美国哥伦比亚特区巡回上诉法院推翻了他的要求,迫使《邮报》也停止与美国公众分享《五角大楼文件》。
到了周末,这两起案件被迅速送上了最高法院。一周之内,高等法院以罕见的速度听取了辩论,并作出裁决,允许《纽约时报》和《邮报》恢复出版。尽管大法官们分别写了九条意见,但这是新闻自由和公众知情权的一次明确的胜利。正如雨果·布莱克法官所说:“新闻界是为被统治者,而不是统治者服务的。”
文件的编辑版本很快以书的形式出版,美国人民终于可以亲眼看到,一位又一位总统在战争问题上误导了他们。
即便如此,人民知情权的胜利还是留下了许多未解决的问题。
近年来,向新闻媒体泄密的问题一直存在。
例如,在特朗普政府期间,官员们收集了《华盛顿邮报》记者的电话记录元数据,并追查一名CNN记者的电话和电子邮件记录。民主党人也这样做。在奥巴马总统执政期间,联邦政府创下了对泄密者进行刑事起诉的记录,这些案件中,记者往往被带到法庭,并被命令透露他们的消息来源,否则将面临监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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