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画 | 勃鲁盖尔《死亡的胜利》
瘟疫启示录
从“失控”到“失信”
文:网摘  编:木叶
在疾病发生之前,行动起来

不再拖延。
——古罗马诗人:奥维德
新型冠状病毒从2019年12月份被发现,到2020年1月的爆发,直至3月份已全球性的蔓延,至今愈演愈烈,毫无停止的迹象。

无论是新型冠状病毒、SARS冠状病毒、炭疽热、还是埃博拉病毒,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瘟疫。
所有天灾中,瘟疫是特别的,与地震、台风、火山爆发、海啸不同,这类天灾是突发的,不论后果如何严重,但是结束很快。
但瘟疫是一个过程,从爆发、扩散到遏制,整个过程都有人为因素,如果处理不当,就会会成为“人祸”。这种情况发生时,就会产生一个更可怕的现象:从瘟疫的“失控”而引发的社会公共卫生的“失信”。
劳丽·加勒特在其著作《失信:公共卫生体系的崩溃》中说:“唯一能有效阻止微生物和具有威胁的病原体的堤坝,就是公共卫生。”
可以说,一个没有健全和公共卫生体系和卫生预警的国家,在现代瘟疫面前是很脆弱的。
肺鼠疫在印度的爆发
20世纪发明的科学和医疗工具,将成为21世纪全球公共卫生努力的重要基础,基于改变人类和微生物基因的大胆创新,也将成为重要基础。
但对群体健康至关重要的是古老的、非技术的因素:清洁的水,充足的、有营养的、洁净的空气,体面的住房,未受污染的食物,科学的排水和垃圾处理,以及对流行病进行的正确的社会和医学控制,广泛或普通可以获得的妇幼保健服务,日常生活中个人健康需要的知识。
然而这些最基本的东西在发展中国家却都很缺乏,最典型的地方就是印度。

1994年印度苏拉特鼠疫时期
人们抛洒白石灰对地面消毒
1994年9月下旬,曾经销声匿迹多年的鼠疫在印度突然爆发流行。在短短一周之内,该市已经有55人死于这种急性瘟疫——肺鼠疫,重症肺鼠疫感染者超过350人,又一周后,感染人数就已达到了几千人。
肺鼠疫是致死率最高的瘟疫,如果没有及时的治疗,从感染到死亡,通常不超过10天。恐慌情绪迅速在苏拉特蔓延,将近50万人在不到一周的时间内从这里逃向印度的四面八方。苏拉特成了一座难觅人迹的鬼城。
这种大规模的逃离,将恐惧与鼠疫一起传播到印度的各地。
虽然疫情发生后印度政府及时采取了紧急措施,苏拉特地区的疫情得到控制,但由于人口的大规模迁移,可怕的鼠疫已在全印度蔓延开来,并有部分散播到世界各地。

劳丽·加勒特在《失信》中说,这场瘟疫其实并非起源于苏拉特,而是印度东南部距离苏拉特东南部距离苏拉特有千里之遥的一个小村庄。鼠疫病菌传到苏拉特后,由于这里恶劣的公共卫生条件,而率先在这里爆发。
加勒特
总结说,1994年印度爆发鼠疫期间,政府当局、学术界、医学界和全球民众对公共卫生的基本信任已被各种可能发方式所破坏。全球权威机构也未能及时应对。

鼠疫期间,恐慌造成的影响最大,恐慌之后,就是阴谋论。阴谋论轻松攻破了卫生当局理应在民众中建立起来的公信力。而最近新冠在印度的二次爆发,无疑又对印度防疫公信力的又一次生死考验。
▌埃博拉病毒在扎伊尔的流行
1976年9月中旬,位于扎伊尔(扎伊尔指刚果民主共和国)北部本巴地区扬布库村的一间小教会医院的医生报告几十例相同病例,比疟疾症状严重,包括出血性呕吐、鼻出血、出血性腹泻,其中14位病人死亡,其余病人的病情也很严重。
后来,病毒学家把扬布库村发现的病毒,按流经本地的埃博拉河的名字,命名为埃博拉病毒。这是一种起源于动物的、可以人传人的致死率极高的烈性丝状病毒。
世界各国科学家对这种病毒束手无策。这种疾病给扎伊尔人带来深深的恐惧。然而,疾病还不是扎伊尔人集体恐惧的真正根源。

在扎伊尔首都金沙萨,准确揣摩独裁者的旨意是一门艺术。如果独裁者被激怒,无论在政治上还是物质存在上,都没有人能存活很长时间。独裁者和他的朋友们从扎伊尔人民的身上一味的掠夺财富,至于“公共卫生”,这个词不在他们的词典之中。
很明显,政府在这个陷入困境的国家的任何地方,都没有一点信誉可言。而这种对政府的缺乏信任和政府的无能,在病毒爆发时,将起到疫情倍增器的作用,让疫情更加难以控制。国际力量虽积极施以援手,起到的作用的却十分有限。

另一方面,疫情的持续蔓延,给扎伊尔的经济带来巨大的打击,这又反过来削弱了人们抵抗瘟疫的经济能力。整个国家陷入了不幸的恶性循环。
西方人士在讨论看似难以解决的非洲问题时,通常会嗤之以鼻,但埃博拉对公共卫生的影响,远远超出了他们的认知。
现代交通越来越便利,正让埃博拉传播的风险不断上升。埃博拉病毒感染后的潜伏期为2-21天,如果一个埃博拉病毒感染者在不知自己感染病毒的情况下乘坐了跨国交通工具,就很可能会把这种致死率达90%的病毒散播到世界各地。
▌生物恐怖主义的巨大威胁
1995年3月20日,日本东京地铁发生骇人听闻的毒气事件。
事件发生时,地铁进入“霞关”站后,一枚小型炸弹爆炸,释放出一种名为沙林的致命神经毒气。至少3名乘客还携带了装有沙林毒气的塑料袋,他们同时将塑料袋戳开。
一时间,地铁内人们纷纷跪倒在地,头晕目眩,伴随着恶心、口鼻出血、头痛、咳嗽等症状,有人不幸身亡。东京消防部门迅速做出了反映,他们当中很多也在地铁内中毒。

最终,这次事件共造成13人死亡,至少5510人受伤。
日本警方很快发现罪魁祸首是一个奇怪的宗教——奥姆真理教。奥姆真理教的使命是为了实现世界末日,他们把自己置于对幸存者的统治之上。

随后数年的警方调查和法庭记录显示,奥姆真理教是一个庞大的组织,在日本、俄罗斯、欧洲和美国,至少有4万信徒。邪教组织成员涉及世界政商各界,他们向有能力向俄罗斯总统顾问委员会成员征求意见,朝鲜曾向该组织提供武器和建议。


奥姆真理教的活动清晰的证明:
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特别是生化武器能够而且正在由不受政府控制的团体研发。他们是全球安全一个新的巨大威胁。
无独有偶,有些政府组织也致力于研究致命生化武器,比如萨达姆时期的伊拉克、巴沙尔时期的叙利亚。
值得一提的是,不只独裁国家喜欢研究生化武器,美国冷战时期也曾有相关项目,攻击性的生物战计划曾在美国秘密进行了15年之久。而冷战时期的苏联,对生化武器的研究就更是疯狂了。
生化武器不同于核武器、常规武器或化学武器的生产,不需要专门设施。任何制药或医学实验室和生产现场都可能是生产源。生产生化武器的每一步,都可以通过合法的材料和设备来实现。
可以说,
生物恐怖主义是一个随时都可能在世界的某处发生的危险,其制造恐怖的成本很低,但造成的伤害却奇高。
这成为摆在世界公共卫生安全面前的一个巨大、难以防范的威胁。

信任和责任是公共卫生的支柱
公共卫生体系是十分脆弱的,建立一个公共卫生体系需要花几个世纪的时间,将其摧毁,却只需要都短短数十年。而一旦发生大规模恶性瘟疫并失控的话,公众对权威部门失去信任,可能只需要几个月的时间。
信任和责任才是公共卫生的支柱。一个地区或国家领导者必须担负起其应当承担的社会职责,为可能发生的公共卫生事件做好万全的准备预案,才能在最大程度上减少瘟疫来临时的伤害。

正如
劳丽·加勒特在其著作《失信》中所说:生物攻击或者自然界引发的大瘟疫发生时,他们只有一个可以相信的对象——地方、国家和全球公众卫生基础设施。如果在迫切需要时,不存在这种交错的系统,它将构成对民众信任的严重背叛。
为此,李强好书伴读鼎力推荐
劳丽·加勒特
失信:公共卫生体系的崩溃
》。认识公共卫生设施的重要性,找到在瘟疫中有力的保障。

本书为疫情当下的人们,提供了清晰的理解思路,通过5个典型案例,生动地讲述了全球公共卫生的历史,分析了全球公共卫生所面临的巨大问题,并给出了恰当的建议。

书中强调:要建立信任,就必须有一种社区意识。社会必须集体相信自己的未来。一个缺乏互信的社区,在瘟疫面前是不堪一击的。
总体而言,公共卫生体系既是民众对政府态度的晴雨表,又是检验政府能力的试金石。感兴趣的书友,可识别下图二维码,一键收藏。
来源 | 本文图片采自网络,部分段落汇编自网络,根据劳丽·加勒特《失信:公共卫生体系的崩溃》整理而成。感谢原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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