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6月3日，我国商务部表示，中美经贸领域已开始正常沟通。这是特朗普任内中美达成第一阶段贸易协定，以及全球疫情爆发以来，中美关系的最新动向。可以看到，拜登政府在对华接触上，步履依旧谨慎。
尽管拜登政府与特朗普政府在基本理念、选民基础、以及背后利益集团都存在明显差异，但在对华关系的关键问题上，拜登政府无论是主观还是客观，都无可避免地要延续特朗普风格。在北京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王勇看来，拜登团队认同经济相互依赖对国际关系稳定的作用，因此中美关系至少在目前看来还是会在相互依赖对框架下展开大竞争。
值得注意的是，拜登政府对华政策出现了一个不太积极的动向，即提出来要进行全球供应链的调整，尤其是在高科技领域推动中美“脱钩”。对于中美关系的长期观察者而言，中美关系在短期内突然转向的可能性不大。
本篇采访稿是笔者在中美安克雷奇会谈之后与王勇老师的一次交流，特在此刊出，以供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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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热衷于报道中美安克雷奇“2+2”对话中的冲突，这也是拜登上任以来，中美第一次战略高层接触，对于此次中美对话的看法，持积极态度的认为，尽管有冲突，但更是一场务实而富有建设性的对话。悲观的声音认为，这是中美不可调和矛盾在外交上的一次展露，对抗已然是中美关系的主基调。对此您有何评价？
王勇：阿拉斯加战略对话引起了全世界的广泛关注，因为中美两个大国之间的力量差距越来越小，竞争越来越激烈，中美关系的走向对于世界和地区有着重要的影响力。
中美的高度竞争也引发了担忧，未来世界朝什么方向发展？经济全球化又将去往何方？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和平和稳定能否继续存在？
这种担忧反应在最顶层是在今年2月，欧洲主要领导人，德国总统默克尔（Angela Merkel）、法国总统马克龙（Emmanuel Macron）、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von der Leyen）、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António Guterres）发表一封联名信，表达他们对中美关系影响世界的担忧。他们看到了一个多极化世界正在来临，对于世界从单极走向多极的过渡期间能否保持稳定，充满疑虑。
回到这次中美高层战略对话。一天半的对话，开场白不同寻常地延长了一个多小时，并经由全世界媒体放大各种细节，戏剧性的冲突引起全球舆论的巨大反响。中美这次公开交锋，不仅涉及到中美关系本身，还涉及到国际秩序如何定义，谁代表国际社会，国际规则由谁来制定等本质问题。当然，观察者还可以进一步引申到，中美体制哪个更具有优势的讨论。这也是全球舆论如此关注中美对话的根本原因所在。
除此之外，在全世界聚焦的国际场合，中国方面强烈发声，批评美国的外交礼仪，更让人意识到中国的崛起，以及中国对于世界的影响将会越来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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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此次中美的互动来看，拜登政府对华政策有哪些重点？
王勇：拜登政府在对华战略的主要态度还是与中国坚决竞争，因为事关美国的霸权地位，美国绝不甘心失去这个地位，所以美国会利用所有资源和盟友降低美国衰落的速度与影响。
另外，由于中美之间又有很多共同利益，美国也愿意在可以合作的领域与中国进行合作。所以美国的态度是矛盾且两难的，也就是说，中美正朝着一种既合作又竞争的关系模式转变。中美力量对比变化是导致竞争的根源，也可能是加快双方协商的契机。
竞争不会改变，合作也不会改变。近期来看，竞争是主调。对于双边关系来说，最重要的是稳定关系，维持最低预期，开展沟通来管控危机。不要让竞争失控，尤其是在军事领域的失控，这是最重要且最紧迫的一点。
中美应该在所有领域开放对话，美国现在越来越不开放，对中国也越来越谨慎小心。一句话总结就是，以一个更加开放的中国来应对一个越来越不自信的美国。
当然，未来还存在很多不确定性，美国仍然有很多值得中国借鉴的东西，不排除美国有自我修复的能力，中国也不能对自己的发展盲目乐观。前途未卜，中国在处理越来越复杂的国际形势和国家间关系时，应该更加如履薄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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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这次中美会谈中的表现让人联想到习近平主席在今年两会上所说“中国已经可以平视这个世界了”，安克雷奇会谈从某种程度上说，是中国一次“平视外交”的演练。也有观点认为，曝光在镜头面前的交锋，也是中国外交文化由被动应对变成主动塑造的一次转折。对此你怎么看？
王勇：从外交的角度来看，即便是双方的开场被媒体渲染为一次“激烈交锋”，但实际上，还是没有越过外交活动的常规。外交既有彬彬有礼的温和讨论，也可以有唇枪舌战。而决定使用哪种方式的，是原则问题。中国在原则问题上的“强硬”，不是今天才有，在维护国家主权和核心利益的问题上，中国始终抱有非常坚定的态度。
可以看到，西方媒体是有一些负面解读，把它称为战狼外交的延续，认为中美关系将会进入冰冻期，从而产生严重后果。这样的判断，我认为只看到了表面，没有看到本质。也就是前面提到的，中美力量对比正在缩小，在硬实力出现变化之后，随之而来的必然是软实力的变化，话语权的变化，因为话语权是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表现。
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将其视为中国话语权的崛起，外交团队敢于直面最强大的对手，底气来源于中国国力的增长。在疫情席卷世界之际，中国基本控制住国内疫情，是2020年唯一正增长的经济体，这显示出中国治理体系的有效性，反过来又增强了中国外交的底气和中国的话语权。
当然，在外交上没有必要夸大斗争的一面，因为斗争的目的是合作，是为了增进彼此的了解。我认为中国的外交还是坚持以合作为目的的外交风格以及建设性的沟通。中国一直强调，中美关系应该是不冲突不对抗，是互利共赢的关系。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必要的斗争和敢于亮剑也是不可或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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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点非常重要，在会谈结束之后，中方并没有过于强调冲突，而着重突出会谈建设性的一面。当然，即便在会谈开始之前，各界也并没有对本次会谈有过高期待。在你看来，这次会谈的成效是否超出了预期？此外，从某种程度看来，这种直截了当的外交风格，是否更能够因应当下中美关系的变化？
王勇：面对由中美实力对比变化引起的中美关系变化，以及整个世界治理的诸多挑战，中国作为一个大国有责任和义务，坦率地发表自己的意见。
世界上没有完美的体制和文化，中国的目的是打破美国和一些西方媒体长期以来对中国的偏见，彰显中国的体制和文化优势，对于应对世界性危机可能做出的特殊贡献。中国当前的外交有张有弛，有进攻也有防守，有激烈的争论也有心平气和的交换意见。
阿拉斯加两天的对话，包含了以上全部内容。这就说明，中国的外交不是为斗而斗，斗争是为了交流，交流是为了合作。中国两位高级外交家的尺度把握得很好，我们最终看到中方发表的相关内容，会谈还是有成果的。符合最低预期，达到了增进彼此了解的目的。
最重要的是形成了在气候变化合作方面的共识，双方约定建立应对气候变化的联合工作组，推动人文交流，包括在多边场合如G20、APEC的平台上加强中美协调与合作。从整体看，这次会谈取得的结果，比预想中的更正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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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美会谈之前，美国国务卿和国防部长先与日本举行“2+2会谈”双方在会后发布的声明中点名批评中国，还谈到了南海、东海、香港新疆等问题。此外，同样是在会谈开始前，美国还宣布制裁两名中国的涉港官员，如何理解美国这一系列动作？
20213月24日，布林肯参加在布鲁塞尔总部举行的北约外长会议
王勇：美国在中美会谈前展开的一系列外交活动，召开四方对话、美日、美韩2+2对话，与多个盟友沟通协调的目的是为了制造向中国施压的声势，试图营造一种中国“被孤立”的氛围。美国决心要和中国竞争，防止中国影响力扩大，从所谓实力的地位出发与中国谈判，希望中国能在一些问题上让步，这是会谈前美方的基本设想。
为何美方会有这样的布局，主要有几方面原因：
第一，中国实力和影响力不断增长对美国的霸权地位造成挑战，尤其是在亚太地区。第二，美国当前的国内政治非常脆弱，拜登政府是一个弱势政府，特朗普的支持者可以说至今还不认可大选结果，认为拜登窃取了总统之位，更不用说1月6日，美国国会发生的暴力冲击事件。
两党斗争加剧，拜登政府担心任何对中国的妥协和让步，都会被共和党视作对中国的投降。为了堵住反对派的嘴，拜登政府必须对中国强硬，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或许可以解释，为何布林肯宁愿违背基本外交礼仪也要在开场白对中国进行强势表态。
背后原因是因为美国的信心越来越不足，担心中国从此看低了美国，特别是“东升西降”观点的流传，进一步冲击了美国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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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登政府上台之后，除了同样对中国强硬之外，没有提出新的对华政策议题。也有观点认为，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被特朗普煽动起来的极右翼和民粹主义绑架了。从拜登政府不断强调对盟友的重视来看，美国似乎正在包围中国的大战略布局，美国正组建一个围堵中国的盟友圈子。拜登实现这一包围圈的可能性多大？
王勇：某种程度上，这种看法是有它的道理。但是也要看到，拜登政府与特朗普政府的诸多区别。特朗普政府是美国共和党右派主导的政府，完全不了解中国，对外政策的思路以地缘政治为出发点。如果特朗普顺利连任，中美发生断交和局部战争的可能性并不低。
因为特朗普政府的目的就是要一场针对中国的新冷战。相对而言，拜登政府同样要与中国竞争，维持美国世界第一的地位，无论哪一位美国总统上台，这一点是肯定的。他们的不同在于，利益基础不同，拜登还是支持多边主义，只不过这个多边主义要以美国作为领导力量。
第二，拜登政府相信中美之间还有很多共同利益，还可以合作，中美关系不是零和游戏。
第三，基本盘不同，拜登政府背后是全球化受益者，包括美国的工商界、华尔街投资界、硅谷高科技企业以及好莱坞梦工厂等群体。这一基本盘，对社会政策和政治制度的看法，相对更开放，不像特朗普那么极端保守。
这些因素决定了拜登政府与特朗普政府的区别。在力量允许的情况下，拜登政府想要推出一个限制中国影响扩大的国际联盟，这个联盟以西式民主、人权等价值观为基础，压制中国。甚至在极端情况下，可以发展成以印太战略为基础的针对中国的亚洲小北约。
但从现实情况来看，拜登这一系列外交战略布局很难实现。首先，中国几乎是所有亚太地区国家的主要贸易伙伴，与此同时，中国也越来越成为它们的主要外资来源，很多国家受益于“一带一路”倡议。它们绝大多数不愿意在中美之间选边站，不愿意接受美国的意识形态化、军事化的国际同盟的设想。
除此之外，美国当前正处于最脆弱的时期，根本没有能力通过各种举措吸引周边国家加入围堵中国的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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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这一点，您会认为，比起特朗普时期的单打独斗，对华实行脱钩冷战的策略来看，拜登政府以价值观为基础的联盟，对中国的威胁要小一些吗？
王勇：对，相对来说对中国的挑战要小一点，没有那么致命。因为拜登政府之下的中美关系，有妥协合作的空间。我在中国社科院《国际经济评论》杂志年初一期的评估文章中把拜登时期的中美关系形容为，一种相互依赖框架不破裂的中美竞争，它还维持着共同利益。
拜登本人和他的团队也说过，中美完全脱钩并不现实，对美国没有好处，美国的盟友和伙伴也反对。我认为美国清楚的是，追求极端政策的不现实。所以，一方面需要和中国展开竞争，不寻求冲突，更不能使冲突失控，另一方面要在一些领域谋求与中国合作。尽管合作本身也意味着激烈的竞争。
我认为中美在竞争中完全可以找到妥协的余地，完全可以在扩大双方共同利益的基础上发展合作。在意识形态的问题上，中美也可以通过文明和治理体制的对话，加强合作，取长补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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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日“2+2”峰会上，两国达成了将联合举行针对钓鱼岛被中国占领假想的反登陆作战演练共识。在美日印澳四国峰会上，也形成了加强军事安保合作的共识。从军事安全的角度来看，美国是否正在布局针对中国的军事包围圈？
王勇：美国的一些战略家，应该是有这样的打算，希望能够通过加强与盟国的关系，加强军事上对中国的包围。在这方面，拜登政府可能会继承特朗普政府制定的印太战略，把中国锁定在第一岛链内，这就意味着，中国在领土领海纠纷方面，要面临以美国和美国盟友的集体反应。
从现实来看，要推动这一目标也意味着困难。在钓鱼岛问题上，美国和日本的目标利益并不一致，美国反而需要警惕被日本过度利用，当了日本的炮灰。
因为美国在主权问题上不持立场，自知理亏，但现在为了拉拢日本，所以要在日本防务的问题上表态，我们需要关注这一点。
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美国出于遏制中国的战略动机，不断打“台湾牌”，为台独势力打气，它的做法实际上等于与所有中国人为敌，最后不会捞到什么好处。最让美国头疼的是，在中国的近海作战中，美国现在根本没有任何胜算。
更重要的是，美国除了中国以外还有其他国际目标。拜登政府的战略与特朗普（Donald Trump）不一样，美国现在同时在几个地区进行部署，中国只是拜登政府的一个目标，此外还有俄罗斯和伊朗等等。这就决定了美国战略力量的分散，中国为了维护主权利益，集中在周边投入资源，相对而言，中国要更从容一些。
这也从侧面说明，拜登政府并没有像特朗普政府一样，把中国视为美国利益的最大威胁，拜登政府对中美关系的评估更多在于防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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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与中国的“2+2”的对话之后，布林肯（Antony Blinken）又马不停蹄访问布鲁塞尔，与北约成员国外长和欧盟官员进行会晤。此次行程也在于寻求修复和强化盟友关系，协调应对中国挑战。另一方面，几乎同一时间，俄罗斯外长访华，说中俄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如何看待中美各自的互动？
王勇：随着中美竞争加剧，未来会出现更多的战略大三角关系。大国之间的战略互动未来会更加频繁，中美俄三边战略互动，中俄关系更近一些，共同抵抗来自美国的压力。中美欧三边战略关系，美欧在意识形态上利益一致，但另一方面，中欧的经济利益也变得越来越重要，中欧贸易已经超过了美欧贸易，这三边关系正在发生快速变化。
亚太地区也有战略三边关系，中美日三边关系中，美日更近一些，有共同对付中国的意味。此外，还会有中美印大三角关系等等。未来世界大三角关系的游戏相互重叠，以中美竞争为核心。从积极的一面看，中国外交反而有了更大空间。
可以看到，加速变化的世界中，中国力量增长很快，在中美力量还没有完全达到转折点的情况下，中国要特别谨慎小心地处理这些大三角关系，以扩大朋友圈、减少潜在敌人为原则，服务中美大竞争的格局。
目前为止，中国和俄罗斯不断提升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中国与欧盟完成全面投资协议谈判为深化关系增加了现实的动力。
我认为还要继续加强做日本的工作，回应日本方面对中国发展相关的安全担忧，同时也要与印度开展有效的战略沟通。因为中国奉行和平发展政策，而非扩张的政策，并不损害它们的利益，中国的发展与它们的发展之间是可以做到互补的。加强与主要国家的沟通协商，开展有效的外交，有助于中国进一步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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