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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1月27日格林尼治时间11时,中法两国政府发表联合公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法兰西共和国政府一致决定建立外交关系。两国政府为此商定在三个月内任命大使。”这是新中国外交史上内容最简洁、措辞最独特的建交公报。短短两句话40余字,向世界宣告:中法这两个在两极世界中追求独立自主的国家终于走到了一起。

中法建交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对国际舆论产生了强烈震撼,对世界局势产生了巨大影响,被西方媒体称为“一次突发的外交核爆炸”,被时任美国国务卿腊斯克称为“在密不透风的铁板上撕开一道裂缝”。在这一切的背后,隐藏着一段波澜起伏的外交博弈。
新中国成立后,受冷战时期的国际环境以及两国关于民族独立问题的分歧影响,中法两国迟迟未能建立外交关系。对此,周恩来总理曾对来华访问的法国议员代表团说:“美国是阻挡不住的,具有光荣革命历史的法国会走在美国前面,而且会走在英国的前面。中国是可以等待的,世界在变化,只要大家努力,中法建立外交关系就不会太晚。”
1954年6月19日,周恩来总理兼外长和法国总理兼外长孟戴斯-弗朗斯在中国驻瑞士大使馆首次谈及两国建交问题
1962年法国结束阿尔及利亚战争,消除了中法建交的最后一个障碍。立志重振“高卢金鸡”雄风的戴高乐不愿再以美国马首是瞻,开始谋求打开对华关系局面。中法关系正常化的条件日趋成熟,只差一个契机……
1963年8月20日,法国前总理埃德加·富尔来到位于瑞士伯尔尼的中国大使馆。他在与中国驻瑞士大使李清泉的交谈中提出请求,希望以个人名义访问中国,并会见中国领导人。8月22日深夜,仍在中南海西花厅忙碌的周总理收到特急电报,内容正是驻瑞士使馆关于富尔请求的汇报。
提到富尔,周总理一点也不陌生。1957年,卸任法国总理的富尔受邀对中国进行了第一次访问,并将他所见所感写成《蛇与龟》一书,书名取自毛泽东主席词作《水调歌头·游泳》,意在表达尽管中法是隔岸相望的蛇山与龟山,但也能迎来“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
富尔在那次访华期间受到了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国领导人的接见,他的书中有过这样回忆:“毛主席在谈到中国时表情凝重而自信:您已看到我们国家的情况了,看到我们目前是多么落后,任务是艰巨的。”谈话中,毛主席用“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的典故来形容国际形势,让富尔印象深刻。富尔在书中写到:“我思考着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矛盾:许多国家竟然不承认这样的一位国家元首,不承认眼前明显而重大的现实情况,对我们有什么好处?”
时隔6年,再次面对富尔的访华请求,周总理敏锐地察觉到,富尔此行很可能是要传递法国政府谋求改善对华关系的信号。他当即做出部署,以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名义向富尔发出邀请。
不出周总理所料,富尔此次访华的确带有“官方色彩”。戴高乐总统同富尔交往密切, 希望富尔作为自己的代表访问中国,他在给富尔的指示中写到:“请告诉中方 ,无论出于常理、传统还是未来的考虑,法国准备发展法中双边关系”用心良苦的戴高乐专门给富尔写了一封“亲笔信”,表示对他“完全信任”。这封信表面上是写给富尔的,实际上是写给中国领导人的。
10月22日,富尔乘坐的客机降落在北京首都机场。来京第二天,周恩来总理便在西花厅同富尔展开会谈。富尔谈起了周恩来四十多年前留法勤工俭学的岁月,并说:“现在总理是时候再去巴黎了。”在寒暄之间,富尔此次来华的目的不言自明,中法两国建交谈判正式拉开序幕。
1963年10月,周恩来会见戴高乐总统代表、法国前总理富尔(中)。

当时的法国戴高乐政府虽想同新中国建交,却又在台湾问题上放不下包袱,拒绝主动宣布同台断交。富尔的解释是:蒋介石政府曾在二战时帮助过戴高乐领导的“自由法国”。对此,周总理坚定地表明中方原则,绝对不可能存在“两个中国”。他对富尔说:“我们都知道,皮杜尔是反对戴高乐的。如果他在外国势力的扶植之下,成立了流亡政府,那么中国能否因为一度与他有过接触,不承认现政府,而承认流亡政府,或者两个都承认呢?”
接下来的谈判一度陷入僵局。为缓和气氛,给富尔更多思考时间,同时也为进一步研究对策,中方决定在接下来的几天安排富尔到内蒙古等地访问。在富尔离京的时间里,周恩来一直在思索如何在两国建交程序问题上打破僵局。最终,中方先后向法方提出了“有步骤的建交方案”和“三点默契”方式,得到富尔大力赞赏。双方共同签署了《周恩来总理谈话要点》。收到富尔此行报告和《要点》后,戴高乐随即决定加快法中建交步伐,并指派法国外交部欧洲司司长博马歇公使前往瑞士,同李清泉大使就建交具体事宜展开谈判。经过新一轮折冲,双方最终同意先行宣布建交,由中方发表关于“一个中国”的照会声明,而法方予以默认,解决困扰两国建交的台湾问题。
1964年1月27日,两国正式发表建交公报。次日中国政府单独发表声明,表明在台湾以及联合国等国际组织问题上的立场,反对“两个中国”企图。至此,中法建交大局已定。1月31日,戴高乐在爱丽舍宫召开千人记者会,正式宣布承认新中国。他说:“法国应该直接倾听中国的声音, 也让中国听到法国的声音。目前还在观望的某些政府,迟早会觉得应该仿效法国。”
从“北京回合”到“上海回合”再到“伯尔尼回合”,在这一曲折过程中,毛泽东、周恩来等新中国领导人既坚持原则,又灵活变通,充分照顾对方难处,入情入理推动两国实现建交,成为谈判艺术的杰作和外交史上的创举。在两国人民的殷切期盼下,在两国领导人外交智慧的指引下,中国和法国最终走到了一起,两国友好关系的历史从此翻开了新的一页。
(文章来源:外交部发言人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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