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后为何那般心狠手辣？权倾天下的吕氏怎么突然就被灭族了？这段时期政治如此动荡，经济上为何却是一片向好的“文景之治”？
视秦始皇为偶像的刘邦，为确保刘氏江山永世稳固，在弥留之际已经为子孙后代构建了基本的帝国轮廓。《史记·张丞相列传》记载：
“自汉兴至孝文二十余年，会天下初定，将相公卿皆军吏。”在刘邦的时代，左、右丞相是中央政权的代表，南、北军兵权，是中央军权的代表，这些代表权力金字塔尖的三公九卿，都掌握在军功集团手里，以周勃、陈平和灌婴为代表。卧榻之旁，岂容猛虎酣睡？内外两只猛虎，刘邦忧心忡忡。这就是刘邦马不停蹄地东征西讨、吕后狠心杀人立威，夫妻二人将曾经一起打天下的诸侯功臣逐一剿灭的原因所在。他两将异姓王全部换上刘氏皇族，形成了刘氏诸侯与军功集团互相制衡、皇权居中驾驭的政治格局。因此，公元前195年，在去世的前一个月，刘邦坚持拖着病重的身体，召开一次全会。他把刘氏诸侯和朝廷重臣召集到一起，现场斩杀一匹白马，歃血盟誓：“国以永存，施及苗裔；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击之，若无功上所不置而侯者，天下共诛之。”第一，“国以永存，施及苗裔”，只要汉帝国存在，统治集团及其子孙就永远有酒喝有肉吃。第二，“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击之，若无功上所不置而侯者，天下共诛之“，不是姓刘的人不能称王，没有军功者不能封侯，从而确保地方政权掌握在刘氏诸侯手里，防止军功集团控制地方。
这就是”白马之盟“，构建了汉帝国的基本框架。
在各方势力的共同认可下建立了一个以异姓功臣辅政中央、以刘氏诸侯控扼地方，两方势力相互制衡，皇权稳坐钓鱼台的政治格局。
刘邦去世时，汉惠帝刘盈只有17岁。主少国疑，刘盈性格温和，所以刘邦在弥留之际，守在床前接受遗嘱的人是刘盈之母——心狠手辣的吕后。刘邦相信，吕后才是刘氏皇权的忠实守护者，只有吕后才能帮助皇权镇住朝中元老和朝外诸侯。汉惠帝坐龙椅的7年，吕后基本延续了刘邦的统治架构，除了与戚夫人的宫斗而杀掉赵王刘如意外，没有打压军功集团和诸侯的政治措施，三方基本各自安好。《史记·吕太后本纪》记载：
“孝惠皇帝、高后之时，黎民得离战国之苦，君臣俱欲休息乎无为，故惠帝垂拱、高后女主称制，政不出房户，天下晏然。”惠帝没有成年的儿子，都是婴幼儿或儿童，吕后自己也已经54岁了，时间已经不允许她按部就班地等待皇帝成年。而且，惠帝的太子，与诸侯王的血缘已经逐渐疏远，直系血亲演变为旁系血亲，诸侯拱卫朝廷的意愿变得薄弱。
计划赶不上变化，吕后剑走偏锋：同时打压军功集团和刘氏诸侯。西汉进入政治斗争空前激烈的“十年浩劫”，吕氏悲剧的种子就此埋下。吕后的手段就是“重用诸吕”，将吕氏家族安插在中央和地方，防止他们作乱。在中央，吕产和吕禄控制南北军，掌握军权；吕氏家族大量进宫，蚕食中央权力。《史记·吕太后本纪》对此有记载记载：辟彊曰：“帝毋壮子，太后畏君等。君今请拜吕台、吕产、吕禄为将，将兵居南北军，及诸吕皆入宫，居中用事，如此则太后心安，君等幸得脱祸矣。”丞相乃如辟彊计。在地方，吕后开始集中火力怼诸侯，削藩以此为开端。赵国和齐国是最强大的两个诸侯，吕后割齐国三郡，割赵国一郡，还封吕禄为赵王；其他诸侯亦未能幸免，吕产为梁王，侄孙吕通为燕王，侄吕台为吕王。右丞相王陵认为吕后的做法违背了刘邦“白马之盟”的祖训，第一个站出来反对，随即遭到解职。原本刘邦设计的权力结构是让异姓功臣与刘姓诸侯相互牵制，皇帝通过维持与调节这个平衡来保证权力的稳固。现在吕后同时分取异姓功臣和刘姓诸侯的权力，等于把这两方势力同时推到了自己的对立面。公元前180年，61岁的吕后还没来得及完成自己的政治计划就去世了。齐国在吕后的打压下损失最惨，丧失一半领土，齐王刘襄在吕后尸骨未寒之际，率先起兵，《史记·吕后本纪》记载檄文：“今髙后崩而帝春秋富，未能治天下，固恃大臣诸侯。而诸吕又擅自尊官，聚兵严威，劫列侯忠臣，矫制以令天下，宗庙所以危。寡人率兵入诛不当为王者！在这篇檄文中，刘襄多次提到“大臣”“忠臣”，这指的就是军功集团，表明他这个刘姓诸侯已经准备好与异姓功臣连手，共同打击吕氏家族。军功集团确实立刻响应了，因此这场“诸侯之乱”异常顺利。受诸吕的委派而带兵前去镇压齐王的灌婴才到荥阳就停了下来，并派使者联络齐王及其余诸侯王，共同领兵杀诸吕。这时坐在京里的吕产、吕禄还实际掌握着南、北二军的指挥权，为了解除他们的兵权，太尉周勃派遣与吕禄私交甚好的郦寄前去游说。同时得罪两方，自知没有胜算的吕氏兄弟，主动放弃兵权，结果等待他们的是一场大清洗。不仅吕氏被军功集团满门抄斩，甚至连吕后的儿子孝惠帝刘盈的血脉都被赶尽杀绝。从吕后死，到诸吕灭，只有短短的3个月，这可算是西汉历史上最大的悲剧之一。400多年后，曹氏家族重演了这种历史惨剧。在刘氏诸侯与军功集团的结盟下，诸侯的军队连关中都没进入，就“诛灭诸吕”。苦心孤诣经营一切的吕后，看到这种一触即溃的惨败结局，实在是死不瞑目！接下来要做的，就是恢复刘邦“白马之盟”的政治传统。代王刘恒是在“白马之盟”在这套权力制衡机制的作用下，经过以周勃为首的列侯功臣与以齐王刘襄为首的地方藩王相互妥协而最终登上帝位的，这就是汉文帝。当时的候选人只剩下楚王刘交、齐王刘襄、代王刘恒和淮南王刘长这四人。
刘襄是刘邦的孙子，血缘没问题，但无诏兴兵，齐国势力强大，军功集团不放心；
刘恒和刘长都是刘邦的儿子，但刘长是吕后养大，刘氏诸侯和军功集团都不放心。
实际上，代王刘恒收到陈平、周勃发来的称帝请愿书时，刘恒自己和代国群臣不仅没有表现出欣喜，反而是怀疑与担忧。郎中令张武说：“今已诛诸吕，新喋血京师，此以迎大王为名，实不可信！愿大王称疾毋往以观其变。”而主张刘恒接受邀请的少数派中尉宋昌则说：
“髙帝封王子弟，地犬牙相制，此所谓盘石之宗也，天下服其强。”宋昌依然相信“白马之盟”的政治稳定性，认为刘氏诸侯能制衡中央的军功集团，刘恒大可坦然接受邀请，去长安即位。“苟利国家生死以”的刘恒，最终在公元前180年接受称帝，即为汉文帝。汉文帝首先将周勃等军功集团的宫廷政变，定性为平叛，逼宫、杀皇帝成为了为国为民的大功，这就使得军功集团维持了自身的中央权势，避免了被清算。“间者诸吕用事擅权，谋为大逆，欲以危刘氏宗庙，赖将相列侯宗室大臣诛之，皆伏其辜。”刘氏诸侯、军功集团、皇权，皆大欢喜，局面又回到了刘邦的“白马之盟”。但是，刘恒与刘邦的一大区别是，他资历太浅，在中央没有自己的势力，“白马之盟”的三方制衡，皇权反而成为了最弱势一方，皇帝有被架空的趋势。汉文帝很清楚，他们能把自己扶持起来，也能把自己打倒下去，毕竟吕氏的惨剧就在眼前。因此，汉文帝既要培植自己的“代系”势力，以树立自己的政治权威，又要避免功臣与藩王结成同盟，让自己陷入腹背受敌的被动局面。但这实在是一项风险极高、挑战极大的工作，随时都有生命危险。为了避免重蹈吕后的覆辙，汉文帝对军功集团与刘氏诸侯采取了分而治之的策略：暂时把诸侯坐大的问题搁置起来，集中全力首先解决以周勃为首的异姓功臣。这个策略的实质可以说是“远交近攻”。
汉文帝看得很明白，单个诸侯根本不具备与朝廷抗衡的军事实力，只要不去动他们的地盘，他们就没有联合起来的可能性，自己这个皇位可以做得比较稳。但是，以周勃、陈平和灌婴为首的军功集团坐在京城，左右朝政，才是心腹之患！
文帝即位之初，朝廷的三公九卿，三公的左、右丞相和太尉仍然由诸吕政变中的三巨头周勃、陈平和灌婴三人把持，但在九卿当中，代国旧臣已经占据六席，南北军也由代国臣子控制，三巨头有渐被架空的趋势。到文帝六年（公元前174年）时，陈平、灌婴已死，周勃已废，军功集团的势力有所削弱，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当文帝想重用贾谊，让他来主导文官改革以逐步取代军功集团时，就遭到了军功集团的强烈抵制，贾谊不得不被贬谪长沙。还有中央政府最重要的丞相职位，文帝一直不敢从军功集团手中夺走。比如淮南王刘长，在公元前177年进京朝见时，就敢在不通知文帝的情况下擅自杀掉辟阳侯审食其，但无人去公然责备刘长。刘长回到封地后，不再敬畏朝廷法律，处处模仿天子礼仪。即便是公元前177年济北王刘兴居叛乱，朝廷轻松镇压后，汉文帝也没有去打压其他诸侯，反而接受太后训示：“诸侯皆同姓。”之所以不动手解决诸侯问题，并非文帝柔和，念及手足之情，而是在应付军功集团已经捉襟见肘的情况下，汉文帝决不能再开罪刘氏诸侯，否则内外交困，他屁股底下那把龙椅很可能就要搬家了！吕氏悲剧就要重演。因此，对于诸侯问题，汉文帝一直没有主动出击，而是静待时机，对诸侯采取怀柔政策，最多只是拆藩，而不会直接收归中央或分封自己的儿子，就是为了避免诸侯产生唇亡齿寒的恐惧。这将迫使他们联合对抗朝廷。比如，公元前164年，齐王刘则（刘襄之子）去世，无子，文帝顺势将齐国一分为六，分封给刘襄的兄弟们。还有淮南王刘长，叛乱未遂后，淮南国一分为三，封刘长诸子为王。你看，“推恩令”并不是汉武帝的独创，早就实行了。在文帝23年“温水煮青蛙”的策略下，皇权不仅用“代系”势力压制住了中央的军功集团，而且地方诸侯的数量从汉初的7个增加到文帝末年的20多个，单个诸侯的力量更加弱小，从而降低了地方叛乱的风险。“白马之盟”三方制衡的政治格局得到了稳定的延续，任何一方，都不敢同时得罪两方。吕后和文帝时期，皇权式微，在军功集团和刘氏诸侯的制衡下，面临诸多掣肘。出于皇权的自我保护惯性，二人的政治基调就是皇权集中，政权收紧，避免皇权陷入不利局面。
正是由于皇权面临较大制衡，使得吕后和文帝与刘邦重农抑商不同，在经济上都实行“放松经济管制”的政策。刘邦，下达抑商法令，惩治不法商人，“天下已平，高祖乃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但吕后则是“为天下初定，复弛商贾之律”，减轻了商人在经济上的重负及对商人的社会性歧视。之后又分别采取“行八铢钱”和“行五分钱”，疏通货币，促进商品流通。文帝的皇权更受限，经济政策更“过分”，“废除盗铸钱令”、“弛山泽之禁”，允许民间铸钱，开放矿山林泽，使得西汉社会出现“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的商业繁荣局面。在社会管制上，吕后、文帝都以“刑罚罕用”闻名，民间活跃，“网疏而民富”。到了景帝初年，御史大夫晁错在《论贵粟疏》中间接说明了商业的繁荣：“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意思是：现在虽然法律轻视商人，而商人实际上已经富贵了。
事实上，吕后、文帝是想通过经济让利，扩大皇权的统治基本盘，将皇权支持群体从统治集团延伸至国家百姓，从而改变皇权面对军功集团和刘氏诸侯的不利局面。也就是说，在皇权受到较大制衡的情况下，他们暂时收住权力的利爪，希望引入“民心”来强化统治根基。
因此，在吕后和文帝的38年里，高层风起云涌、动荡不安，政治不稳定，但民间商业活动却得到了较大发展。
相反到了“管天管地管人间”的汉武帝时期，刘彻一人说了算，皇权独步天下，西汉政治稳定，但民间经济惨不忍睹，连生命都得不到保障，直接“户口减半”。
对于吕后和文帝而言，促进商业发展，让利于民，并不是其本来目的，但毫无疑问，作为高层几十年间派系斗争不止的副产品，民间毕竟得到了实惠。在文官政治萌芽的2000年前，派系斗争恰好就是权力制衡的有效方式。
这就引申出小炒要说的一个观点，政治稳定并不一定是一件好事，政治追求的应该是各方博弈下的动态平衡，而不是一家独大的坚如磐石。只有如此，民心、老百姓的份量，才会得到统治者的重视。
从吕后到汉文帝，西汉的历史演进处在一个较好的过程中，皇权、军功集团和刘氏诸侯，三方博弈，谁也无法压制另外两个。
吕后同时得罪军功集团和刘氏诸侯，客观上促成二者结盟，吕氏惨死；
曾经的代王、后来的皇帝汉文帝放纵刘氏诸侯，一心用“代系”功臣对付军功集团，皇权总算站稳脚跟。
景帝一继位，便用直系的“代系”诸侯狂怼旁系刘氏诸侯，终于引发“七国之乱”，掀起了新的派系斗争高峰。
然而，景帝最担心的，并不是吴楚七国，而是另有其人。
下篇，为你讲述一个与历史课本完全不同的“七国之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