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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马克思诞辰，以前发过高举自由旗帜的伟大导师，这是第二篇>
通过多年的教科书灌（洗）输（脑），在国人头脑中形成了这样一个人类历史发展的概念：人类社会依次经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五个阶段，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是放之四海皆准的人类普遍发展模式。
然而，这种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五段论”是斯大林说的，与马克思学说截然不同。这种根据自己的政治需要随意歪曲图解人类历史的五阶段论，对人们客观的认识历史造成了很大的毒害。
1
歪曲

马克思唯物史观的核心观点是人类历史发展具有一种客观的必然性，是一种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人类的意志为转移的规律，即物质生产力与社会发展阶段相适应。马克思虽然强调社会阶段的发展是一种自然过程，但他并未明确社会各阶段的形式，更没有说社会各阶段的演进过程。
他在1849年的《雇佣劳动与资本》中写道∶“古代社会、封建社会和资产阶级社会都是这样的生产关系的总和，而其中每一个生产关系的总和同时又标志着人类历史发展中的一个特殊阶段。”
何谓“古代社会”？恩格斯1884年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作了一个澄清∶“奴隶制是古代世界所固有的第一个剥削形式；继之而来的是中世纪的农奴制和近代的雇佣劳动制。”如果我们把马克思所说的“古代社会”看作奴隶社会，那么，再加上提及过的原始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五种社会阶段就出现了。
但是有一点必须指出，历史五阶段是从马克思学说里提炼出来的，马克思并没有单独用篇幅来直接介绍五阶段。至于五阶段的递进演化，
马克思只说过“资本主义必然被共产主义取代”，但没有说过前四个阶段的演进规律
。

斯大林将历史五阶段提升为人类社会演进的一般规律，主要来自于1859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
“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做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
但马克思一直把从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必然性明确地限于西欧各国，所以他在这句意见里用了“大体说来”、“可以看作”，相当谨慎，并没有将之明确为适用于全世界的普遍规律。同时还说了“亚细亚的”，何谓“亚细亚的”，也未作具体说明。
郭沫若在1930年出版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中，是这样诠释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话的：“这儿所说的‘亚细亚的’，是指古代的原始公社社会。”但国际上对这个概念的分歧很大，亚细亚是亚洲的意思，马克思恩格斯从未明确阐述过“亚细亚的”的含义。
郭沫若在晚年也认识到了自己这种教条主义解读的错误，他说在研究方法上“犯了公式主义的毛病”，“差不多死死地把唯物史观的公式，往古代资料上套”。
但无论怎样，马克思将“亚细亚”单独拎出来说，就表明，在他的心里，亚洲与西欧各国的社会发展阶段并不能互相套用。
这种区别看待，从马克思对“封建”的解释就能看出来：他曾说自己提出的“封建社会”仅适用于西欧，明确反对将印度、阿尔及利亚等地的“公职承包制”、“荫庇制”简单等同于西欧的封建制。
因此，斯大林直截了当地提出上升为世界普遍性的“历史五段论”，过于武断和教条主义。
斯大林并不是第一个这么做的人。实际上，在马克思生前，他就对这种把自己的话当作金科玉律的教条主义态度而导致的对自己思想的歪曲，进行过多次批判。
马克思在《给〈祖国记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就反对把他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变成可以到处套用的历史哲学公式，他说：
“他（米海洛夫斯基）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以便最后都达到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人类最全面的发展的这样一种经济形态。但是我要请他原谅。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
在这封信中他还说：
“因此，极为相似的事情，但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出现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结果。如果把这些发展过程中的每一个都分别加以研究，然后再把它们加以比较，我们就会很容易地找到理解这种现象的钥匙；但是，使用一般历史哲学理论这一把万能钥匙，那是永远达不到这种目的的，这种历史哲学理论的最大长处就在于它是超历史的。”
这段话记录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130～131页。
马克思正是注意到这一点，所以才提出了众所皆知的“亚细亚生产方式”或“亚细亚形态”等概念，不断强调自己的观点适用于西欧，无法套用于亚洲、北非等社会。
但是，对于斯大林而言，他并不需要符合真实历史发展情况的学说，他只需要符合政治需要的绝对真理。对于生于不义的苏联而言，它需要这一套理论来表明自身政权取代沙俄的合法性和合理性。
但对于马克思而言，斯大林的“历史五段论”将人类历史看作是沿着原始社会——奴隶制社会——封建制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的单线序列发展，从根本上违背了自己的历史观。看到这样一个打着自己招牌却歪曲自己理论的人，估计马克思恨不得掀开棺材板。
2
事实
罔论马克思的原始理论，从事实来看，“历史五段论”也是站不住脚的。因为，除了西欧之外，在地球上其他的文明发展史中都见不到“历史五段论”递进演化的发展规律。
整个人类社会的演进是一个不平衡的、交织着多种形态的过程，可能跳跃前进，可能停滞不前，也可能倒退回去。落后文明在先进文明的牵引下，能实现跨越式发展。先进文明被落后文明军事征服，将改变先进文明原有的发展趋势。同时，长期处在孤立状态的文明，可能会停滞甚至灭亡。
尊奉马克思主义的两个大国：俄国没有经历奴隶社会，中国自秦之后的2000年历史，既不是奴隶制，也不是封建制，而且在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之前没有经历资本主义。
美国的资本主义社会是从欧洲移植过来的，没有经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

美洲和非洲的很多民族，从原始社会或奴隶社会直接进入资本主义社会。

我国的西藏，从奴隶社会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
日耳曼人灭掉罗马帝国，越过奴隶社会直接进入封建社会，斯拉夫民族也是如此。

很多文明的演进，不仅出现了
“历史五段论”
的跨越式发展，还出现了倒退发展。俄国和东欧从社会主义社会退回资本主义社会，伊朗从资本主义社会退回封建社会，古代中亚在奴隶制和封建制之间徘徊往复。

而且，有些文明，并不在历史五阶段之列。除了前面所说的中国2000年，还有游牧文明。在亚欧大陆，游牧民族征服农耕文明，屡见不鲜，那么，它们建立的文明，到底属于历史五阶段的哪个阶段呢？
最典型的，蒙古帝国征服亚欧大陆，在中东、俄罗斯建立的那些汗国，属于奴隶社会还是封建社会？

人类社会的发展表现出来的一个显著特征是，不同的文明在发展道路和社会形态上表现出多样化的特点，没有任何两个文明的社会发展轨迹是完全相似的。“历史五段论”的历史公式假定人类社会发展只应当具有单一的发展和演化模式，实际上就是以欧洲道路作为标尺的模式，这违背了现实。
马克思是德国人，去过英国和法国，一生未曾离开西欧，他的历史分析，着眼于西欧。因此，他无意将自己的理论作为世界发展的惟一图式，而只将其看作基于对现有西欧资料的分析得出的局部认识。将历史五阶段作为人类历史发展必经的循序递进的普遍规律，从根本上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
3
中国
如果人类社会的发展真像“历史五段论”说的那样是一个自然的必然的历史过程，那么研究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最好的、最完善的、甚至是唯一的历史标本应该是中国文明，而不是欧洲文明，因为中国文明是世界上现存文明中惟一的较完整地保存下来的、从未被毁灭性地中断过的古老文明。
欧洲文明也是一个多次被外来力量打断的多文明复合体，希腊文明被罗马文明所打断，而罗马文明则被蛮族打断，在这种复合文明的基础上产生了近代西方的资本主义文明。
但是，中国文明的历史发展进程却与西方文明的进程大相径庭，根本就没有体现出唯物史观所说的历史五阶段发展更替的必然规律。
关键区别就在于历史五阶段的封建社会。
马克思的“封建社会”，或者说学术意义上的“封建社会”，指的是领主占有土地并剥削农民的社会形态，政治形式上表现为中央王朝给王公贵族分封领地。
那么就很显然，封建社会只存在于春秋战国时期，秦清2000年是中央集权的专制社会，根本就不是封建社会，钱穆先生称之为“士大夫政权”，也有很多人称之为官僚帝国社会。
也就是说，所谓中国2000年封建王朝史，这个“封建”只是一种名义上的称谓，不具备学术意义，此“封建”非彼“封建”。
如果说春秋战国是封建社会，或者是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过渡时期，那么，就是说秦国提前终结了中国的封建制度。但是，中国并没有按照“历史五段论”所说的那样进入资本主义社会，而是进入“历史五段论”不存在的集权专制社会（极权社会），而且一存在就是2000年。
这就显然不是“历史五段论”所能解释的。
正因如此，德国著名学者马克斯·韦伯就认为中国春秋是“封建贵族社会”，战国至秦以下则为“官僚帝国社会”。他认为先秦以前的中国与西方很相似，之后就分道扬镳。中国学者梁漱溟也认为，中、西所走的根本道路之分，是从战国才开始明确显现。
梁漱溟还明确批判过“历史五段论”，他认为这是欧洲近代社会的产物，只适用于欧洲，而不适用于中国，因为中国的国情与欧洲不同，具有自己的特殊性。“我想在欧洲或是适用的，……倘必以此为准据要普遍地适用于一切民族社会，恐其难通；尤其本此眼光以观测印度文化或中国文化已开发后的社会是不免笑话的”。
用所谓马克思主义的
“历史五段论”
来分析中国，恰恰犯了马克思屡次批判过的教条主义错误，这就是典型的挂羊头卖狗肉、扛着红旗反红旗。

小结
恩格斯在马克思去世时总结说，马克思有两大发现：一个是发现了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也就是发现了社会生产和经济因素在推动人类社会发展中具有很大作用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另一个是发现了剩余价值，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运行和必然灭亡的规律。
在150多年后的今天，我们对照历史发展的实际状况来评价这两大发现，应该说，第一个发现总体来说是正确的，经受住了历史的考验，第二个发现依然有待时间来检验。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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