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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承秦制，是一个历史公论，但汉没有二世而亡，这也是事实。秦汉的相同选择与不同命运，有各种历史解释，小炒为大家提供另外一个角度：商业。
秦制强调“重农抑商”“利出一孔”，但西汉在开国初年为商业开了一道口子，才使得西汉这辆列车并没有完全行驶在秦朝的轨道上。
而围绕商业的发展，西汉朝廷为了维护固有的权力体制，在防范金钱的渗透上暗潮涌动。
1
刘邦的偶像
刘邦与嬴
政只相差3岁，作为嬴政的铁粉，刘邦建立西汉之后，致力于恢复秦朝的统治，将嬴政的不世之伟业传承下去。

秦制的核心，用两个字来概括：
耕战
。

耕，不仅是权利，更是义务，每个人生来就得种地纳粮，在具体管理上，就是管人和管田，管人就是编户齐民，每个人都在户籍上都有一个坐标位置，作为被公权力随时调用的一颗螺丝钉；管田就是土地集约化管理，每亩田都是土地册的一个数字，作为被公权力随时征用的税收资源。
因此，在经济政策上，重农抑商
是秦制的标配。很简单，商人和商业是流动的、活跃的，古人没法管理。

战，就是作战，这是社会唯一的阶级上升通道和价值判断标准，唯有“战”，才能军功授爵，才能得到更多的土地。这个“战”，并不必然指战争，一切国家组织的社会总动员，都可以称之为广义上的“战”。
因此，利出一孔同样是秦制的标配。这个唯一的“孔”，表面看是田，实际上是战，本质上就是权力。因为作战只有国家才能组织，那么，社会的奖惩就是权力说了算。所以，秦制政权自然对商业严防死守，商业可以由民间自发组织，脱离了权力的控制。
即便秦制政权发展商业，也是权力牢牢控制着商业资源，目的也是确保利出一孔，这个“孔”，就是权力。
刘邦是靠着秦制打败项羽夺得天下的（刘邦的王朝之路：摸着秦国过河），在刘邦看来，秦二世而亡的原因，并不在秦制，而在于秦朝没有“自己人”，缺乏牢固的统治集团。他并不需要改革秦制，只需凝固一群围绕在皇室周围的强有力的利益集团。
所以，刘邦建立西汉时，首先要做的，就是大规模地按军功行赏。《汉书·高帝本纪》记载：
（高帝十二年）三月，诏曰：“吾立为天子，帝有天下，十二年于今矣。与天下之豪士贤大夫共定天下，同安辑之。其有功者上致之王，次为列侯，下乃食邑。而重臣之亲，或为列侯，皆令自置吏，得赋敛，女子公主。为列侯食邑者，皆佩之印，赐大第室。吏二千石，徙之长安，受小第室。入蜀、汉定三秦者，皆世世复。吾于天下贤士功臣，可谓亡负矣。其有不义背天子擅起兵者，与天下共伐诛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
这封诏书翻译过来就是，我刘邦与各位一起打江山、守江山。有大功者封王，差一点的封侯，再差一点的也有封地。跟着我入蜀又打回三秦的老兄弟，则世代免税负。天下有不满者造反，大家一起剿灭他。反正枪杆子出政权，大不了再打一次。
以上这些
属于刘邦的嫡系，
最根正苗红的特权集团
，总人数1万多。

那些跟随他打江山的普通军人，也有封赏。《汉书·高帝本纪》有记载：
（高帝五年）诏曰：“军吏卒会赦，甚亡罪而亡爵及不满大夫者，皆赐爵为大夫。”
所有汉军都被赐“大夫”爵位，成为了小地主。
这些小地主有多少人呢？垓下之战，汉军就有60万人。
以上就是汉帝国所有的特权集团和统治基础，平均以“五口之家”来算，至少300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15%左右。他们被授予了3亿亩耕地，占西汉末年全国总耕地的38%，但是汉初的耕地面积肯定少于汉末，也就是说，比例很可能超过50%。
这就是立军功、封高官、赐田宅的秦朝模式，这也是秦朝所没有的庞大特权集团。他们是汉初社会的绝对中坚力量，更是稳定西汉帝国的绝对支持者。
所以，有人说西汉是平民化社会，你信吗？
为确保特权集团的利益和权力不受损，刘邦自然坚持了重农抑商和利出一孔的基本国策。
关于刘邦对商人的打压，《史记·平准书》有记载：
“天下已平，高祖乃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
关于利出一孔，《汉书·高帝本纪》记载刘邦登基之初的政策：
“且法以有功劳行田宅，今小吏未尝从军者多满，而有功者顾不得，背公立私，守尉长吏教训甚不善。”
翻译过来就是，法律规定按军功执行授田，但现在有些人不曾参军能多得田，有军功这反而得不到田，这是背公徇私，有关部门没有把工作做好。
刘邦在弥留之际，在“白马之盟”中又特意强调了利出一孔，《史记》和《资治通鉴》均有记载：
“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击之，若无功上所不置而侯者，天下共诛之。”
翻译过来就是，没有军功而封侯者，天下共诛之。
刘邦在位8年，诛灭异姓王、打匈奴，几乎年年征战，秦制的耕战模式得以延续下去。
公元前195年，刘邦说完“白马之盟”的政治遗嘱，便溘然长逝。
按照秦朝13年的寿命来看，西汉马上就要来到政权的“最危险时期”了。
2
吕后的新经济政策
《史记·平淮书》记载：
“天下已平，高祖乃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孝惠、高后时，为天下初定，复弛商贾之律，然市井之孙亦不得仕宦为吏。“
这一段话，很明显地表明了吕后与刘邦对待商业截然不同的政策。
为什么吕后要一改高祖的商业政策呢？难道她不担心商业会冲击现有权力结构吗？
吕后这么做
的原因，恰恰是为了维护皇室权力，而不是改变它。因为政治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

一方面，小炒在《西汉的派系斗争：远古的权力制衡，高层动荡不一定是坏事》已讲过，刘邦去世时，汉惠帝刘盈只有17岁，刘盈性格温和，主少国疑，实际掌权者是刘盈之母——心狠手辣的吕后。
对于枪杆子政权而言，这
就引申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吕后的权力合法性在哪里？她难以服众
。那么，忧心忡忡的吕后就急需寻求新的支持。

另一方面，刘邦死后，战事稀少，立军功、封高官、赐田宅的秦制模式玩不下去了，直接导致最初的军功特权集团面临严重的阶级下行压力。
因为西汉的军功授田有一个核心要点，就是按照爵位高低决定田亩数量，一个军功特权者死亡，如果继承人的爵位低于死者，则要将超出规定部分交还给国家。而且，西汉大部分爵位的继承，是减等继承。继承者若要恢复祖上财产，就必须再立军功。
于是，吕后实行新经济政策，放松商业管制，鼓励特权集团去经商积累财富，以此寻求与他们的合作。
《史记·平淮书》记载：
（孝惠、高后时）“而山川园池市井租税之入，自天子以至于封君汤沐邑，皆各为私奉养焉，不领於天下之经费。”
“山泽之利”本属
于中央皇室，
现在吕后主动把这块肥肉划给地方
，实际上就是用利益收买特权集团的支持。

《史记·吴王濞列传》就有明证：
会孝惠、高后时天下初定，郡国诸侯各务自拊循其民。吴有豫章郡铜山，即招致天下亡命者盗铸钱，东煮海水为盐，以故无赋，国用饶足。”
各个诸侯国各自采取措施来对待自己所辖内的老百姓，吴国因此而变得富饶。实际上就是中央放权给地方，让他们在经济上有一定自主权，各凭本事发财去吧。
商业的发展，让特权集团从军功爵制的秦朝模式中跳出来，看到了人生的另一个可能性，不需要搏性命，用经商头脑也可以发财致富，享受人上人的生活。
吕后稳固了特权集团的人心，因此，在汉惠帝健在的7年里，除了吕后与戚夫人的宫斗而杀掉赵王刘如意外，西汉政局基本平稳，国家发展向好，呈现淡化秦制的趋势。《史记·吕太后本纪》记载：
“孝惠皇帝、高后之时，黎民得离战国之苦，君臣俱欲休息乎无为，故惠帝垂拱、高后女主称制，政不出房户，天下晏然。刑罚罕用，罪人是希。民务稼穑，衣食滋殖。”
翻译过来就是，国
家无战事，刑事案件减少，经济逐渐富足，天下安然无事。

汉惠帝的暴毙，再次改变了西汉的政局。《西汉的派系斗争：远古的权力制衡，高层动荡不一定是坏事》已讲过，吕后同时打压军功集团和刘氏诸侯这两大特权集团，西汉进入政治斗争空前激烈的“十年浩劫”，军功集团和刘氏诸侯联手清除吕氏势力，将吕氏灭族，清洗惠帝血脉。
这就为文帝的上台和西汉商业的进一步发展埋下伏笔。
在这场激烈的政治斗争中，吕后没有改变鼓励商业的政策，而且随着以吕后为代表的皇权势力逐渐落入下风，她也无力阻止即成事实的商业浪潮，特权集团继续在经商中积累财富。
吕后本是白富美，父亲吕公是山东富甲一方的豪族，这位富家女一不小心开启的商业发展，将西汉王朝搬离了秦制固定的轨道，避免了暴毙的前车老路，尽管其本人的结局十分凄惨。
3
文帝的深化改革
刘恒是刘邦之子、惠帝同父异母的哥哥，当时是诸侯代王。公元前180年，在军功集团和刘氏诸侯这两大特权集团的共同推举下，“苟利国家生死以”的刘恒接受帝位，即为汉文帝。
但是，相比吕后，刘恒的资历更浅、势力更弱。也就是说，文帝时期的皇权力量十分有限。
同时，汉文帝并非帝国合法的继承人，即“得国不正”，对于政绩的渴求也就超乎寻常地强烈，这是成熟政治家必然的选择，因为他们的皇位欠缺合法性，没法服众。
汉文帝的这种渴望，在他一上台就废除秦法“连坐”就能看出来。司马迁对文帝的这个大手笔十分欣赏，认为他动摇了秦法的根基。

最关键是，汉文帝所面对的不再是刘邦时期单一的耕战社会，而是“复弛商贾之律”、“利出多孔”和商业发展带来的秦制失灵和多元化社会变革。《汉书·食货志》就明文承认这点：
“文帝即位，躬修俭节，思安百姓。时民近战国，皆背本趋末。“
就是说，当时的百姓，纷纷舍弃农业，投身商业。

文帝二年，贾谊《论积贮疏》也从侧面证明了这点：
“今背本而趋末，食者甚众，是天下之大残也；淫侈之俗，日日以长，是天下之大赋也。”
意思是，现在弃农经商的人很多，奢侈的风气一天天地滋长，这都是国家的大祸害。“保守派”贾谊的言辞，间接表明了当时的商业潮流。
一系列的客观条件，使得汉文帝没得选。自身权力的受限，使得他对恢复传统的耕战社会有心无力，只得跟随潮流继续走下去。
归根结底，商业发展的吸引力根本不是一心务农的秦制单一社会可比拟的，这是人性和规律。
于是，汉文帝顺势推出了一系列“覆露万民，绝秦之迹”的惠民措施，扩大开放，加深改革。
关于汉文帝的惠民改革，大家并不陌生，小炒仅摘取跟商业有关的几项重要措施来说说。

1、“通关梁。除关，不用传，允许汉郡、诸侯国往来流动。“
吕后时期，很多物资是单向流动，比如严禁黄金、铜、铁、马匹私自运出关中，文帝则废除关卡检查，允许双向流动。
2、“弛山泽之禁“，“废盗铸钱令，使民放铸。“
吕后将山泽开放给
地方诸侯，文帝直接允许私人开采山泽；吕后时期由国家掌管货币，文帝则允许民间铸钱。经济进一步自由化。

如果说吕后的“复弛商贾之律”堪比改革开放初期的的家庭联产承包与经济特区，那么汉文帝的自由政策就是90年代的全面建设市场经济。
3、“除诽谤，去肉刑。“
废除因言获罪，扩大言论自由；废除一系列严刑，“刑罚罕用”。司法制度也跟着在改革。
在文帝的深化改革政策下，西汉的商品经济很快就发展起来，《史记·货殖列传》就记载了这一时期的商业繁荣：
“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弛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
商业的地位也逐渐超过农业，晁错在《论贵粟疏》中就对汉文帝说：
“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故俗之所贵，主之所贱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
国家重农抑商，但商人富足了，农民贫穷了；商业地位高了，农业地位低了；官员地位低了，法律地位高了。
很显然，这是一个新时代，早已不同于刘邦时期单一的耕战社会
。

随着商业的发展，商人开始冲击“利出一孔”的权力体制。
晁错向汉文帝建言：
“今募天下入粟县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富人有爵，农民有钱，粟有所渫。“
商人向国家缴纳一定的粮食和钱财，就可以封官拜爵、免除罪过。这样商人有政治地位、农民减轻负担、国库也有粮食了，一举三得。
汉文帝欣然接受：
“于是文帝从错之言，令民入粟边，六百石爵上造，稍增至四千石为五大夫，万二千石为大庶长，各以多少级数为差。“
按照商人缴纳的粮食多少，来决定授予爵位的等级，这就是“入粟拜爵”。自此，按军功授爵的权力体制受到了强烈的动摇。
汉文帝采纳了“入粟拜爵”的方式后，不到9个月的时间，就堆积了边郡可支5年，内郡可支1年的积储，“边食足以支五岁，可令入粟郡、县矣；足支一岁以上，可时赦，勿收农民租”。
正因如此，汉文帝决定减免农民的税收。从中我们就可以看到，汉文帝的农业税收优惠政策，根本不是所谓的天下疲敝、皇恩浩荡，而是商业把他们的腿给接上了。
从这里，我们就能明显感到，商业发展，对一个国家的好处是多么大。唯一对它感到不爽的，
就是那些“保守派”特权集团
，他们跟随刘邦打天下，依靠军功获取泽被子孙的政治地位，当他们发现商人能够依靠金钱“轻而易举”地分取政治利益而他们自己又落后于这场商业潮流时，自然要反对商业，维护祖制。

事实也确实
如此，文帝一朝，保守派的“重农抑商”言论层出不穷。

文帝的心腹贾谊就说商业潮流“是天下之大残也”、“窃为陛下惜之”；
文帝的智囊晁错就说“上下相反，好恶乖迕，而欲国富法立，不可得也”，认为现状是黑白颠倒，在这种情况下追求国家富裕是不可能的。
而当汉文帝采纳了“入粟拜爵”政策后，袁盎就抱怨：
“重本抑末之策乃高祖之制，今错欲舍本逐末，生乱也！以粟易爵是坏官风也。“
袁盎搬出祖制，认为商人当官败坏风气。
我们现在再来看这些言论，实在是迂腐可笑之极。
面对保守派的强大阻力，文帝之所以能推行这些改革措施，除了自身想法外，一些开明特权集团的支持也很重要，他们在拥抱商业时代的潮流中看到了商业的好处，维持了自身的经济政治地位。

贾谊在《治安策》里写道：

“大臣特以簿书不报，期会之间，以为大故。至于俗流失，世坏败，因恬而不知怪，虑不动于耳目，以为是适然耳。“
朝廷大臣只把郡县地方官员不在规定期限内向朝廷上交统计文书作为重大问题，对于风俗的恶化，世风的败坏，却熟视无睹，没有引起警觉，反而认为这是合情合理的事。
贾谊所谓的“伤风败俗”，就是指商业，但是有些官员不仅对此熟视无睹，而且认可了这种
“伤风败俗”
，我们可以称之为“开明派”。

也就是说，在对待商业的态度上，特权集团至少分成了两派：保守派和开明派，这两派再加上皇权，三者之间的博弈，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西汉的经济政策。

很幸运的是，文帝在位23年，始终坚持了“绝秦之迹”的进步改革，没有退回到高祖时期的耕战社会，后世对他几乎都是称赞之语。
只可惜，轮到景帝时，他就怂了。
小结
秦制下的重农抑商和利出一孔，表面上看是经济政策，实际上是政治政策，归根结底是政权属性问题——少部分人的私利工具还是尽可能多数群体的平民社会。
从刘邦、吕后、文帝三朝来看，商业管制的放松，与皇权实力成反比，皇权越受限，越偏向放松管制。原因就如《西汉的派系斗争：远古的权力制衡，高层动荡不一定是坏事》所讲，在皇权受到较大制衡的情况下，他们暂时收住权力的利爪，希望引入民心和政绩来强化统治根基。只有如此，老百姓的份量，才会得到统治者的重视。
为什么发展商业是善政？因为一方面通过商品交换获得更丰富的物质，这是人的本能，另一方面哈耶克曾言：金钱是人类发明的最伟大的自由工具之一，只有金钱才会向穷人开放，而权力永远不会。
下一篇，小炒要告诉你的是，“文景之治”又是一个假历史，因为二者的政策并不具备连续性，景帝小心翼翼地走了回头路，景帝时期的经济表现是文帝的制度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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