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8日,两位先生与世长辞。
历史学家、教育家章开沅在武汉去世,享年95岁。
历史学家、翻译家何兆武在北京去世,享年100岁。
为我们照亮过前路的群星,又寥落两颗。

可是对于普通大众,先生们的学术思想,他们的等身著作,或许还是有点遥远和陌生。

就像有部电影,正在几乎没有宣传地悄然上映。

上映5天,排片仅剩0.2%
△ 截自猫眼电影专业版

那一群人。

那一段历史。
那一个我们土地真实抵达过的海拔。
请慢一点远去——

九零后
别误会。

“九零后”不是你想的那样,而是指人生跨过了90岁的门槛。

他们全都来自于同一个地方。

被称为历史上中国的“最高学府”——
培育了2位诺贝尔奖得主、4位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得主、8位“两弹一星”元勋、173位两院院士。
这,是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01
今天我们看西南联大,难免带着朝圣的心情。

但是何兆武的《上学记》中记录下的那段时光,反而格外亲切,一下拉近了我们和大师的距离。
原来当年的学生,私底下也会吐槽老师:
姚从吾先生那时候是北大历史系主任,可是我们当年都觉得姚先生口才不好,讲得不能令人满意,所以不想上他的课。

为了防挂科、凑学分,大家交口相传最容易过的课:
因为郑先生的课最容易pass,凡是选了课的,考试至少七八十分,所以什么物理系的、化学系的都来选,叫作‘凑学分’,这在当时也是一种风气。

哈哈哈,怎么样?

人性都是相通的吧。
但是人性中的某一部分,只有经过特殊的磨练,在时代的风云际会下,才会显示出最夺目的光彩。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战火蔓延北平、天津。
清华、北大陆续被日军占领。
南开大学遭到轰炸,变成一片废墟。
国家已到存亡之际。

当时,许多北大学生投笔从戎,组织军训,准备以年轻的血肉之躯拯救民族于水火。

最后,一千多名爱国学生战死沙场。

这时,另一个声音发出。

“读书救国”。
正如国学大师陈寅恪所说:
救国经世,尤必以精神之学问为根基。
国家需要武人,也需要文人。
文化不亡,日寇“灭族”就只能是空谈。
于是教育部宣布,迁校长沙。
由三校组成长沙临时大学。
然而随着南京失陷,武汉告急。
开课仅一个月的临时学校,不得不分三路向昆明迁移。

第一条路线:沿粤汉铁路经广州、香港,乘船至越南,再由滇越铁路到昆明;
第二条路线:沿湘桂公路经桂林、柳州、南宁到越南河内,再由滇越铁路到昆明;
第三条路线看似最短。

从长沙出发,横跨湘黔进入云南,抵达昆明,但这其实是最艰苦的。
全程徒步,相当于一场“文化长征”。
那时的路可不比现在。
贵州云南两省皆是崇山峻岭,加上土匪横行,步行团又都是文弱学生,可想而知这一路的艰险和辛苦。
由于经费紧张,他们每天吃的都是难以下咽的干粮。
住宿条件更恶劣,每晚身上都爬满了虱子和跳蚤。
临大中文系向长清提起这次徒步远征时,曾回忆道:
三千多里的行程中,我们的宿营地只是学校、客栈,以及破旧的古庙。
有时候你的床位边也许会陈列一只褐色的棺材;有时候也许是猪陪着你睡,发出一阵阵难闻的腥臭气。无论白天怎样感觉到那地方的肮脏,一到晚上稻草铺平之后,你就会觉得这就是天堂,放倒头去做你那甜蜜的梦。
68天后,三百余名师生成功抵达昆明。

六天后,学校改名“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到这,该歇口气了吧?
还不行。
因为,真正的难关才刚刚开始。
02
难在哪?

第一,
这里有个插曲。

由于没有校舍,校长梅贻琦请来了建筑学家梁思成。
梁思成很快就给了一个现代化大学的方案,但学校看完随即否决。
没创意?
不,是没钱。
拮据的预算下,梁思成设计方案改了一稿又一稿。
校舍也从高楼,到矮楼再到平层,越改越简陋。

最后学校索性告诉梁思成:图书馆屋顶可用青瓦,教室、实验室用铁皮屋顶,其他一律茅草屋。
梁思成气得冲进梅贻琦办公室,“茅草屋每个中国农民都会建,要我梁思成干什么?”
梅贻琦无奈恳求:
“大家共赴国难,思成,以你的大度,再最后谅解我们一次......等抗战胜利回到北平,我一定请你来建一个世界一流的清华园,行吗?”

梁思成听完后,哽咽地说道:
“你知不知道你给的木料连盖一幢标准的茅草房都不够......”
最后,校舍当然还是盖成了。
但脏、小、乱、差,也是西南联大给学生们的第一印象。
墙是土夯起来的,木格的方窗子上没有玻璃,只糊着一层竹纸。
一个茅草房,一共得挤40个学生。
过道狭窄,屋里没有灯,睡上铺的就跑到下铺,一起借着窗户外的光读书。
而这其中,最折磨人的,当属臭虫。

开始的日子里,学生们都被臭虫咬得睡不着觉,一到晚上浑身都痒。

挂上蚊帐也无济于事,因为它会往蚊帐缝里钻。

臭虫在这里,可以说是远超过物理、化学、外文的一大难题。
汇集了当时全中国最聪明的头脑,也解决不了这小小的臭虫。
只能是等适应了后,“你咬你的,我睡我的,大家处于和平共处的状态”。
吃饭也是问题。

学生每天吃的“八宝饭”里面只有红米、稗子、谷子、石头子,甚至还有耗子屎。
但哪怕是这样的饭,还得用抢的才吃得饱。
学生过得苦,老师呢?
一个字:
当时昆明流行一句话——
如今只剩下3样便宜货:邮票、电影和助教。
怎么个穷法?
连要饭的看不上你。
要饭的跑来说
先生给点吃的,给点钱吧
那个教授回答说,我是联大教授
那个要饭的就走了,不要了
△ 纪录片《西南联大启示录》
梅贻琦在清华时,住洋房、有司机,到了联大为了给老师学生发补贴,把家当变卖,就连夫人韩咏华都要到街上去卖米糕。

物理系教授吴大猷为给妻子治病,每天化装成乞丐,到菜市场捡剩骨头为妻子熬汤。

华罗庚一家住在牛棚里,棚里蚊虱成群,每晚被咬得无法入睡。
为了赚钱养家,西南联大的教授们使出了各种绝活。
理工科的教授们造肥皂、墨水拿到街上卖;文科的,刻图章卖文章;教生物的,去种菜......

最后没办法,只能各种卖书卖家具卖嫁妆。

读书人啊,得是多么走投无路才会选择卖书!
△ 正在刻印赚钱的闻一多
还有每日提心吊胆的:
把西南联大比作一部电影的话,这部电影的配乐就是空袭警报。

跑警报是西南联大师生的日常之一。
昆明由于地下水位过高,无法修筑防空掩体,每当警报响起,学生就往山坡上跑。
常常是几个钟头前还完整的家,一轮空袭后就被炸成废墟破庙。
教授吴宓的日记,就记载了当时的惨况:“投弹百余枚。烟雾大起,火光迸铄,响震山谷。”
但也正如穆旦诗里写到的:
“在轰炸的时候,整个城市投入毁灭,卷进了海涛里,海涛里有血的浪花,浪花上有光。”
这道微弱却有力的光就是,知识的信仰。
学校根据日军轰炸时间点,调整每日上课时间;

遭遇轰炸的第二天,露宿一夜的教授们仍坚持授课,未曾停止过一天。

电影《无问西东》就有这样一幕:
上空是震鸣的日军飞机轰鸣声。
而山坡山洞里,师生们照样交谈学问。
逻辑学教授金岳霖边跑警报,边在昆明的山坡间写下《知识论》和《论道》两本著作。
教授吴宓在跑警报的过程中,居然读完了《涅槃经》《佛教史》等佛教书籍。
一次,邓稼先和杨振宁躲进了山洞里。
听见敌机俯冲扫射的尖啸声,炸弹在山头爆炸,他们坦然地背起了诗。

杨振宁的是: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
而邓稼先背的诗出自王维: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
别看那个时候,有一百件事情同时侵扰着读书人。

但读书,恰恰在炮火纷飞中,获得了一种超乎寻常的纯粹。
像精卫填海,或飞蛾投灯。
为了一个问题的解惑,可以开心一整天。
这种简单的幸福,是今天的人难以理解的。

03

清华、北大、南开一合并,办得厉害好像是理所当然的。
其实不然。
另一边的西北联大,也是联合办学,但由于内斗,学没办好,学生互相打得头破血流。
同样是联合,西南联大成于这群知识人深信不疑的命运共同体。
北大校长蒋梦麟、南开校长张伯苓,把重庆选为了自己的新战场,他们要去和国民政府斡旋,为联大的师生争多一份经费、多一间教室、宿舍……
谁来主事?
两位校长的目光,集中到了一人身上,清华校长梅贻琦。
△ 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
“我的表,你来戴。”
张伯苓一句天津俗话,暗指接班人。
梅贻琦,在蒋梦麟眼里更是匹“骆驼”。
说他像骆驼,不是没有道理的,梅贻琦浑身都透着一个稳字
曾有国军士兵全副武装,上门索要与军队斗殴的学生。
梅贻琦按照要求,交给了他们学生名单,但抖了个机灵:我交给他们的名单是去年的,名字和住址可能没那么准确了。
日军轰炸之下,60岁的梅贻琦拄着弯把雨伞,毫不慌乱,还在指挥学生避难。
但凡在世一天,梅贻琦就永远会挡在勃发的树苗之前。

他给教授、学生们最珍贵的礼物,自由。
三所学校自行招生、自由讨论,自由上课,教学管理全由教授们做主……
联大的学生,成就他们的,不是天赋,是自由。
在联大,课堂之间没有门槛,想转系也是学生自愿。
图书馆随时开放,学生可以自由出入,待一整天也没人管。
文理科各有一门必选,其余任选,对个别教授情有独钟的,就趴在窗边听。
讲师都是足以在语文课本上流传几十年的人物。
朱自清、冯友兰、陈寅恪、沈从文……
翻译家许渊冲回忆,那是最好的国文课。
在联大,老师和学生同甘共苦,互相来往,谈天,这是交流最基本的方式。
不想在教室上课,就到茶馆去,泡上一整天。
学生质疑教授,教授还给你一个肯定、欣赏的眼神,然后抓着你一起研究。
有时候日军飞机从头顶轰隆隆飞过去,全部人挨个下蹲,抬头一看,原来是某某老师、某某学生,彼此相视一笑。
战火酿造了师生间特殊的情谊。
你一定还记得《无问西东》里课堂听雨的这一幕。
下雨天,雨水打得铁皮屋咚咚作响,盖过了教授讲课的声音。
于是,教授在黑板上写下:静坐听雨。
在暴雨陋室中坚持讲课,是专注。
师生不言之间,已见默契。
教师讲课,风格各异。
闻一多的课,满堂古典浪漫。
点一口烟,念着几句《楚辞》,烟雾缭绕之下,一场戏剧般的课要开始了。
讲女娲和伏羲的神话,仿佛浑身戏瘾。
画出伏羲、女娲的各种画像,钉在黑板上。讲义当做台词来念,手脚像演员般比划,台下挤满了围观的学生。
汪曾祺说,这样的课,穿一座城来,也值得。
罗庸课上的家国情怀
上课一片纸都不带,杜甫诗句张口就来,这还不过瘾,还得把注解都一一背出来。
念到“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时,他慢慢走向窗台,对着远方念叨起了沦陷的故乡,和故乡的山。
比起他们的热情,陈寅恪低调得多,也严谨得多。
上课总带着黑布包着的一摞书,那都是要引证的史料。
他将史料用工整的粉笔字一条条写在黑板上逐条逐条地讲解,虽然他本身就是一本活的百科全书,说到什么都能从渊源根底给你刨起。
陈寅恪
为了来西南联大,放弃了治眼睛的机会,右眼已经看不清。

同僚傅斯年记着这一点,哪怕是日军狂轰滥炸时,哪怕自己高血压和心脏病,也要上楼叫醒陈寅恪。
两个身体都不好的教授,就这么搀扶着,在炮火和倒塌的房屋中往前走着。
国文教授刘汉典看到这一幕,急得对学生大喊:别跑了,快救国粹去。
“大师”在乱世中,不过一抹浮萍,因在小小的净土里坚守着自己的骄傲,有了光华。
他们凭借着这份骄傲,浇灌出未来的新星。
然而,对于下一代的成长,他们却没有多余的干预。
顽皮的,就随他去浪。
如汪曾祺,逃课挂科留级,那就让他泡茶馆泡个过瘾。
放荡的汪曾祺,会有同样不羁的老师沈从文来包容他。
一餐只有米线的沈从文,在和汪曾祺吃饭时,会多叫一份凉鸡,一碗酒,自己用盖子喝一点,剩下全给汪曾祺。
他给汪曾祺120分,帮他找发文章的期刊。
“坏学生”汪曾祺,被沈从文惯得满纸皆是茶馆、饮食的烟火气。
浪漫的,就给他足够的文艺想象。
外文系,向来是最不缺想象力与浪漫的。
翻译大师许渊冲回忆西南联大的岁月,总会记得哲学教授冯友兰告诉他,诗的内涵越多越好,满纸都要美。
从闻一多那里,他又学到“任何诗都要传情,在情真意切里打动人心”。
无形中,这些刻到了许渊冲的骨子里。
年近百岁,他还是会打开电脑,把头贴到显示器边上,手指慢慢敲下一行行翻译。
觉得不好,改了又敲,敲到“美”出来的那刻为止。
他会笑着说,这是闻一多留下的传统。
有天赋的学子眼里没有权威,只有学问。
杨振宁、李政道是西南联大走出来的两位“物理学巨星”。

杨振宁爱“较真”,一个量子力学的问题,会在半夜三点起身,拿出物理学家海森堡的原本,一个个找着参照,发表言论。

有时候,还吐槽一下爱因斯坦,一点创新都没有。
李政道有按捺不住的好奇心,经常偷摸着找老师索要习题做。
做完了还不够,在帮老师捶背的时候,还见缝插针地问几个问题。
走向世界,走向诺贝尔奖的两人,不忘致信给吴大猷。
今日的成就,都离不开恩师当年的教导。
西南联大的魂,是师长与学生共同铸就的。
在治学这点上,没有论资排辈,只有寻找答案。
他们把追求国家富强当作自己的理想,把建设科学理性当作自己的目标。
你们问他们这份治学的精神从哪来。
西南联大的校训有四个铿锵有力的大字——
刚毅坚卓。
这句话,贯穿了每个从西南联大走出来的学子的一生。
《呼啸山庄》译者杨苡已经101岁,日常还有大量书籍作伴,聊起翻译的原则:
别求快,要有自己喜欢的东西,自己的想法。

依然精神抖擞的“西南联大青年”,有些奋战在第一线。
90岁的焊接工程专家潘际銮,每天都准点上班,带团队干活。
越难越想做,是他的追求。

99岁的许渊冲,大半生献给了翻译莎士比亚作品,去年心血来潮,开始翻译亨利·詹姆士。
谈到字句的斟酌,他一口蹦出一个句子,热情得像个孩子。
他翻译,是为了让世界变得更美。
107岁的马识途(《让子弹飞》原著小说作者),虽然眼神已经不太利索。
写起东西来,脑子还是能涌现出很多东西。
还有更多的群星,依然在燃烧自己。
因为曾经生活在那个精神的理想国。
就一辈子也不愿意走出来。
我们无缘亲历那条高过头顶的地平线,但它一旦从历史的夜空划过,便永远照亮中国。
让我们再看多一眼。
为了在今天的喧嚣中仍在寻找回音的《九零后》。

也为一群永远年轻闪耀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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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助理:阿童木木酱、天水围的罐头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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