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最后一天,三孩生育政策来了!
中共中央政治局5月31日召开会议,会议指出,进一步优化生育政策,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有利于改善我国人口结构、落实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保持我国人力资源禀赋优势。
消息一出,随即引发热议。
公开资料显示,自2016年以来,我国人口出生率就逐年下降,2016年-2019年这一指标分别为12.95%、12.43%、10.94%和10.48%。不过,过去10年,中国的少儿人口数量仍在增加,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0-14岁少儿人口的数量比2010年增加了3092万人,比重上升1.35个百分点。2015年10月,中国实施全面二孩政策后,生育曾经迎来了一个小高峰,但此后不久便出现了回落。
三孩政策如何更好的落地?三孩政策对楼市、经济会有哪些影响?
对此,凤凰网财经《财知道》就相关问题先后采访了经济学家任泽平,携程集团联合创始人、董事局主席、人口经济学家梁建章,北京大学国民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教授苏剑,及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南开大学经济学院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教授原新
任泽平指出,“放开三孩”政策的出台有其重要的意义,一方面推动改革又向前一步;另一方面,把生育的主导权回归给了家庭。
原新指出,对于三孩生育政策的推出,他并不意外,而且三孩生育政策也不会是终点。“无论是双独两孩政策,还是单独两孩政策,亦或是全面两孩政策,从这些政策的执行效果看,其实已经预示着三孩政策势必要走向放开。”
梁建章表示,放开三胎和全面放开,实际效果差得不多,关键还是要看什么样的配套措施,使得人们生得起二胎、三胎。
是哪些因素影响了人们的生育意愿,又该怎样解决呢?苏剑表示,越发达的国家生育率越低,这是目前全世界的实际情况,也是人类社会普遍的发展趋势,但中国还有自己的原因。
“三孩放开”后会迅速提升人口吗?
任泽平:很难
早在去年10月,任泽平就曾在研报中建议“放开三孩”。
任泽平认为,先放开三孩既符合民意、给予家庭更大的生育自主权,也可缓解保守派对全面放开生育导致人口暴增的担心,符合中国渐进式改革、增量式改革的传统智慧。
面对政策调整应该谨慎的质疑,任泽平表示,“生育政策已被人为延误太久,不可继续拖延,应立即全面放开并鼓励生育。立即全面放开并鼓励生育是因为当前人口形势紧迫,正处于第三波婴儿潮中后期出生人口的生育窗口期,越晚调整越将事倍功半。”
而在接受凤凰网财经《财知道》栏目采访时,任泽平指出,“放开三孩”政策的出台有其重要的意义,一方面推动改革又向前一步;另一方面,把生育的主导权回归给了家庭。而且,此次放开三孩政策之时,还同时出台了一系列的配套支持政策,比如女性就业权限、教育公平等。
不过,任泽平同时指出,“放开三孩后,很难短期迅速提升人口,也很难出现人口的大幅反弹。”
是什么在压制人们的生育意愿?
任泽平认为,住房教育医疗等直接成本、养老负担、机会成本高会抑制人们的生育行为,人们“生得起、养不起”。
具体而言,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房价快速攀升,2004-2018年房贷收入比(居民房贷余额/可支配收入)从16.2%增至47.6%,带动居民债务收入比(居民债务余额/可支配收入)从28.6%增至88.4%。
二是教育成本明显攀升,特别是公立幼儿园供给严重不足,家庭被迫选择费用较高的私立幼儿园,并且部分学校把“家庭作业变成家长作业”,使得教育子女费心。1997-2018年中国公立幼儿园在读人数比例从95%降至43%。
三是医疗费用持续上升,1995-2018年居民医疗保健支出上涨27倍,远超可支配收入9.2倍的涨幅。
四是独生子女夫妇“四二一”家庭结构养老负担重,挤压生育意愿。
五是女性劳动参与率高但就业权益保障不够,导致生育的机会成本高,1990-2019年中国女性劳动参与率与男性的差距从11.6个百分点扩大到14.8个百分点,而全球、美国、欧盟、日本男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差距均呈缩小态势。
任泽平提醒,开放生育有利于人口结构的改善,但是目前形势仍然非常严峻,我们不能掉以轻心。
任泽平表示,人口既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目的,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要素。生育政策调整是最根本、最重要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其他危机不同,由长期低生育率引发的人口危机具有长期性,其影响显现较慢,但一旦爆发则很难遏制。

提升生育率,我们需要哪些配套措施?

北京大学国民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教授苏剑对凤凰网财经《财知道》表示:“中国可能在1995年生育率就已经掉到1.5以下了,这一次我们已经预期它应该放开三胎或者全面放开了。”
“在国际上看,中国的老龄化水平是中等偏上的,我国人口老龄化的进程在加快,‘未富先老’的程度也在加深,这对我们的经济来说不是好事。”苏剑表示。
苏剑认为,“三孩政策”要取得效果,除了政策上放开以外,还需要其他的配套措施。首先就是要降低生育负担,包括住房负担、养老负担、教育负担等。
“住房成本这一块要想办法加大保障房的推出。年轻人可以不买房但要可以租廉租房,这个廉租房,有孩子的话就要面积大一点,房间可以小一点但数量要多一些,九十平方米可以搞成三居室,甚至四居室,每个房子可以小一点,多个孩子也能住。”苏剑还提到,要减轻年轻人的养老负担。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近30年来,中国老年人口抚养比已增长至17.8%。这说明每100名劳动年龄人口要负担约17.8名老年人,也就意味着1名老年人需要约6个劳动年龄人口来负担。
同样的,在生育、教育、就业、医疗等具体问题上,任泽平提出以下建议:
一方面,尽快全面放开并鼓励生育,让生育权回归家庭自主,加快构建生育支持体系。一是实行差异化的个税抵扣及经济补贴政策,覆盖从怀孕保健到18岁或学历教育结束。探索建立从怀孕保健到孕期分娩再到18岁或学历教育结束的全面鼓励生育体系,包括孕期保健补助、住院分娩补助、托育津贴、教育津贴、家庭个税抵扣、以及对不符合交个税标准的低收入人群实行直接经济补贴等。并且,各地根据实际情况可在全国政策基础上进一步差异化。
二是加大托育服务供给,大力提升0-3岁入托率从目前的4%提升至40%,并对隔代照料发放补贴。大力鼓励和支持用人单位和社会力量,兴办婴幼儿托育服务机构,形成全日托、半日托、计时托和临时托等多种形式的服务网络。同时,对不需要进托育机构、而由(外)祖父母隔代照料的,为(外)祖父母提供津贴,以提高祖辈隔代照料的积极性,减轻父母的照料压力。
三是进一步完善女性就业权益保障,并对企业实行生育税收优惠,加快构建生育成本在国家、企业、家庭之间合理有效的分担机制。一方面,进一步推动落实产假哺乳假等制度,妥善解决延长生育假、男性陪产假等的待遇保障,对损害女性就业权益的单位进行经济或行政处罚。另一方面,根据单位女员工规模及年度生育情况,实行一定程度的税收优惠以降低企业承担的生育成本。生育保险和职工医疗保险于2017年开始合并试点,有利于扩大生育保险覆盖面、提高便利度。
四是加强保障非婚生育的平等权利。尽管不鼓励非婚生育,但对非婚生育的女性及其子女仍需给予一切平等权利,特别是落户、入学等方面,不得歧视。
五是加大教育医疗投入,保持房价长期稳定,降低抚养直接成本。加大学前教育投入,大力增加公立幼儿园供给,将九年义务教育延伸至十二年,同时推进教育改革,切实根除“家庭作业变成家长作业”现象。加大医疗投入,并推进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切实降低医疗费用。坚持“房住不炒”定位,实行以常住人口增量为核心的新人地挂钩并保持房地产金融政策稳定,健全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长效机制,完善住房市场体系和住房保障体系,让全体人民住有所居。

梁建章答问:

放开三孩之后谁对生育最感兴趣?

针对刚刚出台的“三孩政策”,携程集团联合创始人、董事局主席、人口经济学家梁建章认为,这个政策是一个标志性的方向,就是说我们的政策从限制生育,真正的开始要走向鼓励生育了。
对于“放开三孩政策之后,谁会对生育最感兴趣?”,以及“如何看待顶尖财富人群和贫困人群生育意愿相对较高”的问题,梁建章表示,对于顶尖财富人群来说,虽然生育完全不是负担,但是这部分人群在总人口的占比很低,“全国范围内就是百分之零点几的人口”,因此,这部分人不需要考虑。
而对于低收入人群来说,由于扶贫和普及教育的工作做得相当好,所以这部分人群的数量也在快速减少,因此也不应该放在重点考虑的范围之内。
梁建章认为,当前最需要考虑的是城市里广大的白领尤其是受教育程度比较高的女性,她们的生育压力,包括婚姻压力。“她们没有太多的时间去找到配偶,没有太多的时间去抚养小孩,职业方面的压力,这些人群是生育意愿最低,也是最需要关注的。”
“这一代年轻人确实是比较辛苦的”,“躺平”一次的出现也体现了当下年轻人生活压力大。怎么样安排每个人的情况都不一样,有的人事业为重,尤其是女性,可能先有事业,有的家庭会觉得应该先生小孩。
梁建章表示,放开三胎和全面放开,实际效果差得不多,但是放开三胎,也就是几十万的增量,关键还是要看什么样的配套措施,使得人们生得起二胎、三胎。
梁建章指出,最大的问题是有很多人一个都不生。其实生了一孩以后,生二孩的边际成本是远远小于生一孩的成本的,生三孩的成本也是远远小于生二孩的成本的。
教育成本高一直是影响人们生育意愿的一个重要因素。梁建章认为,教育可能是所有鼓励生育政策里面最难的一个政策,因为牵涉面太广。教育基本上是离高考越远的地方,越可以有所作为的。“离高考越近的话,完全就受制于高考。
梁建章还提出了一个教育方面的改革措施,就是“提前高考缩短学制”,让很多人早点工作。梁建章表示,这可能是比较激进的,投入比较大的,甚至于“离经叛道”的建议。
“总的来说,虽然现在中国的生育成本确实是全世界看起来是最高的,但是中国确实是一个大国,能够有更多的资源,更多的政策空间去解决这个问题。我觉得未来中国说不定鼓励生育的力度也会是全球、就是解决生育成本的力度也会是全球最高的。所以我觉得,未来的年轻人说不定会比现在的压力减轻一些,会好一些。
梁建章认为,如果能够有鼓励生育的政策到位的话,新出生人口还是能够到一千万以上。例如每个人发一百万,这个就是真的是一个很理想的状态了,但这一百万不是现金,我还是强调一百万主要是财政支持,用在减税、购房补贴、幼托方面的补贴,加起来的一百万。
梁建章表示,鼓励生育最重要要考虑的是城市里广大的白领,尤其是受教育程度比较高的女性,她们的生育压力,包括婚姻,她们没有太多的时间去找到配偶,没有太多的时间去抚养小孩,职业方面的压力,这些人群是生育意愿最低,也是最需要关注的。
对于当下大城市里面的高学历女性,梁建章认为,她们有的时候确实是没有时间,或者是找不到更好的时间点去生小孩,那她可以延长她的生育时间,可以在合法的前提下,通过冻卵甚至是通过其他的方式,在国际上越来越被大家接受法律合规的方式,去创造一个比较好的环境,就是其他辅助生育技术的合法化。
在住房问题方面,梁建章在回凤凰网财经的提问时表示:“住房政策是应该跟着人走,哪些地方有更多的人口流入,就应该给更多的指标,住房的用地指标,这就可以建更多的房子,这样房价也没有那么高,更多的年轻人也可以买得起这样的房子。”
更好的措施就是和鼓励生育政策结合起来,就是跟着孩子走。如果你生二胎或者三胎的话,可以给购房的补贴,其实就是房价里面的,现在房价里面的一大半都是地税,把地税的那部分返回给多胎家庭的人,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结合房地产改革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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