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南风窗新媒体主编 李少威
2021年5月22日13时07分，“杂交水稻之父”、共和国勋章获得者袁隆平院士去世，享年91岁。
袁隆平无疑是一个天才人物，他的成就以及他这个人本身，说是上苍送给中国人的一份大礼也不为过。
在他的研究开始之前，中国社会受苏联李森科主义影响，普遍认为基因学说就是胡说八道，袁隆平在这种严酷环境下逆流而上。即便社会已经接受了基因学说，主流科学界依然认为水稻没有杂种优势，袁隆平时时处处都会遭受舆论打击。
试图自证，唯一的办法就是拿出成果。而要做出成果，取决于能够在自然界找到强壮的雄性不育野生稻，这几乎是大海捞针，简直只能寄托于奇迹。奇迹的确发生了，那就是1970年，袁隆平在海南找到的命名为“野败”的宝贝稻株。
袁隆平在三亚南繁基地查看试验田（图源：人民日报）
神奇的力量被唤醒，产量上的突飞猛进，养活了几亿中国人，并且把人力资源从土地中部分解放出来，去拥抱一个工业化的好时代。不用再饿肚子，是中国人高视阔步迈向现代化的舞台布景，在种子、化肥、农药、机械等一众领域的布景师中，袁隆平贡献卓越。
袁隆平的出世和杂交水稻的研究成功，具有相当大的历史偶然性，但这种偶然性出现以后要真正发挥作用，又必须植根于历史必然性的基础之上。
粮食问题能否得到比较好的解决，抛开自然灾害因素不论，主要与三个因素密切相关—土地制度、赋税政策和农业科技，三者之间相互制约或相互促进的关系，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一个朝代或者时期社会的粮食丰歉状况。
中国自有历史以来，到改革开放以前，粮食问题从未得到彻底解决，甚至连“比较好的解决”都是很少见的。
历代治乱循环，暴力革命周期性往复，饿殍遍野、人相食，无数人暴死荒郊，根源都指向粮食问题。
前方所谓历史必然性，指的就是新中国彻底的土地公有制，加上改革开放之后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一起构建的土地制度体系。
基础的制度建构是公平的，同时又为个人的剩余索取权留足了空间，在此基础上设计的农业赋税，人们是心甘情愿去背负的。
这样一种制度、政策和社会精神面貌良性共生的局面，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
农业科学家无法左右时势的生与灭，但当积极的时势出现的时候，他们能够把握的部分—农业科技，就有了最大限度放射光芒的条件。
中国人吃饱饭、吃好饭的时代，就这样因缘际会地到来了。
我们总是为中国的诺贝尔奖得主太少而叹息，有时甚至会在社会内部产生一点自卑情绪。其实放眼世界，像袁隆平这样的科学家对人类作出的贡献，相比任何诺贝尔奖的成果不但毫不逊色，甚至值得日月经天一般的仰望。
而在新中国，这样的科学家很多很多。70多年艰苦卓绝，步步前进，和这些人低调的付出密不可分。
世界非常复杂，但人类的思维多数时候非常简陋。人类构建某种理论的时候，常常把许多与人共生的、事实上绝对无法剔除的因素剔除掉，由此获得一个简洁的令人赏心悦目的公式，再把这个公式用来套用到真正的现实。
就像把竹笋挖起来削得干干净净，又再把它塞回原位，还期望它继续生长一样。
2008年，就发生了一场是否需要保护18亿亩耕地红线的争论。
背景首先就是粮食增产，其次是市场发达，最后是全球化。套入经济学公式里一推理，耕地自然不必保护，因为够吃，不够吃还能买到。
袁隆平在这场争论中也有过发言，他只是给大家讲述饥荒时代饿死人的故事。粮食问题绝对不是一个单纯的技术问题、产业问题或者市场问题，而是可能被各种无意的或者恶意的力量随时介入和干预的“死生之地”的问题。
只看看2020年、2021年的国际政治大气候，就知道把粮食安全寄托于国际市场，是多么恐怖的一件事情。袁老在此时逝去，应该带给中国人更多的警醒。
没有一丁点的技术迷信和市场迷信，袁老活到91岁，奋斗目标始终一如既往—提高产量。他晚年潜心于海水稻，拓展水稻的种植环境，归根到底也是为了提高粮食总产量。
掌握着世界上最值钱的知识，但他的心里永远是天下苍生，这是一种战略科学家的气质，非凡夫俗子所能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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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 | 赵   义
新媒体编辑 | 黄靖芳
排版 | 乔八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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