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何兆武先生远行

何兆武先生祖籍湖南，生于北京，1939年考入西南联大，先后读本科和研究生，1946年毕业。1956年进入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参加侯外庐领衔的《中国思想通史》编写。他一生著作甚丰。《中国思想发展史》，先后以中文和英文出版，影响很大。他还是一位高水平的学术翻译家。先后翻译帕斯卡尔《思想录》、卢梭《社会契约论》、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罗素《西方哲学史》、《论历史》、费米夫人《原子在我家中》、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沃尔什《历史哲学导论》、梅尼克《德国的浩劫》、柏克《法国大革命反思》等书，惠及中国几代读书人。帕斯卡尔有名言：“人是会思想的苇草。思想形成了人的伟大。因而我们全部的尊严就在于思想。”这出自何先生的译笔，也是他的自况。

1986年，为解决住房困难，他从中国社科院调到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担任教授，直到去世。

他学术成就高，在学界颇受尊敬，为人却十分谦和。

我们和他相遇在1990年代。1997年，青岛出版社王一方邀我主编《野菊文丛》第二辑。我读了程映虹的一些文章，很想请他结集成书。程映虹当时在美国读书。他原来是何兆武的研究生。经何兆武先生联系，程映虹的文集《西窗东眺》做为《野菊文丛》二辑之一出版。书出来后，我和小群一起到清华大学西南十九楼何先生寓所送书。文丛中有小群的《凝望夕阳》，一并呈上请何先生指正。何先生认真看了小群的书，给予好评。书中叙述的许汉三是他的旧识，1950年曾在华北联大同学。他让我们代致问候。我们将此意转告许先生，许先生很高兴。何先生专程到航空胡同看望分别几十年的许先生，邀我们作陪，一起在附近就餐。不久，何先生来电话，说邢小群的书能不能再给我一本。那本被一个学生拿走了，没有还给我。

我和高增德共同主编《世纪学人自述》，拟收200位学者的自述，编成六卷，由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我请何先生提供一篇自述，置于第六卷卷首。他在自述说：“历史研究的对象是人的活动，所以研究人性运动的轨迹就是历史学的当然任务。善意固然是人性，恶意也是人性，——例如除了人这种动物而外还有哪种动物是以虐待自己的同类为乐的？‘文革’对于其他专业工作者未免是一种损失，使他们失去了大量宝贵的钻研时间，但是惟独对于文科（如历史、文学、哲学）来说，它却也是一次无比的收获，它使得我们有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去体验到人性的深处，这是任何太平盛世所梦想不到、求之不得的机会。几千年全部的中国历史和在历史中所形成的人性，都以最浓缩的形式在最短时间之内迸发出来。如果今天的历史学家不能运用这样空前（或许也绝后）的优异条件写出一部或若干部文革史、中国史，乃至世界史、历史学理论、历史学方法论和历史哲学的书来，那就未免太辜负自己所经历的时代了。”这一见解，至今发人深思。可惜我们看到的情况是，文革让中华民族付出了太高的代价，却没有产生相应的文化收获。

《社会科学论坛》创刊，主编赵虹约我对何先生作一次专访，请他评说世纪之交中国思想界的走势。何先生对我谈了很多精彩的见解，他说：

“一些重要的人死了，悼念时都有一句：与四人帮进行了坚决斗争。有的其实不符合事实。如果那么多都同四人帮进行坚决斗争，怎么会长时间被四人帮专了政？当时是有很多人挨整，也有很多人整人。有的人挨过整，也整过人。时至今日，挨整的人都诉苦，整人的都不说整人。

“学术思想与政治有关系，又不是一回事，只看到它有关系的一面而没有看到它不同的一面，是不行的。纯属于科学问题由科学的实践去解决，不能靠行政命令来解决问题。假如政府认为这个问题有价值的话，可以资助一点，但不要用行政命令来出面。我刚刚到清华来的时候，有一次考试让我出题目，我出了题目，后来教务处跟我要标准答案，我说没有标准答案，至少我们文科的，哪里有什么标准答案。你说老子是唯物论，我说老子是唯心论，这没有标准答案。过去旧北大自由度大一点，旧清华要求比较严格一点，当然各有各的好处。要求严格一点可以使学生基础比较全面、比较扎实，自由度大一些就更能发挥自己的特长。当年蔡元培在北大的时候，什么样的教授都有，有保皇党，有自由主义，有激进的民主派，有布尔什维克。蔡元培有这种气魄，当年的北大也有这种气魄。今天要调一个人进来，人事部门看档案，这人是保皇党，能要吗？不能要。这人是造反派，也不能要。蔡元培什么人都要，辜鸿铭、刘师培要，胡适要，李大钊、陈独秀也要。这种传统现在看不到了。”

我问何先生，您翻译外国著作，是您自己选的呢，还是出版社指定的呢？他说：大部分是我自己找的，多少有些自己的兴趣，但并不意味自己就同意作者的思想。有一两本是出版社邀我译的。译书要写一个前言。过去写前言时要用批判的口气。友人看了问我：是不是对波普评价不高？我说不是。因为当时思想还不解放，不得不写一些言不由衷的话。现在就不需要那样写了。50年代时，罗素搞和平民主，搞得非常起劲，那时我国也非常欣赏。毛泽东、周恩来遂出面邀请罗素到中国访问，罗素也很高兴，同意来，都讲好了。临要来的时候，身体不行，他那时90多岁了，不能来，就把他的那本《西方哲学史》送给毛泽东。毛泽东就交给下边译出来。那时译这种书都是由商务印书馆分工，商务印书馆找我来译。这本书很大，我译了古代部分。

何先生和我都毕业于北京师大附中。他是我的前辈校友。2003年，冯克力提议策划一组校友回忆师大附中的图文，在《老照片》发表。何兆武先生就读是1930年代，蓝英年先生是1940年代，王学泰先生是1950年代，我请他们各写了一篇。发表后，一些校友感慨，不知道师大附中还有这么多名人。

何兆武先生十分关心思想文化领域的各种动态，一直保持思想的活力。2004年，孙郁在鲁迅博物馆举办王小波逝世七周年图片展览，我们应邀参加开幕式，没想到比王小波年长30多岁的何先生也来了。

参观过后，何先生提议，请我们到大地餐厅吃西餐，一起从阜城门步行到西四。

后来，我和小群多次到何先生寓所拜访，他的书房很拥挤，堆满了各种书籍和杂志。但和他聊起来，马上感到如沐春风。他提起和文靖完成了口述史《上班记》，活着的时候不便出，涉及太多的人。有一次我们去，他说骨折做了手术，刚刚恢复行走，还要请我们在校园里就餐。

小群的学术道路上，得到过何先生的热心提携。她写了一本郭沫若评传，同心出版社以《才子郭沫若》为题，2005年出版。小群在学校评职称，提交了这本书，需要专家评语。小群向何先生求助。何先生不光写了勉励有加的评语，还走到学校有关部门盖章，给了小群切实的帮助。

小群读了何先生的口述史《上学记》，写了一篇感言在《随笔》发表。去年又为他画了一幅素描。

《社会科学论坛》想在封三安排发表。我建议安排在第五期，9月出刊，正逢何先生九十九岁生日，表达祝贺之意。

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何兆武先生一路走好。【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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