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思的托克维尔：  为社会保留一点理性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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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级利益才是根本。无论自由派表面上多么离经叛道，都改变不了他们身为有产者的事实，有产者是现有秩序的受益者，天然拥护社会稳定。相比于自由主义者怨妇似的埋怨，社会失意群体的民粹情绪才是真正需要担忧的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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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古至今，统治者总是过高估计自由主义者的离经叛道，而忽视了真正的社会威胁，真正造成动荡威胁稳定的往往是那些一无所有的社会失意群体，他们因为贫穷而无所畏惧，往往对现存秩序抱有极大的憎恨，一旦社会失序，他们就会立即蜕变为疯狂的张献忠。
法国大革命虽然由自由主义者发起，但真正让革命走向失控的是代表无裤套汉的雅各宾党。当时法国的自由主义者，无论是拉法耶特、巴依、米拉波、西哀士皆主张建立君主立宪制，保留国王的权威。
真正让革命走向激进的是代表底层的山岳派和雅各宾党，他们不仅主张杀死国王，建立彻底的共和制，还主张没收教士、贵族的全部资产。
为何同是革命者，身为自由主义者的立宪派、吉伦特派和雅各宾党主张差距如此之大，根本原因在于阶级不同。

当时法国的自由主义者多是贵族、知识分子和新兴的资产阶级，他们和他们的支持者都是有产者，有产者固然想要权益，但更希望社会稳定，他们革命的目的只是让国王退让一分，从未想过要颠覆现秩序。
相比之下，山岳派和雅各宾党的支持者多是巴黎的穷人，这些人一无所有，就想趁着革命造成的混乱抢掠一番，当时巴黎在闹饥荒，他们只想迅速填饱肚子、发家致富，他们不仅抢掠贵族，甚至连运粮的小贩都被搜刮一空，雅各宾党之所以主张杀尽所有教士、贵族，没收他们的所有私产，就是为了满足底层的利益。
另一个例子是韩国民主化，虽然金泳三、金大中和军方的朴正熙、全斗焕、卢泰愚有血海深仇，但金泳三、金大中都未对军部进行彻底的清算，军部的领导人全都保全了性命，保留了大量的私产，时到今天，韩国军部的后裔保守派仍然生龙活虎，多次执政。
为何金泳三、金大中不能完全清算军政府？因为金泳三、金大中和他们的支持者都是有产者，有产者希望社会保持稳定，不希望出现大规模的动荡，而在当时，彻底清算军部一定会导致激烈的社会冲突。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韩国的有产者甚至希望金大中赦免全斗焕，让他团结军部的力量帮韩国度过难关。
自由主义者一般由知识分子、企业家和中产阶级组成，他们大多是有产者，有产者天生考量的就是如何保障自己的财产，他们信奉自由主义者更多是怨妇似的抱怨，希望政府能重视他们的诉求，给他们一定的代表权，他们从未想过掀桌子似的暴力革命，无论他们嘴上多么离经叛道，他们对于社会稳定都有天然的亲和力。
对于统治者来说，切不能误判形势，将自由主义者嘴上的批评当做最大的威胁。相比于自由主义者的“嘴炮”，底层的民粹情绪才是最危险的力量。
法国大革命期间最危险的就是代表穷人的雅各宾党，他们主张杀死国王，所有贵族和教士。70年代伊朗，最危险的不是那些自由主义者，而是大学内一无所有的农村大学生，他们支持霍梅尼的伊斯兰极端主义。
30年代日本，自由主义者的反对微不足道，但由失意做题家组成的少壮派军官，却敢公然刺杀首相，他们甚至制定了绑架天皇的计划。一战时的俄国，最危险的同样不是自由主义者和社会民主党人，而是列宁的布尔什维克，列宁代表的贫穷工人和水平彻底颠覆了现有秩序，并将沙皇一家和贵族们杀得一干二净。
（伊朗大学生支持霍梅尼）
（日本的少壮派军官以爱国的名义清洗高层）
真正让社会出现动荡的不是自由主义者的言辞，而是社会失意群体的越轨，一无所有的底层在愤怒之下的过激行为以及名落孙山大学生的报复行为才是社会动荡的根源。由社会失意群体缔造的民粹势力才是需要提防的对象。
最近社会中的两股思潮急需得到关注，一种是底层因为失意变为张献忠，一种是年轻人群体中的激进情绪。
南京血案、大连车祸、墨茶、成都49中都反映出社会中的民粹情绪，这些事件本是小概率事件，但导致的社会反响却越来越大，太多人想借助这些事件发泄情绪，以疏解生活中遇到的不满。还有那些自己遭遇困境就挥刀向更弱者的懦夫，都是民粹的体现，对于这种动辄报复社会的现象，必须引起足够的警惕。
除了这些普通人的越轨行为，年轻人，尤其是年轻大学生的激进思想需要警惕，如今极左思潮在大学生群体中迅速蔓延，越来越多的大学生、做题家反对改革开放，反对市场经济、他们打着爱国的旗号，实际上寻求的是掀桌子似的均贫富。
改革开放是中国社会最大的公约数，是中国崛起的关键，但对于未经历过时代的年轻人来说，他们只看到今天的贫富差距，却看不到总体生活水平的提升，因此他们选择躺平、佛系来消极抵抗，还发明了内卷的概念，大学的扩招让他们的期望值太高，一旦社会现实与期望不符他们就产生了极为负面的情绪。
亨廷顿在纵观政治史后感叹学生是容易激进也是最不可理喻的力量，他们无牵无挂，脱离家庭就是无产者，因此往往最为激进，而学生的居住环境也让他们有较强的组织力。因此历史上的动乱往往
由
失意的学生引发，年轻人的思想工作、心理安全事关社会的稳定。
当年轻人充斥着极左思想，不断发明诸如内卷、躺平等词汇时，社会必须予以关注，目前唯一值得庆幸的，是年轻人只是躺平还未选择更激进的手段。
极左思潮往往要求均贫富，而均贫富是几千年来最有力的号召手段，这种民粹情绪的杀伤力不是自由主义者的口号能比，民众不需要自由，只需要均等，就算是一起变穷，也会因嫉妒心的满足而欣喜若狂。

面对这种情况，自由主义者不应鼓动民粹，而应维护社会稳定。
自由主义者必须认识到，大动荡时期，自由主义有产者一定是损失最大的。
法国大革命由自由主义者发起，但最终立宪派、吉伦特派都被代表巴黎穷人雅各宾党消灭。伊朗革命由自由主义者参与，但很快就被霍梅尼的势力扑灭。俄国革命，自由主义者参与了行动，但最终获胜的是列宁的布尔什维克。大动荡之下，安抚失控的穷人是第一要务，有产者往往成为被牺牲的对象。自由主义者身为有产者必须意识到自己的核心利益是避免社会动荡，如果社会不稳，自保都会成为奢望。
面对公共事件，
一些自由主义者不应执着于所谓清高，而应追求客观事实，寻求理智客观的解决问题，寻求和政府的协商，以促进社会的共识，挑动民粹，引发大规模的对抗情绪只会吞噬自己。意见领袖的作用应该是充当政府社会的沟通桥梁，而非是造成对立的罪魁祸首。
无论是政府还是自由主义者都必须认识到双方的核心利益是一致的，双方都对社会稳定有着极高的需求，双方都寻求协商和改良，对于民间日益增长的民粹情绪和大学生群体中愈发极端的极左思潮，自由主义者必须协助政府解决社会动荡的根源。支持改革开放，支持社会稳定，避免掀桌子似的社会动荡应是双方共同的底线。
只有在共同的底线下，才有改良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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