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明：我的复旦七年

当年复旦园大半是文科人的天下，伤痕文学、民主竞选、四五英雄、N大美女……连临近的物理系，都有名躁一时的CUSPEA考试。但这一切基本上与数学系无关，繁重的课业以及关于陈景润的传说，数学系的学生们在世人眼里就是不食人间烟火的一群书呆子。有的同学在回家的车船上和人讲起自己是数学生时，竟会遭遇别人诧异的目光。

谁知三十年河东河西，自从三年多前毕业30年聚会开始，复旦数学系77、78级被炒作成了“史上最牛班级”，同学们中一品大员、藤校牛人、华街精英如群星璀灿，各种传闻沸沸扬扬。复旦数学系77和78两个年级共有三个专业九个班级400多人，实际上大多数都是平平凡凡的普通人，也有的不幸英年早逝了。

而最有意思的是了解一下，30多年后，不同境遇的老同学们，都有着怎样的心路历程。我相信，在每一位同学心中，留下的依然是青葱岁月、同窗情谊——无论闻达或隐逸。作为7718的普通一员，我只想写下自己复旦七年的所见所闻和人生感悟。

和全国所有77级一样，我们系里同学的年龄相差很大，最大的入学时32岁，早已退休回家颐养天年；最小的还不满15岁，现在也年过半百了。同学们来自天南地北、各行各业，从跳级考入的高中生到下乡老知青，还有一部分是工龄五年以上带薪学习的——同学们中的“富豪”，每月四十多元。

虽然我也是高分考入复旦，但系里尖子成群、高手云集，再加上北大数学系77级没有招生，因此进了复旦就等于清零，一切从头来过。但对于年轻气盛的我们来说，不失为一种刺激有挑战的人生，而且与聪明人为伍更是人生一大乐事。

数学系的课业负担很重，一周上六天课——最多时一天九节，加上晚自习，总要学习十一二个小时，星期天和节假日也常常在图书馆或教室里度过。当年徐迟先生一篇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吸引多少青年学子报考数学专业，进来后才知道学起来有多难。我班同学老熊每当学不下去时就会大叫“上了徐迟的当了”，日后竟成经典。正好徐先生的女儿是我父母大学里的老师，老妈告诉她“复旦学生都说上了令尊的当了”，不知这话有没有继续传递。

今年年初回国省亲时，住在我家楼上的徐先生女婿蔡叔叔还专门来看了我一下。其实严格地说来，我们填写高考志愿时，徐先生的报告文学还没出笼呢，至少对于77级来说，他老人家当了一回“替罪羊”。徐先生也是活到老学到老，八十多岁还在学电脑，可惜走火入魔，结局令人唏嘘。

关于哥德巴赫猜想，一次谷超豪先生说，“陈先生作解析数论，把一个积分分成三十多段，分析功夫了得。”老祖宗苏步青先生则在全校大会上说，“如果人人都作哥德巴赫猜想，就会亡党亡国。”大概那年头想解决这一难题的“民科”太多了。

苏老虽然时任校长，但也常常满嘴跑火车，雷人语言多多。例如刚入学时老先生接见我们，在黑板上画了个椭圆形，称自己的光头“处处可导”。苏先生早年从日本学成归来，他虽个子不高，但昂首挺胸、步伐矫健、气场强大，背地里学生们偷偷称他为“数不清”或“苏老头”。

数学分析是我们进大学后的第一门重头课，也是数学系学生最重要的基础课，一共上了三个学期，何成奇老师是数学分析的主讲老师。系里很多同学，包括我自己，在进大学前多少都自学过一些微积分，但是开始这门课之后，才得知从前自己的那点知识是多么肤浅小儿科。

大三的实变函数论是数学专业更高层次的重要基础课，也是本科阶段最难学的课程——没有之一。数学分析的极限论部分虽然难学，但毕竟是在正常思维的范畴内。而实变函数论则彻底颠覆了我们以往对于数学的印象，全是些虐心的不可理喻的东东，几乎每道习题的解法都不一样，连吃饭睡觉时都在冥思苦想，可以说实变函数论是区别数学人和其余人类的重要分水岭。这门课由严绍宗先生主讲，他后来成为我的研究生导师。何、严二位老师讲课逻辑严密、生动有趣，为我们开启了通向数学神奇世界的大门。

77级同学对何老师的爱戴是发自内心的，对于很多在文革中长大的同学们来说，数学分析是人生第一门正式受教育的课程。以至于很多年以后，已经担任中国数学学会领导职务的一位老同学，都不能容忍后人对何老师的半点微辞。何老师常常使我想起高中时的数学启蒙老师，连样子、声音都有几分相像。严先生的一句扬州普通话口头禅更是让学生们模仿了三十多年，可惜二位老师都已在两三年前先后过世了。

吴卓人和范莉莉二位老师曾担任过数学分析课的代课老师，后来主讲老师就换成陈天平老师了。范老师是系里仅有的几位女老师之一，知性优雅、风姿绰约。值得一提的是，这里的几位老师，都是数学系另一位老祖宗、也是留日归来但去世多年的陈建功先生的学生。

数学分析和实变函数论这两门课的教科书都是复旦数学系老师自己编写并出版，日后成为全国同类课程最早的经典教材。除了教科书外，我们还阅读了很多翻译的国外名著、作了大量课外习题，例如苏联的《吉米多维奇习题集》、菲赫金哥尔兹著八卷本《微积分学教程》、那汤松著《实变函数论》以及美国人Halmos著《测度论》。

有人说，“数学是训练思维的体操”，这些严格的专业训练确实给我们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无论后来从事何种工作都是终身受益的，包括日后到异国他乡打拼。我的大部分书籍都留在了国内家中，只背了少数几本及讲义、笔记出来。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复旦数学系有中国最好的老师，讲课风格各有千秋，但他们的共同本领是能使学生们爱上抽象、艰深的数学。我印象最深的是主讲现代概率论的汪嘉冈老师，汪老师是1956年上海市首届数学竞赛冠军，聪明睿智，听他的课如沐春风。

夏道行先生是唯一给我们年级数学专业开设本科必修课的院士(那时称为学部委员)，主讲泛函分析，当年院士给本科生上课都是一板一眼、货真价实的。记得夏先生刚从日本访问归来，课上随口讲起日语中称先生为“样”，从此我们背后尊称他为“夏样”。

另外谷超豪先生也开过一门规范场导引选修课，据听过这门课的同学回忆，有时谷夫人胡和生先生也会来旁听，边听边挑谷先生的笔误或口误。

李元熹老师的代数拓扑选修课上，最有趣的定理是“偶数维球面上的连续切向量场必有奇点”，通俗地说就是每个人的头发上至少有一个旋。

高年级的很多选修课多是和比我们晚半年的78级同学一起上的，其中如代数拓扑、许永华先生的抽象代数、欧阳光中老师的流形上的微积分等课程以及作毕业论文的讨论班，都是使用影印的美国教材，抽象代数续论选修课还请来了美籍华人黄德华主讲。

主讲解析几何的张老师是文革前复旦数训班的毕业生，人很聪明，只是上课时常常使用一些时髦的名词记号来忽悠我们。例如在讲到向量时，他说“向量不是有向线段”，同学们集体晕倒。后来才明白他是指有序数组——高维空间的向量。

主讲偏微分方程课的侯老师是无锡人，口音很重，连上海同学都听不懂。于是和另两个室友相约，期末找老师诉苦兼套题。诉着诉着三人竟一起大放悲声，老先生大概从未见过这阵势，出题高抬贵手，考试结果皆大欢喜——77级的同学们通过偏微课应记我们三人一份“功劳”。

直到我自己在国外定居多年之后，才体会到不能使用母语确实不怎么好玩。算法语言课使用ARGLE60语言，需要在纸带上打孔编程。我还算幸运，三次就通过了。有些同学试了一遍又一遍，非常痛苦。就因为这个打孔编程，至今对计算机敬而远之。

上泛函分析课的同时选修一门量子力学，目的是想了解一些物理背景。谁知任课老师一上来就大批特批数学理论，顿时倒了胃口，上了一次就不去了。

从中学到大学，我有幸遇到多位好老师，有的情同母女、有的亦师亦友，受教终生，难以忘怀，众多老师无法——列举。本人虽从教几十年，却总也找不到这种感觉，倒是有时候会在梦中用母语讲课。

1980年代初，国门刚开，许多知名的华裔科学家纷纷来复旦访问，如杨振宁、丘成桐、郑绍远和项氏兄弟(即美籍华人数学家——Princeton的项武忠和加州Berkeley的项武义)等，并常常与青年学生座谈。这些活动多由时任数学所所长和研究生院院长的谷超豪先生主持。

那时杨先生是一位温文尔雅的谦谦君子，没有如今这般高调；而丘先生刚获菲奖、成名不久，也没有现在那么霸气。见到杨先生是在1980年初学校聘请他担任名誉教授的仪式上，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见到诺奖得主。那时大概复旦刚与SUNY石溪分校结成姐妹学校，不记得杨夫人杜致礼是否在场，但杨先生的老母亲是去了的。

陈省身先生的弟子、香港数学家郑绍远那时还很年轻，大一时来复旦给我们开讲座。他讲到证明数学恒等式的技巧时说，就从等式两头推，推不动了画个等号便是。同学回忆到，郑绍远一定要来给我们上一节数学分析课，课后大家印象最深的就是他穿一条牛仔裤、头发油光锃亮，比较另类。那时还是1978年，校方对于学生的着装发型管理很严格的。

项武义则是美国人风格，说话口无遮拦。记得有一次项先生作数学讲座，讲着讲着就谈到了政治，而且马上问听众席中的谷先生“超豪，你觉得如何”，搞得谷先生有点尴尬，只好说“这不是数学问题”。

那时来复旦开过讲座的还有方励之、何祚庥、温元凯等风云人物，但也都是讲些宇宙学、未来学等，并不涉及政治。

我们系英语快班的孙铢老师是外文系系主任，据说她早年曾跟随先总理周公参加印尼的万隆会议作翻译，一口漂亮的英国口音。能在孙老师的班上学英语，真是很荣幸的事情。可惜数学系的功课太重了，大家都没有多少心思在英语上，因此孙老师常常对着我们叹气。一年后我转入学校的英语快班，但仍然常常回到孙老师的班上听课。

在英语课上第一次听到电影《音乐之声》的原版录音，是那种巨大的老式录音机，效果很差，但也不妨碍我们听得津津有味。英语课上还学过一句话“Time and tide wait for noman”，译成中文应是“光阴似水、时不我待”的意思。记得老师说这是莎翁语录，但现在上网查了一下，这句话最早是St.Marher在1225年时说的。

现居副国级高位的李同学也在孙老师的英语班，当年担任系团总支书记。毕业前和孙老师的合影照片中第一排右三的舜培大姐毕业时分配到少儿出版社，后来成为上海市少儿出版界的大姐大，真是行行出状元?

上大一时，最受追捧的课居然是政治课——中共党史。任课杨老师讲起党内十次路线斗争来，如同章回小说般精彩，诺大个阶梯教室座无虚席。课程结束时，全体同学掌声感谢致意，这在其他课上都是很少见的。要知那时文革刚刚结束，十一届三中全会尚未召开，还在讲“两个凡是”，杨老师真是开风气之先。三十多年过去，方知“路线斗争”的真实意思。

大三的政治课是马列毛哲学，真正的党八股，又不能翘课。我们只好在课堂上看小说、写家信、背英语单词、作数学作业、打磕睡——八仙过海，为此任课老师成天留家庭作业。那时全靠手写，于是同学大康发明了符号系统，如P＝哲学，M＝马克思。大康同学也是个人物，常常在课堂上插科打诨，笔杆子功夫了得，进数学系纯属误会。他大学毕业后弃理从文，获得文学博士学位，成为中文系教授。

那时读书期间转专业或转学基本不可能，同班一位大姐业余爱好中医并颇有造诣，常常给同学们把脉。她曾一度打算转学去中医学院却未果，还好毕业后分配到那里去了，好像她的工作是帮助老中医们建立医案数据库。

文革后开始的每周政治学习制度，到了1980年代就形同虚设，以侃大山为主了。记得读研时，一次同学们争论“工农业产值翻两番”是啥意思，有人拿电影院门口的黄牛票贩子打比方，终于明白了意为“翻两只跟头”一一即四倍。

我们寝室共有七位女生，分属数学专业两个班级，住在十二号楼女生宿舍。四年走得最近的室友兼同班是“重庆生重庆长”的天白，几乎形影不离。另两位大姐以及三位年纪稍小些的同学都是从上海考入的，现在二人在国内、四人在国外，只是韵霞大姐已辞世十来年了。

四年朝夕相处，虽说偶尔难免会有小矛盾发生，但总得来说相处比较和睦，兴趣也相近。每天紧张学习一天，晚上熄灯后就成了室友们的卧谈会，天南地北无所不聊。有时晚间或周末，姐妹们还会结伴看电影、听音乐会、逛公园、上街血拼。

读书期间的一大业余活动是给家人和同学买衣服，逛了商店又不用自己掏腰包，但我老妈最不喜欢别人托我买或带东西，因此常常是地下工作。

印象中最爱看的外国电影是《简爱》，而最爱看的国产电影则是《早春二月》。除了故事情节令人感动外，《简爱》中的画面就像一幅幅19世纪英国的风景油画，而《早春二月》浅藕的底色则分明是迷离的烟雨江南。

一次和室友在上海万体馆观摩李谷一演唱会，听她唱那首著名的“乡恋”。当年中国的轻音乐界有“北李（谷一）南朱（逢博）”之说，传说朱去听了李的演唱后痛哭失声，从此大江南北就成了李的一统天下。

刚入学时大多数女生都扎两个小辫子，大三流行烫发。开始是电烫，好像上刑一样吓人，后来改成用冷烫精的化学烫了。大三结束前的新年，室友们商量去给年近80的老祖苏步青先生拜个年，其实私心里是想去探探苏老家什么样。

一位室友买来老寿星的贺年卡，我们还担心苏老看到这“处处可导”的光头会不会不开心，但那年的贺卡除了老寿星就是大美女，而后者显然不妥。后来由于某种原因变成了在校办官方接见，除了我们寝室的全体女生外，还有各年级代表出席，由时任系团总支书记的李同学主持，我们的“阴谋”没能得逞。

那次会见时李同学与苏老的一段对话，好像还写进了官方的回忆文章，大概谁也想不到，这一“历史事件”竟源自几个大三女生的玩笑。

大四那年秋天，和室友们一起从菜市场买来大闸蟹，用煤油炉和洗脸盆煮熟，“薄酒一杯尽余欢”。1980年代初螃蟹只要几毛钱一斤，当然收入也很少。忘了喝的什么酒，背景的电影海报好像是大美女张金玲。

我们全年级共有三个专业，分成四个班级。我所在的数学二班有十多位老高三毕业生，入学时大都已婚，有的甚至已为人父母。大学四年，不时会听说谁家的孩子出世了，孩子们常常取名“欢”或“乐”。这些拉家带口的大龄同学确实非常不容易，在青春被耽误了之后还要和年轻人一起拼，还是这么难学的数学。

那时学校规定，在校生年满30岁才能结婚，好几位同学都是熬到年头或毕业，现在想想真是不人道。同班的惠霖大哥唱歌很好听，他的名言是“音乐是数学的子集，因此学数学不学音乐”。

入学时还有年轻老师作班主任和辅导员，大概前者管业务、后者管思想。班主任戴老师很文气的样子，后来去了美国。辅导员顾老师性格内向、不苟言笑，据说打一手好乒乓球。顾老师离任时送给全班同学的礼物是宣布了每一位同学的高考各科成绩，这在当年是秘而不宣的，他十余年前也去世了。

班级里两位老大哥先后担任班长。盛班长心灵手巧，他家里几乎所有东西——包括电视机，都是自己制做或组装的，他后来远走澳洲。奚班长是班里年龄最大的，具有长者风范，他入学前是卡车司机，大学毕业后留校做党政工作直至退休。

刚进校时还要发各种副食票证，学校还属宝山县，每月糖票四两，而市区是六两。为此一“马大嫂”男生常与生活委员韵霞大姐理论。另一大龄男生读书期间省吃简用准备结婚家具，同学们暗地里笑他“中午食堂里买两分钱底菜，留一半晚饭吃。”

复旦的食堂在全国大学中也是首屈一指，而且价廉物美，一客红烧大排大约一角七分钱，大排价格也成为物价风向标，几年后涨到三角九分钱。后来又成立了面点食堂，花色品种繁多，每天开到晚上十点多钟。读研时还有小炒，当然价格也较贵。

那时我经济比较宽裕了，常常给同在上海的弟弟和表弟打牙祭。我们系77级共有女生20人，分住三个寝室。隔壁计算数学班的施宜平同学是一位巧手的上海姑娘，大学四年间自己裁剪编织出了全套嫁妆，可惜几年前她也因病去世了。

虽然那时功课很重，但也曾和本班或外班同学一起出游。一次是大二的五一节，一行十人去杭州玩了三天，沿苏堤白堤漫步、在西子湖上荡舟。一同学吟诗道“西湖边上十只猴，蹦蹦跳跳来春游;爬山钻洞寻常事，飞来峰前参弥陀。”

另一次是大四的秋天研究生入学考试后，与计算数学班的几位同学结伴游玩苏州、无锡、宜兴，苏州园林退思园取意自《左传》“进思尽忠，退思补过”，印象深刻。太湖烟波浩渺，与绮丽秀美的西湖又有不同，还是更喜欢太湖一些。

我们住便宜的小客栈，满大街寻觅桂花赤豆糊，最爱听那一口吴侬软语，甜、糯、嗲得就像化不开的桂花糖，那次共花费26元。只是左上图中的刘金宝同学(前排左2)和右上图中的於崇华同学(前排右1)都已离世多年了。

大学期间，复旦园里思想自由，社团活动丰富多彩，星期五的下午校园里常有各种文学讲座，课余去看文科同学办的黑板报也是一大乐趣，不知不觉间就陶冶了性情、重塑了三观。记得一首题名为《呈D公》的打油诗最后两句是“三起三落人称颂，老来莫学MZD”，后来又被人改为'莫学老来MZD”。

文革结束后在国内举办的第一个西方画展好像是1978年的波士顿博物馆美国名画原作展，在北京、上海、西安等地巡回展出，所到之处均引起轰动，大学生们更是趋之若骛。

那时流行美国乡村音乐和台湾校园歌曲，还有朦胧诗，如果不会背几句北岛、顾城、舒婷的诗，都不好意思称自己是1980年代的大学生。另外还流行西方现代哲学思想，如尼采的超人哲学、萨特的存在主义、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等。

1980年九月的一天，名演员赵丹来学校作报告，我们课间跑去凑热闹旁听，正碰上阿丹在发火，他说自己“是来探讨问题的，不是来表演的。”同学回忆说，其实是他自己为了活跃气氛先即兴表演，观众中有些人鼓掌引起他些许不快，但后来他又自我圆场，气氛随即缓和了。一个月后，赵丹因病去世，留下了“管得太具体，文艺没希望”的著名遗言。在复旦的那次报告会上，他也提到过类似想法，在某种意义上也可说是他的“天鹅绝唱”。

大学毕业前兴起同乡会之风，因此认识了新闻系80级的小校友冯媛(下图前排左3)。她那时还不到20岁，是一位安静文弱的川妹子，有一点忧郁，谁知她日后竟成了一位奇女子。大学毕业后，冯媛考入在北京的社科院研究生院新闻系读研，在那里结识了比她年长36岁、处于逆境中的王先生若水。

冯媛与王先生的忘年之恋惊世骇俗、感动世人，可惜上天只给了他们15年的时间。冯媛至今活跃在争取女权、反对家暴的第一线，从网上视频中看到，才50出头的冯媛也已满头华发。虽然自己做不到，但我由衷地敬佩为理想执着奋斗的人。

那时校园里的书店不太记得了，一套罗曼·罗兰著的四卷本《约翰·克利斯朵夫》等了好长时间才买到，也常去福州路的外文书店淘盗版的英语书。因为囊中羞涩，倒是借书比买书的时候多。

一次，室友借来一套《基督山恩仇记》，全寝室同学逃课，熬夜排队看。理科本科生不能进文科阅览室，读研后才能进，后来又有了美国中心的阅览室。会在没课的日子躲到这些地方，捧一本海明威、杰克·伦敦、川端康成、或马尔克斯的书，读研的一半时间是在这些地方消磨掉的，但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实在太长了，始终没有读完。

还爱读阿瑟·黑利写的行业小说，如《最后诊断》《大饭店》《航空港》《汽车城》等。他擅长把日常故事写成惊悚小说，印象最深的是《汽车城》里一句话“丑的就是美的”，出国后才看到这些小说改编的电影。在学校还听过他的一次讲座，作家戴顶贝蕾帽，风趣地说“我面前有很多漂亮姑娘”。

还读了很多1930年代作家，如徐志摩、郁达夫、丰子恺、萧红等人的作品，不太喜欢郁达夫那些阴暗、晦涩、颓废的小说，但他的散文《故都的秋》写得实在美，而最欣赏的则是丰子恺的散文集《缘缘堂记》以及其中散发出来的那种清静淡泊的道家情怀。

此外，就是戴厚英的长篇《人啊！人》和《诗人之死》，据说是以文革之前及文革期间的复旦为蓝本写作的，甚至都能找到人物原型。想来这一辈子的中文或翻译的外文闲书，大都是那几年在复旦读到的。

另一件大事是遇到两位外国总统来访。一位是大三时法国总统德斯坦，据说总统夫人还是物理学家。我们在学校礼堂听演讲，德总统称“台下坐着世界上最优秀的一部分青年”，顿时掌声雷动。德总统来访时安保很松散，有同学就跟着新闻记者混进礼堂。

另一位是研三时美国总统里根，里总统来访时则安保壁垒森严，学校礼堂讲台前的花盆都用探针搜过。礼堂旁边是加速器实验室，总统保镖冒着生命危险爬到实验室房顶检查。住在校外的我们竟被反锁在院内，过了一天铁窗生活。

我在大四第二学期考取本校数学所81级研究生，在复旦继续学习了三年。我们这一级共18人读研(力学专业除外)，大部分都是原来的大学同学。我和师兄晓漫、两位师弟超成和克任(研82级)主攻泛函分析，师从夏道行、严绍宗教授，说来我们也算是陈建功先生的嫡系，出国后改换门庭则是另一回事了。

夏先生在给我们上了一门泛函分析续论课程之后就到美国去了，因此实际上我们都是由严先生指导的，如今师兄弟们也都天各一方，经营各自的事业。泛函组的舒老师说话讲课口若悬河，杨老师文质彬彬却略显婆妈，张老师和童老师是国内第一批18名博士中的两位，童老师还是我大学毕业论文的指导老师。

多年后读到一篇文章讲，数学界和武林江湖差不多，讲究功夫和排座次。想来复旦数学所也是风云激荡、龙争虎斗，只是我们作学生的不明就里。

同学们回忆起来，1980年代初上海地区的硕士生助学金为48.5元加5元书报费——共计53.5元，本人那时是班级生活委员，每月到各宿舍发放银两和粮票，比较受欢迎。记得一次放暑假前两个月的107元一起发，男生马进说“要是每个月都这么多该多好”。马进早已在美国作教授了，那时的快乐很简单，容易满足。

大四时学过一年二外德语，由于不用，很快就忘记了，只记住了ein、zwei、drei等简单词汇，从而也知道了Einstein原来是“一块石头”的意思，后来到瑞典才发现很多似曾相识的词汇。读研时又选修了一门俄语，任课马老师漂亮随和，课上常常讲些上影厂演员的八卦，因此好像没读多少俄语，现在连33个字母都统统忘光了。

毕业前的秋天，和师兄弟们一起，到华东师大听UCLA著名日裔教授Takesaki的学术讲座，讲座结束后教授从大老远的加州将合影照片寄到我们每个人的手中。几年后我到瑞典继续学习，在Mittag-Leffler研究所又碰到来访的Takesaki，还和他说起这事。

我们这一级研究生全校有20多位女生，第一年住在校内九号楼，后来搬到东校门外新建的宿舍，分住五间寝室，我的寝室中五位女生分别来自数学、计算机、核物理、电子工程等理科专业，毕业后几年内全部出国了。

一次在争论“概率”这个概念时，我和计算机专业室友婷婷认为概率只是表示可能性——并不一定发生，但核物理专业室友却认为概率是说经过若干次后一定会发生，因此感到数学家和物理学家真是两种不同的人类。婷婷的男友、后来的丈夫是医生，读研期间就成了我们寝室的健康顾问，婷婷和我毕业后相继来到瑞典读博、求职并定居。

隔壁寝室住了几位国政系、哲学系、政经系的女生，一个个特有女政治家的范儿，有两位还是俄语班上的同学。那时正是耀邦主政时期，各种思潮很活跃，这几位女同学看上去也很有抱负。里根总统来访时，国政系的盖同学被选去与总统座谈并提问，电视里只看到她的一个背影。

另一间寝室的女生都是外文系专攻西方语言文学的，比较多愁善感，风格完全不同。

读研期间的复旦校长是著名物理学家谢希德先生，她也是新中国第一位女大学校长。在校园里常常可以遇到和蔼可亲的谢先生，她矮小并且略微残疾的身躯里仿佛蕴藏了巨大的能量。据说谢先生给学生上课时自我调侃，“世界是对称的，我却是不对称的。”

1984年底，我从复旦数学所研究生毕业。离开上海那天，室友和同学们一起到火车北站为我和湖南同学王键送行。一辆平板车上放着我俩所有行李，十几位男同学从江湾五角场一直骑、推到车站，真心感动。当时同学们或继续读博、或留校任教，后来大部分都出国发展，也有的留在国内步步高升。我与同学们从此别过，一路向北走天涯，再没有回头。

我的复旦七年，正是国门重开、人心思变、民风淳朴、理想尚存的年代，既能感觉到政治清明，也能觉察到暗流涌动。大学毕业前奚班长在班级通讯录的扉页写下了这样的诗句“相聚正值春意浓，分手恰逢度春风。四载流光不徘徊，旧事真切忆梦中。复旦夜临灯又明，同窗难觅已西东。欲叙无复似当初，毋忘千里音讯通”。

我们在复旦相遇，经过几年的交集，又唱着“再过二十年，我们来相会……”踏上了各自的人生旅途。如今三十多年过去了，昔日同窗由于选择了不同的生活道路，早已渐行渐远。

我只是在毕业近二十年时回去过一次，看望导师、与几位老同学聚会。至今又过去了十余年，师长们都慢慢老去，校园也物是人非了，九号楼早已改成了办公楼，听留校的同学说十二号楼也被拆掉了，也许真是“相见不如怀念”吧。

近来坊间流传复旦精神是“自由而无用的灵魂”，我倒更欣赏胡适之和张中行先生对于社会及大学中有关“自由与容忍”的描述，并且强调“容忍是一切自由的根本: 没有容忍，就没有自由”。这样的精神在我们读书的年代还有一些，只是如张先生所述“可惜时移则事异，过去的就永远过去了”。

一年半前，加入了“复旦数学”微信群，遇到了从前熟悉或不熟悉的同学们，又一点点找回了当年的感觉和同窗情谊。这个微信群中大部分是77、78级同学，涵盖了各个专业，遍布国内外，其中数学系77级本科共13人——同班只有我和壮一同学两人、数学所81级研究生共9人，只是好几位兄弟居然忘记了读研时我每月给他们发放助学金的事情。

去年夏天在未名湖畔，见到回国讲学的一知同学，三十年未曾谋面，自是一番感慨。“天之骄子”们如今都已到了知命耳顺的年纪，谈到当年的“雄心壮志”，也都付诸一笑，回归平常心了。

去年热播的电视剧《邓小平》中有两集关于77年恢复高考，第五集陈景润闪亮登场，第六集中有大段老祖苏步青戏份，还有复旦数学所并提到男生宿舍3号楼。因此引发同学们热议，纷纷猜测剧中提到的“十八罗汉”是哪十八位老师，边挑毛病边回忆往事，好像又回到了学生时代。

复旦的标志性建筑子彬院——当年的数学楼，是我们本科阶段读了四年书的地方，如今虽已挪作他用，却是数学系同学们心中永远的600号。而俗称“南京路”的贯通校园东西的复旦主路，早已更名为“光华大道”，路旁的梧桐树也长高了一大截。

几年前凭借“南京路”这一暗号，我竟在新浪微博上遇到了生物系80级的植物学家少艾学妹并相谈甚欢。说起来我们在复旦曾有四年交集，甚至同住一栋宿舍楼，还学过相同的公共课和选修课，例如打孔编程的算法语言和德语，中共党史课也是同一位讲课如说书般精彩的杨老师上的，然而我们却从未相识，以致相“见”恨晚。

同学们、校友们因母校结缘，尽管相隔千山万水，“日月光华，旦复旦兮;明明上天，烂然星陈”却是留在我们心中不朽的诗句。

后记：

最近有同学建议，我们应该写一写自己心目中的、亲历的复旦园和数学系，就将以往随手写下的微博扩充并连续化、光滑化一番，遂成本文。只是流水账式的抛砖引玉之作，全部是个人感悟，最多涉及周边的小圈子，但保证原创，而且不代表任何人。四百个同学的心中会有四百个不同的复旦园，不必也不可能强求一致。经历了、感悟了，就是人生。

本文初稿完成后，我先贴在同学微信群里，征求大家意见。没想到获得同学们的交口称赞，大家还广泛转发到自己的朋友圈中，收到很多正面反馈，并结识了新的校友。

老同学王键特意到新浪微博上找到了我，然后又一个个地寻找班级里的同学——包括我文中提到的好几位，并建立了班级自己的微信群。我们一起回忆那个青春飞扬的年代和共同成长的岁月，缅怀敬爱的老师们，浓浓的同窗情谊扑面而来，令人十分感动！

我想这大概也是本文引起师长、同学、校友、同龄人和后学强烈共鸣的地方吧。数学人更是不忘精准严格的本色，逐字逐句推敲，并补充了诸多细节和花絮，为本文增色不少，一并致谢！【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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