盖棺定论老书生
——陈独秀其人其书
文｜薛元明    牛墨王说书原创首发
（陈独秀1879年10月9日-1942年5月27日，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发起者和主要旗手，“五四运动的总司令”，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和党早期主要领导人。）
公元1661年，康熙皇帝将江南省一分为二。安徽是安庆和徽州的合称，江苏是江宁和苏州的合称。从此，这两个地域开始分道扬镳。南京的地位因此变得极为尴尬，至今仍无法摆脱“徽京”之戏称。
1932年10月15日，南京老虎桥监狱，来了一位“大人物”，他便是陈独秀——在上海被国民党以“危害民国罪”逮捕。这已经是他第五次入狱。
（2021年热播电视剧《觉醒年代》，以1915年《青年杂志》问世到1921年《新青年》成为中国共产党机关刊物为贯穿，展现了从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到中国共产党建立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
5月27日，是陈独秀的忌日。一直想写点文字来纪念这位先贤。原文很长，超过万字，只能选一部分。
陈独秀   《春日忆广州》诗稿
分析陈独秀的书法，首先要明白一点，他和历史中的八大、康有为和李叔同等人类似，不仅是“书如其人”，更是“书人合一”，如果离开了人单纯地谈书法，已然失去意义。我再三说明，当代书家的身价为什么上不去，甚至不断地被边缘化？原因即在于，只是一个单纯的书法家，书法真的成了“末技”。只有当书家是大德、大儒、大匠和大哲时，才能谈到成为大师。专业化的目标和结果，如果只是为了专业而专业，就变成了套路，直至死路。
时至今日，谈论他的名字，可能依然有些敏感。但不管如何评价陈独秀，也不管是否可以有结论，他都是一个时代的巨人。
陈独秀   《存殁六绝句》诗稿
这样一位时代的弄潮儿，他的出现，必然有天时地利人和等综合原因。正因为“合力”作用，使得陈独秀应运而生，登上历史的舞台。
从时间上来看，中国历史发展到那一刻，不仅有纵向上的新旧对撞，也有横向上的东西交汇。这是亘古未有之变化，即便是新旧冲突，也是历史上最为剧烈的。纵横交错的时空变化，出现了李鸿章所说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从地域上来说，安庆自江南省一分为二后，一直是安徽省的首府。安庆的历史文化底蕴深厚。安庆城始建于公元1217年。天柱山是春秋时皖国所在地，又称皖山，安徽简称皖，即由此而来。如果说这些属于静态考察的话，对陈独秀的分析，还必须有动态视角，他一生走南闯北，见多识广，阅历丰富。对其书法有潜移默化的影响。
第三个层面是人和。可进一步分两个层面来探讨：一是陈氏家族，陈独秀的祖父是廪生，父亲是秀才，叔父是举人，绝非“小户人家”，有很深的文化底蕴；二是其一生交友无数，也树敌颇多，“友”和“敌”都可以塑造人，要么志同道合，要么针锋相对。这些对陈独秀的性格和心态也有很大影响。
陈独秀   《与孝远兄同寓江津出纸索书辄赋一绝》自作诗，草书
这些影响因素具体针对书法而言，一是家学，陈独秀曾过继给叔父陈衍庶，其笃好书画，富有收藏，对陈独秀影响巨大；二是乡贤如邓石如，必定也会产生一些潜在影响，陈独秀有些对联内容就是邓石如曾经书写过的。三是从整个时代氛围来说，晚清以来的金石考据大潮，各种资料奔赴书家眼前，文字书体之美变化尤多，成为染翰之士的研习范本。王国维在谈到清代学术走势时说：“国初之学大，乾嘉之学精，而道咸以来之学新。”陈独秀虽是“革命派”，却始终不脱文人心性。文人与书法密不可分，在当时就有大批类似陈独秀的“同道”，诸如刘半农、鲁迅和钱玄同等，钞古碑、玩拓片。
陈独秀   《曼殊赴江户余适皖城写此志别》诗稿‍‍
言及至此，必须要回答一个问题：为什么陈独秀的书法风格独特？
天时地利属于先天因素，个人改变不了，也无法选择，然天生禀赋，却有无可替代的塑造作用。天生我才和后天经历的共同作用，造就了书风的独特性。陈独秀一生经历复杂，历经磨难，晚年尤其艰辛，艰难度日，但不失气节。最典型的就是五次坐牢的经历，这是一般人难以想象的，更难以承受。当时陈独秀所面对的，乃是越来越残酷的政治现实。于外，是国民党的追捕；于内，有针对他的批判。陈独秀所面对的现实危险是，自李大钊被捕牺牲之后，作为共产党的另一位创始人，危险系数越来越大。但对于陈本人来说，早已经将生死置之度外。他的两个儿子先后牺牲，这种痛苦非常人可以面对。所以说，不到关键时刻，分不清谁是真英雄。这可不是那些局外人随便闲聊时“指点江山”，是要动真格的。
设身处地思考一下，一个人可以为信仰而生，为信仰而死，无论有怎样的缺点，都值得钦佩。陈独秀于1919年在《研究室与监狱》一文中写道：“世界文明发源地有二：一是科学研究室，一是监狱。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因为陈独秀具有这样的独特定力，书法创作才能够真正做到气定神闲，尽情挥洒，书法率意之极，不拘绳墨。
陈独秀致蔡元培信札
陈独秀一生的经历复杂，在多种角色之间转换。他首先是一个报人，创办和经营《新青年》。其次他是一个学者，任教北大，著书立说。再次，他是一个文人，最典型是高傲的心性。第四个角色是革命家。这一点尤其特殊，乃是过去文人所不曾有的。第五个角色，他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综合来看，他的悲剧在于，以文人心性介入政治。革命家和政治家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角色。对于陈独秀来说，更多倾向于一个革命家。
陈独秀致高一涵信札
陈独秀致胡适、李大钊信札
因为角色的多重性，使其一生始终生居于各种矛盾冲突之中，必定造就了书法风格的激越和奔放。
一是富有和贫穷的冲突。老家有很多家财，等着他去继承，然而，即使穷困度日，也根本不去考虑。国民党教育部长陈立夫在审查陈独秀《小学识字教本》书稿时说：“内容无大碍，‘小学’两字不妥，容易和小学校混开来。”陈独秀听说后，生气地说：“陈立夫懂得什么？‘小学’指声音训诂、说文考据，古来有之，两字一字也不能改。”国立编译馆见陈独秀不同意改，不敢印《小学识字教本》，前后寄送的 5000 元预支稿费也没有来要。陈独秀对潘兰珍说：“书没有印，这 5000 元不能动。”
陈独秀致信陈立夫
二是性格上爱憎分明。如前所述，一生交友无数，也树敌无数，战友同党，都可能不理解，因此被扣上各种帽子，然无所畏惧。政治上立场坚定，宁死不屈，学术研究严谨，生活放荡不羁，却也情深义重。陈独秀所撰《蔡孑民先生逝世后感言》的悼文刊登在1940年3月24日的《中央日报》上，其中说：“北大的三只兔子，一只死了，一只在国外，还有一只，怕不久于人世。”
三是政治和学术的冲突。虽说陈绝非政治老手，但自他第一天介入政治活动之后，就和政治斗争密不可分。从本性来说，陈始终是一个文人，一介书生，晚年的回归极其明显。中国知识分子一直都有着政治人和文化人的双重身份，由此时常引发文人内心的矛盾冲突，实际上这是很多近现代知识分子共同人生的象征。作为历史动荡时期的文人，陈独秀身上不可避免地拥有传统文人的进退之道。
四是集文人和革命家“于一身”，一方面始终有“文人心性”，另一方面要“革文学的命”，激烈冲突在所难免，有时前者占上风，有时后者占上风，最终还是前者占上风。
五是人生经历中的各种冲突。谈及这一点，不能脱离时代背景。陈独秀等人走上革命道路，无疑和科举废止存在关联。但历史不能假设。对比“五四”的三位领军人物，蔡元培有成功的科举经历。历史有偶然性，也有必然性。在陈独秀身上，从最初的“科举之路”到后来的“新文化运动”，人生变化剧烈。
陈独秀  唐代李益《夜上受降城闻笛》诗，草书
六是旧学根底和新思维的冲突。科举之路，决定了陈独秀所学，必然是“旧学”。陈独秀自幼失怙，随祖父习四书五经，旧学很有功底，工宋诗，学识渊博，使得陈独秀在书法方面眼界高。最明显的，旧体诗写的好，文字学研究很深，于书法而言，必不可少。陈独秀曾留学日本，接受了很多新思想，介入了当时的新潮流，是当时极少数最先清醒过来的一批人，最终引领了时代变革。
第七方面已经涉及到具体的书法创作。陈独秀一生的书法创作数量很多，后文将加以细致分析，如果大致粗分一下，不外两类：一是稿本类，诗稿、文稿等，一是专门创作的作品。前者多为实用，却只可以抒情，后者以赠友，却也能抒怀尽兴。对于陈独秀来说，实用书写和艺术创作的界限模糊。这些都由他的性情来决定。
陈独秀致胡适信札
毫无疑问，个人经历、思想性格乃至整个人生的复杂性、对立性和冲突性，都有效塑造了陈独秀书风。与同时代的很多杰出人物相比，陈独秀在书法上花费的时间是非常多的，关注度很高。最难能可贵的是，陈独秀具有明确的“书法意识”，表现在五个方面：
一是临古和创新意识。虽然现在找不到陈独秀直接临摹古代名家的作品。反过来设想一下，像他这样忙碌之人，主要以读帖为主，借助记忆强化模拟。作品可以留下蛛丝马迹。通过一些作品的比照，可以获取所取法书家的信息，比如颜真卿、米芾、傅山和何绍基等人。篆书则有《说文解字》，隶书有《武荣碑》等等。取法从当时文人喜欢玩拓片的潮流来说，所见甚多，比较杂，风格跨度很大。这一点可以从陈独秀创作的风格多变感受到。陈独秀学古的目的不是为了古而古，更不是复古，最终是自抒胸臆，像他这样一个心性极其高傲且放浪之人，仰他人鼻息断然不可能。
陈独秀   行无身处对联，行草书
二是创作意识，或者说作品意识。类似陈独秀这样的报人、文人，一般多见各类文稿、诗稿等草稿类。即便有“作品”，形制也较小，只是风格相对规整、正是一些而已，比如陈的同乡胡适。陈独秀则不然，他有强烈的、明确的创作意识。究其来源，其一是众多朋友的索要和酬答，各种应酬；其二是“市场”，在办刊或个人经济困难时，销售作品变成为他的重要收入，每当此际，“作品”就体现出强大的作用，必然追求精品效果；其三是个人自信爆棚，超乎寻常。虽然现在看不到很多陈独秀在书法方面的自我评价，偶有如：“现在存世的二王之字，献之数种近真，羲之字多为米南宫临本，神韵犹在欧、褚所临兰亭之下，即刻意学之，字品终在唐贤以下也”，或者类似“除却文章无嗜好”，不过是一时自谦。
陈独秀致信台静农
三是传承意识。一如刚才所言，虽然陈独秀在书法方面的自我期许，但从他一生书写的作品总量来看，非常可观，而且各种样式类型比较齐备。这么做，一方面是自信，另一方面确实对书法极其挚爱。他虽然未必就想当一个专门的书法家，但在内心深处，必定存在着浓重的书法情结。不过，从他身上也表现出矛盾：一方面是新思想，一方面是旧传统，那个时代也不仅仅是陈独秀一人，而是一个时代的很多人如此，拼命反对白话文，但旧体诗写得很好，要求废除汉字，结果毛笔带了一辈子。陈独秀晚年撰写《小学识字教本》，一方面是想从事学术研究，甚至是补贴家用，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文化传承。如果说，著书立说是陈独秀文化传承中的“物”，借助一种“载体”的话，对台静农的偏爱则是一种“人”，寄予了厚望，将自己唯一的传记手稿寄给台，赠给台大量的各种作品，平时的交流极其密切，无所不谈，都包含这种意识在里面。
陈独秀   吴昌硕《题梅石图诗》赠台静农之父台佛岑，行草书
四是批评意识。陈独秀对沈尹默的当头棒喝，已经成为一段“公案”。1941年陈独秀在给台静农的信中说：“尹默字素来工力甚深，非眼前朋友所可及，然而字外无字，视三十年前无大异也。存世二王字，献之数种近真，羲之字多为米南宫临本，神韵犹在欧褚所临兰亭之下，即刻意学之，字品终在唐贤以下也。尊见以为如何？”直言相陈，陈独秀谓沈尹默“诗脱俗格，书法尚须博涉。”
陈独秀赠台佛岑篆书对联
五是个性意识。个性形式就是独立意识，源于独立人格。独立意识对陈独秀来说，视若生命，坚持了一辈子。言及至此，无疑对当下书坛颇有启示甚至警示，书风雷同，相互抄袭，根本原因在哪里？急功近利之外，主要是缺乏自我意识，遑论独立人格。实质上，这个问题可以广泛说开去，类似学术研究等等，都存在类似问题，整个艺术圈都是一窝蜂。赵之谦曾经说过一句振聋发聩的名言：“独立者贵，天地极大，多人说总尽，独立难索难求”。陈独秀在狱中写自传时回顾自己曾参加的“江南会试”，表明了他对于书法的态度，“关于写字，我喜欢临碑帖，大哥总劝我写‘馆阁体’，我心里实在好笑，我已打定主意只想考个举人了事，绝不愿意再上进，习那讨厌的‘馆阁’字做什么！”
陈独秀书赠陈中凡  谢枋得《北行》诗，篆书
陈独秀  《郊行》自作诗，杂体
陈独秀曾说过：“我不是个书法家，我只是个文字工作研究者。”实际上，陈独秀不仅仅只是一个书法家，但即便以专业书家的标准来要求，仍然是合格的。他的书法创作，篆、隶、行、草等多体兼备，还有独出机杼的“杂体”，篆隶楷行皆有，必须每种书体都非常熟练，方可驾轻就熟，信手拈来，不拘一格。此种创作，最见文人性情。行草书是陈独秀创作数量最多的，同时也是最能体现性情的。从他的行草书格调来看，便会明白他为何会批评沈尹默了。
陈独秀一生经历坎坷，性格狂放不羁、桀骜不顺，笔下有不可羁勒之气，天马行空，纵横四海，气象万千。
陈独秀书赠台静农之《漫游》（此乃陈的绝笔）
读绝笔书《漫游》，则感觉已经回归平淡，人生老境中呈现出无法掩饰的天真浪漫。陈独秀的《小学识字教本》成稿于1942年5月13日上午，成为著述的绝笔。言及至此，不禁要问，陈独秀的书法来源在哪里？从诸多作品来看，行草书学过颜真卿、傅山和何绍基，行书取法米芾，写给台静农的《游韬光》笔意明显。“金樽象管”对联取法章草，有高古之气。“杂体”则来源于钞古碑和文字学研究的功底。
陈独秀书赠台静农《游韬光》自作诗，行书
陈独秀  金樽象管对联，章草
陈独秀晚年从纷繁的政治中退出来埋头于文字研究，是隐退中向传统回归，寻求一种精神寄托。晚年蛰居四川江津时，布衣蔬食，在贫病交加中钻研文字学，撰述《小学识字教本》来维持生计。《小学识字教本》教本的撰写几乎成为萧瑟晚年生活的精神寄托，在个人心目中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他在给台静农的信中说：“中国文化在文史，而文史中所含乌烟瘴气之思想，也最足毒害青年，弟之欲于此二者各写一有统之著作，以竟《新青年》之未竟功。文字方面始成一半，史的方面更未有一字，故拟油印此表（即《中国古史表》）以遗同好，免完全散失也。”
陈独秀致信国立编译馆馆长陈可忠
不难看出，陈独秀最终是以知识分子的身份进入到政治中来，并以知识分子的眼光、操守以及性情进行着他的政治生涯，说到底陈氏只是一介书生。李泽厚曾经指出，“陈独秀书生式革命家天生缺乏练达政治家的领导策略，始终有书生意气的一面，即使置身暗潮涌动的政治舞台，也不时会有性情耿介的直接冲动”，这是作为政治家的致命之处，从文字、书法、历史和人文角度来看，恰恰可以证明他精神理想的宝贵之处和可敬之处。阅读陈独秀的书法，不仅想到赵之谦的一句话：“三岁稚子，能见天质；积学大儒，必具神秀”。
       题外话       
新文化运动中各色人物的“开骂”与“被骂”，都认为代表了正义，手握真理，矫枉过正，表露性情直率之际，宁可让别人认定是粗暴的文人，也不愿意故作绅士腔调，甚至可以认为自己有“除恶务尽”的勇猛。这当中，除了暗藏的“以毒攻毒”逻辑，其实还有一个极为自负却后果极其严重的命题——造反有理。伪君子和假绅士都是被批评的对象，温良恭俭让不是革命手段。这些对于当时乃至今天的中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以《新青年》为阵地的“新文化运动”，有两个突出的主题：一是针对孔子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倡导“伦理革命”，一是针对文言文的狂轰滥炸，在当时几乎集中了所有的火力。堕落、苟且、无耻、僵化等词语频频露脸，好像没有这些，就不足以彻底地批判。猛烈开火之际，呈现出目空一切，也要扫荡一切的特点。对比来看，对孔子的批判，大不敬姿态是有先例的。但对于白话文的猛烈程度则是史无前例的。“言为心声”，语言的激烈改变，至今仍可以感同身受。
今天的汉语变得越来越脏，流行病越来越重，只有段子手可以不断混钱，也许从当时就能找到武断、暴戾和跋扈的蛛丝马迹。似乎不将自己推到传统的极端对立面，不做出偏激之状，就不足以表明个人立场，哪怕是斯文扫地也在所不惜。有时以“文学革命”的口号除旧布新，却显现出趾高气扬的姿态，有时甚至感觉杀气腾腾。
时隔百年来回顾这段历史，“真理越辩越明”并未完全实现，在非常状态下强调“常识”之做法，本身就是违背常识的，一边想着“新旧不能调和”，但另一边，在现实中，新旧必然存在于同一个人甚至同一类人身上。这种现象，幸运抑或不幸？在具备理性思维的情况下，尚且可能去反思，一旦失控，可能会误尽苍生。不过话说回来，想法、动机和结果之间，难免有落差，而且在过程当中，也会充满焦虑不安。如何保持一个“度”，考量着每个人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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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薛元明，艺术批评家，专栏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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