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兆武（1921.9-2021.5.28），1921年9月生于北京，1943年毕业于西南联大历史系。1986年至今任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兼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访问教授和德国马堡大学客座教授。长期从事历史理论、历史哲学及思想史的研究和西方经典著作的翻译工作。译作有卢梭《社会契约论》、帕斯卡尔《思想录》、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罗素《西方哲学史》等，著有《历史理性批判散论》、《历史与哲学》等。

何兆武：学术的生命力在于自由

学生的素质当然也重要，联大学生水平的确不错，但更重要的还是学术的气氛。“江山代有人才出”，人才永远都有，每个时代、每个国家不会差太多，问题是给不给他以自由发展的条件。
我以为，一个所谓好的体制应该是最大限度地允许人的自由。没有求知的自由，没有思想的自由，没有个性的发展，就没有个人的创造力，而个人的独创能力实际上才是真正的第一生产力。
如果大家都只会念经、背经，开口都说一样的话，那是不可能出任何成果的。当然，绝对的自由是不可能的，自己想干什么就干什么，那会侵犯到别人，但是在这个范围之内，个人的自由越大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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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开沅（1926.7.8-2021.5.28），著名历史学家、教育家，祖籍浙江省吴兴县，生于安徽芜湖。美国奥古斯坦那学院（AugustanaCollege）荣誉法学博士、日本创价大学与关西大学名誉博士。1951年9月入华中大学(即今华中师范大学)，在历史系先后任教员、讲师、副教授、教授等职。1985年8月～1991年3月曾任华中师范大学校长。2015年任武昌首义学院（原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荣誉校长。

章开沅：老师要自己尊重自己，培养学生要堂堂正正

导师变成“老板”，学生成为课题的廉价劳动力，变身“打工仔”……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这种异化的师生关系竟然成为一种比较普遍的现象。
说实话，我很难理解这种现象。老师与学生的关系，应是世界上最纯洁、最真挚、最高尚的关系。学生虚心向老师求教，老师殷切教育学生成才，除此之外别无他求。
老师要自己尊重自己。这种自我尊重，决不是因为有某种专长而自高自大，其确切含义是对于教师地位和作用的自我认识，是一种高度的自觉和责任感。这种责任感，表现为对学生的关怀，表现为时时刻刻都把学生放在心上，否则他就不称职。学生应当尊敬老师，但老师只有爱护学生，才能赢得他们发自内心的尊敬。
我带研究生时，经常让他们去我家里讨论，一般每周两次，至少是一次，其他院系有兴趣的研究生还可以旁听。此外，近代史研究所还定期举行学术讨论会议，所内所有的教师和研究生都参加。会议内容往往是先由教师或研究生逐一报告自己近期的研究论文或研究设想，然后师生各尽所能，畅所欲言。
给学生营造一个宽松的环境也是必要的，这样才能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创造就要允许失误和失败，老师不要把学生变成自己的影子，亦步亦趋，而是要鼓励学生超过自己。在学术研究上，导师与学生是平等的，不要趋同，没有禁区，学术资源要与学生共享，学生也可以批判老师，不敢挑战权威的学生是没有出息的。
老师不仅要在学生在校时关心他们，毕业后也不要放松教育，我把这种终身教育称之为“追踪教育”。学生毕业后，为师长者应该继续关心着他们的学术研究和个人发展，关注着学生的路子走的是不是正确，及时给予指导。
教学作为一种互动，最可贵的是师生之间的思想交流。相互问难、热烈讨论以及课余无拘无束的对话，从治学经验到人生真谛，处处都体现了传道、授业、解惑的复合功能。老师堂堂正正地培养学生，一代又一代新人就在这样水乳交融的过程中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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