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裔学者如何在后疫情时代讲述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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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裔学者如何在后疫情时代讲述中国

伍国

美国阿勒格尼自由文理学院历史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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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从皮尤调查还是盖洛普调查结果来看，多数美国人对中国的印象不仅长期稳定地处于消极状态，最近几年还出现了更加转冷的趋势。美国众议院最新通过的“2021年战略竞争法案” (Strategic Competition Act of 2021)，可以看作这一趋势的法律化。

据最新的皮尤调查结果显示，高达69%的五十岁以上美国人支持限制中国留学生人数；30-49岁受访者中，支持和反对各占一半；而在18-29岁群组中，支持限制中国学生的比例只有31%。从学历来看，有大学文凭的受访者多数反对限制中国留学生数量，无大学文凭者情况相反。这说明美国年轻一代的观念明显比上一代开明，特别是在受过高等教育以后，也有较大的可能性不带偏见地对待中国和中国学生。

作为历史研究者和在美国课堂上以英文讲课，引导美国学生进行社会科学深度阅读，开展批判思维，并形成更为公正持平的世界观的教学者，笔者认为，在整个世界已经因为疫情发生经济模式，生活方式的巨大变化，而中国也正在持续经历深刻社会和经济变革的当下，在中国大陆出生长大的华裔学者在美国课堂上如何讲述现代中国是一个值得重新思考的课题。

美国本科生如何看中国

在笔者的经验中，美国本科生的中国观通常在上大学以前就受到父母，媒体和周边文化气氛的影响，但也存在一个宽广的光谱。一方面，一些大学生由于大学本身的开放气氛和年轻人的求知欲，也很可能对遥远的中国产生善意或者憧憬。另一方面，社会的大气候和媒体无可避免地造成大量美国学生对中国抱有负面印象。

笔者的一些美国同事在课堂教学和论文指导过程中习惯引导学生关注和追溯一些自己感兴趣的敏感议题，例如中国的所谓“胁迫外交”（coercive diplomacy），西藏，新疆问题等，也促成了学生的批判倾向。同事中的一位已经退休的日裔教授甚至在一次笔者在场的公开讲座中鼓励学生讨论如何攻击中国内地的军事设施，而且获得几名学生的积极参与。这一做法事实上已经违背学术中立，而是在刻意刺激美国学生的敌对情绪。

另一位崇拜达赖喇嘛的美国同事则鼓励学生研究西藏问题，并邀请带有明显政治诉求，展示相关标志，旗帜和形象的团体来校举办西藏“艺术展”，引起一些中国留学生的强烈反弹。在笔者看来，虽然研究课题的选择是开放的，但对于并没有真正掌握中文，只能阅读英文资料的美国学生来说，贸然进入这个高度政治化的领域意味着只能被英语世界里固有的偏见引导。

有的中国同事也参与其中，为违背价值中立的取向推波助澜。一位已经离职的中国同事在设计课程的时候，书面声称课程的目的是让美国学生学习如何对付（cope with）中国，但 “cope with”（英文中的定义to deal with and attempt to overcome problems and difficulties）这一短语明显的负面和对抗意涵使得一名美国同事听后也感觉欠妥。

通过多年指导本科生学期和毕业论文，笔者感觉美国学生对古代中国的文化成就和历史人物更容易产生积极和正面的感受，也几乎是例行地，每个学期都有学生会对缠足这一现象产生浓厚兴趣。在现当代领域，学生则很容易对中国进行苛刻的审视，但也有学生持平甚至欣赏地看待中国。在笔者指导过的毕业论文中，有的学生研究当代中国电影中的女性形象，有的研究毛泽东时代的“黑市”和地下交易，有的研究汉字的历史，有的研究中国古代的环境问题，也有很大比例的学生研究毛泽东和文化大革命。

一些非历史专业，也不辅修中国研究的学生往往是在临毕业的最后一个学期为了凑足学分而选一门有关中国的课程。一个政治学专业的美国学生曾经上过前述的那位对中国保持对抗心态的日裔学者的，以美国为观察出发点的课程，但他希望通过上我开的关于中国当代史的课程获得另一种视角；另一个政治学专业的美国学生则从未上过任何聚焦中国的课程，但出于好奇，希望在毕业以前对中国有所了解；一名在美国出生的第二代华裔男孩学经济学，但希望通过藉由课程了解自己的父辈曾经经历过怎样的中国。这些选课动机说明，相当一部分美国学生希望通过上课获得关于中国的更深入的知识和看待中国的另一种视角，特别是在当授课者是华裔的时候。

美国学生需要通过学习了解，中国确实有着和美国的文化传承，历史背景和现代化路径。而在环保，男女平权，性少数权益等他们最关心的问题上，美国自身也和所有国家一样，经历了一个斗争和进步的动态过程。中国同样面临发展和环保之间的结构性冲突，以及性别观念的转变和反思和更包容的过程，而所有这些都是全球现象。中国在促进环保方面的实践和成就应该被美国学生了解，事实上，美国工业化历史过程中污染也曾经非常严重。今天的美国大学生对于美国超市无限使用塑料购物袋的做法并没有反思，对东亚各国习以为常的限塑措施则一无所知，在笔者提到的时候，都显得很惊讶。

来自内部的视角

笔者的教法以“历史主义”（historicism）为原则，严谨的学术写作训练为手段，但在认识论意义上抵制美国媒体的做法，反对预设立场，以美国为标准来简单衡量和裁决现代中国，主张学生在充分认识中国的特定历史情境及逻辑的前提下，通过深入阅读讨论学术研究成果来研讨具体政策及理念，具体事件的目标,过程，及后果。例如中国革命的起源，及其作为当代记忆的一面，以及现代中国在战乱动荡，资本稀缺的条件下经历的百年工业化历程（笔者曾经研究过晚清航运史，在重庆北碚参观过航运实业家卢作孚纪念馆，对此极有感触）都是值得重视的学习课题，加上通过视听手段了解普通中国人自己的经历，达到更完整地，从内部逻辑认识中国的目的。英文学术著作中涉及中国特有的城乡二元体制（urban-rural divide）以及对知识分子（intellectuals）这个在中国远比在美国更为显著的社会身份和分析框架的研究也可以引入教学中。

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仍然处于一个长期的城市化和乡村脱贫和追求富庶和繁荣的过程中。这是一个深刻，也充满矛盾和冲突的社会变迁过程。城市化，进城务工农民，以及乡村的工业化和商业化以及管理模式的企业化，以及在这一过程中涉及的长时段的制度变迁，性别问题和性别关系的转变，乡村脱贫，村落文化的嬗变，农村医疗制度改革，传统民间工艺的市场化，乡村旅游，都应该纳入学习和研究的范围。泛政治化的，追逐敏感议题的视角应该向实际治理视角转换，从政府和政治向社会生活转换。

笔者2019年在贵州西江苗寨考察时，发现在从事投资开发的浙江商人和本地村民之间形成了一个有趣的互动合作关系。西江一方面对持浙江省身份证的游客实行免门票的优惠，一方面为本寨居民提供免费的穿梭电瓶车，而这种村民专用电瓶车有别于一般游客需要购票才能坐的车，投资方和村寨同时还协商乡村客栈的产权问题。一方面，原本安静的村庄因为全面旅游开发变得终日喧闹，另一方面，过去外出务工的苗族同胞因为家门口的就业机会而选择回乡。这些发展模式以及其间的种种周旋，拓展，与博弈过程，恐怕不是一些美国人看中国时惯用的“压迫——抗争”的对立模式所能涵盖的。

或许不妨借鉴一下社会学家的视角：“社会学永远都面临两大主题，一是我们日常生活的形态，二就是社会的急剧变迁，急剧冲突，甚至是意想不到的突变所带来的政治、社会、文化、宗教，乃至人心的影响”（渠敬东），以及应该更多地“从中国内部观察中国社会转型”（应星）。

对坚持研究当代中国“胁迫外交”的学生，笔者曾引导他们了解中国历史上基于儒家文化的对外关系理念，和北方游牧政权以及东方和南方海洋国家的不同历史关系，以及近代中国在国际关系中的脆弱和防御性质，并提醒他们注意，很多资料本身带有预设立场。事实上，一些美国学者对南海问题存在误解，笼统地谈“南中国海”，而自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开始，不论是民国政府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都从来没有说“南中国海”是中国领海，只是对相关岛屿及其附属水域提出领土主张并成为争议一方。这两个概念是需要澄清的。

什么是美国学生需要的批判思维

美国学生生活在一个开放社会（open society）里，但这个开放社会的视野往往被美国人的美国中心（American-centric）视角所制约。对从事有关中国历史和当代现实教学的华裔学者来说，在美国主流媒体不断以负面视角报道中国的现实面前，在疫情及其应对进一步引发关于中西方治理理念及模式的争论的语境中， “批判思维” 在美国课堂上的特定含义不是迎合早已口径统一，了无新意的西方刻板思维，无休止地在政治敏感议题上“批判”中国，或者产生恐惧心态，因为这无异于人云亦云，在认知意义上并没有真正去批判。

在当今美国，更有意义的批判思维应该是美国学生对居于言论主宰地位的美国政客和媒体进行反思并重新认识世界，认识到美国人的信息来源和视角的局限性。对主流报道和言说的“批判思维”，对长时段的中国近现代发展的更多公正陈述，对中国内部正在发生的具体变化的深入了解，在后疫情时代对中国以及其他国家和地区，如印度，新加坡，韩国，台湾应对疫情的公共卫生模式的分析，对个体与群体，自由与约束，自治与统筹，国家与社会，国家与国家的关系等多重议题在全球语境中进行理性反思，能帮助美国年轻一代去除对中国的神秘感，减少对单一新闻事件及其报道的依赖，更严肃地思考美国以外的其他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及其治理经验。

事实上，美国白人主宰的社会科学学术界普遍对作为少数族群的美国亚裔的处境不闻不问（研究亚裔历史和现实处境的学者绝大多数自己是亚裔），但特别热衷于中国国内的少数民族问题，并采取一种特别“同情”的姿态，这也是需要批判反思的。矛盾的是，一些西方学者同时又依据“建构”理论来把一些少数民族的历史进行虚无主义处理，例如认为壮族是人为创造（created）的，苗族是发明（invented）出来的，也引起了这些民族自己的学者的强烈反感——笔者在回国访谈过程中，就曾面对面目睹一位少数民族学者大声怒骂美国学者的“研究”。

华裔学者的优势

毋庸讳言，美国人对现代中国人的奋斗历程认识不足。讲述中国已经不可避免地成为与立场，态度，视角，背景无法完全分开的的教学实践，特别是在政治，历史，经济等学科中。美国人不应该把中国过度简化（oversimplify）为几个敏感问题和打击与“对付”的靶标，而应该把中国当成平等“理解”的对象。正如一位美国学者在给笔者的邮件中反思的：“American students (learn in their terrible social studies classes) that everything is about bias, and when it comes to China, everything is already immediately always repressive.”（美国中学生在可怕的社会研究课上学到的是一切皆偏见。涉及到中国的时候，一切就立马是压制性的。）

笔者对美国教授们喜欢在课堂上使用的一些针对西方出版市场的，在笔者看来是以一成不变的，笔者所称的“中国苦难—西方救赎”（Chinese suffering-Western salvation）为叙事策略的华人个人“回忆录”也持怀疑态度，并在自己的课堂上停止使用，代之以更严谨的学术研究论文和著作。

第一代华裔学者拥有在两种文化和社会中的生活经历，以中文为母语，能更多接触国内的中文研究成果，更了解国内媒体和互联网和实际生活，同时主要以英语从事研究，作为移民的人生经历通常比普通美国学者丰富，视野也更开阔。这些都是难以代替的资源。社科学者确实可以提供一种和一般西方学者不同的视角，应该正视中西背景和认知冲突，通过拓展视界和阐释（interpretation）引导和影响学生深化学生对中国的理解（understanding），最后再进行公正的评价（evaluation），并应该敢于在认知上挑战学生。事实上，认真和公正的，引导学生反省的替代性叙事和更深入的历史与比较的视角也是学生期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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