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黄灯
年轻人的路，为什么越走越窄  
——《班主任》创作谈
从2006年到2019年，我在南方的一所大学当了两届班主任，完整见证了80后、90后两批年轻人的成长。如果说，2006年第一次当班主任，更多的触动来自时间维度的代际隔膜，那么，到2016年第二次当班主任，更多的触动，则来自网络原住民一代出路的日渐逼仄给我带来的强烈冲击。因为起点的相似，我总是忍不住拿自己的成长和学生进行对比，《班主任》一文是此种思索的结果。
先说说两次当班主任的不同感觉。第一次当班主任，时间跨度从2006年到2010年，学生给我的整体印象是有个性，活泼开朗，深造意愿不强，整个班没有一个人考研，珠三角良好的就业势头，让他们顺当地融入了社会。跟踪他们毕业后的境况，最后留在珠三角一带的学生占到70%，留在广州和深圳的有17人，90%的学生，都买了房子，过得还算安稳，我盘算了一下，到2010年左右，一个二本院校的学生，和我大学毕业时候文凭所承载的附加值相差不大，教育对学生命运的改变，依然明显。
但仅仅过去9年，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到2016年接手1516045班时，我发现学生越来越沉默、非常听话，很少叛逆，男孩几乎不追女生，女生想一个人过日子的比例越来越高，一种无形的压力将他们笼罩，大四时候，有1/3的学生选择考研，毕业临近，通过和他们聊天，竟然没有一个外来的孩子，有信心留在广州，没有一个农村学生，相信凭个人能力可以买得起房子，好多女孩描述她们的梦想，“一只猫、租间房、将父母接到身边”。在毕业前夕，他们喜欢用“咸鱼”来形容自己的状态，用“上岸”来形容找到工作。不能忽视的是，我的学生，90%是来自经济发达的广东地区，我任教的学校，一直以就业优势著称，生源也非常出色，尽管是一所二本学校，但70%的学生，只有上了一本线才有机会招进来，他们的境况尚且如此，全国那么多被遮蔽的二本院校学生情况，可想而知。
讨论课的一组学生
在教1516045班时，有两点感触最深：一方面，如何理解年轻人，我感觉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代沟”这个词，根本无法描述代际之间的隔膜。作为网络原住民，他们身上最为真实地铭刻了信息时代的特征，如何理解这代年轻人，对我而言，既是现实需求，也是工作的客观挑战，从来没有一个时代，在短短的九年时光之内，就能导致我作为一个班主任的经验，如此快速地失效。另一方面，对于目前无可逃避的网络时代，以及网络时代碎片化表征，显然也需要持有更多的警惕，在我看来，碎片化不意味着多元化，它不过更为巧妙地掩盖了社会越来越本质主义的倾向，在巨大的碎片化泡沫下，时代呈现出了越来越坚硬和确定性的一面。
在几年的班主任经历中，不能否认，对我的学生而言，就算进入最普通的大学，也已经是一件很艰难的事情。他们走进大学的代价，远胜我当年，但他们文凭的含金量，却早被大大稀释。90年代初期上大学固然难，但一旦考上，就意味着人生的根本改变，上学不要学费，每月有生活补贴，毕业包分配，到单位以后，能解决住房难题。但现在，对1516045班的学生而言，每一个环节，都必须依赖市场化手段以个人力量去解决，农村孩子的学费依然需要几个家庭才能凑齐，生活费需要课后打工才能获得，工作需要拿着简历去海投，住处需要在城中村的角落去安顿。教育彻底市场化固然提供了某些自主选择的机会，但由此带来的群体分化的后果，主要由弱势的非985、211农村大学生来承担。
我不否认，在和学生多年相处过程中，直面他们学习、生活、就业、考研等各类具体的困境后，我脑海一直盘旋一个问题：年轻人的路，为什么越来越窄？他们的出路，是否和下面的追问有着更为隐秘的关联：为什么他们会毫不犹豫地认同个人奋斗的路径？为什么他们会自动剥离个体和时代之间的关系？大学的鄙视链到底如何形成？看重第一学历的血统从哪个节点开始？名牌高校的研究生考试，从什么时候理直气壮的强调985、211的重要性？这些情形和应试教育之间愈演愈烈的现状，到底存在怎样的逻辑必然？从什么时候开始，年轻人生存状况的恶化，通过这一条隐秘鄙视链的形成，开始被巧妙掩盖，并成功引导他们将注意力转移到了对自身的质疑？我所教的这些孩子，在第一次人生的竞争中失败后，只能进入一所普通的二本高校，到底承受了怎样的代价和压力？普通年轻人状况的恶化，通过一系列程序的正义，到底怎样不动声色地锁定了他们往上流动的可能？
我相信中国的很多家长，并不知晓自己孩子进入大学以后的具体情景，也相信不少中学老师，在应试教育的鸡血中将一批批学生送进大学后，并不太关心中学岁月在其生命中烙下的印记，在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的漫长程序中，学生的成长恰如一个标准构件的锻造，我不过一个站在普通大学门槛的收货者，完成了签收程序后，来到身边的孩子，不过一群早已被磨砺规整的半成品，《班主任》的完成，不过我借助职业的便利，在知晓年轻人的一些事情后，自作主张的理解和记录，我知道它暴露了我对年轻群体无法穿透的隔膜，也知道它无法解答我的诸多困惑，我所想做的，不过通过文字，记住一个群体的模糊身影，唤醒更多的成年人对他们的关注。
一个让人内心踏实的时代，不在于给精英提供多少出路，而在于给普通人提供更多的机遇。
2020年3月9日
发表于《十月》杂志微信公众号
黄灯
湖南汨罗人。中山大学文学博士。著有《大地上的亲人》等。曾获琦君散文奖、三毛散文奖、华语青年作家奖等。《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一文曾引发全国性讨论。
附：二本学生让我们看到更多普通的年轻人
本文为黄灯于2020年12月19日参加《环球人物》年度盛典所发表的演讲，演讲原题目为《转过身，看到他们，看到更多人》。
各位嘉宾，2020年，对我而言，是一个人文工作者和教育工作者，了解国情的一个独特窗口。我亲历它静海流深下的变化，感受到一个时代的转折，目睹了很多个体的生存、命运，介入和见证了这个时代的宏大流转。一种个体融入历史的真切感，从来没有如此强烈。
“我的二本学生”被照亮和看见
2018年8月，我在中山大学图书馆写完《我的二本学生》。过往的时光像电影一幕幕闪过，无数个学生在我脑海里不停走动，我原本以为随着文本的完成，他们的故事和经历，不过一个普通大学老师，对台下学生的寻常回望。我从来没有想到，“我的二本学生”真正的出场，是在2020年。在这个时代的聚光灯下后，他们作为一个整体，在无数人的关注下，得以被照亮和看见。他们带着二本学生特有的容颜、气息、精神，沿着既定的轨迹，伴随我有限的叙述，成为一个时代，虽不起眼、却无法忽视的人群。
我从广州龙洞出发，从学生毕业后入住的狭窄城中村出发，立足于十几年的日常从教经历，伴随学生的作业和试卷，重新召唤他们进入我的课堂，并在文字的穿梭中，完成对年轻群体的命运呈现。我听过很多孩子的故事，知道他们很多秘密，见证过无数个体的成长。他们的故事，就是这个时代的故事，他们的秘密，就是这个时代的秘密，他们的成长，就是这个时代的成长，作为全中国最普通的大学生，他们的身影，代表了最大多数年轻人的命运。
我得承认，作为教师，我对世界安全感边界的认定，来源于对学生群体命运的勘测。二本学生作为全中国最普通的年轻人，他们是和脚下大地黏附最紧的生命，是最能倾听到祖国大地呼吸的年轻群体。他们的信念、理想、精神状态，他们的生存、命运、前景，社会给他们提供的机遇和条件，以及他们实现人生愿望的可能性，是中国最基本的底色，也是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从某种程度而言，中国二本院校的学生，折射了最为多数普通年轻人的状况，他们的命运，勾画出中国年轻群体最为常见的成长路径。
忠实记录带来的力量和可能
在“二本学生”这个群体因为我一次集中的书写，被看见和照亮后，我切身感受到，忠实记录带来的力量和可能。因为转过身，看到了更多褪去精英光环的年轻人，我亲历了一种奇妙的人与人之间的链接和联系。我记得我的校长黄达人先生在读到本书后，兴奋地和我说起，以后在任何场合，一定要呼吁更多的人关注二本院校的发展；我记得南京广电单位的一个朋友，真诚反思以前单位的招聘，过多关注重点大学的孩子，而从未留意到同一个城市的二本院校学生，并表示在以后市场化导向的社会招聘中，一定会给二本孩子留一些机会；还有我的大学校友，多次说起要利用他企业的工作经验和资源，多做一些实际的事情，尽力打通企业和二本学生就业的直接通道。当然，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位正在杭州监狱服刑的年轻人，因为被看见和理解所感受到的尊重，通过书信，向我心平气和地回顾自己从二本院校毕业后的经历，尽管曾经误入歧途，但内心依然萌发了重新走向社会的勇气。
更让我感动的，是一些来自重点大学的孩子，因为二本学生的出场，他们突然意识到，自己的同龄人，还有更为庞大的群体，过着和他们完全不同的生活并感受到更多的匮乏和困境，而两者都将是撑起这个社会各行各业的中坚力量。文凭的差异，并不能掩盖他们对社会的同等重要性。我亲历这种因为书写所带来的人与人之间的链接过程，看到了年轻群体正在慢慢打通互相理解的通道，这种理解不但波及二本学生，同样波及更多其他层面的年轻人。
这所有的反馈，让我切身感受到，因为记录，一个群体被看到后所带来的各种可能。当然，我不能否认，这种聚焦，和2020年特殊的语境密不可分。
从繁华到萧条到寂静，到重新人声鼎沸，疫情下城市的复苏
我居住的地方，是广州市越秀区一条最古老的街道——文明路。在我记忆中，这条街道永远熙熙攘攘，热闹非凡。我从来没有想到，有一天，它会因为遭遇疫情，变得空无一人，寂静无比。
相比武汉所遭遇的巨创，南中国的广州，同样能切身感知到其中的挑战和疼痛。疫情来临后，正常的生活被打破，我第一次意识到，往日常见的秩序、平淡、温存，其实是一种莫大的幸福，广州街头往日气定神闲的劳动者，构成了街道最美的风景线；我第一次意识到，正是无数普通人的日常，从社会最底部承载了国家这艘巨轮。
是的，整个疫情期间，我目睹这座城市从繁华变为萧条，进入寂静，但随后，又神奇快速的复苏过程。这种非常态的社会场景，让我意识到全球化所遭遇的挑战，在疫情最严重的时候，我在空旷的街道，独自一人观察着居住的地方，走访了不少第一时间遭受直接冲击的经营者，倾听他们的声音。短短几个月，我眼前发生的一切，像按下了快进键，预演了一遍现代城市和古老瘟疫的正面遭遇。
让我震惊的是城市的快速恢复，从繁华到萧条到寂静，到重新人声鼎沸。街道的萧条与基层社区活跃的同时上演，让我深切感知到普通人在非常态下，怎样自发生成一个快速的反应链，高效接通政府的力量对接基层的需求，这是我多年来，对社区和基层凝聚力最为强烈的感知，对社会运转逻辑的直接观察。我知道，这座古老的城市，之所以能快速地回到日常，是无数医务工作者、科研人员、社区工作者、志愿者、劳动者共同付出的结果，是一个国家对国民生命珍视的承诺兑现，我深切感知到我眼前一直快速运转的祖国，在现代化进程中，忙得没有时间喘息，当遭遇突然而至的挑战后，如何呈现自己的韧性和力量。
是的，一座城市复苏了，封闭的角落日渐开放，寂静的街道人马喧嚣。
一切仿佛回到了从前，但一切又有了很多改变。
没有毕业照的毕业季，感受另一种成长
我当然知道，我今年毕业的二本学生，依然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知道他们正承受名副其实的史上最难；我也知道那些经受重创的个体从业者，依然处在艰难的恢复阶段；我还不能否认，广州最传统的商业街区，北京路上的商场，在一楼最显眼的地方，悄然撤走了熟悉的商家，广州沉默的的士司机，因为运营收入的锐减，忍不住和乘客吐槽。直到今天，依然有不少普通个体，因为突然而至的疫情，陷入了更为具体的困境。
但也不能否认我看到的另一种现实，水果店的老板、盲人理疗师、忙碌的快递小哥，一次次和我说起政府对疫情的控制，给他们带来的安全感，说起医务工作者义无反顾的大义担当，让他们感受到的踏实；不能否认网络课程大规模的顺利铺开，给无数家长带来的安心；不能忘记我开旅游公司的朋友刘铭初，在合作十几年的团队遭遇生死存亡之际，内心依然没有放弃的信念和客户对他的精神支持。我真切地感知到，这诸多个体面临的境况，在艰难时刻和祖国共同担当的情境，早已超越了日常的生存惯性，而成为凝聚在现代社会中的一种真实融合和支撑。
这背后的一切，让我真实感受到广州这座城市的独特和美好。对我而言，广州就是中国，南中国连接整个世界。市井声下的喧嚣和闹腾，就是中国经济的最好晴雨表，是人类与瘟疫不屈抗争的真实图景。
是的，街道一天天热闹起来，那些被迫休息了几个月的老板马不停蹄的开工了，街上的士司机笑容多起来了，我今年毕业的学生，就业表上，从当初的屈指可数，到逐步回升，他们在历经同样的波折后，虽然失去了没有毕业照的毕业季，但感受到了另一种成长。
时刻意识到以往所获得的一切，从来不是理所当然
对我而言，2020年有太多沉甸甸的关键词，而这所有的关键词，都关涉到普通人的生存和命运，关涉到大时代来临时。社会洪流中的个体，如何应对巨大的社会转型，如何适应和时代的碰撞，并尽快找到突围的路径？我真切感知到，我的二本学生，还有广州街头巷尾的人民，疫情期间遭遇的迷茫、困惑、无助，如何在美好人性的护佑下，通过内心的坚持和坚韧，互相搀扶走过如此艰难、而又跌宕起伏的一年。
经历过2020年，我的内心产生了很多变化。我时刻意识到我需要重新审视自己的生活和价值观，时刻意识到我以往所获得的一切，其实并不从来就是理所当然。
我时刻意识到，守望和互助，比什么都重要，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最朴实的词汇，比任何时候，都更容易在日常生活中接通更多人的命运。可怕的瘟疫，比任何时候，都需要所有人，放下成见，冲出隔膜，形成一种合力，去共同面对。我们比任何时候，更需要持有一种从容和乐观态度，要坚信人性的美好和善意。当然，我们也比任何时候需要更多的行动，需要更多对细小事物的耐心，需要蹲下身子，更多地去关注身边的人，参与身边的事，唤起生命的激情，一起去化解具体的困境。
在人类共同的精神难题和生存遭遇中，我们需要激发一种共同的悲悯和理解，在差异和分歧里，寻找到难得的共识，在人类必然同舟共济的命运中，达成和解，携手前行。
2020年，是跌宕起伏，让我流泪、也让我欣慰的一年。在历史的长河中，它会翻起属于自己年轮的浪花，而我和所有在场的见证者一样，会因为介入和看见这个时代，看见无数普通劳动者的坚守和韧劲，感受到生命的价值和意义，感受到祖国、时代的力量和荣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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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黄灯；内容综合自网络。本文版权归属作者和原载媒体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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