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邦人的自由向往》是刘小枫教授对古希腊经典谐剧《鸟》的悉心解读之作。全书层层递进、抽丝剥茧式的细读，展现了作者深邃的眼力。跟随作者引人兴味的叙述，我们得以感受到古希腊谐剧诗人阿里斯托芬深藏在插科打诨、嬉笑怒骂的谐剧言辞背后对人世重大政治问题的深刻反思。
《城邦人的自由向往》虽然以重要论题为叙事线索，细致入微地解析《鸟》的剧情，却具有古今观照的视野，并致力于呈现《鸟》剧的现实意义。剧中有这样一句台词：“民主政制呵，你要把我们引向何方？”在刘小枫教授看来，这句台词是全剧的点睛之笔，它不仅把我们引向了阿里斯托芬的另一部谐剧《公民大会妇女》，更重要的是把我们引向了对现代文明的思考。通过对《鸟》的绎读，本书力图揭示种种“非政治人”的心性品质，这让我们意识到，研读《鸟》对理解我们当下所处的政治文化语境有重要启发。
今天恰逢刘小枫老师的新书《城邦人的自由向往》上市，“古典学研究”公号编辑部特别摘取该书“目录”“引子”和“题解”，在网络上首发推送，以飨读者。期待阅读全书的读者可点击文末购书链接，踏上一次既轻松愉快又带来严肃思考的思想之旅。
城邦人的自由向往
——阿里斯托芬《鸟》绎读
刘小枫 著
192页，49.00元，2021年
华夏出版社
目    录
题解
开场 离弃雅典城邦

进场 鸟儿敌视雅典来人    

第一戏段 雅典叛徒  

第二戏段 对鸟儿启蒙  

第一插曲 爱欲与鸟神之歌
第三戏段 祭献新神受阻 

第二插曲 鸟儿祭献新神
第四戏段 城邦刚建成时……

第三插曲 “没有光亮之地”
第五戏段 与诸神谈判

退场 佩瑟泰洛斯当王
余绪
引  子
在古希腊的神话角色中，普罗米修斯对世界历史的影响堪称之最，直到今天还在发挥政治作用。毕竟，按照古希腊传说，他是人类技术文明的馈赠者。
在雅典民主时代，普罗米修斯已经是戏剧诗人喜欢用来编故事的角色。古代的肃剧目录中著录有一位佚名诗人的《普罗米修斯》三联剧，其顺序是：《被缚的普罗米修斯》- 《擎火的普罗米修斯》- 《获释的普罗米修斯》。
这个顺序看起来有些奇怪，因为，《擎火的普罗米修斯》要么应该在前（因给人类盗火而“被缚”受罚），要么应该在最后（因“获释”而再次“擎火”），怎么会在中间？
古典家们基于语文学的理由推断，《擎火的普罗米修斯》当在最后，因为“擎火者”（πυρφόρος）这个语词属于阿提卡法定的普洛米修斯节用语。古典学家辑佚到《擎火的普罗米修斯》的残段极少，其中碰巧有“普洛米修斯节”（τὰ Προμέθια）这个词。可见，《获释的普罗米修斯》应该在前，否则普罗米修斯不可能被当作“擎火者”来崇拜。
《被缚的普罗米修斯》，雅各布·约尔丹斯绘
这出三联剧仅《被缚的普罗米修斯》流传下来，而且被归在埃斯库罗斯（公元前525-前456）名下。普罗米修斯无论“被缚”还是“获释”都与宙斯神有关，由于《获释的普罗米修斯》和《擎火的普罗米修斯》散佚，在诗人笔下，普罗米修斯与宙斯最终如何和解成了不解之谜。
埃斯库罗斯（或佚名诗人）的《获释的普罗米修斯》今存17条残段（共70行），为今人推测普罗米修斯获释的情形提供了些许线索。比如，歌队由提坦们组成，这表明提坦神族已经重新得势，而他们与普罗米修斯的亲戚关系比与海洋女神的关系更近。从一段因西塞罗的翻译而保留下来的插歌中可以得知，让普洛米修斯获释的是他的母亲和赫拉克勒斯。这意味着，从戏剧角色上讲，普洛米修斯的母亲取代了伊娥，赫拉克勒斯取代了赫尔墨斯。《被缚的普洛米修斯》以宙斯得胜结尾，《获释的普罗米修斯》则以普罗米修斯的母亲得胜结尾，斗争双方就这样达成了平衡。
普罗米修斯究竟因何“获罪”而“被缚”，仍然是一个谜。按照习传说法，普罗米修斯因给人类“盗火”（即给人类带来各种生存技艺）而“获罪”。但从传世的《获释的普罗米修斯》中可以看到，普罗米修斯“获罪”的原因更有可能是搞民主政治的启蒙。
智术师普罗塔戈拉（公元前490-前420）在柏拉图的名作《普罗塔戈拉》中所讲的普罗米修斯神话，也许为此提供了证明。按普罗塔戈拉的说法，普罗米修斯给人类带来技术文明并未真正解决人世的生存难题，因为人类还缺乏政治技艺。普罗塔戈拉暗示，正是他自己发明了这种技艺。
在柏拉图笔下，智术师普罗塔戈拉的历史形象与普罗米修斯这个神话形象叠合为一，这意味着什么？
罗马帝国时期的希腊语作家路吉阿诺斯（约公元125-180）笔下的普罗米修斯说：宙斯真正害怕的，不是普罗米修斯带给人类各种生存技艺，而是害怕他教凡人“针对宙斯搞反叛密谋，发动针对诸神的战争”（ἐπανάστασιν ἐπ᾿ αὐτὸν βουλεύσωσι καὶ πόλεμον ἐξενέγκωσι πρὸς τοὺς θεοὺς；《普罗米修斯》13）。宙斯目光如炬，他懂得，技术文明未必会带来“针对诸神的战争”，民主政治则一定会带来这样的战争。
问题的复杂性在于，柏拉图笔下的普罗塔戈拉发明的政治技艺其实是家长式的君主制。由于他当时在民主的雅典，为了避免受到雅典民主政体的迫害，他才不得不采用民主意识形态的修辞。毕竟，雅典民主政体不是普罗塔戈拉的杰作，而是雅典城邦的历史际遇的偶然结果，伯利克勒斯（约公元前495-前429）也不过是这一结果的继承人而已。
在政治思想史家沃格林看来，埃斯库罗斯“将肃剧的普罗米修斯等同于人内心的普罗米修斯冲动”。沃格林没有告诉我们，究竟是哪种人内心中的“普罗米修斯冲动”。既然柏拉图的《普罗塔戈拉》让我们看到，普罗塔戈拉的内心有“普罗米修斯冲动”，普罗米修斯并不代表所有世人的“冲动”，那么，我们就值得追究某类智识人的内心冲动。
将埃斯库罗斯笔下的普罗米修斯形象与现实中的智识人形象叠合在一起，并非柏拉图的发明。据古典学家考订，阿里斯托芬的《鸟》剧中的主角佩瑟泰洛斯是个普罗塔戈拉分子，而且，《鸟》的剧情与《被缚的普罗米修斯》在好些地方明显有隐射关系。倘若如此，《鸟》在埃斯库罗斯的普罗米修斯三联剧与柏拉图的《普罗塔戈拉》之间就起着微妙的承前启后作用。毕竟，普罗米修斯在《鸟》剧中的戏很少，仅仅在最后一场短暂现身。《鸟》的主角佩瑟泰洛斯若是个普罗塔戈拉分子，那么，他与《云》剧中的苏格拉底有何关系，就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倘若如此，柏拉图在《普罗塔戈拉》中让苏格拉底与普罗塔戈拉面对面交锋，就增添了又一层含义。要理解这层含义，首先需要确认《鸟》中的佩瑟泰洛斯与普罗米修斯的关系。通过绎读《鸟》，本稿尝试寻找这种关系。
10多年前（2008），我在“中国文化论坛”主持的经典通识讲习班（汕头）带读了《被缚的普罗米修斯》，讲稿随后由内地和香港两家出版社同时刊行。我在讲读中提到，通观人类的古典作品，女人涉政在古希腊戏剧作品中堪称之最。这意味着，民主政治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会出现种种出人意料的权利诉求和政治行为。
继《鸟》之后，阿里斯托芬又写下了《公民大会妇女》。这两部剧作之间明显有内在关联，以至于要透彻理解《鸟》，就得涉及《公民大会妇女》——反之亦然。倘若如此，要透彻理解埃斯库罗斯的《被缚的普罗米修斯》，还得读阿里斯托芬的《鸟》和《公民大会妇女》。
阿里斯托芬的《鸟》和《公民大会妇女》对今天的我们理解自己所处的政治文化语境不无启发：
西方自由民主的拥趸者八成在天性上属于城邦人中的“鸟-人”类型
。有一位做出版的香港文化人，20多年前曾是我熟络的朋友。由于我对香港街头和校园里的“狄森特”们的“民主本性及其胡作非为”（尼采语）深恶痛绝，他说如今他已经看不懂我识读埃斯库罗斯《被缚的普罗米修斯》的文章。念及曾经的“老朋友”情谊，我将这篇绎读阿里斯托芬谐剧的文章从尚未刊印的专著《普罗米修斯神话通释》中抽取出来单行，以便普罗米修斯与民主政治的关系问题让狄森特头脑更为易懂。

2020年10月
于香港沙田

题    解
剧名“鸟”明显带有寓意，但寓意是什么呢？
人们经常说：我渴望像鸟儿一样自由飞翔——鸟儿寓意自由自在的生活。鸟儿未必能想到，但人应该想到，这种自由自在的生活也有危险：若遇到捕鸟者设下罗网，鸟儿的自由生活就会变成囚徒的生活。
在色诺芬的《回忆苏格拉底》中，我们可以读到一场有趣的对话：苏格拉底与快乐论者阿里斯提珀斯谈到自由。阿里斯提珀斯说，他既不想统治别人，也不想被别人统治，只想“活得轻松自在、快乐安逸”。显然，阿里斯提珀斯的“快乐安逸”生活理想的前提是非政治性的自由自在。
针对阿里斯提珀斯的快乐论，苏格拉底提出了辛劳说：属人的生活免不了辛劳，而辛劳的生活要求人有自制力。换言之，自制力是属人的标志。苏格拉底提到耐性渴的自制力，似乎属人的自制力首先指克制身体的自然需要。不难设想，对人来说，这种需要最诱人、最难克制，但也最具有政治危险。
苏格拉底举例说，“鹌鹑”和“鹧鸪”往往“由于情欲”而落入陷阱。这种对比把不能克制身体需要的人当作鸟类，言下之意，阿里斯提珀斯向往的“自由”表明，他不能克制自己的身体需要：“鹌鹑”和“鹧鸪”因贪婪而受诱惑，实际上是受自己的自然需要的束缚，从而并非真正的自由自在。
苏格拉底进一步提到人需要培养耐寒和耐热的能力，这种自制力与耐性渴在性质上不同，即不是克制出自自然本能的需要，而是因政治环境的限制而克制自己的自然需要，明显具有政治含义——苏格拉底举例说：
人生当中，极大部分重大的实践、战争、农业和许多其他事情都在露天进行。
苏格拉底的这些说法揭示了阿里斯提珀斯的快乐论“自由”诉求的实质：拒绝承认人性天生具有政治性，追求返回人的纯粹自然性。
苏格拉底接下来说，人的心性大致来讲有两种基本类型。一类人有志趣“统治”，这类人显然需要培养自己耐寒和耐热的能力，更不用说耐性渴的自制力；另一类人对统治毫无兴趣，属于被统治的一类，因为他们不愿意克制自己的身体需要，追求随心所欲的自由。
苏格拉底否定了阿里斯提珀斯所说的可能性，即既不想统治别人，也不想被别人统治，因为，人要么当统治者，要么当被统治者，没有中间道路可行。阿里斯提珀斯“只想活得轻松自在、快乐安逸”的想法，作为一种哲学观点不可能成立。
苏格拉底与阿里斯提珀斯的这场对话，为我们理解阿里斯托芬的《鸟》剧提供了历史语境。因为，如我们将会看到的那样，《鸟》剧明显是在批判性地嘲讽对统治有兴趣的人的自由愿望。而且，在阿里斯托芬笔下，如此愿望与苏格拉底相关。
这样一来，苏格拉底与阿里斯提珀斯的对话所展现的问题就变得复杂起来。
作者简介
刘小枫，1956年生，重庆人。1986年以《诗化哲学》蜚声学界，1988年发表《拯救与逍遥》，破格晋升副教授。1993年取得瑞士巴塞尔大学博士学位，受聘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出版《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沉重的肉身》等，学界影响广泛而深远。现为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杰出学者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文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古典文明研究中心主任，文艺学学科带头人。
研究方向：古典诗学、古典政治哲学、比较古典学。
主要专著：
（1）《诗化哲学》，山东文艺出版社（1986）
（2）《拯救与逍遥》，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3）《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上海三联书店（1998）
（4）《沉重的肉身》，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
（5）《凯若斯：古希腊文教程》，华东师大出版社（2005）
（6）《拣尽寒枝》，华夏出版社，（2007）
（7）《重启古典诗学》，华夏出版社（2010）
（8）《施特劳斯的路标》，华夏出版社（2011）
（9）《共和与经纶》，北京：三联书店（2011）
（10）《设计共和》，华夏出版社（2013）
（11）《百年共和之义》，华东师大出版社（2015）
（12）《王有所成》，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
（13）《古典学与古今之争》，华夏出版社（2015）
（14）《西学断章》，华东师大出版社（2016）
（15）《海德格尔与中国》，华东师大出版社（2017）
（16）《以美为鉴》，华夏出版社（2017）
（17）《巫阳招魂》，北京：三联书店（2019）
（18）《拥彗先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
主要译著：
《柏拉图四书》，北京：三联书店（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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