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语文学重量级研究专著
李双志德奥美学研究心血之作新一代学者展现文学研究新面貌
青春之美、反道德之情欲、死亡之诱惑,疲弱的现代人迷恋强大的梦,患着生活的病
从托马斯·曼、霍夫曼斯塔尔、魏德金德、施尼茨勒,到安德里安、硕布施瓦夫斯基、雷文特罗……扩充对德语现代文学发展谱系的认知
书名:弗洛伊德的躺椅与尼采的天空:德奥世纪末的美学景观

作者:李双志
出品方:艺文志丨上海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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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看点
中国新一代学者,集十八年学力,展现文学研究新面貌。
好的文学研究首先是好的文学,甚至是纯度更高、密度更大的文学。
本书搁置“世纪末”与“现代主义”概念之间的纠葛,着重揭示从1880 年至 1910 年以现代意识、颓废主题、唯美倾向为特征的“世纪末”美学与现代化进程的密切关联,超越具体流派之争而着眼于整个现代文化的创生机制,从而阐明审美现代性——而非文学史意义上的现代主义——的历史性展开过程。
以欧洲范围的世纪末思潮表现出的共性为出发点,着重研究德奥的世纪末创作者们凭借怎样的思想资源、社会生态和创作手法对世纪末思潮进行了“扩充与改造”。
打破惯用的文学史范畴而侧重于凸显德奥世纪末美学的几个最特色的主题,从而串联起一般会被划分到不同流派的作家、作品:托马斯·曼、霍夫曼斯塔尔、弗兰克·魏德金德、施尼茨勒,还有少为人知但以各自的方式展示德奥世纪末诸多奇特面向的德语作家,包括利奥波尔德·安德里安、斯塔尼斯拉夫·硕布施瓦夫斯基、弗兰西斯卡·祖·雷文特罗等。对这些作品的解读也是在扩充我们对德语现代文学发展谱系的认知。
内容简介
在现代文化孕育而生的世纪之末,那些离经叛道的创作者偏爱夕阳西沉时放射出的流光异彩,在爱欲死亡交织的网里寻觅脱离凡俗的异类快感,以人工造就的声色幻象来反抗工业时代与庸众社会的枯索无聊。是一时之势,是一代之才,可追怀,不可追回。
这时势才情,在彼时的欧洲文化空间里,又因流变而多彩。正因为回望容易将那层次丰富的景象看成华丽却模糊的一片,才有必要拨开繁茂的文本丛林溯源而上,看到其中那些曲折与深邃。
德奥的世纪末,在这一片迷离动人的景致中,代表了对反叛再反叛、由忧思推忧思的更深层次。这里有尼采的天空,以生命哲学的寥廓清冷,照见颓废艺术的画地自囚。这里有弗洛伊德的躺椅,以精神分析的犀利敏锐,洞悉情欲与社会之间的纠葛牵动。这里有诗人的感喟,发梦中痴语,又传人间思慕。这里有小说家的描画,描没落之象,而寄嘲讽之识。这里有剧作家的营造,演欲望的起灭,也显幻象的立破。那飞扬动魄的激进美学能量,从其发源地传递至此,改了力道,却也添了向度,依然向外冲击着现代性的桎梏,但也向内反作用于自身而显出审美自省。世纪之末,德奥意蕴,岂止华丽!
本书搁置“世纪末”与“现代主义”概念之间的纠葛,着重揭示从1880 年至 1910 年以现代意识、颓废主题、唯美倾向为特征的“世纪末”美学与现代化进程的密切关联,超越具体流派之争而着眼于整个现代文化的创生机制,从而阐明审美现代性——而非文学史意义上的现代主义——的历史性展开过程。
以欧洲范围的世纪末思潮表现出的共性为出发点,着重研究德奥的世纪末创作者们凭借怎样的思想资源、社会生态和创作手法对世纪末思潮进行了“扩充与改造”。
打破惯用的文学史范畴而侧重于凸显德奥世纪末美学的几个最特色的主题,从而串联起一般会被划分到不同流派的作家、作品:托马斯·曼、霍夫曼斯塔尔、弗兰克·魏德金德、施尼茨勒,还有少为人知但以各自的方式展示德奥世纪末诸多奇特面向的德语作家,包括利奥波尔德·安德里安、斯塔尼斯拉夫·硕布施瓦夫斯基、弗兰西斯卡·祖·雷文特罗等。对这些作品的解读也是在扩充我们对德语现代文学发展谱系的认知。
作者简介
李双志,复旦大学德语系青年研究员,德国柏林自由大学文学博士,德国哥廷根大学博士后。长期从事现当代德语文学与美学思想研究,对世纪末的颓废派及唯美主义美学有着深入并富于独创性的研究成果。出版有德语专著一部,并有学术和文学译著多部,如《比利时的哀愁》《浪漫派的将来之神》《现代诗歌的结构》《德意志悲苦剧的起源》(合译)等。
目录
导  论 欧洲的“世纪末”潮流与德意志的“特殊道路” / 1
第一章德奥“世纪末”的思想资源:尼采与弗洛伊德 / 37
尼采作为美学路标的多重影响 / 39
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与性欲学说:时代话语 / 67
第二章德奥大都市:现代化体验的文化映射场 / 99
作为大都市现象的世纪末 / 101
维也纳:守旧与革新的二重奏 / 110
柏林:新崛起的现代大都市 / 128
慕尼黑:“熠熠闪光”的波西米亚之都 / 144
附:格奥尔格及其圈子在德奥世纪末中的特殊地位 / 160
第三章颓废与没落的多重叙述 / 171
豪普特曼的病态家族 / 177
安德里安的自恋少年 / 187
托马斯·曼的家族衰落编年史 / 199
第四章情欲书写中的反叛与讽刺 / 215
硕布施瓦夫斯基的梦幻式狂欢 / 220
“丑闻作家”笔下的性本能与世纪末社会 / 235
雷文特罗的女性写作 / 262
第五章审美幻境的破灭 / 275
霍夫曼斯塔尔的唯美批判 / 281
托马斯·曼的美少年死神 / 305
结  语 德语国家的世纪末:一种现代文化形态 / 321
参考文献 / 329
后记 / 343
书名:弗洛伊德的躺椅与尼采的天空:德奥世纪末的美学景观

作者:李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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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选摘

导论:欧洲的“世纪末”潮流与德意志的“特殊道路”

在欧洲文化史与文学史中,“世纪末”(fin de siècle)一词有着奇特的魅力,既包含着沉郁低回的哀叹伤感,又暗示着绮丽诡谲的个性张扬,凝聚了一个特殊历史时刻的心理动能与美学刺激,或可视为现代文化在审美层面上的最初图式之一。这个图式在文学文本中的一个经典显象,出现在下面这段对话里:
“当然是这样,亨利勋爵。要不是我们女人爱你们的缺点,你们不知会落到怎样的田地。你们一定谁也娶不到老婆。你们会变成一群可怜巴巴的光棍。不过,尽管如此,你们也不会有多大改变。如今有家室的人生活都像光棍,而光棍反倒像有家室的。”
    “这就叫做世纪末(Fin de siècle),”亨利勋爵咕哝了一句。
    “这叫做世界的末日(Fin du globe),”女主人作了修正。
“但愿是世界的末日,”道连感慨地叹道。“生活太令人失望了。”[1]
这段对话出自王尔德的《道连·格雷的画像》。这部作品最初发表于1890年,在1891年以修订后的小说形式出版,以美男子道连·格雷追求不受道德伦理束缚的享乐生活为核心情节,“深入发扬了艺术高于生活的颓废理念”[2],向来被视为颓废-唯美派的里程碑式杰作。在上文中,“世纪末”与世界之终结相连缀,被两位贵族用来描述颠倒的情爱婚姻关系,带有玩世的戏谑腔调,展示着当时正流行于沙龙的感伤姿态。不过,世纪末对于这部小说来说,不仅仅是个时髦的沙龙词汇,更标示出一种富于挑衅意味的生存方式,一种非道德的价值取向,一种着力于感官刺激的文学想象。而这种想象,是从另一个文本移植而来。道连·格雷在亨利勋爵的指点下潜心阅读一本“黄封面的书”,从而迈入了文字构造出的感官幻境:
他从来没有读过这样一本奇书。他觉得,仿佛全世界的罪恶都穿上了精美的衣服,在柔美的笛声伴奏行默默地从他面前一一走过。凡是以前他曾迷离恍惚地梦见的事物,一下子都变得十分真实,而他连做梦都没有想到过的事物,也逐渐显露出形象。[……] 这是一本有毒的书。似乎书页上附着浓郁的熏香,搅得人心神不安。道连一章又一章地读着,词句的抑扬顿挫、音韵的微妙变化,好像充满了复杂的叠句和乐章,巧妙地一再出现,在他的头脑里形成了一种幻想曲,一种梦幻病,使他昏昏然竟不知夜之将临。[3]
这本让美男子道连神魂颠倒并奉为人生指南(“那个独特的巴黎青年,在道连心目中成了他自己的原型,而整个这本书所讲的就好像是他自己一生的故事”)的小书,是真实存在的一本小说。这便是法国作家若利斯·卡尔·于斯曼(Joris-Karl Huysmans)在1884年发表的《逆流》,“一整个时代的圣典”[4],“史上最重要的颓废之作”[5]。在这部小说里,于斯曼描写了离群索居的贵族德赛森特(Des Esseintes)如何通过珠宝饰品、花卉、文学、绘画、家居装置以至情色回忆或幻想来构造一个充满感官刺激和奇异趣味的私密生活空间,充分呈现了离经叛道的颓废风格。对精微、怪异、惊世骇俗的审美体验的偏好,无疑是世纪末美学最为显著的一个特征。王尔德笔下的主人公便追随德赛森特而投身于这样的审美体验,并以自身的不变美貌去获取不可穷尽的享乐资源,力求彻底摆脱“令人失望的生活”也即庸常生活的束缚,将世纪末的感时伤怀转变为了世纪末的及时行乐,直至最后罪行败落而以老丑的模样死于自己的画像下。王尔德因而以这个带有哥特风格的童话故事进一步发挥了于斯曼的颓废风格,并且加入了另一重生活与艺术对立的寓意与英国特有的纨绔风尚。反抗市民价值观的法国“逆流”经此改造之后,在英国也激起了经久不息的波澜。
值得注意的是,《逆流》这部小说本身也在文本内部直接追溯了“颓废派与唯美主义的异类传统”[6]。在书中第十四章,德赛森特评点了他所钟爱的同时代法国作家,尤其是龚古尔兄弟、福楼拜、魏尔兰与马拉美,并由此追溯了波德莱尔和爱伦·坡,并将之类比于古罗马帝国衰败时期的颓废作家。于斯曼通过描写自己的主人公与这些作家的意趣投合,实际上坦然承接了这一条文学脉络,并借机表明了自己所属的这一派颓废文学的特殊品质:
确实,一种文学的颓废,因思想的老迈而衰弱,因句法的滥用而疲竭,无可救药地伤害了其肌体,它只对那些是病人发烧的好奇心敏感,然而却在没落过程中急于表达一切,执意弥补所有被遗漏的享乐,并在弥留之际遗赠最微妙的痛苦回忆,它以最浓缩和最精美的方式,体现在马拉美身上。
这就是波德莱尔和坡的精髓,被推向表达的顶峰;这就是他们细腻和强大的精华养分,还在蒸馏出来,散发新的香味,带来新的陶醉。[7]
在颓废[8]之中感受到奇异之美,这实际上宣告了一种新的美学范式的产生。波德莱尔和坡在此被并列为该范式的初创者,这并非于斯曼个人的联想。1857年,波德莱尔正是在《再论埃德加·爱伦·坡》的文章里旗帜鲜明地推出了为“颓废文学”辩护的美学主张。他将符合传统美学典范的作品比作无趣的村妇,而将富于现代气息的所谓颓废文学比作如此一位美人,“衣着的全部表现力和她的深刻而原始的魅力结为一体,举止自若,自觉而自制,说话的声音仿佛一件调好的乐器,目光中充满了思想,流露的都是它愿意流露的东西。”[9]接着,他又借用夕阳的比喻来描绘将颓废作为美感来源的特殊美学倾向:
在这奄奄一息的太阳的变幻中,某些富有诗意的人发现了新的快乐:他们发现了耀眼的柱廊,熔金的瀑布,火的天堂,忧伤的光辉,悔恨的快感,梦幻的一切魔力,鸦片产生的一切回忆。在他们眼中,落日的确是一个充满了生命的灵魂的譬喻,它没入天际,却奉献出大量的思想和梦幻。[10]
波德莱尔取道颓废的刺激以追求诗歌独立价值的美学主张和他通过诗集《恶之花》所进行的相应的文学创作实践,标志着十九世纪中期的浪漫主义发展到了一个特殊的高峰阶段,诗歌及文学与追求真与善的道德伦理要求脱钩,另类的审美领域如邪恶、死亡、迷醉和不羁的情欲成为歌咏的对象。这当然只是欧洲浪漫主义文学的众多面向之一,但却是极有冲击力与现代美学意义的一个面向。波德莱尔正是以此成为世纪末美学的重要先驱,他对市民道德及其审美趣味的藐视,对另类之美与艺术幻境的探索,对诗歌形式的独立价值的强调,几乎已经构成了世纪末一代诗人和作家从事类似创作的基本框架。不过,波德莱尔所走的美学道路,也正是要到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应和着文艺界弥漫的末日情绪,才会格外受人青睐和追随,继而发展为一场席卷欧洲的美学运动。
法国作家与诗人当然是波德莱尔及其盟友——提倡“为艺术而艺术”(l’art pour l’art)的泰奥菲尔·戈蒂耶(Théophile Gautier)的直接传人。从1880年开始,不仅有于斯曼、魏尔伦、马拉美这样的杰出诗人和小说家为世纪末美学贡献出了具有典型意义的诸多作品,进一步释放了挑战市民道德伦理的美学叛逆的潜力,而且以小众杂志为主要阵地的颓废派亚文化也迅速崛起。其中一个突出的例子是安纳托·巴茹(Anatole Baju)于1886年创办的《颓废派》杂志,该杂志后更名为《颓废文艺》,维持到1889年。撰稿人包括魏尔伦、让·洛兰(Jean Lorrain)、拉希尔德(Rachilde)等美学倾向一致或接近的颓废派作家。此外,作家茹维诺(F. de Jouvenot)和米卡(H. Micard)在1888年首演的四幕剧径直以“世纪末”为标题,体现了这一概念此时在文艺界的流行。巴茹在他的《致<颓废文艺>读者》一文中明确将世纪之末的危机感与对社会变迁的敏锐感知视为颓废文学兴起的直接原因:
宗教、道德、法律,一切都在颓败,或者不如说:一切都在经历无可逆转的变革。
    社会在一个文明的侵蚀作用下瓦解四散。
    现代人是一个餍足者。
    欲望、感受、品味、奢侈、享乐的精细化;神经官能症、歇斯底里症、催眠、吗啡瘾、科学骗局、无以复加的叔本华主义——这都是社会剧变的先兆。
    尤其语言中出现了这变化的最初症候。
新的需求对应于新的理念,微妙而精细分化以至无穷。所以才有必要创造前所未闻的词汇来表达如此一种情感和生理感受的复杂性。
    [……]
    我们将成为一种理想文学的先锋,隐秘的类型变化的开路人,这一变化将冲刷掉彼此叠加的古典主义、浪漫主义、自然主义;简而言之,我们将成为马赫迪[11],永远地呼喊出已提纯为仙药的信条,已提炼成精华的高贵词语:胜利的颓废主义。[12]
正如意大利学者马里奥·普拉茨(Mario Praz)所言,“波德莱尔只是撒播了食肉的、奇异的、腐烂的热带植物的种子,这些种子在世纪末的暖房气候里发育至鲜花绽放。”[13]在十九世纪走向终结之际,敏感的诗人与作家感受到的是旧时代、旧社会、旧体制和旧文学的终结,因而会在他们认为已失效的古典理想与道德律令之外追求新的词汇、新的意象和新的风格来表达此时更趋精细复杂的内心世界。在此过程中,波德莱尔所宣扬的具有反叛性的另类之美,他在颓亡和病态中发现的奇异魅力,成为了这种审美追求的核心要素,演化为了盛行一时的文艺气象。而这种气象也迅速北移,跨过了英吉利海峡,催生出了一个“黄色的九十年代”(the Yellow Nineties)。
英国的所谓“维多利亚时期的世纪末”(Victorian fin de siècle)其实并非毫无本国诗学思潮的传承。尤其是十九世纪中期的拉斐尔前派的美术改革运动和牛津大学沃尔特·佩特(Walter Pater)以《文艺复兴》为代表的美学理论著作都为唯美主义的兴起奠定了基础。不过,要到十九世纪最后十年,作为对维多利亚时期严苛的道德风尚的反叛,唯美主义与颓废文艺才真正风起云涌直至蔚为大观。与法国类似,这一文艺热潮的一个鲜明标志也是杂志:发行于1894年至1897年的插图文艺期刊《黄面志》(The Yellow Book)被视为“这一时代最具影响力的先锋杂志”,“体现了颓废与唯美的核心品质”[14]。为该杂志撰稿的有当时已经成名的乔治·埃杰顿(George Egerton)、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乔治·穆尔(George Moore),也有后来声名大振的诗人叶芝(W. B. Yeats)和科幻作家威尔斯(H. G. Wells)。尤其引人注目的是为《黄面志》担任美术编辑并为其创作了大量插画的
奥伯利·比亚兹莱(Aubrey Beardsley),其创作的黑白插画以华丽、怪诞、邪魅的风格奠定了《黄面志》的公众形象。王尔德虽然不是《黄面志》的撰稿人,但是却与这本杂志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毕竟他笔下的道连·格雷所读的《逆流》就是一本“黄封面的小书”。恰恰也是这本杂志,显示了法国的世纪末风潮对英国文艺界的决定性影响。正如美国历史学家斯坦利·温特劳博(Stanley Weintraub)所言,“《黄面志》的颜色是‘黄色九十年代’的一个恰切反映,在这十年里维多利亚主义在文艺风尚中逐渐让位于摄政时期的态度与法国的影响;因为黄色不仅仅装点了臭名昭著、纨绔风盛行的前维多利亚的摄政时代,也是据说邪恶与颓废的法国小说的装饰色彩。”[15]而英国唯美-颓废文学运动中的一员力将,亚瑟·西蒙斯(Arthur Symons)就曾以龚古尔、魏尔伦、于斯曼为范例来向英国文坛介绍“文学中的颓废运动”,并且从文学风格的角度对文艺上的颓废概念进行了鉴别:
当今最具代表性的文学[……]当然不是古典的,也和古典与浪漫之间的古老对峙毫无关系。在这风尚背后,无疑是一种颓废:强烈的自我意识,对钻研的躁动好奇,过分微妙的精致之精致,精神与道德上的逆常。如果我们所称的古典确实是最高的艺术——完美的简朴、完美的清晰、完美的均衡,那些最高的品质——那么今天的典型文学,纵然有趣、美丽、新颖,却也的确是一种新而美而有趣的疾病。[16]
书名:弗洛伊德的躺椅与尼采的天空:德奥世纪末的美学景观

作者:李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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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西蒙斯还是以古典主义的完美为参照,指出了颓废风格在艺术追求上的“病态”,但是他使用疾病这一貌似贬义的名词,恰如他所推崇的波德莱尔使用毒药之类刺激性强的语汇,都是在刻画这种美学追求所具有的离经叛道的品格和让人难以抗拒的诱惑力,而不是对其进行道德评判或苛责。更重要的是,他进一步指明,这种文学上的颓废派比古典主义更能体现他所处时代的精神状态,更适合于表现本身的发展已走向失衡与过度的社会:
 而这种灵魂的非理性[……],这种不稳定的均衡,[……]无非是另一种“世纪末病症”(maladie Fin de siècle)。正由于其形式上的病态,这种文学才如此典型地对应于一个发展到过度奢侈、过度讲究、太倦怠而不再相信行动、太不确定而无法在思考与行动中有所侧重的文明。[17]
西蒙斯和他所代表的英国世纪末文艺界之所以被法国传来的颓废派所吸引,是因为他们在这种文艺风潮里感受到了同样的对“世纪末病症”的书写快感:对古典主义规则束缚的突破,对“病态”的美学意象和形式风格的开掘,都是在转化他们对时代变迁的灵敏感触。而这种变迁和对这种变迁的反应可以视为西方文明在新的现代化阶段的文化表征。正如巴茹在颓废文艺的宣言中直接表达的,以颓废派为标志的世纪末文学都是在表达一种“现代人”的心灵处境。
西方人何时成为,或者开始成为所谓“现代人”;这种“现代性”到底意味着什么,关于此类问题欧美学界众说纷纭,理论学说层出不穷,形成了一套错综复杂的话语系统。虽然“modern”作为表语在中世纪已经出现,但是从文艺复兴时期开始,随着“古代-中世纪-现代”的历史分期成为主导性的历史叙事范式,欧洲人对自己所处时代的感知才获得了“现代”的命名。从启蒙时代以降,几乎每一代哲人、文艺评论家以及后来的社会学家都发表了对现代、现代性、现代时代的思考,这本身成为现代性“自反思考”的一个标志。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与后现代理论家进行论辩时,梳理了“现代性的哲学话语”。他援引黑格尔,指出:
1500年前后发生的三件大事,即新大陆的发现、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则构成了现代与中世纪之间的时代分水岭。[……] 综观整个十八世纪,1500年这个时代分水岭一直都被追溯为现代的源头。[18]
如果依据哈贝马斯整理出的思想界脉络,从16世纪至今西方世界都处于“未完成的现代性工程”中,这是一个以理性化、世俗化、资本主义发展并扩展为全球化、社会系统及其价值观高度细分化为标志,跨越多个世纪而尚未终结的“现代化”(modernization/ Modernisierung)过程。美国学者马歇尔·伯曼(Marshall Berman)则从所谓生活体验的角度,对这一现代化进程进行了三段式的划分:
第一个阶段大致是从16世纪初至18世纪末,在这个阶段中,人们刚刚开始体验现代生活;还不清楚自己收到了什么东西的撞击。[……]第二个阶段始于18世纪90年代的大革命浪潮。法国大革命和它引起的各种回响使得一种伟大的现代公众突出地戏剧性地出现在生活之中。这种公众共享者生活在一个革命时代里的感受,在这个时代,个人、社会和政治生活的每一个层面都会产生爆炸性的巨变。与此同时,19世纪的公众也仍然记得在毫不现代的世界里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是个什么样子。从这种内在的两分、这种同时生活在两个世界中的感觉出发,出现并且展开了各种现代化和现代性的观念。在20世纪,亦即在第三个也是最后的阶段中,现代化的过程实质上扩展到了全世界,“发展中世界”的现代主义文化在艺术和思想领域中取得了惊人的胜利。[……] 这个现代时期失去了与它自己的现代性的根源的联系。[19]
的确,以黑格尔为首的一系列思想家提供的现代性方案,反映的是思想界对理性法则的探索和对世界观的重塑。头脑的现代化要先于社会的现代化并对其产生能动作用。1789年法国大革命之后,欧洲政治、经济、社会才开始了全面铺展的现代化过程。霍布斯鲍姆所称的“漫长的十九世纪”因而是现代性的体制化在欧洲逐渐确立的关键时期。不过,现代性在社会机制方面的高歌猛进,理性主义与资本运行和国家管理的结合,科学技术的飞跃发展,世俗化与城市化对生活的全方位改造,并没有打造出西方人的人间天堂。在技术文明迅猛发展的同时,现代性的负面作用也日益加剧,尤其在精神领域中造成了紧张、失衡、失落与危机感。体制化的社会强制规范、资产阶级的庸俗价值观日益成为对个性的钳制与压迫。于是,文学和艺术上出现了对现代性带来的种种危机的反应。尽管形式不一,主题各异,但审美领域里的多次变革也构成了整个社会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方面,而且往往具有挑衅、嘲弄、叛逆和批判的意味。不少学者由此提出了“两种现代性”的说法,中国学者周宪对此有如下总结:
审美现代性就是社会现代化过程中分化出的一种独特的自主性表意实践,它不断反思着社会现代化本身,并不停地为急剧变化的社会生活提供重要的意义。[……]在逻辑的层面上说,审美现代性是社会历史现代性的一部分,又是相对分离和充满张力的一部分。它的自主性的获得反过来赋予它对社会的现代化某种“反思监控性”,因此呈现为一种地方性的范畴特点。[20]
从社会现代化中裂变出的审美现代性,从一开始就展示出对社会现代化的反叛姿态。但正因为此,美学领域的现代化也正从社会现代中获取不断发展的刺激与能量。美国的比较文学教授马泰·卡林内斯库(Matei Calinescu)在他的专著《现代性的五副面孔》中写道:
可以肯定的是,在十九世纪前半期的某个时刻,在作为西方文明史一个阶段的现代性同作为美学概念的现代性之间发生了无法弥合的分裂。(作为文明史阶段的现代性是科学技术进步、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带来的全面经济社会变化的产物。)从此以后,两种现代性之间一直充满不可化解的敌意,但在它们欲置对方于死地的狂热中,未尝不容许甚至是激发了种种相互影响。[21]
西方世界的现代化因而既是资本主义、工业革命和科技进步,也是审美领域里不断滋长的对现代文明的否定式表达。但两者不是此消彼长,而是相反相成。现代文化正形成于这种激烈交锋中。从文化史和文学史的角度来看,正是随着物质文明和社会制度的现代化不断深化,所谓审美现代性表现出日益明显且多样化的激进、叛逆和另类。与此同时,技术与资本现代性对社会和人性的多方位重塑,却也构成了审美现代性得以反叛的前提和基础。所谓现代文学、艺术的萌发成型、成熟扩张、更新换代都有赖于一个现代社会提供生存空间与产业机制。这两方面,在从十九世纪转向二十世纪的现代化关键时期中,也即下文要集中论述的“世纪末”,表现得尤为充分。
当然,需要说明的是,美学领域中对于现代的敏感,在时间上要远早于这个历史节点。1687年,法国诗人夏尔·佩罗(Charles Perrault)在文坛上掀起“古今之争”(Querelle des Anciens etdes Modernes),探讨古典美学规范在“现代”的适用性,开创了文学史上的“现代”话语。哈贝马斯也将其视为“现代性进行批判性自我确证的出发点”[22]。这场关于厚古薄今还是厚今薄古的争论,的确已经开始将“现代”(modern)视为一种与古典传统的断裂和一种告别永恒审美规范的创新力所在。然而对该词的起用,还不足以成为审美现代性充分展开的标志。对古典美学规则的反抗必然要过渡到对体制化的现代文明的体验、叛逆与反观,现代性才会迎来自我裂变的时刻。这一裂变,有赖于审美领域走向独立自主,有赖于美脱离宗教道德等社会规制而获得独有价值。而这正是十九世纪在法国出现的唯美-颓废运动所代表的现代化趋势。卡林内斯库因而断言:“‘为艺术而艺术’是审美现代性反抗市侩现代性的头一个产儿。”[23]
“世纪末”文艺风潮的重要先驱波德莱尔,也在同样的意义上成为审美现代性兴起的标志性人物。他不仅以其《恶之花》等诗作充分展示了他自己所宣扬的叛逆性浓烈的颓废和唯美品格,而且在众多文艺批评散文中阐述了他所倡导的“现代性”观念。在1863年发表的系列文章《现代生活的画家》中,他以评论画家贡斯当丹·居伊(Constantin Guys)为契机,宣称:
现代性就是过渡、短暂、偶然,就是艺术的一半,另一半是永恒和不变。[……] 这种过渡的、短暂的、其变化如此频繁的成分,你们没有权利蔑视和忽略。如果取消它,你们势必要跌进一种抽象的、不可确定的美的虚无之中,这种美就像原罪之前的唯一的女人的那种美一样。[24]
波德莱尔的“现代性”定义巧妙地将“古今之争”中永恒法则与当下诉求这两个对立面糅合在了一起,突出了一种双重性的时间意识;但他又格外强调了暂时性的、可变换的当下如何主导了对现代的体验,毕竟恒定的层面必须要通过变动的层面才能具体化为现代性的实在内涵。他所倡导的“现代生活”、“现代艺术”和他所实践的“现代诗歌”无疑都是在直面、拥抱他所理解的当下时刻,是捕捉和表达那些不恒定、不稳定、不追求永恒性、非古典的美。不过,这种定义中的现代,是一种美学姿态而不是一种社会愿景,在观念意义上是对变革的肯定而不是对体制的接受。实际上,波德莱尔在这个系列的其他文章里描绘的恰恰是一种疏离、嘲弄甚而背离他所面临的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美学乃至生活取向。他所构想的“现代人”,正是基于现代社会体验而表达出叛逆姿态的独立人格,这种人格的典型代表便是颓废美学的重要化身之一:浪荡子(Dandy)。
这些人被称作雅士、不相信派、漂亮哥儿、花花公子或浪荡子。他们同出一源,都具有同一种反对和造反的特点,都代表着人类骄傲中所包含的最优秀成分,代表着今日之人所罕有的那种反对和清除平庸的需要。[……]浪荡作风是英雄主义在颓废之中的最后一次闪光。[……]浪荡作风是一轮落日,有如沉落的星辰,壮丽辉煌,没有热力,充满了忧郁。然而,唉!民主的汹涌潮水漫及一切,荡平一切,日渐淹没着这些人类骄傲的最后代表者,让遗忘的浪涛打在这些神奇的侏儒的足迹上。[25]
在这里,波德莱尔再次用到了他宣扬“颓废文学”时使用过的落日意象。浪荡子、颓废美学和审美现代性在这个意象中融合为一,释放着挑战庸俗品味的感官刺激,同时也传达出个人主义在现代处境中必然携带的悲哀格调。
波德莱尔以其诗与文,开创了审美现代性的一个重要源流,让颓废美与末世感作为了一种现代化的重要美学经验。如上所述,“世纪末”的文学家与艺术家正是沿着波德莱尔开辟的路径推动了一场文化革新运动。年轻的魏尔伦在1865年,也即波德莱尔逝世前两年,写下的关于后者的文章,颇可以读作文学晚辈对其偶像的认同与继承:
波德莱尔的原创之处在于强有力地独创性地描绘现代人……即一种过度文明的提炼使得人成了现代人,使得现代人具有敏锐活泼的感官,具有感到痛苦的敏锐精神,使得现代人的头脑充满了烟草,血液中燃烧着酒精……波德莱尔把这种敏感的个人描述为一个类型,一种英雄。[26]
1880年的法国兴起的“世纪末”文化运动,充分彰显着这种“现代人”,这种反叛英雄的自觉。在现代技术文明和资本社会迅速发展的背景中,他们热衷于呈现心灵层面的现代化,将外界刺激转化为文学想象,尤其通过离经叛道的离奇色相和逆常情欲表达着对庸俗趣味和伪善伦理的讥嘲。在此过程中,新的美感,新的人性探索,新的文学形式语言涌现出来,构成了求新求变的现代文化中格外绚丽的面向。世纪之末因而也是文学现代化的创新高潮。
深受法国影响的英国“世纪末”同样也是“一个极为特殊的时刻,我们可以说,是体验现代性的内在矛盾的时刻”:“作为世纪之交的典型特征,新与旧之间的冲撞显示出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变革与转型时期;这是英国文化政治陷入两个时代——维多利亚时代与现代之间的时期;这是充满了焦虑也充满了对可能性的愉悦感受的时代。”[27]王尔德的唯美主义和《黄面志》的另类风尚是审美现代性——现代性的内在矛盾的英国形态。
书名:弗洛伊德的躺椅与尼采的天空:德奥世纪末的美学景观

作者:李双志
出品方:艺文志丨上海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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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新近出版的一本《世纪末》学术论文集的主编者认为,“如今,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看,‘世纪末’(Fin de siècle)已经和文学现代性的概念形成了一种紧密的连接,人们认为文学现代性的真正源头便在世纪末。”[28]不过,“世纪末”美学作为“现代人”的叛逆美学,是否就是文学史和艺术史上的“现代主义”或曰“现代派”(modernism),则是尚待澄清的一个范畴问题。长期研究欧洲现代文化史的美国学者彼得·盖伊(Peter Gay)在新近出版的专著中将现代主义往前追溯至波德莱尔,往后推至荒诞派戏剧作家贝克特以至二战后重生的现代主义,实际上囊括了从19世纪四十年代至20世纪六十年代的西方先锋作家与艺术家们。[29]加拿大学者朱利安·汉纳在其撰写的《现代主义文学的核心概念》里明确收入了“唯美主义与颓废派”。[30]不过,更多的学者则将19101930年这段时期视为现代主义的核心时期,而将“世纪末”仅仅看作现代主义的萌芽阶段。[31]我国较早进行欧美现代派文学研究的袁可嘉虽然将现代主义文学的时间界限定在18901950年之间,但是他也明确将现代主义与唯美主义及颓废主义文学进行了区分。在他看来,现代主义文学应该是“包括象征主义、未来主义、意象主义、表现主义、意识流和超现实主义文学六个流派的总称”[32]。如果按照既定的文学史阶段分期来看,以颓废、唯美为核心元素的世纪末文艺思潮的确与1910年之后更注重于形式实验,更突出人类存在困境的现代主义存在质的差异和时间上的分离。另一方面,仅仅拘囿于单个或多个“主义”的文学史论述,难免陷入自我定义自我论证的循环,而且有碍于观察整个现代化进程在美学领域表现出的潮流纷繁、纵横交错而复杂多变的文化生态。更重要的是,以往被文学研究视为对立流派而截然分开的各个思潮,其实都可以在审美现代性发展进程的整体框架下进行辨析解读,因为它们都以各自的方式参与了现代意识的文学表述并构成了一场美学运动的丰富面向。这场美学运动,可以视之为现代主义的萌芽或曰孕育期,但更可以视之为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造成的第一波文化反应,是文学想象对现代人之人性的映射,也是文学创作本身与古典-浪漫传统的断裂。因此,本书将搁置“世纪末”与“现代主义”或“现代派”概念之间的纠葛,而着重揭示从1880年至1910年以现代意识、颓废主题、唯美倾向为特征的“世纪末”美学与现代化进程的密切关联,超越具体流派之争而着眼于整个现代文化的创生机制,从而阐明审美现代性——而非文学史意义上的现代主义——的历史性展开过程。
如前所述,“世纪末”美学潮流,不论是作为文艺作品表现出的共同倾向,还是以口号、宣言、话题直接出现的话语时尚,其发源地无疑是法国。在十九世纪接近终结之际,英国(爱尔兰)文艺界也承接了这股风尚并加以发扬,成为世纪末文艺景观中又一引人瞩目的中心。英法两国的“世纪末”文艺创作者惺惺相惜并有直接交往,他们在很大程度上确实奠定了整个欧美“世纪末”美学的基本格局,深刻影响了其他国家乃至东方的追随者,并主导了后世对这一美学运动的接受史。普拉茨论及“黑色浪漫主义”(他将世纪末的颓废派视为其发展形式之一),便形象地写道:“引力中心位于巴黎与伦敦之间;剩下的欧洲文学如卫星围绕这个中心运动。”[33]在我国,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民国文坛也一度盛行自欧洲“世纪末”传来的颓废唯美之风。法国的先驱波德莱尔、戈蒂耶,英国的唯美派旗手如王尔德、道生(Earnest Dowson)、比亚兹莱都是当时不少文人津津乐道的名字。在当时以及后世的接受视域中,“世纪末”、颓废(民国时期从法语译出了一个音义兼顾的名词‘颓而荡’)和唯美几乎等同于英法的这几位代表人物。[34]袁可嘉论及颓废主义和唯美主义,也单举英法为例。[35]然而,欧美文学的“世纪末”舞台上不只有这两个光辉夺目的主角,其他国家和民族也为这场炫丽的文学表演贡献出了不可小觑的精彩节目。从斯堪的纳维亚到意大利,从比利时、荷兰到波兰、俄罗斯,“欧洲的世纪末让十九世纪以来逐渐增强的文化关联更趋紧密,以前所未见的规模构成了一个由共同的阅读经验和个人交往组成的交织网络。”[36]王尔德阅读于斯曼,于斯曼阅读波德莱尔、魏尔伦,这样的传递与沿袭也像涟漪般扩展至整个欧洲大陆并进一步向日本与中国传播。各个国家里,越来越多的诗人、小说家和艺术家都参与了“世纪末病症”的体验和书写,他们都发扬了“世纪末”美学的核心要素,秉承了反市民的叛逆姿态,描绘着反常规的感官享乐尤其是情欲,在文字王国里经营独立于现代市民社会之外的艺术天堂(Les Paradis Artificiels),挖掘着死亡、毁灭、疾病中的另类美感,同时也呈现出家族/社会/文明毁灭的末世想象。另一方面,不同的文化背景尤其是不同的现代化境遇,也让不同的参与者为这场美学运动加入了不同的成分,显出了另一些格调,让人可以观测到现代文化在欧洲世纪末这个版本中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德语国家主要是德国和奥地利的世纪末美学便是其中一例。
德奥两国在十九世纪末,某种程度上也是置身于英法两个中心的文化辐射之下的“卫星国”,是这场美学运动的“后发国家”。这也对应于两国在经济、政治和社会方面的现代化进程。英国从18世纪60年代率先开始工业革命,在19世纪上半叶便已成为领先全球的工业国家和殖民帝国。法国虽然工业化进展要迟缓得多,但是在19世纪60年代也基本完成了工业革命。德国由于长期处于分裂状态,国内迟迟没有形成统一市场,工业革命起步要远远晚于西欧邻国,从19世纪40年代才开始奋起直追。在1871年统一之后,德国依仗科学技术优势,迅速崛起成为工业强国,在经济实力上反而超越了英法,整个经济结构实现了快速转型:“德国七十年代末还是一个农业国,在九十年代中期已经成了一个工业国,显示出高度工业化的新趋势:电气技术、机动车制造和大化学产业。”[37]但这种急速现代化也导致了更为尖锐的社会问题和更为激烈的精神反应,德国在十九世纪末出现了一个与英法国家相比更为典型的“充满巨大的骚动不安的时代”[38]。奥地利以及1867年之后的奥匈帝国,工业化一度极为缓慢。从1814年维也纳和会到1848年革命期间,奥地利的哈布斯堡王朝是欧洲封建社会复辟的主要推手,对国内的工业和资本主义发展也一直持怀疑态度,工业建设只能得到零星开展。19世纪下半叶,随着奥地利皇帝弗朗茨·约瑟夫一世逐渐认可自由主义的经济主张,工业化才开始进入快速发展的通道。在1880年至1914年奥匈帝国则迎来了一个高度工业化、城市化的繁荣期。由落后转为兴盛,并在短时间里实现结构转型,是德奥两国在经济现代化方面的重要经验,这也导致了他们在社会文化上会有与众不同的现代性特征,尤其是人们精神上出现的不适、不安和危机感。更为重要的是,德奥两国在政治体制上保留了更多有别于英法等西欧国家的保守性。德奥两国在十九世纪的所谓民主化都保留了贵族的特权和君主的至高权力,继续以等级制、国家主义、自上而下路线来制约自由主义,在鼓励工业发展的同时又压制资产阶级的参政执政诉求。资产阶级与市民阶层缺乏对抗性而表现出软弱、妥协与附庸的立场。国家生活和道德规范都受制于强大的帝制权威和守旧传统。这便是所谓德国现代化的“特殊道路”(Sonderweg)。在精神文化领域里,这种特殊发展方向表现为以民族共同体为更高价值并排斥个体自由的启蒙方案的倾向。政治诉求被转化为文化需求。这种倾向也成为德国思想界和文艺界发展自身现代性时的一个主导因素。正如德国历史学家沃尔夫·勒佩尼斯(Wolf Lepenis)所言:
浪漫主义与启蒙运动的对立、中世纪与现代世界的对立、文化与文明的对立以及礼俗社会与法理社会的对立。基于文化期待与文化成就,人们一直坚信德国走的是一条特色之路,一条‘特殊的道路’,这种信仰在这个诗人与思想家的国度里始终是一种骄傲。在政治性国家建立的的一百多年前,德国观念论哲学、魏玛古典主义文学以及古典与浪漫的音乐风格,早已联手建立了一个内在的精神王国。自此以后,个人从政治领域退身至文化领域和私人世界的行为都被赋予了特殊的高贵色彩。文化被看成了政治的高贵替代物。[39]
换言之,德奥两国都长期以文化民族(Kulturnation)自居而关注自己的民族共同体在文化上的延续性,而非政治上的统一性。但是对审美领域的高度重视也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一种文化保守心态,即始终将十九世纪之初的古典-浪漫美学范式立为最高的人文艺术标准,同时又在市民社会发展过程中逐渐使之表面化、庸俗化和装饰化。正如德国学者自己的讽刺:“歌德变成了德国市民阶级的客厅,人们不住在那里,感觉不像在家里,它只是被开放了 [……]为的是表明自己[……] 是一个诗人和思想家的民族。”[40]而在奥地利,帝国贵族的悠久统治更酝酿出一种特殊的既有宗教色彩又富于感官享乐的审美文化,既吸引了资产阶级追随与附和,也于无形中维持了去政治化的守旧氛围,显示出一种现代性的悖论。[41]
不论是经济、政治、社会方面的现代化经验,还是精神文化及意识形态领域中的另类追求,都决定了“世纪末”这一叛逆性的美学运动在德奥两国也会发展出审美现代性的“特殊道路”。德奥两国的诗人、作家和艺术家因为类似的现代化境遇如技术文明的压迫、市民规范的束缚、现代意识的觉醒、告别传统的渴望等等而被英法“世纪末”美学风潮所吸引,又因为其身处特殊的现代化进程而表达出不一样的反叛和反思,别有意味的文学想象,其中不乏对“世纪末”姿态本身的反观甚而嘲讽。他们作为“后发者”既衔接着已经烙上唯美-颓废标志的种种题材与意象,却又以本土的现代经验与思想资源将“世纪末”的反叛逻辑推至自我反观和自我审判的更深一层,并且植入了新的意义和品质。正如德国学者自己所指明的:
在欧洲发展可能性的一整个连续光谱中,德国的世纪末历史不可反驳地显现为独有的、不断深化的样式。不过这既不可视为不可扭转的既定趋势,也不可看作从历史的虚无中突然出现并在短时间里如转嫁植物般大肆铺展的发展形态,而主要应认作对先前的发展主题的扩充与改造。[42]
因此,考察德国与奥地利的世纪末美学,首先必须承认:这并非德语国家自身独立发展出的亚文化运动。两国的文艺创作者积极主动地承接了英法两国发展出的文艺风尚,转而将自己所处的时代感受为没落与终结,将自己所代表的一种新的精神状态冠以同样的名称:世纪末。文艺评论家玛丽·赫尔茨菲尔德(Marie Herzfeld)在1893年描述道:
最近几年的所有文学产品,只要它们是在刻画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状态的典型特征,它们就都充盈了“疲惫”灵魂的悲观情绪。[……] 围绕我们的是一个垂死理想的世界,这些理想我们是从父辈那儿继承来的,是我们以最美好的情意钟爱过的,但是我们现在却缺少昂扬奋起的力量,创造出新的、富于价值的生命魅力。因为精神的永恒热病在身体组织中导致了贫血或者其他昏厥,让饱和的头脑无法在强有力的创造活动中释放出它的潜在能量。[……]在这无法再掌控自身的疲乏头脑中升腾起异常状态;人格变为双重乃至多重;从无意识的疫源地爆发出我们无法解释而只能名之为疯狂的行动刺激、强迫性的欲望、无可理喻的好恶之情;过分紧张的神经只会对非同一般的刺激做出反应,而对普通的刺激无动于衷;——它们一方面制造出了亢奋的、超活跃的悖论,另一方面造成了情感淡漠的疲弱退缩和厌世情绪;这终结的感觉,这行至末路的世纪末(Fin de siècle)情绪。[43]
赫尔茨菲尔德描述的虽然是她所观察到的十九世纪末的德语文学作品体现的时代特征,但实际上照搬了巴茹对法国颓废文学的表述模式。悲观气息浓郁的时代诊断突出表现一种下降的文化演进路线,新一代人因其颓废、疲乏、虚弱而与前代人截然分开,展示出所谓现代人的消极特征。但这种时代感受却又在审美领域中催生出了别具特色的创作取向与美学品格。异常、刺激、欲望、厌世情绪都是格外醒目的关键词,让人可以窥见创始于法国的文艺风潮此时在德语国家的传播。而直接取自法语的“世纪末”这个词,作为这篇文章画龙点睛的总结词,更是一种不容忽视的标志,显示出这一美学运动从法国到德语区的连续性。
“世纪末”一词的流行,作为一种话语现象,的确可以理解为德语文艺界对英法首倡的叛逆美学运动的积极响应。就在赫尔茨菲尔德写下关于“世纪末”文学现象的评论文章的同一年,诗人威廉·淮甘德(Wilhelm Weigand)发表了一首直接以“世纪末”(Fin de siècle)为标题的诗歌,基本上沿袭了英法“世纪末”诗人、作家既感时伤怀又狷狂挑衅的做派。诗中写道:
世纪末
愚人的把戏与悲悼的歌曲!
这个世纪正要倒下,
享乐已餍足,喧闹中赴死。
它的继承人是在笑?是在哭?——
[……]
祷告的香烟袅袅。疲倦的灵魂,
隐藏着心的破碎,
逃往古老而纷乱的
迷宫,乐得沉迷忘返。
在怀疑的荆棘床上
诗人唱着悲悼的晚祷,
大声吟唱那些美好时日,
当心灵还载有众神的时光。[44]
书名:弗洛伊德的躺椅与尼采的天空:德奥世纪末的美学景观

作者:李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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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面悲悼世纪的终结与繁荣的远逝,一面又坦然表达出及时行乐的放纵与沉迷,进而在堕落与衰亡中体验特殊的美学享受(诗人唱出哀悼之歌),这是典型的“世纪末”美学。歌咏“世纪末”情绪的德奥诗人、作家、评论家的确是在移植、认同在全欧洲范围内铺展开的具有英法烙印的审美意趣和表述模式。
但是德语国家的作家在认同并以自己的创作吸纳这种颓废之美的时候,并不是单纯的照搬与嫁接,不是被动的接受,而是“扩充与改造”。这种变化不仅仅与现代的作家和艺术家们对独创性、独立性、标新立异的普遍追求有关,更是由现代化进程本身的差异所决定。如前所述,“世纪末”这股美学浪潮是欧洲各国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在文化领域里表现出的一种审美现代性,既受制于政治、经济、社会的现代化又对这种现代化表现出某种反抗的姿态。德奥文艺界的“世纪末”现象,虽然是次生性的,但也包含了双重意义上的文化现代化特征。一方面,德奥文艺创作者追随英法创作者,对普遍意义上的现代性表现出疏离、质疑以至嘲讽和挑衅的创作取向;另一方面,德奥两国在现代化上所走的特殊道路造成了有别于英法的特殊文艺土壤:德奥社会的现代化转型尤其是都市现代化的飞速发展积聚了前所未有的创造性能量,精神层面上保守与激进的错杂交锋则激发出审美领域里的表达冲动。长久的文化保守心态和审美惯式以及现代性反思的浪漫传统则将这种能量导向了对世纪末文艺的颓废-唯美方案本身的反观和追问。德奥诗人、作家和艺术家在世纪末浪潮中表现出的因而是更具自我反省意识的审美现代性:他们虽然深受波德莱尔-于斯曼-王尔德式的叛逆所吸引,却又始终对这种叛逆道路报以冷峻、质疑甚而批判的态度;他们也挖掘异常情欲中的挑衅因素,但又始终以反讽的笔调来揭示人造幻境的虚妄;他们在结合爱欲和死亡、颓废与享乐、神经质与创造力的时候糅入了更多关于现代人精神困境的思考,呈现出别具特色的人性探索,为世纪末增添了新的意象与新的意义层面。
德奥的世纪末美学所表现出的这种独特性及其对于欧洲文化现代化的特殊意义,便是本书要予以关注、审视、呈现的核心内容。本书以欧洲范围的世纪末思潮表现出的共性为出发点,着重研究德奥的世纪末创作者们凭借怎样的思想资源、社会生态和创作手法对世纪末思潮进行了“扩充与改造”。为此,本书将从以下三个方面展开论述:
首先,本书认为在德奥文艺界形成的世纪末热潮在衔接英法等国的文艺潮流的同时,也发扬了以尼采为代表的现代性反思。尼采的生命哲学、道德谱系说和颓废批判深刻影响了德奥的作家和艺术家,既鼓动他们拥抱叛逆美学,又让他们在此过程中反思艺术与生活的关系。这种双重影响深深渗入了不计其数的文艺宣言和作品细节中。唯美-颓废美学运动的内部由此发展出了自我嘲讽与幻灭彷徨的新趋势。
1900年去世的尼采可以说是德奥世纪末美学运动在思想上的奠基人和引路人。而1900年以一部《梦的解析》声名大振的弗洛伊德则是德奥世纪末美学发展历程的同路人与参与者。他从深层心理学角度观察现代人的心灵结构及其反常现象,发现并深入探索了人的爱欲本能、死亡本能、性压抑和神经症状及梦像表征。这些理论探讨虽然与同时代的文艺创作之间并没有构成太多影响-接受式的直接因果关系,但却与这些文艺作品表现出诸多不约而同的连通之处。这也正说明,德奥世纪末文化中体现出了一种沟通智识观照与艺术表达的审美现代性。弗洛伊德所揭示的现代社会与个人心灵的关系,尤其是他对情欲的高度关注,足可成为世纪末文艺创作的思想蓝图。
其次,本书也将外部世界的现代化语境视为德奥世纪末美学发展的重要条件而予以考察。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此时崛起的大城市空间作为社会现代化的产物和文化现代化的场所。柏林、慕尼黑和维也纳是这种世纪末大都会的最典型代表,它们彼此的差异也恰恰对应着世纪末美学发展的内部差异。有别于以往城市的大都会(metropolis)的形成,正如齐美尔所分析的,集中反映了社会结构的急剧转变,也由此催生出新的人类精神生活。社会矛盾的尖锐化、单子身份的强化与亚文化聚集地的蓬勃发展构成了这种大都会精神生活的彼此关联的侧面。世纪末美学的发展正有赖于如此一种空间和如此一种精神状态。三座德语区大城市中形成了能与主流市民价值观对抗的“文学场”和公共领域。同时,大城市形成的现代性刺激,如本雅明所言,也是世纪末美学中的核心组成部分,是德奥世纪末中别具特色的“神经艺术”的现实基础。世纪末美学所孕育的文学现代性话语中从正反两面处理了大城市发展带来的精神体验,也隐含了其后表现主义中的现代都市文学的萌芽。
精神层面的思想基础和外部现实的城市化进程都是德奥世纪末美学得以在欧洲范围里独树一帜的框架性因素。其独特性到底体现为怎样的意义内涵,怎样的审美形式和怎样的话语表述,则需要从文学作品的实例中观察得出。当然此时的绘画、音乐、建筑也或多或少展示了审美现代性在世纪末这一阶段的美学特征,但是有鉴于文学作品的叙事与表现话语更易于把握和阐述,也因为笔者学力有限,不敢越俎代庖地跨越学科边界而评论其他艺术门类,所以文学作品将是本书讨论德奥世纪末美学与现代化经验的主要依据。
因此,本书的核心部分将由具体的作品分析组成。一般的文学史叙事在描述世纪末,或按德语习惯称为“世纪之交”(Jahrhundertwende)这个时期的时候,或者按照地理的划分,展示“维也纳现代派”、“柏林自然主义”、“慕尼黑作家群”;或者按当时或事后冠以名称的流派写出“自然主义”、“印象主义”、“唯美主义/象征主义”、“青春风格”、“早期表现主义”的兴衰;或者从文学体裁上从小说、戏剧、诗歌等门类来逐一分述不同作品的特色。本书力图打破惯用的文学史范畴而侧重于凸显德奥世纪末美学的几个最具特色的主题,从而串联起一般会被划分到不同流派的作家、作品。对情欲、病态、死亡、毁灭的想象与书写,是德奥诗人与作家积极参与欧洲世纪末文艺潮流的重要途径,也是他们改造与扩充世纪末美学内涵的叙事轴线。此外,借助文学作品来探讨艺术与生活之间的关系,解构唯美幻境而重新反思审美道路,是德奥世纪末美学中格外与众不同而引人瞩目之处,这其中可以明显看到尼采的生命哲学的双重影响,值得深入讨论。
因为是按照主题排列出的章节,在作家选择上各章则多少有重复、交叉的地方。德国作家托马斯·曼和奥地利作家霍夫曼斯塔尔将在本书中占据比较大的比例,因为这两位作家的创作最能体现对欧洲世纪末的回应、对尼采思想的吸收和对弗洛伊德理论的呼应,并且在几大主题的表述上都具有典型意义。与托马斯·曼同在慕尼黑写作的弗兰克·魏德金德(Frank Wedekind)和霍夫曼斯塔尔的挚友施尼茨勒在创作上也都与前两者意趣相投,以不尽相同的故事和风格表达了类似的倾向。另外,本书也选取了一部分少为人知但却以各自的方式展示了德奥世纪末诸多奇特面向的德语作家,包括利奥波尔德·安德里安(Leopold Andrian)、斯塔尼斯拉夫·硕布施瓦夫斯基(Stanislaw Przybyszewski)、弗兰西斯卡·祖·雷文特罗(Franziska zu Reventlow)等。对他们作品的解读在某种程度上也能够扩充我们自己对德语现代文学发展谱系的认知。
世纪末作为叛逆的美学运动,是审美现代性的一个重要发展阶段,是西方社会进入现代化高速发展时期引发的具有危机感和对抗性的文化反应。德奥世纪末也是德语区现代文化史发展中至关重要的一环,在地理空间的水平方向上既接应又变革了英法的世纪末时尚,在历史传承的垂直方向上既延续了浪漫派的心灵探索又吸收了尼采的批判性哲思而拓展出新的美学样式、题材与风格。本书尝试从现代化发展带来的思想界震动和生活状态变迁出发,考察在此背景下形成的文学新形态,希望能以多部文学作品的文本解读勾勒出这种别具风味而意蕴深邃的世纪末美学,从而加深我们对西方双重现代性彼此纠结而相互推动的发展势态的认识。由于在我国的接受视野中,德语国家的世纪末文学此前或多或少都处在英法世纪末文学的强大存在的遮蔽下,专门的集中论述此前尚未有见。本书或可算作投石问路、抛砖引玉之作,其力有不逮之处,也期待学界同仁多多指正。
[1] []王尔德:《道连·葛雷的画像》,荣如德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版,第198页。
[2] Denisoff, Dennis: “Decadence and aestehticism”.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the fin de siècle. ed. by Gail Marshall. Cambridge2007. p. 40.
[3]《道连·葛雷的画像》,第139-140页。
[4] Wolfgang Asholt; Walter Fähnders [Hrsg.]: Fin de siècle. Erzählungen, Gedichte,Essays. Stuttgart: Reclam 1993, S. 418.
[5] Dennis Denisoff: “Decadence and aestheticism”.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the fin de siècle. ed. by Gail Marshall.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p. 38.
[6] Dennis Denisoff: “Decadence and aestheticism”. p. 32.
[7] []于斯曼:《逆流》,余中先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5年版,第262页。
[8]关于世纪末美学中的颓废定义,详见第三章。
[9] []波德莱尔:《1846年的沙龙:波德莱尔美学论文选》,郭宏安以,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68页。
[10]  []波德莱尔:《1846年的沙龙:波德莱尔美学论文选》,第169页。
[11]伊斯兰教中传说会在最后审判日之前降临时间的救世主。
[12]Anatole Baju: “An die Leser des Décadentlittéraire et artisitique”. In: WolfgangAsholt; Walter Fähnders: Fin de siècle.Erzählungen, Gedichte, Essays. S. 169-170.
[13] Mario Praz: Liebe, Tod und Teufel. Die schwarze Romantik. übersetzt aus demItalienischen von Lisa Rüdiger. München: Deutscher Taschenbuch Verlag 1981, S.155.
[14] Dennis Denisoff: “Decadence andaestheticism”. p. 41, 42.
[15] Stanley Weintraub: The YellowBook: Quintessence of the Nineties. New York: Doubleday 1964, p. 99.
[16] Arthur Symons: “The Decadent Movement in Literature (1893) ”. In: The Fin de siècle. A reader in cultural history,c. 1880-1900. Ed. by Sally Ledger; Roger Luckhurst. Oxford: OxfordUniversity Press 2000, p. 105.
[17]同上,p. 106
[18] []于尔根·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哲学话语》,曹卫东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6页。
[19] []马歇尔·伯曼:《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现代性体验》,徐大建、张辑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第17页。
[20]周宪:《审美现代性批判》,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70-71页。
[21] [马泰·卡林内斯库:《现代性的五副面孔》,顾爱琳、李瑞华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5年版,第42页。
[22]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哲学话语》,第53页。
[23]卡林内斯库:《现代性的五副面孔》,第46页。
[24]波德莱尔:《1846年的沙龙》,第424页。
[25]同上,第438-439页。
[26]转引自:《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第168页。
[27] In: The Fin de siècle. Areader in cultural history, c. 1880-1900. p. Xiii.
[28] Johannes G. Pankau: Fin de Siècle. Epoche-Autoren-Werke. Darmstadt: WBG 2013, S. 13.
[29]参见:[]彼得·盖伊:《现代主义:从波德莱尔到贝克特之后》,骆守怡,杜冬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7年版。
[30]参见:[朱利安·汉纳:《现代主义文学的核心概念》,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6年版。
[31]参见:David Weir: Decadence and the Makingof Modernism. Amherst: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 1995TheCambridge companion to modernism. ed. by MichaelLevens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32]袁可嘉:《欧美现代文学概论》,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5页。
[33] Praz: Die schwarze Romantik,S. 22-23
[34]除上述人物还有美国的爱伦坡和意大利的邓南遮在民国时期得到流传。参见:解志熙:《美的偏至:中国现代唯美-颓废主义文学思潮研究》,上海:
[35]参见:袁可嘉:《欧美现代文学概论》,第22-30页。
[36]Handbuch Fin de Siècle. Hrsg. von Sabine Haupt, Stefan Bodo Würffel. Stuttgart: Alfred Körner2008. S. 65.
[37] Jens Malte Fischer: Fin de siècle. Kommentar zu einerEpoche. München: Winkler1978, S. 12.
[38] Fischer: Fin de siècle. S. 12
[39] []沃尔夫·勒佩尼斯:《德国历史中的文化诱惑》,刘春芳、高新华译,南京:译林出
版社2010年版,第11页。
[40]转引自:[]赫尔弗里德·明克勒:《德国人与他们的神话》,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362页。
[41]参见:[]卡尔·休斯克:《世纪末的维也纳》,李峰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42]Handbuch Fin de Siècle. S.50.
[43]Marie Herzfeld: “Fin de siècle”, in: WolfgangAsholt; Walter Fähnders: Fin de siècle., S. 175-6.
[44]转引自:Fischer: Fin de siècle. S. 92-3.
书名:弗洛伊德的躺椅与尼采的天空:德奥世纪末的美学景观

作者:李双志
出品方:艺文志丨上海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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