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擎：人类因为理性而伟大，因为知道理性的局限而成熟

刘擎图源网络

悬而未决

文/张月

刘擎：华东师范大学紫江特聘教授、政治学系博士生导师，本文为腾讯谷雨实验室记者张月对刘擎的专访。

不确定性

《西方现代思想》的第20节课，刘擎开始讲德国哲学家汉娜·阿伦特。

他的声音温和稳定，有某种让人安心的力量。那节课的题目是“怎么才能不变成坏人”，阿伦特出生于德国一个犹太家庭，一生漂泊，二战前流亡至美国。她研究德国纳粹对犹太人屠杀的根源，在生命的最后几年，反复求索人类的“思考”和“善恶”之间的关系，然而，书还没有写完，她就因突发心脏病去世，留在打字机最后一张纸上的是一个孤零零的单词，Judging（判断）。

在刘擎看来，那个遗留的单词是理解这位哲人的重要线索。纳粹时期的德国诞生了新的法律和道德：为了种族利益，可以合法杀人。德国人陷入一个严苛的道德困境：遵纪守法就要作恶，行善则可能触犯法律。阿伦特希望回答的问题是：在这样的困境中，人应该如何做判断？

从结果来看，大部分人选了前者，那是风险最小的选择，因此才有了20世纪最惨烈的大屠杀。阿伦特说，“独立判断是艰难的选择”，这很难，但还是有人做到了，刘擎讲了一个例子，一个名叫安东·施密特的德国士兵，没有受过太好的教育，但他尽力帮犹太人逃亡，后来被纳粹逮捕，判处死刑。

审判时，律师为他辩护说，帮助犹太人是为了给国防军保存劳动力，但施密特否认了这个理由，他坦言自己帮助犹太人就是为了拯救他们的生命。临刑前，施密特给妻子写信，“亲爱的妻子……请原谅我，我只是作为一个人类来行事，我不想伤害别人。”

那节课的结尾，刘擎声音低沉，讲他对那个遗留的单词的理解，“阿伦特曾经说，‘就各种特殊情况做出判断而言，没有什么恒常的通行标准，也不存在什么确定无疑的规则’。我们只能在具体的情境中，冒着风险，真诚地去做出自己独立的判断，并为此承担责任。这是现代社会的公民格外艰巨的道德任务。”

汉娜·阿伦特图源网络

脱不花漫无目的地走在路上，戴着耳机听完了这节课。她反复听了几遍，然后发现自己不知不觉走了很远。那是去年冬天，疫情之下，周围所有人的生活都陷入一种巨大的不确定性里，大家充满焦虑，没人知道明天要发生什么，但耳机里那个哲学家冷峻地告诉她，不确定性就是人恒常的处境。街上一个人都没有，冷风呼呼地刮着，但又仿佛四野俱寂，“你感觉自己身处洪流，好像变成了一个更大的东西的一部分。”

脱不花是得到App联合创始人兼CEO，她第一次见到刘擎是在一个热闹的饭局，席间都是上海滩知名的学者，她注意到，在这样一桌最为擅长高谈阔论的人当中，刘擎是那个话比较少的人。大部分时间他在专注地听别人说话，偶尔出现几分钟的冷场时，他会出来讲个好玩的段子。

刘擎58岁，相貌温厚，在华东师范大学教了将近20年的书，专注于一个对大众来说有些冷门的专业——政治哲学，是一个典型的“学院派”，身上有着和专业气质相符的沉静和温和。脱不花想邀请他来“得到”开一门线上课，给听众讲讲西方现代思想。

这门课程在去年疫情期间上线，围绕着“现代性”这个主题，刘擎一共选取了包括韦伯、伯林、尼采、萨特等19位20世纪重要思想家，讲解他们对于现代性带来的社会问题和个人精神危机，这也是刘擎自己学术研究中最关切的问题。

他最近意外收到了陈丹青的微信，对方刚听了这门课，大为赞赏。“有些哲学家，像尼采、萨特，以前也听木心讲过，当时还不太明白，现在有点明白了。”课程的编辑裘德是一个爱染头发的姑娘，也是刘擎的研究生，她说：“他（刘擎）是有那种能力，就是把一个东西让你更容易听懂。你知道一个人要把一个东西给另外一个人讲懂，他一定是自己非常懂才可以。”

结课那天晚上八点，刘擎收到裘德的微信，课程订阅量过了两万。相比起那些在得到动辄几十万的订阅课程，这不算是一个太耀眼的成绩，但刘擎还是高兴了一下。

2020年9月11日，刘擎在文景讲座上图源网络

彼时，疫情阴影下，网络上公共讨论的品质也让人忧心，充满了各种极端化的表达。他正好刷到清华大学副教授刘瑜的一条朋友圈：

“极端太有诱惑力了，它的确定性以及确定带来的自信，它的简单以及简单带来的省心，它的易辨识以及因为辨识度所迅速集结的情感群体，真是太有诱惑力了。从此不用在不同的观念之间颠沛流离，不用根据路况不断调整方向，不用经受自我怀疑的折磨，不用被渺小感经年累月地审判，这种人可能的确很幸福吧。”

裘德记得，刘擎跟她聊起过，这门课微不足道，但也许可以成为某种缓慢的变量，让听众通过成为更清醒的人，抵抗那种让人轻易获得确定感、简单、易辨识、幸福感的极端观念。脱不花记得，这门课有答疑环节，刘擎做得很认真，最高兴的时候是学员提出了一个好问题，一个50字的提问，刘擎会回答两三千字。最后，这门课仅答疑就有十几万字的篇幅。

刘擎的听众里还包括了主持人马东，他听完了课，决定邀请刘擎来参加《奇葩说》。这档在今年初播出的节目将刘擎推到了更大范围的公众面前。

奇葩说辩手陈铭记得第一次见到刘擎时的样子，那是一个安静的背影，没有人跟他说话，工作人员在后台给所有人戴麦克，声音噪杂，他上去跟刘擎打招呼，对方回头点了个头，“第一印象就是非常羞涩，并不是那种很容易把场子打开、很热情的人，应该还有一点被动的感觉。”陈铭说。他很担心这样的人能不能适应这个娱乐的、热闹的、充斥着剑拔弩张的场域。

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刘擎在此后成为了这档走过七年、略显疲态的综艺中最受关注的人物。华师大历史系教授许纪霖是刘擎多年的好友，在他看来，刘擎之所以“出圈”，是因为他和其他导师展现出了明显的差异，经济学家薛兆丰代表了一种现实主义的工具理性，蔡康永代表了贴近生活和大地的感性，而刘擎是从抽象的哲学精神世界中降下来，去俯瞰现实生活里那些具体的问题。他补上了这个节目长期以来缺乏的理论性视野。

刘擎成为《奇葩说》导师图源网络

陈铭对一期节目印象深刻，辩题是“30年后的自己给现在的自己写了一封信，要不要看？”刘擎的立场是不要看，他使用一个政治哲学的“主权”概念：“看了，会让你的人生进入到双主权时代。”“双主权是一个非常短的表达，但是他就把那种悖论感、挣扎感淋漓尽致地体现出来了，谁为你的人生作主呢？现在的你还是30年后的你？你在里面来回摇摆，无所适从，就三个字，击中所有矛盾的靶心。”陈铭说。

在陈铭印象里，引经据典、使用陌生概念、掉书袋都是奇葩说这个场域不受欢迎的表达，会给人一种高高在上的感觉，但刘擎始终没有留下这种印象，他觉得原因可能在于，即使掌握了那么多思想工具，但刘擎身上始终没有流露出知识的优越感和傲慢感。

“他知道没有什么是绝对正确的……所以他不会有高高在上的那种绝对压迫性，也不会有那种要誓死捍卫某种真理的东西，他往往是淡淡的、柔柔的，我讲给你听，我也愿意听听你相信的，他是一个包容的、尊重多元的人。”

尊重第一人称

说理常常蕴含暴力。如果参加过大观学术小组的研讨会，会充分领略这一点。

用小组成员、外交学院教授施展的话来说，每次开会都是一个“互殴”的过程。小组的每一位都在自己的领域里小有所成，一位学者发完言，其他学者会从自己的学科角度指出他论证中的漏洞和盲区，“你会被怼得体无完肤，感觉没面子嘛，你就会拼命反抗，然后接下来你再去找下一个人报仇。”施展说。

刘擎加入大观的第一次发言就遭遇了这种“围殴”，他后来感慨：“从没见过以这种方式开会的。”施展记得，在被劈头盖脸“围殴”时，与大多数学者不同，刘擎很少与人发生意气之争，“他看上去总是慢条斯理的，不急也不恼，但是头脑思路极其清明，一层一层反驳你，把你对他的批评抽丝剥茧，说出你的问题在哪。”施展说。

华师大历史系教授唐小兵见过很多具备权威性人格的学者，“自以为是的、唯我独尊的，有人会自己把自己当领袖”，但刘擎在学术场合“有点像苏格拉底一样的，他不断地扮演一个质疑、追问的角色，澄清自己的立场，把学术议题往深的地方去推进。”

在很长的时间里，刘擎的办公室里都贴着一张英国哲学家伯林的黑白照片，他穿着西服，戴着黑框眼镜，以手支额，垂眼看书。

刘擎办公室里贴的伯林的照片图源网络

伯林是20世纪杰出的自由思想家之一，极富洞见地区分了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提倡价值多元主义，认为应该以自由宽容的态度维护多元的价值追求。刘擎深受伯林影响，曾翻译过《以赛亚·伯林的遗产》，写过很多篇关于伯林的论文。

中国政法大学政治学教授李筠告诉我，他和刘擎是差不多20年前在一个学术研讨会上认识的，当时的李筠还是硕士生，刘擎在上海入职不久。他们在小宾馆的房间里抽着烟，聊伯林聊到了半夜，李筠觉得伯林写文章有些絮叨，云山雾罩，像是一桩桩让人迷惑的悬案，那天晚上刘擎帮他破了好几个“案子”，“你一听就知道他花了很长的时间去研究和理解伯林，”李筠说。他还记得，当那些破案线索获得认同时，刘擎的脸上神采飞扬。

伯林曾在《关于偏见的笔记》里写过，英国传统中最有价值的因素——或最有价值的因素之一，正是那种摆脱政治、种族与宗教狂热与偏执的相对的自由：与你不同情甚至根本不理解的人妥协，这是任何一个体面的社会必不可少的……过一种虽有所不同却完全是人性的，值得爱、尊敬或至少是好奇的生活，是可能的。

刘擎觉得伯林对他的影响在于：“我们要真正理解他人，要理解他的意愿和观点的来由，他的来由可能跟我们非常不一样，而且我们根本就不知道这个意愿有什么好处。他的看法也可能是错的，但是这不意味着这不是他真实的意愿，最终，你要尊重第一人称视角。”

裘德记得，在《西方现代思想》的答疑环节，曾有观点偏激的听众提了个不太善意的问题，另一位维护刘擎的听众和他吵了起来，刘擎看到了之后，认真地回复了两人，“他讲了他对这个讨论的看法，还回应了最开始那个人的质疑。他没有把他当成一个网络喷子，反而用一个非常温和又非常讲道理的方式答复了他。”

裘德告诉我，她原本是个有点急躁好辩的人，“不一定赢，但一定要显得我特别正确，”但是在读研和打磨课程期间，刘擎的一些做法还是潜移默化地影响到了她，“我现在在网上和人争论的时候，快速打字的时候就会想起来，要好好说话，无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你都是可以好好说话的。”

刘擎觉得，认真对待反方立场，始终保持犹疑和不确定，也许是一个开明的学者内在的品质，“总是认为真理、真相、理论是一个试错的过程，有终极的真理也不是你一个凡人能把握的。就是我们总是保留可塑性，人是可错的。”

在《西方现代思想》结课时，他说了一句话，如果大家从这门课上只记住一句话，他希望那句话是，“人类因为理性而伟大，因为知道理性的局限而成熟。”

“那不是我喜欢的生活”

在奇葩说的第二期，刘擎遇到了一个意外状况。

那期录制时间很长，现场进入了疲惫状态，主持人马东为了调节气氛，请刘擎和薛兆丰打了一场表演赛，辩题是“学哲学，还是学经济学更容易找对象？”并且规定让他们都为对方学科辩护，刘擎的持方是，学经济学更容易找对象，薛兆丰则相反。

刘擎并没有多少准备，他以为那会是一个和薛兆丰变相夸赞对方学科的过程。但薛兆丰“心有城府”，他说：“为什么学哲学更容易找对象？学哲学让人看上去很博学…很容易为自己的行为开脱…学哲学的可以一事无成，而且于心无愧……”

刘擎愣了几秒钟，反应了过来，之后迅速调整了策略，“薛老师论证的不是学哲学更容易找对象，而是学哲学更容易当骗子…为什么学经济学的人的更容易找对象？他们把所有的事物看成是一个大市场，里面有成本、机会、收益，他咔咔画曲线，比如说薛老师追求三个对象，画三条曲线一比较，然后，嗯，got it.”现场笑声、掌声和口哨声同时响起，那场对战后来成为成为奇葩说最精彩的场面之一。

刘擎后来告诉我，在那个瞬间，他感觉自己仿佛回到了更年轻的时候，二十啷当岁，站在舞台中央，充满激情与斗志地演讲，那个他和现在的他截然不同，那个他骄傲、强势、自以为是、“自以为正确”，“现在看到那个“我”，会觉得有点讨厌吧。”他说。

2018年5月25日，刘擎在华东师范大学涵芬楼参加 “我的1978”对谈图源网络

1978年，15岁的刘擎从青海考到上海华东纺织工学院，读化学工程专业。他成绩极好，父母对他的期待是成为一个工程师，为当时的社会理想-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奋斗，他也对此坚信不疑。

少年心怀远大的抱负，对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充满信心，这种信心有时近于傲慢，他会嘲讽文科的同学：“我们学的科学技术领域，几百年来获得了多么巨大的进步，简直就是日新月异啊。你们文科生在干什么呢？忙了2000多年，到现在还是在引用孔子、孟子、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还是在研究那些老问题，不觉得丢人吗？”

然而，那种信心在某一个时刻出现了微小的裂缝。学校有一次请一位国外的历史学教授来讲课，刘擎现在已经不记得那位历史学教授的名字，但依然记得对方站在台上讲的内容：1900年元旦的时候，西方人很乐观，相信现代化的力量会带来光辉灿烂的前景。但没过几年，一战爆发，接着是二战，接着是核危机、冷战、经济危机、文化危机、个人的精神危机交错缠绕，那些危机到现在都还没有过去。

对于现代化的反思，是刘擎闻所未闻的问题。他甚至发觉自己并不明白现代化这个词的确切含义，“我就像是一条生活在水里的鱼，却从来没有反思过我生活的这片水。”他说。

自那之后，刘擎开始对人文社科领域产生兴趣。某种程度上，那是一个恰逢其会的转向，他赶上的是炽热的、充满理想主义的1980年代。那几年，他读了很多庞杂的书，看11卷本的莎士比亚，读托尔斯泰、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一个暑假读完了《约翰·克里斯朵夫》，图书馆不能借出的书，就站在那里一个下午看完。他不确定将来要做什么，于是尝试很多事情，写诗、写戏剧，演讲、做文艺评论，还写过小说（被退稿了），“在80年代我是一个很喜欢玩的人，有一种恐慌，深怕错过什么的恐慌，小时候就有这种害怕，他们一起去动物园怎么没带我，成年之后也是，学校里搞诗社、戏剧社，我什么都不想错过。”

1985年的刘擎图源网络

做得最好的也许是演讲。他梳着当时最流行的五五开发型，谈炙热的恋爱，把爱情写在诗里，手握一卷16开的杂志，站在舞台中心深情地朗诵。他从来不背稿子，现场发挥是他的强项，因为写过戏剧的关系，他总是能找到更有力量、更具煽动性的语言，慢慢的，他变成了上海演讲协会的“一哥”，协会的顾问之一是文学评论家、和钱钟书齐名的王元化，时任上海宣传部部长，老先生很喜欢他。

因为演讲才能和文艺天赋，刘擎渐渐有了名气，也有了一批“粉丝”。1983年10月，上海团市委组织“振兴中华演讲团”，刘擎去北京向团中央、清华大学、人民大学等汇报演讲。他结束演讲回到上海的第二天，《文汇报》的头版发表了一篇关于他的报道和评论员文章。他后来回忆说，当时感觉“生活在一种特别耀目的光环之中。”

“我在报纸上看到的好像不是自己。”刘擎说，他记得王元化先生有一次曾问过他，“你特别聪明，擅长旁征博引，但你引用的那些话，你准确理解了吗？”

那次巡演之后，刘擎对口若悬河滔滔不绝的演讲渐渐生出疏离，他并不确知自己未来要走一条什么样的路，但却模糊地明白，继续走下去，“不是我喜欢的生活”。

对刘擎来说，青年时代也许是一个确定性被逐渐瓦解的过程。他笃信的、为他博得名声的，都在某一个时刻逐渐淡出，让他从潮流中抽离出来，重新审视自己的生活。很多年后，他在《中国有多特殊》的自序里写道：“我们是谁？我们追求的理想生活图景究竟是什么？在新的地平线上，许多确定无疑“原本如此”的信念与感知，会遭遇到“为何如此”的疑问，或者“未必如此”的困惑，甚至“不必如此”的否定。”

（未完待续）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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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月：谷雨实验室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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