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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园鸣谢
作者丨张笑宇
编辑丨吴酉仁
编者按：发明中文活字印刷术的毕昇没有挣到钱；发明字母文字活字印刷机的约翰内斯·古登堡（ Johannes Gutenberg ）也没有挣到钱。这种结局的原因何在？古登堡的活字印刷术一度有成为教会传声筒的趋势，后来却摇身一变，成了引爆欧洲思想解放的利器。这变化背后的逻辑，又是怎样的？本文给这些问题提供了一种使人信服的解释。文章较长，约9000字。
两种印刷术
沈括在《梦溪笔谈》中对毕昇活字印刷术的记载，提到一个关键的技术细节 ：毕昇活字的制作方法，是“其法用胶泥刻字，薄如钱唇，每字为一印，火烧令坚”。
这种思路，跟木刻雕版是一脉相承的。从雕版印刷到活字印刷，都需要先把字“刻”出来。但这个“刻”字的思路，跟西方的活字印刷术有着本质的区别。在西方的活字印刷术中，字模不是“刻”出来的，而是“铸”出来的。
东西方文字的一个基本区别是 ：中国的汉字太多了，而拉丁字母的数量是很少的。《康熙字典》收录汉字 47,000 余，到现在常用汉字也有 3500 余。与之相对，标准拉丁字母只有 26 个，算上数字、符号和变体字母，总共也不过一百多个，字模的重复利用率很高。所以，“刻”和“铸”的区别，其实折射的是身处东西方两种文明下的印刷术从业者之间天生的思维差异：西洋印刷术从业者首先要批量化地生产活字，但中国印刷术的“活字”，本身不存在批量化生产的可能，因为它依然是手工“刻”出来的。
这个批量化生产的思路，决定了西方活字印刷术所采取的独特发展路径：通过模具浇铸活字。这是古登堡发明的活字印刷术的核心：他先做出一个精密的金属模具，然后用一种比这种金属熔点低的原材料浇灌进去，铸成活字，这样就可以大批量生产活字了。古登堡过去的职业是金匠，他对铸字模相关的工艺掌握应该是比较充分的。当时的铸字工作流程是：先刻出凸字模，再用凸字模敲击另外一种比较软的金属材料，做出凹字模，最后用凹字模来铸造一个个活字。这种批量化生产活字的作业，不需要采取毕昇那样的“一字一刻”的办法，效率大大提高。
古登堡发明的印刷术能够批量化生产活字，其排版印刷的作业流程更加流水线化，这是中国古代活字印刷所不曾达到的——当然，这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两个文明的文字系统不同，与技术水平先进与否无关。
实际上，毕昇发明活字印刷术后，这一技术并未能大范围流通。相反，从清代《四库全书》对印本记载的资料来看，中国通行的印刷术仍然以雕版为主。
这是为什么？
《中国印刷史研究》的作者辛德勇先生认为，在毕昇之前，活字印刷术不管是使用木制字模还是金属字模，都会导致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排版时字模摆不平，刷墨后再印，就会包墨不均，或者根本没有墨。那么，毕昇采取了什么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呢？他用的是胶泥字模，具体工艺流程是“待就火炀之，药稍熔”，也就是趁着加热、胶泥融化的时候，把字摆上，然后用一个铁板压它。这样的结果是，印版最后的平整程度取决于它上边压铁板的平整程度。
为什么毕昇发明的这么好的技术后来没有得到推广呢？辛德勇解释说，因为这其中的每一个步骤都很妨碍效率。沈括在《梦溪笔谈》中所描述的“若止印三二本，未为简易，若印数十百千本，则极为神速”的假设，其实是不成立的。这个工艺，就是挖个土都特别慢，更不要说刻薄如钱唇的字和涂料粘上之后活字印刷的技术了。字要稳固，意味着把它烧热了放在铁板上，烤化后把它按平，按平后等它凉了之后再印，而凉了它就凝固了，要想再印就得再用火烤，再把它拿下来。这实在太过麻烦，对汉字来说很难使用。
而西方在使用活字印刷术的时候，并没有遇到这个问题，因为东西方的硬币铸造技术是有差异的：中国普遍采取“浇铸法”来铸造硬币，但这样制作出来的硬币边缘不平；而西方普遍采取“冲压法”来铸造硬币，边缘是非常齐整的。因此，当铸造厂发现“铸造字模”这个新需求之后，他们当然不会再去开发一套完整的新技术，而是把已有的铸造技术应用在这上面。这也是中国的活字印刷术没能像西方那样繁荣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
当然，从技术进步的角度来看，新技术并不是在刚发明出来的时候就成熟完善的，它的演化当然需要一个过程。而毕昇面对的这个问题，似乎也不是完全不可以解决，如果印刷商本身看好这项技术，那么他们一定会有动力去不断应用和改善这套技术。然而这件事情却没有发生，因为印刷商有别的理由并不看好这门技术。
对此，中文互联网上流行一个说法，我不能考证其最初的出处，但我认为这种观点很有道理，也值得认真对待。它认为，活字印刷最大的问题是，印刷工人需要从几千个成型的活字模中选择需要的那个汉字，如果工人不识字，这个工作就几乎无法进行，而雕版印刷就不存在这个问题。对印刷商来说，改进泥活字的质量不是一件太难的事，哪里去找这么一批识字率很高的工人才是真正难办的大事。而西洋文字由拉丁字母组成，即便工人不识字，也可以通过辨认字母来选择字模，这项技术的普及难度自然低很多。
从技术上讲，中国的活字印刷比起雕版印刷自然是进步的，但从商业形态上讲，它却是失败的。因此，一项技术是否能够促成大规模改变，往往不止取决于它本身先进与否，也取决于它的商业应用效果，比如，是否能降低成本、增加销量，以及是否能赚钱。
沿着这个思路，古登堡的活字印刷术似乎也有问题。
没赚到钱的古登堡
如果不是发明了印刷机，像古登堡这样的小人物是不会被历史学家记录下来的。
根据其出生地美因茨的官方声明，约翰内斯·古登堡于 1400 年出生于一个贵族商人家庭，母亲是一个店主的女儿。起初，他似乎是在斯特拉斯堡做金匠，做一些打磨镜子和宝石的工作。1439 年，古登堡自认为发现了一个很好的创业机会。但像很多今天的创业者一样，古登堡的计划失败了。古登堡的合伙人要他赔偿损失，他不得不告诉他们，自己掌握了一套秘密技术，可以赚大钱。很多蛛丝马迹显示，古登堡讲的这套秘密技术很可能就是活字印刷术。
♦ 约翰内斯·谷登堡
随后的历史记录变成空白，直到 1448 年，我们才从档案文献中得知古登堡回到了美因茨，还从他的姻亲那里借了一笔钱。历史学家怀疑这笔钱是用来开印刷厂的。两年后，印刷厂开始运作。但是，印刷厂的运营需要很大一笔资金，古登堡很可能是拿着这些印刷品，跟当时著名的放贷商人约翰·福斯特（ Johann Fust ）又借了一笔 800 金盾（ guilder ）的巨款，后来成为福斯特女婿的舒福尔（ Peter Schöffer ）也加入了这个厂子。
这段时期的历史记载也很稀少，但是通过一些关于他破产的法律文书，以及当时的技术与产业经营模式，还是大致可以做一些合理的猜测。
首先，在当时，印刷厂绝对是一项重资产投资。一方面，模仿亚麻榨油机制作的印刷机本身就属于精密器械。另一方面，从最初的刻字模、造活字、制备印刷油墨，再到排版和印刷，都需要雇用熟练和有文化的工人。按照不列颠产业联盟主席、古典学家迈克尔·克拉彭爵士（ SirMichael Clapham ）的估计，在古登堡发明印刷机的年代，美因茨的印刷作坊大概要雇 25 名员工，在当时，这已经是一个很有规模的企业了。
其次，当时纸张的价格相对于现在要贵很多。虽然欧洲人已经在公元 8 世纪以后从阿拉伯人那里获得了中国人发明的造纸术，但是纸张产量相对还比较低。实际上，造纸业的发展和印刷业是相辅相成的，只有印刷品卖得更好，印刷厂对纸张的订单增加，造纸厂才有意愿去造出更多的纸。在印刷术刚发明的早期，纸张的价格依然很贵，历史学家估计，在 16 世纪印刷工坊有一半成本要耗费在纸张上面。
最后，但也是最重要的风险，是印刷品的出品周期。古登堡最早、最主要印刷的作品，是《圣经》。历史上有据可查的《古登堡圣经》的印数在 145 —180 本之间，有人认为，当时印这些书大概耗时三年。也就是说，如果古登堡从零开始办一个印刷厂，他需要解决新技术的工程问题，雇用熟练的识字工人，而如果他启动印刷《圣经》这样的大项目，三年内将得不到什么回报。这样算来，他的资金压力还是相当大的。
此外，虽然在今天《圣经》是全球销量最大的读物，但我们却不能想当然地以为，在古登堡的时代，它也是一种刚需印刷品，肯定很好卖。
古登堡最早印制的是拉丁文版的《圣经》。这套《圣经》排版细腻，印刷精美，当时获得了很好的社会反响。教皇在 1455 年看到印刷版《圣经》后，写信给西班牙红衣主教卡瓦贾尔（ Juan Carvajal ）称赞说：“文稿很干净，很清晰，根本不难阅读——阁下不费什么工夫就能读它，而且连眼镜都不需要。” 
但是，当时绝大多数普通人是不懂拉丁文的，能读拉丁文的只有教会中的神父和大学里的教师，数量稀少。再有，一本《圣经》只要保养得当，可以用数十年之久，即便这些人需要《圣经》，需要的频次也很低。如此，古登堡的活字印刷术又到哪里去找那么多懂拉丁文的客户购买呢？所以，即便教皇为这个版本打了广告，古登堡的生意也没有变得多好，学术圈的客户量实在太小了。到 1456 年，古登堡的债务从 800 金盾变成 2000 金盾，而且他跟投资人约翰·福斯特已经起了争执，后者认为古登堡挪用了生产资金。
♦ 古登堡印刷的《圣经》，图片引自维基
两个人最终对簿公堂，而福斯特赢了官司，拿到古登堡印刷厂的控制权和半数的《圣经》印制品。古登堡破产了。他接下来在巴姆堡又开了一家小一点的印刷厂，经营惨淡，随后又卷入美因茨发生的骚乱，被判流放。直到 65 岁那年，他的成就才被时人认可。美因茨大主教阿道夫·冯·拿骚（ Adolphvon Nassau ）授予他“ Hoffman ”（字面意思为“拥有庭院的人”）的荣誉称号，以及一份体面的“体制内”工作。古登堡因此得以安度晚年，在 68 岁时去世。
古登堡发明印刷机的时间，差不多相当于明朝的“土木堡之变”。这个时代当然还没有什么“知识产权”的概念。古登堡的一生固然令人惋惜，但在那个年代，这似乎也是很多发明家的普遍命运：最好的发明家往往不是最好的企业家，而如果没有直接的经济回报，他们的发明也往往不能改善他们的生活。
在惋惜之余，我们不如来讨论一下这样一个问题：当时的活字印刷厂，到底做怎样的业务，才是最赚钱的？
赎罪券生意
15 世纪以前欧洲的雕版印刷作品中，有两类最受欢迎，即装饰画和纸牌。

人类喜欢用图画装点房间，这是几千年来的习惯；圣徒的画像或宗教题材的故事画，在宗教文化占主导的欧洲中世纪自然会有不小的需求，甚至还是虔诚的基督徒的必需品。纸牌也很好理解，这项老少咸宜的游戏大概在 14 世纪时从马穆鲁克埃及传到欧洲，很快就风靡一时。欧洲印刷史上有一位赫赫有名的民间艺术家，就以印制精美的纸牌图画闻名。由于缺乏资料，历史学家无法确认他的具体身份，只能称其为“纸牌大师”（ Meister der Spielkarten ）。
前文讲述过，开印刷厂面临的两个最大风险是纸张成本和生产周期问题，而装饰画和纸牌耗费的纸张很少，印刷周期短，有广泛的市场需求，可以很快回笼资金，风险自然要比印大部头著作小得多。当然，这两类印刷品的主要内容都是图画，而雕版印刷在印制图画方面天然具有优势。
以此类推，活字印刷术要想赚钱，就必须像雕版印刷图画和纸牌一样满足如下条件：耗费纸张少，印刷周期短，市场需求巨大；不仅如此，还得满足一个额外条件——主要内容是文字而不是图像，而且这些文字还不能一成不变，否则，活字印刷术依然没有雕版印刷的优势。
那么，当时存在这一类型的印刷品吗？还真有，这就是赎罪券，其拉丁文是 Indulgentia ，意为“恩赐”，在罗马法中这个术语有“赦罪”或者“免税”的含义。在这个制度下，教徒可以花钱买一纸凭证，这个凭证是由主教、大主教或者教皇签字许可的，不同级别的教士签署的赎罪凭证的效力也不一样。
赎罪券这门生意的历史已经很久了，但到 15 世纪的时候，它的规模突然爆发。这是因为，在这个世纪里，天主教会赶上了一件大事。1453 年，东罗马教会的大本营君士坦丁堡被土耳其人攻破，罗马天主教廷十分震惊和惶恐。按照惯例，教皇应该组织新的十字军东征，讨伐异教徒，卫护正教信仰。这就需要筹集大批资金。
1476 年，教皇思道四世（ Sixtus IV ）宣布赎罪券可以帮助炼狱中的死人灵魂得到解脱，这为各级教堂拿赎罪券换取大量捐献开了方便法门。但是，各级主教们聚敛来的钱财基本都进了自己教堂的口袋，用以翻修神殿，修建图书馆，很少有人真正愿意为讨伐土耳其人做出贡献。不得已，教皇一方面宣布征收什一税，另一方面派出自己的得力干将、红衣主教雷蒙德·佩劳迪（ Raymond Peraudi ）出使东欧和北欧，宣传东征土耳其。自 1486 年到 1504 年，佩劳迪在神圣罗马帝国举行了三次大型布道活动，宣传向异教徒开战的必要性，同时筹措资金。佩劳迪大概有表演型人格，布道风格激情飞扬，成功地销售了一大批赎罪券。
♦ 出售赎罪券
印刷商们非常欢迎赎罪券。其实，印制赎罪券一直是印刷厂的热门生意，古登堡印刷厂也曾接过赎罪券订单，其于 1454 年印制的“ 31 行赎罪券”，是目前所知最早有明确日期、运用古登堡活字印刷术印制的印刷品。
理论上，赎罪券这种印刷品完美地满足之前所说的三大条件 ：只需要一页纸，有巨大的市场需求，主要内容是文字且没有固定模板。而且它还有一个额外的优点，那就是印刷厂只要把这批货统一送往教堂就可以了，不需要考虑怎么分发销售。在 15 世纪印刷术刚发明出来之后，所有印刷品中有 10% 的产品只有一页，其中超过三分之一是赎罪券，结合当时的合同订单数额进行推算，这意味着当时的印刷厂印制了最少 200 万张赎罪券。
这些情形背后隐藏着一个问题 ：在印刷厂看来，这类印刷品是最理想的出版物，所以他们会想办法与教会中的关键人物勾结，形成利益集团——它的订单完全是由教会决定的，很不稳定，能不能拿到订单也完全看某个主教与某个印刷厂的关系如何。如此一来，这项有巨大潜能的新技术，就会成为教会的传声筒。新技术的发明往往不一定意味着真正的社会革新，这是历史上常有的事。
那么，为什么这一次，印刷商们已经发现赎罪券背后的巨大商机，印刷术却没有变成教会的传声筒呢？
这和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 ）有关。
自媒体大V马丁·路德
马丁·路德于 1483 年出生于萨克森的艾斯里本，1512 年左右迁居维腾堡。

他搬进这座城市的时候，当地只有 384 户居民，远离德意志、意大利和佛兰德斯的大城市，只有一家小印刷厂，怎么看都不像是能够成为印刷中心的样子。然而到 1546 年路德去世时，维腾堡有 6 家大厂，印制 83 个版本的书籍，一半是拉丁文，一半是德文；1517-1546 年间，维腾堡的出版商一共出版了 2721 种著作，平均每年 91 种，总印量大概有 300 万册，其中有大量划时代的著作。由此，维腾堡摇身一变为德国乃至整个欧洲的印刷中心之一。
马丁·路德于 1512 年获得博士学位，同年进入维腾堡大学神学系教书。他当时已经加入了圣奥古斯丁会，这个组织跟圣本笃会有些类似，主张以奥古斯丁制定的圣规为指导过隐居生活，强调个人要毫无保留地把自己交付给神，从而建立起一种与上帝之间的秘密契合关系，从中得到慰藉。路德在完全接受这种学说之后，开始看不惯当时占主导地位的阿奎那神学以及那些经院哲学家，希望按照自己的想法改造大学课程，教导年轻人，因而与老一派同事发生了激烈冲突。
♦ 德国画家老卢卡斯·克拉纳赫1529年绘制的马丁·路德像
1517 年 9 月 4 日，在一个学位授予仪式上，路德发表了批判经院哲学的大部头论文。在他看来，这些文章的内容比后来震动欧洲的《九十五条论纲》（ 直译为“关于赎罪券效能的辩论”，共 95 条）要大胆、激烈得多，但是由于主题太过学术，除了像他一样的年轻学者，基本没引起什么关注。
然而，仅仅八周之后，他在维腾堡主教堂的大门上贴出以反对赎罪券为主题的《九十五条论纲》，竟引发席卷全欧洲的风潮。
也是在 1517 年，罗马教皇利奥十世授权一种全新的大赦赎罪券，谁要是买了就可以洗刷过去所有犯过的罪行，好像初生婴儿一样纯洁无辜。对天主教徒来说，这相当于提供了重获新生的机会，虔诚的信徒们自然会觉得这项优惠活动简直等于薅了教会一笔巨大的羊毛，于是纷纷解囊。而德意志地区诸侯则强烈反对，萨克森的选侯弗里德里希三世就严禁在自己的领地售卖这种赎罪券，否则当地主教自己的赎罪券产品就卖不出去了。
不管教皇的使节多么舌灿莲花，城市里精明的商人、手工业者和政客们一算，发觉自己的商业利润和税收有这么一大块被教会切走了，自然心中不快。总之，赎罪券在当时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剧烈反应，绝不仅限于教士和知识分子群体。
路德贴出来的《九十五条论纲》，本意与自己之前的神学论文一样，旨在反对当时整体的经院神学，同时建言罗马天主教会进行改革。但他讨论的赎罪券主题，恰好蹭到了这个巨大的流量热点，按照历史学家的推测，把论文贴在教堂门上还只是路德博人眼球的行为，《九十五条论纲》的真正传播，靠的还是印刷术。路德当时写信给宗教界与知识界人士，给他们寄去印刷件。在站在天主教会的一方看来，这种行为简直称得上挑衅。
♦ 九十五条论纲
这些被挑衅的人中，有一位叫约翰·特策尔（ Johann Tetzel ），他跟佩劳迪一样，是一位富有名望的神学家，也是一位销售赎罪券的明星。读到路德的论纲之后，他认为这是一个严重的威胁，于是立刻写下反驳论文，并派人从哈勒（ Halle ）带到维腾堡分发给学生，以免他们受到路德偏激思想的毒害。然而维腾堡的学生已经成了路德的铁杆粉丝，他们包围书商，抢过那八百份印刷件，当众焚烧了。
这起群体性事件启发了路德。以前他一直把神学辩论限制在学术圈内，现在他猛然意识到，公众的支持更有利于他的思想传播。既然如此，为什么不走群众路线？他开始专注写作一批类似《九十五条论纲》的小册子，而且改用德语而不是拉丁语。你可以把这批小册子理解为今时今日的自媒体文章，类似“一句话理解《九十五条论纲》的重点”。
此外，路德还出版了许多儿童也能理解的入门读物，告诉人们如何从小培养自己的子女成为虔诚的教士。考虑到当时的教士是社会中的上等阶级，这类书籍自然获得父母们的巨大欢迎。我们不得不承认虽然路德以新教改革者名垂史册，但他同时也是个营销天才、商业大师。或许可以这么说，如果提出新学说的不是马丁·路德，新的宗教学说可能也不会那么快深入民众，宗教改革的影响力也将会大打折扣，甚至可能不会发生。
路德不仅改变了历史，也给印刷商带来了丰厚的利润。路德的小册子就如同赎罪券，短小精悍，印刷周期短，成本低，市场需求大，属于最好卖的那类印刷品，在短时间内就不断被重印，售往德意志各地。尽管路德的部分对手也意识到争取民众的重要性，写了一部分白话（德语）作品，但整体而言，经院哲学家们还是抱着那种“体制内”高人一等的思维，认为学术讨论不应太过媚俗，实际上却是主动放弃了新技术开辟的新舆论阵地。
印刷品的迅速传播也在很大程度上保护了路德的安全。教廷从来不是只说不做，更不是软弱无力，早在一百年前，布拉格查理大学校长扬·胡斯（ Jan Hus Monumet ）也曾批判过赎罪券与教会的贪财堕落，教廷对此的反应是将其开除教籍，把带有皇帝敕令安全通行证的胡斯强行逮捕，投入狱中百般折磨，最后在康斯坦茨大公会议上判他有罪，并将他烧死。此举随后引发了十五年的胡斯战争。
本来，路德也可能遭到如此对待，但是他的运气不错。印刷品的传播实在太快，两年间，路德的一系列论文已经传遍周边城镇的大街小巷，影响力极大，赢得广大民众的支持，也让弗里德里希三世更坚定了保护他的决心。处理此事的沃尔姆斯会议召开时，路德到会表明立场后便中途逃跑，在弗里德里希的保护下装扮成骑士，隐匿在爱森纳赫的瓦尔特堡而得以保全性命。许多德意志民众并不知路德的情况，以为他已经被处死——这时民意已经把沃尔姆斯会议比作耶稣受审事件，教皇如同犹太教祭司，查理五世犹如下令处死耶稣的罗马长官本丢·彼拉多，而马丁·路德，则是耶稣基督。
正是印刷业的迅速发展造就了路德的群众基础。到 1517 年，马丁·路德已经成为古登堡发明印刷机之后销售量第一的作者，并将这一记录一直保持到 16 世纪末。不过，路德本人并没有从中得到商业回报。尽管当时没有著作权的概念，但的确有书商愿意付给路德一笔钱，以获得优先印刷其作品的资格。但是，路德拒绝了这些请求，他不愿意被书商的利益所绑架。
不仅如此，路德同时也改变了印刷业。在此之前，出版商只是把书的内容印出来，再根据自己的理解增添一些插画，从没有考虑过封面、作者和出版社品牌的问题。而路德恰巧有一个这方面的专家朋友，叫卢卡斯·克拉那赫（ Lucas Cranach ），是萨克森公爵的宫廷画师。他不仅支持马丁·路德的学说，而且还投资开了印刷厂，负责出版马丁·路德翻译的《圣经》。克拉那赫很有设计天赋和商业头脑，他帮路德的作品设计了特别有辨识度的封面，把路德打造成了妇孺皆知的品牌，传遍欧洲大陆。这些书籍的封面极大影响了后来的书籍设计，我们今天看到的很多图书的封面还保留了克拉那赫最初设计的许多元素。
维腾堡的克拉那赫是个正面例子，莱比锡则是个反面例子。莱比锡的统治者强烈反对路德的学说，下令莱比锡的印刷商不得印制路德的作品。代价是，莱比锡的印刷行业从此遭到重创，完全无法与其他地区的同行展开竞争。1519 — 1520 年间，莱比锡印刷商大概出版了 190 多种书籍，但是到 1524 年，这个数字就骤跌到 25 种。这个教训也说明，尊重市场规律最重要，印刷行业也不例外。
更重要的是，它还意味着，印刷商必须转变对书籍的观念 ：书籍不是奢侈品，不是王侯公爵出于个人好恶就可以决定销路的消遣之物，它的价值根植于民众对思想和知识的巨大需求。在印刷机发明七十多年后，印刷行业的商业规矩就这样悄无声息地转变了：
从马丁·路德开始，这个行业才真正与知识的创造者和传播者联系起来，从此，印刷机上一张张飞速滑过的纸也不再仅是宗教画、纸牌或赎罪券的载体，它们承载着伟大头脑的灵思妙想或真知灼见，奔向欧洲大地的每个角落。
思想与技术产业
马丁·路德的写作不止于小册子。从 1521 年开始，路德开始用德语翻译《圣经》，次年《新约》翻译完毕并出版；1534 年，全部《旧约》翻译完毕并出版。从此，德意志信徒便可自己直接阅读《圣经》，而不必被教会和神父控制。
这一点有重大的政治意义。
改革派的煕笃会曾发展出一套“平信徒”制度，用以庇护修院中的工匠。后来，这套制度推广开来，许多为修道院工作的平民与贫农，乃至大量只是信仰基督教的平民也成为“平信徒”。教廷不愿看到这一运动发展过快，于是在 1229年的图卢兹会议上禁止“平信徒”购买《圣经》或《圣经》的译本。
在马丁·路德看来，这是违反《圣经》原意的。在《新约·彼得前书·第二章》中，圣彼得对基督徒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马丁·路德认为这段经文说得很明白，信基督的人都可以作为祭司（教士），平信徒与教士没有任何区别。“信徒皆祭司”就这样成为新教的基本信条。而一旦普通信徒读到这本《圣经》，看到马丁·路德的解释是有证据的，意识到天主教垄断解释权的可恶，宗教改革的力量就此一发不可收拾了。
就这样，马丁·路德为印刷商开辟了全新的市场，印刷商则配合马丁·路德快速传播其新学说与新思想，两者互相促进，让宗教改革如同一场旋风在德意志大地上刮了起来，进而影响后续一百余年的欧洲政治格局。
放眼历史，像思想革命和技术产业之间这样互相成就的例子其实并不少见。三百年后，法国启蒙运动中的“百科全书派”，也是在出版商的推动下形成的。
与很多人不一样，马丁·路德对印刷术时代的写作方式和自己的受众都有清晰的认识，并发展出一套独有的讲故事的方式。他的写作短小精悍，先说结论，善划重点，这些都是现今自媒体惯用的套路。这种套路当然很容易演变为媚俗写作，但是路德不肯从印刷商处获取利润分成，始终要做自己思想的主人。他更翻译了德语版《圣经》，编写了更为通俗易懂的启蒙教材，让每个人都能读懂和接触经典文本的智慧。他的志业是提升灵魂。这是道，不是术。
我们应该感谢路德，让我们见识了一个人影响历史走向的这种可能性。马丁·路德和启蒙运动思想家的那些鲜活的思想与文字，不仅让我们嗅到凛冽寒风中的血腥味，激发我们的肾上腺素，更让我们感受到一种鲜活生命的存在感，一种洞见历史真相的力量。
在今天这个移动互联网信息大爆发的年代，我们已少见那些颇具稚气，却饱含真诚的思想。一切都是流量至上。我没有力量打破这样的局面，只有回到历史的琐碎故事中，偶尔发一句不合时宜的感叹：
路德先生，世界不该是这个样子，时代不该是这个样子！
本文节选自《技术与文明》，张笑宇著，一頁folio出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出版，已获出品方授权。原文较长，有删节，标题系编辑所拟。
作者简介：张笑宇，毕业于北京大学，后赴德国柏林自由大学攻读博士。现为华东师范大学世界研究中心研究员，上海世界观察研究院研究员，兼任宽资本产业研究顾问、腾讯腾云智库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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