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是真哲学”一说分析

摘要：由于哲学与宗教在终极关怀层面上的类同性，基督教在诞生之初就面临着如何处理与哲学的关系问题。与保罗、德尔图良等人抵制哲学不同，游斯丁、克莱门等早期希腊教父表现出对哲学的亲善态度，既肯定哲学是对真理的追求，在一定程度上分有了真理，又指出哲学在把握真理方面的欠缺，唯有基督教才完全把握了真理，因而唯有基督教才是“真哲学”。将基督教称为“真哲学”，无疑缓解了罗马世界对基督教的压力，同时也为大量的哲学理论、术语和方法进入基督教教义体系洞开了门户，为融神学与哲学为一体的基督教哲学奠定了基础。“基督教是真哲学”这一命题的提出，是基督教从神秘宗教小宗派走出，迈向公众社会的决定性一步。

基督教虽然诞生在信仰之地，却成长于哲学之乡，因而一开始就免不了要与哲学打交道。当时的罗马民族，虽保持了自己尚武的传统，但对从希腊人那里得来的哲学也发生了浓厚的兴趣。“这样，在头两个世纪里，或者说在耶稣基督诞生之后，哲学的大众化出现了。罗马人想通过学哲学来提高道德水准。哲学教师不计其数，哲学讲堂成为城市里的常见景观。马可·奥勒留当政时期迎来了通过普及哲学来实施社会道德改造的高潮。上至皇帝、总督一级的高官，下至平民、奴隶，都能找到有哲学修养的人”。（注：王晓朝：《基督教与帝国文化》（北京：东方出版社，1997），第9页。）也正是在这种社会状况和文化背景下，基督教走出了巴勒斯坦，进入了罗马世界。

一、从保罗到德尔图良对哲学的抵制

由于哲学与宗教在终极关怀层面上的类同性，罗马帝国的哲学“热”不仅仅使哲学成为基督教传教的阻力和竞争对手，甚至威胁着基督教的生存，而且用哲学来解释信仰也使基督教面临着偏离正信的危险。因此，早期基督教对于哲学的态度基本上是否定的。有“外邦人的使徒”之称的保罗(Paulus)明确地指出，希腊人是求智慧，而基督徒则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传福音，传福音“并不用智慧的言语”。“就如经上所记：我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废弃聪明人的聪明。智慧人在那里？文士在那里？这世上的辩士在那里？上帝岂不是叫这世上的智慧变成愚拙么？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上帝，上帝就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这就是上帝的智慧了。……上帝的愚拙总比人智慧，上帝的软弱总比人强壮。……上帝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注：《新约圣经·哥林多前书》，1,17-27。）保罗甚至警告基督徒们，不要被哲学的现世智慧所迷惑：“你们要谨慎，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philosopohia，即哲学——引者）和虚空的妄言，不照着基督，乃照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就把你们掳去。”（注：《新约圣经·歌罗西书》，2,8。）“现在你们既然认识上帝，更可说是上帝所认识的，怎么还要归回那懦弱无用的小学，情愿再给他做奴仆呢？”（注：《新约圣经·加拉太书》，4,9。）

使徒保罗的这种思想倾向在迦太基神学家德尔图良(Tertullianus)那里发展到了极端。面对“被诺斯替主义的幻觉所迷惑”的基督徒，德尔图良愤而指出：哲学家是异教徒的同党，甚至是异教徒的鼻祖。（注：Tertullianus:De anima,3。）在德尔图良看来，基督教的信仰是上帝通过基督事件启示给世人的真理，也是人们必须遵守的规范。它不仅是充分的，而且也限制了我们的研究范围，超越它的范围必然造成异端。因此，最好是保持无知，以免逾越所容许的界限。“不要知道你不该知道的，因为你该知道的你已经知道。……对于信仰的规范来说，什么也不知道就是知道一切”。（注：Tertullianus:De Praescriptione haereticorum,14。）在这种意义上，哲学完全是一种多余的事情。德尔图良嘲笑哲学家们：“随便任何一个基督教的手艺人都已经找到了上帝，宣报上帝并且随后用行动确认关于上帝所能问的一切，而柏拉图却宣称不能轻而易举地找到宇宙的建筑师，即便找到他也难以告诉所有的人”。（注：Tertullianus:A pologeticum,46,9。）其实，即使哲学家们找到了真理又能怎么样呢？这只是一种歪打正着和一种盲目的幸运的结果：“有时在惊涛骇浪中，天象混乱，某些自信的人由于歪打正着而找到了港湾，有时在昏暗中由于盲目的幸运发现了某个入口和出口”。（注：Tertullianus'De anima,2。）因此，德尔图良重申了保罗对基督徒的警告：“不要让任何人通过哲学和空洞的欺骗误导你们，它只是人的传统，与圣灵的智慧和对立”。（注：Tertullianus:De Praescriptione haeretricorum,7。）他也反对把基督教视为一种哲学：“不能将基督教视为一种哲学，基督徒与你们的哲学家在认识和方法上都没有什么相似之处”。（注：德尔图良：《护教篇》，香港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1999，第93页。）代表基督宗教的耶路撒冷与代表哲学的雅典势不两立。“雅典与耶路撒冷有什么相干？学园与教会有什么相干？异教徒与基督徒有什么相干？我们的学说源自所罗门的圣殿；所罗门自己教导说，我们必须在自己心灵的单纯中寻找主。……自基督耶稣以来，我们不再需要研究，自传报了福音以来，也不再需要探索。如果我们信仰，则我们在信仰之外不再期望任何东西。因为这是我们第一信仰的：我们在信仰之外不再有任何东西还要信仰”。（注：Tertullianus:De Praescriptione haereticorum,7。）显然，如果哲学与信仰一致，那它就是多余的东西；如果哲学与信仰相悖，那它就更应当被抛弃。

然而，宗教与哲学尽管相互攻击，二者却委实是一对难兄难弟。宗教固然以信仰为根本，但在阐明自己的义理时却也不得不利用一些理性论证的方式。哲学固然是建立在理性推理的基础之上的，但到了终极之处，也免不了诉诸信仰。因此，德尔图良处理基督教与哲学关系的“不相干”模式不仅于事无补，且会给基督教招来更多的麻烦。在一个崇尚哲学的世界里，完全拒斥哲学无疑是自绝于世人。值得注意的是，另一些神学家采取了完全相反的思路，提出了“基督教是真哲学”的命题。

二、游斯丁等人提出“基督教是真哲学”

“基督教是真哲学”一说的发明者应当说是殉教者游斯丁(Justinus)。与后来人们熟悉的奥古斯丁(Augustinus)一样，游斯丁在探索真理的道路上也经历了一个漫长曲折的过程。“他是在事先狂热地献身于哲学研究之后在壮年皈依基督教的”。（注：Eticnne Gilson:Christliche Philosophie,Paderborn.p.22。）据游斯丁自己讲述，在他出于各自不同的原因对一位斯多葛主义者，然后对一位亚里士多德主义者、最后对一位毕达哥拉斯主义者感到失望之后，他最终转向了柏拉图主义，并为柏拉图主义思辨极大的活力所着迷，尤其是为存在非形体的现实即理念的学说所着迷。然而，在一位信奉基督教的老翁的指导下，他发现柏拉图(Platon)的灵魂学说并不能使他达到真理，并转而阅读《圣经》。此时，游斯丁感到内心里充满了对先知的热爱和喜悦。他坚信，他们的学说是“惟一可信赖的、有益的哲学”，它既保存着一切事物的开端和目的，也使每一个人有可能完善和幸福。于是，他成了基督徒。他最后说：“看吧，我怎样以及为什么是一个哲学家”。（注：Justinus:Dialogus cum Tryphon,8。）吉尔松认为：“人们怎么评价这句话都不过分。因为在这里，完成了对取自希腊人并被给予基督徒的哲学概念的全面改造”。（注：Etienne Gilson:Christliche Philosophie,Paderborn,p.25。）

游斯丁把基督教视为一种真正的哲学，是以二者在目标上的类同性为基础的。他发现，由希腊人的智慧所提出的问题和由基督教所提出并解决的问题是同样的问题。哲学家和基督徒以同样的方式寻找上帝以及灵魂与上帝的统一。然而，希腊哲学之所以不能够是真正的哲学，乃是因为它是在解决一个对它来说无法解决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超越了人类理性的力量。要么哲学有一个适当的可以企及的目标，而这就不能是一个宗教性的目标；要么哲学有一个宗教性的目标；那样人们就必须超出一种自然的哲学，接受基督宗教，“哲学”这个名称也就应该并且必须保留给基督教。游斯丁正是在这后一种意义上看待哲学的。这样，他就由于自己的信仰而成为真正的哲学家。因为他曾在各个哲学家流派中徒劳地寻找过真正的哲学，而现在他认为，基督教就是真正的哲学。

游斯丁关于“基督教是真哲学”的说法与他对“逻各斯”（logos，道）的理解密切相关。在他看来，逻各斯是上帝的内在理智和永恒智慧，它与上帝同在，它本身就是上帝。上帝也是凭借逻各斯创造万物的。逻各斯永恒地普照着整个世界，向所有的人启示着真理。因此优秀的异教徒，例如苏格拉底(Sokratos)和柏拉图，也能分有逻各斯，从而认识真理。但是，柏拉图等哲学家都只能分有逻各斯的部分或者逻各斯的胚芽，因而只能在其理解力所能企及的程度上认识真理。“无论哲学家们和立法者们发现和公布了什么，他们都是根据逻各斯的部分艰难地获得这种发明和认识的”。（注：Justinus:Apologeticum Ⅱ,10。）希腊哲学家之间激烈的争吵恰恰说明他们所认识的都只是部分的真理，所以矛盾和争吵是不可避免的。逻各斯只有在耶稣基督身上才得到了完全的启示，因而也只有基督教才拥有完全的真理。“我们的宗教显然比所有人类的学说都优越，因为为我们而降临的基督是完全的逻各斯”。（注：Justinus:Apologeticum Ⅱ,10。）当然，希腊哲学中的真理和基督教的真理之间只有程度上的不同，而没有本质的差别，因为它们都来自上帝的逻各斯。因此，哲学的历史自然而然地汇入基督教的历史。由于古代哲学家们与基督徒们分有了同样的逻各斯，我们有权利称他们为基督之前的基督徒。（注：Justinus:Apologeticum Ⅰ,46。）

游斯丁对哲学的亲善态度在亚历山大的克莱门(Clemens)那里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挥。克莱门同样出生于一个非基督教家庭，深受希腊哲学的影响和熏陶，皈依基督教之后又到各地游学，成为当时教会最博学多才的学者。他比游斯丁更明确地将基督教视为“真哲学”。他的代表作的全称就是《根据真哲学进行科学阐述的杂文集》。面对一些基督徒对哲学的指责，克莱门坚持认为，哲学不是魔鬼，而是上帝的作品，因而和世间万物一样，都是好的。“由于哲学造就出有道德的人，它与恶的确是毫无关系。归根结底，它只能来自上帝，而上帝所行也只能是善。凡是来自上帝的，都是为善被赐给、为善被接受的。而事实上，恶人并不研究哲学”。（注：Clemens:Stronata,Ⅵ,17。）古希腊哲学和犹太律法一样，都是把人引向基督的教育者，是基督教启示的一种准备，并在基督教中得到了自然的延续。“哲学教育希腊人走向基督，就像律法教育犹太人走向基督一样。因此，哲学为应由基督引向完善的人开辟了道路”。（注：Clemens:Stronata,Ⅰ,5。）真理的历史可以比作两条河流，其中一条源自旧约律法的启示，另一条源自理性。二者又与第三条河流汇成一体，这就是基督教的启示。基督教是关于显现在基督身上的道创造、教育、实现人类的学说。

在这样的意义上，把知识与信仰统一起来，就是真正的基督徒的任务。为了从孩童的智慧上升到成人的智慧，从纯粹的权威信仰前进到知识的更高阶段，哲学是必要的。哲学不仅可以把人引向信仰，而且基督徒也只有凭借哲学才有能力捍卫自己的信仰。只有当信仰的智慧再加上哲学的洞识的时候，它们才能够识破智者们的攻击。当然，哲学并不是目的自身，它应当服从信仰、服务于信仰。按照斯多葛主义的定义，智慧是关于神的事物和人的事物及其原因的科学；哲学是对这种智慧的追求。因此，智慧是哲学的主人，而哲学则是具体科学的主人“由于哲学乃是对智慧的追求，……所以智慧是哲学的主人，正如哲学与各预科的关系一样”。（注：Clemens:Stromata,Ⅰ,5。）上帝的“道”是最高的准绳，信仰是真理的标准，因为哲学家诸学说中的真理与错误是藉着信仰被区分开来的。众多的哲学家学派都研究真理，每一个学派虽然都只拥有一个部分，却自诩拥有了全部真理。完整的真理显现在逻各斯中，而且只有在逻各斯的真理中，真理散乱的环节才能重新统一为整体。信仰有这样的任务，也只有信仰能够把局部真理拼合成一个体系的整体。（注：Clemens:Stromata,Ⅰ,13;57,7。参见Ⅵ,7;55。）信仰又是理性尚未认识的真理的预言，是引导理性走向洞识的光。只有当哲学停留在自己的界限之内，遵守属于它的位置时，它才能在基督教中胜任自己的重大任务。

游斯丁和克莱门一方面承认哲学的价值和对于基督教信仰的意义，另一方面强调唯有基督教才是真哲学，强调哲学可以并且必须为信仰服务，这种思想直接导向了奥古斯丁和安瑟尔谟(Anselmus)关于“信仰寻求理解”，阿奎那(Thomas Aquinas)关于“哲学是神学的婢女”的思想，成为基督教会内部处理神学与哲学关系的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