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4月27日，同盟会于广州发动黄花岗起义
图为黄花岗起义中被捕的革命志士
原载：《国家人文历史》2011年第8期
作者：吕峥
一百年前的广州黄花岗起义，是同盟会在武昌起义前费心最多，花钱最巨，牺牲最大的一次起义。
1905年9月，同盟会成立。第二年12月，同盟会领导了声势浩大的萍浏醴起义。1907、1908年，同盟会又在西南边境地区发动了六次武装起义：潮州黄冈起义、惠州七女湖起义、防城起义、镇南关起义、钦廉上思起义、河口起义。
这些起义因准备不足，盲动冒险，结果都归于失败。1910年2月，同盟会会员倪映典率广州新军3000人起义，又遭失败。连续的失败，使许多革命党人对前途失去信心，转而走上了暗杀的道路，希望毕其功于一役。1910年3月，时任《民报》主编的汪精卫就因谋刺摄政王载沣未遂而被捕。
孙中山在失败面前却毫不气馁，对革命成功充满信心。他和黄兴决定在广州发动一次更大的起义，以此推动全国革命的发展。
倪映典打响广州第一枪，黄兴筹备广州起义
发动广州新军的工作，早在1907年就开始了。
1904年，清政府着手改革军制，将早已不堪使用的绿营改编为驻守地方、维护治安的巡防营，类似于今天的武警部队。另一方面，则吸取袁世凯小站练兵的经验，聘用德国教习，组建新军。新军装备新式武器，采用严格的征兵标准和西法训练，军官多由学习军事的留学生担任。全国分为36镇（师），其中第一至第六镇为常备军，由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管辖，又称北洋六镇。余镇分驻全国各地。
新军之新，不仅体现在装备和战法上，更体现在官兵的思想上。本来，清政府编练新军是为了维护其独裁统治，结果却事与愿违。随着排满思想深入人心，革命党的渗透和运动将新军变成了一把反噬清政府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在发动广州新军中贡献最大的，是新军军官赵声和倪映典。
赵声，江苏人，毕业于江南陆师学堂，广州新军第二标标统（团长）。倪映典，安徽人，毕业于江南陆师学堂，广州新军排长，是同盟会安插在广州新军中的革命代表，他和赵声发展了3000多名会员，引起了协统（旅长）张哲培的警觉。
1910年1月，在香港的黄兴和和胡汉民决定广州新军在正月元宵节发动起义。然而，除夕当天，广州新军第二标的士兵因为和小商贩发生口角，引来巡警干涉，军警之间爆发了大规模的冲突。于是，倪映典决定提前起义。正月初三，倪映典带兵冲入炮兵一营，打死了管带，宣布起义。但两广总督梁树勋早有准备，分三路围攻起义军。两军在广州东门茶亭对峙，清军提出谈判，当倪映典起身上前时，清军突然开枪击中了他。愤怒的倪映典大骂不止，当场被杀，年仅26岁。
这是一次虽败犹胜的起义，黄兴从此对新军寄予厚望。在给宫崎寅藏的一封信中，他写道：“今后人心更加奋发，一得机会，即再举动，可望成功。”
5月13日，黄兴给孙中山去函，详陈了自己的革命计划。首先，他就发难地点提出了意见，认为不能再在边远地区发动起义，而必须在省城广州下手。广州一得手，局面就会很快打开。同时，他又提出，起义的主要力量还是新军。为了落实计划，孙中山与黄兴约定，同赴日本密商。
6月7日，黄兴由香港秘密抵达东京，与宫崎寅藏会晤。10日，孙中山也由檀香山到达横滨。黄兴在菅野长知的陪同下，由东京赶到横滨迎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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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花岗起义前的绝地筹款
原载：《中国新闻周刊》2012年第22期
作者：黄艾禾
1909年4月初，孙中山的告急信飞至他的同志、中国同盟会马来亚瓜拉庇劳分会会长邓泽如手中。
“弟处已绝粮矣，而办事要人，尚有十余人在此相依，而日内又有安徽省与熊成基起事之同志炮兵队长管带洪承点等来星（新加坡），皆不能不招呼。故暹仰二款未到之前，尚须三百元（叻币，英殖民政府发行的货币，下同），乃足支月内之用，此又不得不恳足下等供给一月之费。”
因为有一批国内起义失败撤出的官兵需安顿，而预计的泰国和缅甸汇款还没到，彼时，孙中山捉襟见肘，已经要揭不开锅了。
“这些信一多半都是要钱的”
邓泽如，广东新会人，早年家贫，19岁跟兄长下南洋谋生。他从割胶工干起，后得到南洋富商陆佑的赏识，成为账房先生。此后他开锡矿，种橡胶，开文具店和杂货店，经过十几年的奋斗，拥有了500多亩橡胶园和多间店铺。到辛亥革命前，他已成为马来亚瓜拉庇劳华人圈中举足轻重的人物。
然而富足的日子并不能使邓泽如内心平静。他曾这样描述自己的心境：“久侨海外，习见侨胞日受不平等待遇，知由于国势之不振，而满族之歧视也，慨然思所以拯之。”
1906年，37岁的邓泽如加入了中国同盟会，从此成为孙中山的坚定信徒。
也就是自1906年起，孙中山将他的革命运动基地，从日本转移到了南洋。辛亥革命前孙中山共领导了10次起义，其中有8次以南洋为指挥中心。大部分时间，他都在四处奔波，联络革命志士，筹措款项。
1907年的镇南关起义后，孙中山派汪精卫手持他的亲笔函，从越南到马来亚去找邓泽如筹款，恰逢邓泽如出门在外，就留了一个字条给他。
百余年之后，邓泽如的儿子邓光商在北京的寓所里轻轻地打开一个纸包。《中国新闻周刊》记者看到，里面保存着当年汪精卫的亲笔：“来访不遇。拟明晨再来，祈少待为荷。精卫。”
“汪精卫没有等到我父亲，就走了。我父亲回来后听说这事，一直追汪精卫追到了新加坡才追上，那次他给了汪精卫几千元。”邓光商说。
这开启了邓泽如大量资助革命事业的序幕。从此，他与孙中山之间来往信札不断。“今天看这些信，一多半都是要钱的。”邓光商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邓泽如细心地保存着这些信件。虽然只念过三年私塾，但他天资聪颖，又写得一手好字。辛亥革命成功之后，他把与孙中山之间的往来信件汇编成书。看过这本书的人都不难理解，在革命成功前的黑暗日子里，革命事业曾陷入怎样的困窘，而海外华侨又是以怎样的热情捐款支援革命，以致孙中山有“华侨乃革命之母”之叹。
1909年4月中旬，就在孙中山向邓泽如发出告急信不久，邓泽如的汇票寄到了新加坡，5月，又有50元邮票寄到。1910年八九月间，又陆续寄去一千多元。
孙中山在给邓泽如的信中感叹道：“近况如此，真为大事进行之大阻滞也。幸尚有热心如兄者，否则吾等不免有坐困此地之虞矣。”
“卷土重来”的庇能会议
1910年7月11日，孙中山从日本抵达新加坡，8月转往马来亚的庇能（即槟城），在四间店街租下住处。他把中国同盟会南洋支部从新加坡迁至了庇能，决心要以庇能为中心，筹备一场破釜沉舟之战。
此时的孙中山，已经历了9次反满起义的失败。最后的一次，发生在当年2月，革命党人倪映典策动广州新军起事，起义失败。倪映典壮烈牺牲。
一次次的失败，让部分革命党人情绪消沉。而这时孙中山面临的更大问题，是资助革命党的资金来源，日见枯竭。以往历次起义，新加坡华侨为孙中山捐款甚多，但是现在，他们甚至难以为孙中山筹措出去欧洲的路费。
革命党人的内部纷争也让孙中山深感头疼。在日本和新加坡，同盟会内部都出现了裂痕。但在马来亚，会员们对他仍是忠心耿耿。
11月，孙中山在庇能四间店街寓所召开了庇能会议，参加会议的，有黄兴、赵声、胡汉民、孙眉等，邓泽如以芙蓉分会（芙蓉即瓜拉庇劳所属森美兰州之首府）代表的身份出席。
会上，孙中山提出，要搞一次新的大行动，在华南“卷土重来”。这次行动，就是后来闻名遐迩的“广州黄花岗起义”。
汲取了以往起义准备仓促、资金不足的教训，会议为此次行动定下筹款目标：新加坡、马来亚等英属殖民地，5万；印度尼西亚等荷属殖民地，5万；越南等法属殖民地，3万。孙中山说：为这场破釜沉舟之战，“款项多一分，则筹备足一分！”
此时，革命刚刚遭受了一连串失败。当年2月，广州新军起义失败。4月，汪精卫在北京刺杀摄政王未遂被捕。党内财政又陷拮据，光是安顿撤下来的革命流亡者就已经让财政“力穷”。据邓泽如后来回忆，会上同志们对要完成这样的任务“众有忧色”。
而在这时候，孙中山显示出他作为一个革命领袖的坚强意志和超强鼓动能量。他对大家道：一次失败不足气馁。我以往经历的失败，比今天更困难百倍。今天我们党虽然穷困，但革命风潮却比以前更甚，华侨的思想已开。从今以后，我所担心的只是我们无计划无勇气。“现在因新军之失败，一般清吏，自以吾党必不敢轻于再战，可以高枕无忧，防御必疏吾党同志，果能鼓其勇气，乘此良机，重谋大事，则克复广州，易如反掌。广州已得，吾党既有此绝好之根据地，以后发展，不难着着进行矣……”
“孙中山的此一演讲对于大多数与会的革命人士具有绝大的冲击力量，使他们对于革命开始恢复信心。”华裔学者颜清湟在他的《星、马华人与辛亥革命》一书中这样评论。
会上，革命党人们甚至定下了打下广州后进军全国的路线图：曾在湖南兴办华兴会、人脉甚广的黄兴，统一广州的军队，出湖南，趋湖北；曾任南京新军统领的赵声，率部出江西，直取南京。
绝地筹款
庇能会议后，孙中山打算遍游南洋亲自筹款。但是，荷兰殖民政府不允许他进入印尼。接着，英国殖民当局又令他离开马来亚。他只得再次离开南洋，取道欧洲赴美。筹款重任只能落到邓泽如、胡汉民等人身上了。
然而募款绝非易事。
根据学者颜清湟的研究，南洋华侨中最支持革命的，是其中下层阶级。但他们虽然热情，却财力有限。而富有华商们对革命多持冷漠态度。
当年孙中山看中邓泽如与富商陆佑的特殊关系，曾让邓泽如劝他捐出10万元，回报是革命成功后云南矿业10年的开采特权，但即使这样，也未劝动陆佑。
孙中山还想过各种办法筹款。他曾在美国旧金山设立了一个“革命公司”，华侨可入股，每股为200美金，革命成功后可以折算现金，并可支付红利。1907年9月，他在给邓泽如的信中许诺，凡助款者必厚利偿还。后来，他更开出4倍偿还的条件。但似乎这些办法都未吸引到什么大款。
为广州起义而进行的这次募款，为掩人耳目，以“中国教育捐”的名义进行。胡汉民在新加坡，邓泽如在马来亚，同时筹款。
邓泽如在整整两个月时间里，马不停蹄跑遍马来亚大小16个城市，沿门劝捐。“周历南洋，东讲西说，劝捐募款，常数日数十日不归。”
但是募款的第一阶段相当不成功。胡汉民在新加坡劝捐时，召开筹款会议，有人却避而不见。他们曾去一户富商家里做工作，整整两个小时的劝说后，只得到20元。
近一个月时间过去，他们募到的钱款总数不过12000元，离5万元的任务相差甚远。刚从缅甸募款回来的黄兴，对这个结果非常失望。黄兴对邓泽如等人说：现在荷属殖民地的5万元看来靠不住了，英属殖民地的5万元如果也不能达到预定目标，全局就面临瓦解。我也不打算回香港了，干脆继汪精卫之后，再做一次牺牲生命之举，以暗杀来醒国人！言毕当场泪下。
农历11月29日这天，离家已经一个多月的邓泽如回了趟家。第二天，黄兴也从马六甲、芙蓉等地辗转到了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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