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尔文主义的兼容

编者按

之前我们推送了《论改革宗神学的兼容主义》一文，本文继续该主题。前文结论中指出，历史上伟大的改革宗神学家对世上哲学家的智慧既有批判又不失友善，目的是将其精采的洞见抽离出不合圣经的预设体系，兼容并蓄地纳入他们自己的神学体系当中。

改革宗的兼容主义，是否会造成移植之后体质不符的问题？它又如何处理「信与不信」之间的根本对立？

在回答上述问题前，我们不妨先介绍一下体系或「系统」的概念。

思想体系概念的初始

在十九世纪以前，「思想体系」这概念并未有人明确提出，也尚未有人如此使用这词汇。

阿奎纳以「总论」（summa）的方式论述基督教教理；加尔文及图瑞田（Francis Turretin）以「要义」（insitutio）为名，论述了基督教信仰的纲领。

史上第一部以《系统神学》为名的教义学著作，出自德国早期改革宗正统神学家齐克曼（Bartholomäus Keckermann），他在十七世纪初期将「系统」一词引介到神学，赋予了这词汇特定的技术性含意。

当时「系统」这概念与今天「系统神学」的「系统」有很大的差异。齐克曼所谓的「系统」，是指用经院哲学的二分法，将神学的概念从最普遍的——区分至最个殊的。

譬如，他会将「上帝本性」（divine nature）这概念二分为「上帝本质」（divine essence）与「上帝属性」（divine properties），又将「上帝本质」分为「绝对的」与「实存的」（existent）、将「上帝属性」分为「绝对的」与「相对的」。

康德的贡献

十九世纪以后，体系的概念已经与经院哲学意义上的系统有相当大的差异。康德哲学是造成现代意义上的体系概念的重要因素。

经院式的二分法在早期现代理性主义当中达到了颠峰，特别是建基于莱布尼兹的沃尔夫（Christian Wolff）学派。在经验论哲学家休谟的冲击下，康德发现，理性主义那种从普遍本质出发去理解个殊现象的哲学系统，只能为我们厘清理性上的概念，却不能构成真正的知识（knowledge; Wissen）。

康德认为，若要拥有知识，我们必须首先拥有对可感知世界的「认知」（cognition; Erkentniss）。我喜欢简单地将康德所谓的「认知」定义为「我们明白可感知的东西的过程」（the process by which we make sense of sensible things）。

感知构成「判断」（judgment; urteil），而在不同类别的判断当中，只有当我们运用纯粹概念对呈现于我们脑海的对象进行综合的时候，我们才有可能获得真正的知识。

「判断」是「知识」的最小单元，而当我们用某种「原则」（principle; prinzip：逻辑或本体论上的出发点）将我们对某类对象的所谓「综合先验（学界一般译为『先天』）判断」进行整合时，我们就拥有了一门知识的「体系」，而这「知识体系」就被称为「科学」（science; wissenschaft）。

德国观念论

康德之后的德国观念论哲学与神学，产生了典型现代的历史意识，而这对所谓的「知识体系」带来了进一步的重要影响。

黑格尔是后康德时期最具影响力的德国观念论哲学家。他提出，没有任何知识体系是僵化而一成不变的；所有的知识体系都会在历史进程中蜕变。这种观点，使得西方各门学问开始重视起「思想史」。

譬如在我大学本科主修物理的时候，是按照历史沿革去学习。从牛顿物理开始，到二年级修古典力学的时候，学习牛顿力学如何发展到拉格朗日（Lagrangian）及汉密尔顿力学（Hamiltonian mechanics），而古典物理学又如何在历史上发展至现代物理学。我们所学的，乃是如何「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作学问。

然而，当牛顿说自己「站在巨人肩膀上」时，他并没有这种历史意识，他所指的巨人仅仅是笛卡尔一人，而这主要是为了讽刺他宿敌胡克（Robert Hook）的矮小身材。十九世纪以前的人作学问，并没有我们今天这种历史意识。

黑格尔在讨论体系的时候，将人类的意识看成一个有机整体。如此，柏拉图及亚里斯多德所代表的，其实并非两个不同的体系，而是同一个体系在历史上的两个不同阶段。

思想史上的体系固然十分多样，就像先秦诸子百家争鸣，而宋明儒家的理学、心学也各自表述。但黑格尔认为，思想体系的多样性，背后有一个终极的一体性，而逻辑的科学就是对这终极一体性的研究。

这终极的一体性就是「绝对精神」，也就是黑格尔所说的「上帝」。在当下，上帝还未自我实现为上帝，因此我们的诸多思想体系还有许多矛盾，这些矛盾也体现在社会的冲突上。

但是当我们去后思（after-think; nachdenken）历史（特别是思想史）上已然发生的现象时，我们就能够借由对历史的分析映现（reflect; refkletieren）出历史的终极目的，进而以这终极目的为出发点来认知当下的世界，建立一套「世界观」（worldview; weltanschauung）。

新加尔文主义的教义学家

新加尔文主义就是产生于这种浓厚的现代科学意识及历史意识氛围，在这样的语境下来表述古典改革宗神学思想。

事实上，范司寇教授（John Fesko）虽然严厉批判新加尔文主义阵营中的哲学与护教学家，却对新加尔文主义阵营中的教义学家赞誉有加，特别是结合了荷兰加尔文主义及旧普林斯顿神学的霍志恒（Geerhardus Vos）、巴文克（Herman Bavinck）、与伯克富（Louis Berkhof）。

范司寇教授指出，这三位神学家在教义建构上展现了「最佳的证明」，显示「他们对较早期（改革宗）经院主义的熟悉以及接纳」。他们并未偏离改革宗正统，反而正面地倾向于改革宗经院主义，持守传统的教义建构与词汇定义。

范司寇教授也注意到，柏寇韦（G. C. Berkouwer）虽然不像伯克富那样，在霍志恒与巴文克影响下去深度查考历史上的文献，却也透过他们承袭了改革宗的认信正统。

此外，范思寇教授又暗示，凯波尔（Abraham Kuyper）对于改革宗正统的教义史知识显然远不如霍志恒与巴文克，在许多地方「思」过于「学」，却也不是「思而不学」，整体而言还是采取了古典改革宗的教义框架。

按辈份来讲，霍志恒与巴文克可以说是新加尔文主义第一代的教义学家（凯波尔是个创新型的思想家，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教义学家）。

霍志恒的重要性其实并不亚于巴文克，但霍志恒研究在二次文献及学术翻译方面尚未形成气候，因此我们在讨论新加尔文主义的兼容主义时，会聚焦于巴文克。

巴文克的洞见

由于范思寇教授专精古典改革宗神学研究，他对巴文克的评价反而比维恩霍夫（Jan Veenhof）更加中肯。如先前所见，维恩霍夫教授认为巴文克笔下的观念论术语与认信改革宗神学是两套互不相容的体系，而巴文克的神学是个矛盾体。范思寇虽不熟悉现代哲学，但他很清晰地看见，巴文克神学的主体乃是认信正统的改革宗神学。

巴文克对观念论传统的兼容，是具有选择性的。事实上，兼容（eclectic）一词原本就是指「选择性的兼容」。当巴文克使用观念论的思想工具，包括「科学」、「历史」、「体系」、「世界观」、「绝对依赖的情感」等典型现代概念及术语时，他并非系统地接纳康德、费希特、黑格尔、士莱马赫等人的思想，而是将特定建材从这些思想体系的建筑结构中抽取出来，放到正统改革宗神学的体系当中。

然而，正如先前所问的：这种兼容主义，是否会造成移植之后体质不符的问题？它又如何处理「信与不信」之间的根本对立？这问题可以从两方面回答，分别是「普遍启示」与「思想史」，而这两者其实是相辅相成的。

巴文克会选择性地同意黑格尔的一个观点：人类意识具有一种有机整体性，在历史上的发展并非漫无目的，而是在上帝护理之下所产生的；思想史上诸多不同的体系，不论与上帝的终极真理有多么深刻的矛盾，也无法跳脱思想史作为上帝普遍启示之有机发展的洪流。对黑格尔来说，历史是上帝成为上帝的过程；巴文克则坚持，历史是上帝外在于祂本体的行动与工作，向我们启示祂不可改变的本质。

我在求学过程中，许多高举「改革宗」或「归正」旗帜的长辈灌输给我一个观念：非基督教哲学仅是人们对普遍启示的回应，其自身并非普遍启示。如此传递改革宗的启示论，并不能说有错，但其实过于片面。巴文克经常论及「上帝在自然与历史中的言说」，意思是：普遍启示乃是上帝透过创造与护理之工来显明自己。

普遍启示的权能

巴文克传承十七世纪荷兰改革宗，论及护理时，特别强调「上帝同在」（concursus Dei）的维度；亦即：世界上所发生的每件事，全然是按照自然规律发生的（除非有上帝特殊的介入），也全然是上帝的手在引导。

这就意味，尼采谩骂基督教的文字、希特勒屠杀犹太人的暴行，虽然是出于与上帝为敌的人，却也全然出于上帝的手。既然尼采是上帝所兴起的，那么他在那个时代所写过的每个字，也都成为了上帝间接启示祂旨意的媒介。

巴文克强调，无人能规避普遍启示的权能，希特勒不能，尼采也不能。巴文克兼容主义的第一层神学理据，指出：就连穷其一生抵挡上帝的人，都时不时会直接或间接、正面或负面地言说出一些片面真理，而这些真理都来自于普遍启示。

巴文克甚至曾说，崇拜偶像的异教不只是用扭曲的方式回应普遍启示，有时甚至会片面地教导普遍启示，成为其媒介：「正是偶像异教所教导的普遍启示授权于我们，使我们能够肯认内在于所有异教当中一切真理的片段。」

由于圣经教导说，就连在异教徒当中都有某种上帝的启示、某种上帝之道的光照、某种上帝圣灵的工作，因此我们能够、也应该去分辨，有哪些异教以及非基督教哲学所教导的上帝真理，是被教会遗忘的。

哲学中的普遍启示

在旧约时代，上帝经常兴起外邦的异教徒，来提醒以色列人祂已经赐予他们的真理。相似地，在教会历史上，基督教神学一次又一次偏离圣经，而上帝总会藉由护理的工作，适时兴起各样的宗教与哲学，或正面或负面、或间接或直接地来提醒我们回归圣经真理。

这就是兼容主义的第二层神学理了。

巴文克不只用心在各派哲学当中寻找普遍启示的片段，他也把上帝兴起各派哲学的历史事实，当成是普遍启示自身，留心辨认上帝兴起这些哲学，是要如何提醒教会回归特殊启示的真理。

譬如，他注意到，十八世纪的基督教「神学几乎完全忘记了上帝的不可参透性」，而上帝就在那时「兴起」了康德的「哲学」来「提醒我们这个真理」。

巴文克拒斥了康德批判哲学的整体框架，但他从不吝于选择性地将康德的诸般洞见纳入认信改革宗的主体当中。譬如，当康德说：我们的知识无法踰越感官经验的界线时，他是全然正确的。如果上帝没有（透过可感知的现象）来启示祂自己，那么（人间）就不会有任何对祂的认识"。

当然，较诸特殊启示的亮光，普遍启示所提供的知识乃是贫瘠而不充分，且不确定而一贯掺合谬误的。普遍启示的世界历史，是以特殊启示的救赎历史为轴心展开的，而世界历史就是上帝用以实现救赎历史的平台。唯有透过圣经所启示的教义以及救赎历史，我们才可能正确地解读上帝在世界历史当中所彰显的旨意。

巴文克解读上帝藉由思想史所启示的旨意时，并非牵强附会、一厢情愿，而是以特殊启示为诠释的规范，并且使用严谨的历史批判法，来审视思想史的前因后果。他甚少讨论当代的哲学发展，因为他无法未卜先知，预测当代哲学在将来如何提醒神学回归圣经。他只能从已然发生的历史去解释：上帝兴起了康德、士莱马赫、黑格尔、费尔巴哈这些哲学家，对基督教神学实际带来了哪些教导与提醒。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用一个比喻来理解巴文克的兼容主义。

房子的比喻

基督教神学就像是一栋房子，她的主体乃是以上帝的真理为建材。然而，由于住在里面的人都是罪人，所以常常造成建材的破损。基督教神学以外的房屋，代表各种哲学与宗教；住在其中的人对上帝的真理都有「人之为人」的需求，因此他们会把上帝真理所建成的房子落下的残砖碎瓦拿去，放在自己的房子里。当他们这样作的时候，他们经常会修复这些建材，甚至把基督徒在这建材之上画蛇添足的荒谬内容给去除。

神学家的职责不只是重新回到圣经去支取建材。他们也需要留意，非基督徒从上帝的房屋这里拿去并修复的建材，有哪些是正好能够填补基督教神学的破损之处的。这样作，并不会造成移植之后体质不符的问题，因为从非基督教哲学取回的建材，本来就是应该要用来建造基督教神学的；而非基督教哲学往往能够在上帝的护理之下，把这些建材修得更加合用。

此外，当巴文克带着历史意识去剖析西方哲学时，他很清楚地看见，现代哲学很多内容都是从基督教演变来的。虽然这些哲学整体上都偏离了基督教，但很多片面真理的论述却符合基督教的体系，而这些片面真理经常是基督教神学所遗忘的。

譬如，布洛克（Cory Brock）指出，巴文克选择性地采用了士莱马赫「绝对依赖的情感」一说，把这概念从士莱马赫的体系中抽出，放回改革宗正统的体系，因为这概念本来就是从拉丁来的基督教，在初代古典改革宗神学那里还有些精采的发展，后来却被改革宗神学遗忘了。

一言以蔽之，巴文克与新加尔文主义坚信「这是天父世界」，以致「一切真理都是上帝的真理」。因此新加尔文主义反对类似「耶路撒冷或雅典」的分离主义。重生的理性不能对未重生的理性不屑一顾，或是一概否定；因为上帝经常会透过未重生的理性对我们说话，而凡是上帝所说的话，我们都当聆听。

基督教神学必须拒斥一切非基督教的体系，但我们也必须肯认并欣赏这些体系里面的真理片段，将之纳入基督教的体系。因为所有的体系里面都有上帝的普遍启示，而不单单是人对普遍启示的回应而已。

新加尔文主义的真正精神

当代美国改革宗神学深受荷兰影响，不单是新加尔文主义，也有以当年坎彭为代表的分离主义。这种结合产生了某种畸形的凯旋凯波尔主义（triumphalist Kuyperianism），一方面在教育等文化场域中极尽分离耶路撒冷及雅典之能事，一方面又诉诸政治手段，试图让耶路撒冷去吞噬雅典。

出于种种历史因素，华人改革宗跟随了美国改革宗的路线，又加上了许多华人文化的特色，以致产生了更加深刻的分离主义。华人改革宗很喜欢带着强烈的敌我意识去看待异己。如本文稍早所述，改革宗爱吵架，华人改革宗特别爱吵架，不只喜欢跟改革宗圈外的人吵，也喜欢在圈内争论谁才是真正的改革宗。」

本文指出，古典改革宗以至新加尔文主义所体现的精神，乃是一种选择性的兼容主义（eclecticism）。这种兼容主义不是相对主义，也不是一味追求合一、而无视真理排它性的二十世纪大公主义（ecumenism）。

改革宗兼容主义拒斥非基督教的体系以及预设，但主张谦卑地从非基督教体系当中直接或间接、正面或负面地学习上帝透过普遍启示所赐下的真理，并且承认：当许多真理被教会忽略或遗忘时，非基督教的体系往往能把它们讲得更透彻、更精采、更有深度。巴文克便是如此处理非基督教哲学。而他对天主教、路德宗等基督教体系，就更加敞开了。

对华人改革宗的建言

华人改革宗对于兼容主义较为陌生。笔者在服事、教学的经验中发现，许多华人改革宗信徒都被灌输过「阿奎那是异端」的观念。笔者好友葛拥华博士在公开讲座中，分享阿奎那的自然神学以及宇宙论证时，甚至遭到一些改革宗人士的激烈抵制。

事实是，正统的改革宗神学从来没有把自然神学视为异端。正如巴文克所言，「宗教改革诚然采纳了这套（天主教的）自然神学以及它的（上帝存在）论证，只不过不（像天主教那样）是将它当作先于信心教义（亦即透过相信特殊启示而获得的真理）去处理，而是把它纳入信心教义当中。」巴文克甚至表示，在某种特定意义上，中世纪经院哲学其实「正确地把自然神学赋予『信心导论』（preamble of faith）的地位」。

「阿奎那是异端」的教导，在华人改革宗圈子里如此盛行，正反映了一种违背改革宗神学原则的分离主义及敌我意识。兼容主义不是相对主义，所以不需要用兼容态度面对一切。巴文克、霍志恒等神学家生前最无法兼容的现象之一，恐怕就是改革宗内部的分离主义了。如本文所述，这种分离主义不但有违历代改革宗的精神，也违背了改革宗神学的一些基本原则。

改革宗神学运动在今日华人教会已蔚然成风，并带来了长老会及改革宗浸信会建制运动、基督教教育及在家教育运动等，影响甚为广泛。笔者盼望，我们能够在这么多的运动当中停下来，思考一些根本的问题，反省我们在诸般运动中所体现出来的样貌，是否真的符合改革宗的精神与原则。

好斗、狭隘、单以立场区分敌我的分离主义，绝非历史上原汁原味的改革宗。盼望本文所探讨的兼容主义，能为改革宗人士带来一些值得思考的内容，也为非改革宗人士厘清改革宗神学的原貌。

本文曾分为上、下两篇发表在《恩福》杂志2021年1月刊（总第78期）和4月刊（总第79期）上，作者曾劭恺。转发略有编辑，删去了原文注释。点击下方「阅读原文」，访问《恩福》杂志在线阅览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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