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昆西负责任治国研究会网站5月5日发表文章称，美国的“战略竞争法案”是危险的对华“冷战宣言”。作者是该会东亚项目主任迈克尔·斯韦恩。全文摘编如下：
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最近批准的“战略竞争法案”构成了对中国一份事实上的“冷战宣言”。这项法案是由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罗伯特·梅嫩德斯和首席委员詹姆斯·里施共同发起的。该法案4月15日提出，后来在4月21日外交关系委员会进行的最后审定中，又换成了一个此前未对公众透露的更长的版本。
充斥极端妖魔化言论
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查克·舒默宣称，该法案提供了一个罕见的两党合作的重要契机，可以将其并入舒默和托德·扬带头提出的另一项两党法案。但是，这种两党合作建立在一种危险的观念之上，即与中国之间的零和、全面和系统的战略竞争应当成为美国政府的国内、外交和防务政策的组织原则，如果可能的话对其他国家也是如此。
为了证明这种单一关注点的合理性，“战略竞争法案”——几乎毫不关注证据——将中国描绘成当前和未来对美国、盟国和全球利益来说所谓最严峻的威胁，并认为这种威胁体现在从社会和政治秩序到经济增长、全球规范和军事安全等各个领域。
该法案在每一部分都重复了华盛顿如今对中国最极端的妖魔化言论，认为中国致力于通过一切可能的手段获得主导地位并削弱西方国家（以及几乎所有其他国家）。
相比之下，美国及其盟友和伙伴则被描绘成所谓“无辜受害者”，就好像国家之间根深蒂固的安全困境在不断深化的中美对抗之中没有任何干系一样。
此外，在整个文件中，美国的安全和福祉被认为完全是由对北京的威慑或抗衡努力得来的，这些努力包括增强美国的军事、经济和技术力量。
但该法案却没有提到有必要向北京保证，美国的新实力不会被用来威胁中国最重要的利益。如果没有这种保证，该法案的许多政策变化将只会导致中国采取更多反制措施。
从该法案所谓的初步“发现”中可以看出对中国不加掩饰的敌对立场的思想框架。该法案充斥着对中国政策和行为的令人吃惊的、断言性的陈述，这些说法在很大程度上脱离了事实记录。
美国不安全感的产物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由于从根本上否认与中国共存的可能性，这种有关中国的冷战式断言削弱了双方管控经济和军事竞争以避免出现上述结果的能力。
“战略竞争法案”在许多领域对中国的看法是极端的，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美国在为其步履维艰的经济增长寻找一个外国威胁作替罪羊，证明美国人由此产生的不安全感和挫败感是正确的。两大政党都表现出了这种对中国的妖魔化，这也为加强许多政治家所希望的所谓两党合作提供了方便的工具。
凡此种种体现了华盛顿在崛起的中国对美国和世界来说意味着什么这一问题上的新“共识”存在着最严重的错误。以如此直白和充满敌意的方式描述中国构成的挑战，并提出如此极端的政策解决方案，将进一步强化美国的盟友和友邦的担忧——美国正致力于与中国展开一场你死我活的冷战，从而降低与他们进行大为需要的协作的机会。
国会议员和拜登政府应该不仅拒绝“战略竞争法案”中对中国的妖魔化措辞，而且还应当拒绝其中最过分的、自讨苦吃的提议。相反，他们应该就如何对待中国提出一种更平衡、更以事实为依据的方式，这种方式不仅反映威胁和挑战，而且反映中国的崛起给美国和其他国家带来的机遇。“战略竞争法案”可能为华盛顿的所谓两党合作提供了一个机会。但它无疑不符合美国的利益。
美国《华尔街日报》网站5月17日发表题为《美国在加沙影响力今非昔比》的文章，作者是沃尔特·拉塞尔·米德。全文摘编如下：
中东再次上演似曾相识的一幕：巴以爆发新一轮冲突，一切与以往一样悲惨而又令人熟悉：又一轮猛烈冲突、平民伤亡引发媒体风暴、世界各地上演示威活动、各国竞相充当调停者引发外交混乱，美国政坛再次因华盛顿应做何反应争吵不休。
▲5月19日，抗议者在约旦河西岸城市纳布卢斯附近参加示威活动。（新华社）
说到最近的加沙战争，美国可能犯了两个错误：第一，忽视了这场冲突是巴以关系中某些既定事实的反映；第二，低估了中东和世界政治格局的变化正在改变巴以竞争的前景。
巴以仇恨这一事实并没有改变。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之间的第一次大规模冲突发生在1920年，此后，双方一直保持着时而平静、时而冲突的关系，其间还举行了多次无果而终的和平谈判。当前的冲突很可能会遵循以往模式。冲突会慢慢平息，实现某种形式的停火。
第二个不变的现实：巴以冲突延续了100年，和谈也谈了100年。谈判代表提出了一系列方案。“两国方案”、“一国方案”、与约旦甚至与约旦和叙利亚结成邦联的方案，无论哪一种都未能实现。亚西尔·阿拉法特接受了1993年《奥斯陆协议》所提的“两国方案”，但巴勒斯坦舆论存在分歧。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对“两国方案”的支持度持续下降，但至今还没有任何现实的替代方案。
第三个不变的现实是，竞争是不对称的。巴勒斯坦人的力量源自他们的忍耐力。即使在流亡和失败中，巴勒斯坦人也拒绝默默无闻。抵抗的意志和动员国际舆论的能力是巴勒斯坦的主要优势，哈马斯在最近一轮冲突中有效地运用了这些力量。以色列的核心优势——国家建设加上技术、军事和情报能力——也得到了充分展示。以色列人可能让巴勒斯坦的抵抗徒劳无功，但无法让他们消失。巴勒斯坦人可以无限期延长冲突，但他们无法达成其政治目标。
这三个因素导致冲突延续，也切断了政治解决出路，但中东的变化带来了其他变数。现在判断这些变化能否开辟新的和平之路还为时过早，但新的现实正在改变这场冲突的态势。中东阿拉伯国家的力量正在急剧衰落；伊朗和土耳其成为重要参与者；华盛顿正在努力减少军事参与。这些变化使以色列与包括埃及和海湾大部分国家在内的保守阿拉伯国家集团形成了战略同盟。该同盟削弱马哈茂德·阿巴斯和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的势力，导致哈马斯和巴勒斯坦运动的其他激进组织进一步向伊朗靠拢。
伊朗和土耳其已经取代阿拉伯世界，成为巴勒斯坦抵抗运动最重要的盟友。排除其他因素，当前的加沙战争实际上是以色列和伊朗之间的一场代理人战争。这场战争的另一目的是，检验以色列在加沙的行动是否会激怒阿拉伯国家的舆论，迫使阿拉伯国家政府放弃与耶路撒冷联合反伊朗的同盟。
与此同时，华盛顿的影响力已今非昔比。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支持《亚伯拉罕协议》，从根本上是出于对美国联盟价值不断下降的担忧——而不是对贾里德·库什纳政治才能的追捧。美国过去的军事援助只有一小部分是给以色列企业的，现在，这些资金越来越多地用于美国企业，但以色列人对拜登政府削减军事援助几乎不放在心上。同样，巴勒斯坦人也不相信，美国会强迫以色列在耶路撒冷和定居点问题上让步。因此，不要指望华盛顿，巴以之间的百年战争不会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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