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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记得我曾写过这个故事。

那是2008年5月中旬的一天,汶川地震后不久,我接到刘翔父亲的一个电话:

“你下午有没有空?我想请你陪我去一次红十字会,刘翔委托我想再捐一笔款。”
我向单位请了假,下午和老刘一起赶往位于上海北京西路的红十字会——那里人山人海,都是专门赶来捐款的上海市民。
我一路咨询,挤到了二楼,然后领了一张捐款单,开始填写。

负责收我单子的,是一位戴着老花镜的50多岁的老同志,看得出,他也已经累得精疲力竭了。

“钱款写得清楚一点哦!我帮你核对一下,3万元对吗?”
我说不是的,话还没说完,他自己又看了一眼:

“喔唷!30万啊!”
我继续说不是的,我说“零”可能比较多。
老同志这回仔细数了有几个“零”,又看了下捐款人的名字,摘下老花镜,惊诧地说:
“啊!你捐300万元?你是刘翔?”
我点头又摇头:
“钱是没错的,不过我不是刘翔,我是帮他填单子的。”
那次捐款,给我留下了一个很深的印象:
大家捐款的热情都很高,但捐一次款,不容易。
2
后来又有件事,再次触动了我。
不知道大家是否还记不记得这件事:2013年,复旦大学医学院研究生黄洋离奇死亡,后来警方查明是他的同寝室室友林森浩在饮水机里投毒。
当时我已调任报社新媒体部门,全程参与报道了这件事。一桩命案,两个原本前途无量的研究生,一个被害,一个也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让我很感慨。黄洋家里不富裕,家人痛失爱子,悲痛万分,当时他的同学就为他在学校发起了一个募捐。

我和黄洋完全不认识,但觉得心里挺难受的,看到了这条消息,立刻就从家开车赶到了学校,在复旦的“双子楼”前找到了捐款的地方,捐了2000元,记得还代一位同事捐了一笔钱——她离学校太远了,过不来。

在开回家的路上,我在想一个问题:

黄洋的同学发出这个募捐活动,我是在朋友圈刷复旦校友的状态才知道的,时间也就是一个中午的午休时间。如果没看到这个信息,或者路途遥远或者没空,这个捐款行为就不存在了。而一件更重要的事情是:我是看到复旦校友发的,接受募捐的也是黄洋的同学,我信任他们,所以毫不犹豫地就把钱捐了。

这其实涉及到了传统公益事业的几个痛点:
我怎么获得需要捐助的信息?我怎么能便捷地献上我的爱心?以及很关键的一点:我凭什么信任你?
后来几年,我又陆陆续续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公益:
给边远学校的孩子们送篮球和足球,给大别山里的孩子们采购图书,给内蒙古一个小学的孩子们设立“读书基金”,给湖南一所学校的孩子们办一个小图书馆……但这些公益信息的来源,都是我信任的朋友或读者,我把东西放心地寄给他们,把钱放心地交给他们。

曾有信任我的读者自发组织了一个“荧光小队”,希望我能带着他们一起做公益,但我也坦白地和他们说:

“我知道你们都愿意做公益,也肯花精力做公益,但我们的力量毕竟是微小的,对我们这种用业余时间做公益的人,最难的是要鉴别真正需要帮助的人,以及如何将我们的爱心托付给值得信任的人。”
当时我也在想:

都已经是互联网的数字时代了,我们做公益,是否还需要这样走传统路线?

3
直到去年,我参与的一次公益活动,让我对互联网时代的公益有了全新的认识。

熟悉我的读者应该都知道,那就是通过“腾讯公益”的平台,我设立了一个“汤圆读书会”的基金(我们俩做了一件事,有兴趣一起加入吗?),我们先捐出了25万元,然后承蒙大家的信任,金额一直在不断上升:
读者朋友们一直在源源不断地捐款
我早先知道一些关于“腾讯公益”平台的事,但直到自己亲身参与了,才感受到互联网时代做公益的便捷性——我当初想的那几个痛点,其实都有了解决方案:

打开“腾讯公益”的小程序,各种平台帮你筛选好的你想捐赠的类型、项目(到目前为止,腾讯公益平台上已经有2531个在筹项目了)
,包括你想采用哪种方式进行捐赠,都给出了便捷的选择,不再需要通过朋友、亲戚或读者去打听到一个靠谱的公益项目了:

受益于“移动支付”的普及,用手指点一点就能捐出你愿意捐的钱款,或多或少皆可,再也不用专门跑到一个地方,填单子,用现金,或是跑到银行、邮局里去进行汇款了:
而最关键的,还是那份信任。
腾讯公益平台首先是值得信任的,它上面的所有公益项目的进展和披露,都应用了区块链技术。这些信息可溯源、可回查、不可随意更改,数据信息全程可追踪,从而保证每个公益项目都在阳光下运行:

在各位读者和爱心企业的帮助下,捐款已经逼近60万元了。
在平台上受捐善款的慈善机构,都必须公开账目,他们做了什么,花钱花在哪里,你都可以随时查阅,而腾讯公益平台上累计筹款额大于100万元的在筹项目,100%做到了3个月发布进展和每年发布财务披露——这也能让捐赠人一目了然,让他们根据机构的披露情况来自由选择是否要持续捐赠。
这也是平台提供的一个能力:让捐赠人能在公开透明的条件下做自主选择。

我们选择挂靠的是“腾讯公益”平台推荐的满天星公益,他们做事非常认真,执行力强,且每一笔费用和执行都可查询
“汤圆读书会”捐赠的流动书箱,已经在小学里“流转”起来了。
孩子们借阅完书籍后,还都会写“读后感”
但是,尽管公益数字化后带来了很大的突破和成绩,却也并非没有难点和问题。

4
2020年1月10日,《光明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数字公益:共享治理红利》的文章,其中这样定义“数字公益”:
“数字公益是企业、社会组织和团体等利用信息技术践行社会责任,推动社会问题解决,创新社会治理模式的总称,包括募捐、配捐,乃至‘善能量’。”
但如何利用好信息技术?如何推动?如何创新?对于广大公益组织而言,这不是一个可以轻松回答的问题。
比如投入问题,这涉及到公益组织领导者的理念。
不少公益组织希望“把钱花在刀刃上”,这是无可厚非的,但如果不下定决心将公益数字化,募来的善款将越来越难“花在刀刃上”,这将是一个客观现实。根据腾讯刚刚发布的《公益数字化研究报告·2021》的数据显示:66%的公益组织投入数字化的比重在1%以下。
在这个1%比重中,也包括对数字化人才的投入。当然,公益组织也有“难言之隐”——他们的人员薪酬有相关规定的限制,这也导致他们很难在这个领域招到优秀的人才。满天星公益的负责人梁海光就曾和我说过:

“其实我们这里能提供的薪酬并不高,很多小伙伴都是真的抱着一颗做公益的心,不求回报地来这里工作。”
又比如能力问题,这就涉及到了一个均衡问题。

腾讯的调查报告显示,85%的公益组织已经实现了互联网平台筹款,88%的公益组织已经开通了社交媒体账号,比如微信公众号等,但很多公益组织在传播和筹款方面往往做得很好,一旦进入到核心环节:需求调研、项目执行、项目评估这些环节,数字化的成分就大大减少,传统操作就占据了主流。
还比如供给不足的问题,这就导致了公益数字化的基础不牢固。
实事求是地说,目前能满足公益需求的技术和工具,确实还大大不足,这也导致公益组织在不同的环节只能使用一些不同的工具,进而使得公益数据的留存标准不统一,导致公益组织各个业务环节之间连接不畅,甚至导致资方和公益组织的信息不对称。

这些年来,公众参与公益的热情其实是年年看涨的,以腾讯公益平台为例:
2020年的“99公益日”,腾讯公益平台上的互动人次达到了破纪录的18.99亿次,5780万人次的爱心网友通过互联网捐出了善款,全平台募资总计有30.44亿元。截至2021年4月,“腾讯公益”网络捐赠平台累计筹款总额超过117亿元,共计为9万多个公益项目提供了助力。

但是,公益机构的整体数字化能力,还是有不小的上升空间,他们也确实肩负责任和压力:
怎么能不辜负公众的热情与期待?


5
今天是5月20日,也就是网络上流行的“520”。
其实今天还有一件事,那就是第五届中国互联网公益峰会举行——我觉得,“做公益”也是另一种境界的“我爱你”。

在今天的峰会上,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发起人兼荣誉理事长陈一丹谈到“公益数字化”的理想生态模式时说了一句期待:
“让慈善成为人人参与的公共事业。”
这句话放到十年以前,说句实话,我觉得挺空的:当个口号喊喊可以,真的要去做,很多人其实是有心无力。
但放到今天,我觉得却是一句实在的话——因为数字化的科技。在数字时代,做公益正变得前所未有的便捷、有效和透明,不断进化的科技在公众、公益组织、公募基金会和需要帮助的群体中架起高效畅通的桥梁,通过数字技术,大家彼此发生了连接,彼此信任,彼此互助,最终一起创造出前所未有的可能性。

而这有一个前提,就是公益行业还是要加快数字化的进程。

我一直认为,当今社会,我们其实不缺乏爱心,但缺乏能够让大家的爱心高效、便捷、可信赖直达的渠道和组织,而科技进步带来的数字化公益,会大幅度解决这些痛点,让社会上相信公益,愿意投身公益的人越来越多。
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理事长郭凯天在今天的峰会上说:
“公益的本质是传递善和爱。”
而腾讯自己提倡的也是“科技向善”,两者必然是有结合点的。
如今,我们每一个人应该都达成了一个共识:数字科技已经并将继续改变我们这个世界,但是,再强大的科技,如果没有善和爱,对人类也是无益的。
反过来也是:人类的善和爱,会在数字科技的加持下,进一步迸发出更大的力量。
我很期待公益在数字化时代会有更多的改变,并且,想邀请你们一起见证,一起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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