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英国本质上是个移民国家。本书在时间跨度上纵横一千年，总体上反映了不列颠主岛受不同移民潮入侵影响而逐步发展变化的进程。不列颠岛的原住民是说凯尔特语

的布立吞人（即今天威尔士人的祖先），他们于公元43年被罗马帝国征服。在罗马殖民统治时期，不列颠发生了历史上最初的反殖民主义战争，最终发展成为公元60—61年布迪卡女王领导的血腥起义。除此之外，在三个多世纪的时间里，罗马殖民统治下的不列颠一直是隶属于罗马帝国的一个相对繁荣的西部行省。
在传统意义上，人们通常将公元400—500年看作是罗马帝国的衰落时期，而在这一时期，来自今天丹麦和德国萨克森地区的盎格鲁– 撒克逊人移民，逐步入侵并部分征服了不列颠低地地区，而该地区的罗马不列颠社会已经延续了三百多年。5世纪盎格鲁– 撒克逊人的一系列入侵，形成了历史上亚瑟王传奇的社会背景，成就了这个“保卫英国的社会，抵抗入侵的英格兰人”的传奇人物。［今天，我们经常把“英国人”（British）和“英格兰人”（English）不加区别地使用。但从历史上讲，英国人是指最初生活在不列颠岛上的居民，而英格兰人是定居下来的盎格鲁– 撒克逊移民入侵者。这种区别贯穿本书。］

[英]迈克尔·伍德 著 徐菡 译
启真馆·浙江大学出版社
2021年3月第一版

精装本 定价：89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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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0世纪，一股来自斯堪的纳维亚的新移民入侵者——维京人——横扫不列颠岛。他们探险至此是为了掠夺财富，更是为了寻求栖息之地和农场。此时，在我们今天所知的英格兰地区，已经发展出许多盎格鲁– 撒克逊人建立的王国。在维京人入侵势力的进攻下，这些王国中的大部分都相继衰落了，而最伟大的三位盎格鲁–撒克逊国王——奥法（757—796年在位）、阿尔弗雷德大帝（871—899年在位）和埃塞尔斯坦（924—939年在位）——的统治生涯，都与维京人入侵产生了某种程度的交集。对奥法而言，维京人是地平线处的一个阴影；到了阿尔弗雷德大帝时期，他们是与之进行殊死搏斗的敌人；而埃塞尔斯坦最终将他们征服与消化。维京人入侵的过程，就是盎格鲁– 撒克逊王国之一——威塞克斯王国——掌控不列颠岛主要权力的过程。截至939 年，所谓的“英格兰”已经大致具备了今天所体现的地理概念。然而，在英格兰的东面和北面，维京人已经永久地定居下来，不可逆转地改变了当地的社会环境。来自斯堪的纳维亚的自由农民和武士阶层，大量定居在英格兰中东部的米德兰兹地区和东盎格利亚地区，这就要求盎格鲁–撒克逊国王们必须具备强有力的雷霆手段，才能威慑住那些维京国王。在这场较量的开始阶段，英格兰国王们胜利了，比如，954年时，他们让维京– 诺森布里亚王国的末代国王“血斧”埃里克垮了台。然而，等政权传到“决策无方者”埃塞尔雷德（978—1016年在位）手里时，这种优势已经荡然无存了，他将近四十年的统治最终导致英格兰君主政权的失势，在不列颠岛上催生了一个由维京国王卡纽特及其继任者统治的丹麦政权。1042年，虽然“忏悔者”爱德华继承了威塞克斯王位，再次延续了阿尔弗雷德大帝的皇脉，但王室元气的颓势已无可挽回。1066年1月，当爱德华国王无子而逝时，权臣哈罗德·戈德温森伯爵问鼎王冠，虽然理由牵强，但他还是登基当上了国王。然而，就在同一年，哈德罗在与对手诺曼公爵、“征服者”威廉之间的黑斯廷斯战役中，惨遭失败而丧生。1066年后，尽管英格兰人还说着盎格鲁– 撒克逊语，其社会与政治运作模式仍根植于1500年前日耳曼入侵者建立起的社会机制，但“诺曼征服”意味着盎格鲁– 撒克逊英格兰的终结。

本书的时间跨度巨大，不难想象，其面临的史料不仅数量庞大，而且质量良莠不齐。我们可以把该书所用资料分成三大类——叙述历史（如编年史、年鉴、历史书）、纪实文献（如法律法规、土地特许状、遗嘱、法庭令状、《末日审判书》）和实物资料（如出土钱币、金属制品、雕像、手稿、刺绣挂毯等），而本书将所有考古发掘证据也归于最后一个类别之中。除此之外，书中还引用了一些其他类型的资料，尤是诗歌、书信、圣徒生平记录、王室传记等文学作品。下面有必要对“编年史”和“土地特许状”两种材料加以简单解释。
所谓编年史指的是以年代为顺序、逐年记录发生的重要事件的史料，例如，国王登基、逝世等。编年史家记载历史的方法与古典历史学家陈述历史的方式并不相同。最初，编年条目也许只是修道院的修道士们为了推算出复活节的日期，在记事本和书桌上随手写下的便条。开始时，这些记载可能只是简单的记录，如“白天与晚上一样黑”（《威尔士编年史》，447年）。后来，记载中逐渐融入了越来越丰富的细节，如“是年12月14日，诺森布里亚的奥德福瑞斯国王在德利菲尔德逝世”（《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705年）。
731年，位于诺森布里亚的苇尔茅斯–雅罗修道院的修道士比德，写出了第一部伟大的英格兰历史著作《英吉利教会史》。该书一改年鉴类史料的粗略框架式的记载方式，成为一部体现视角、融汇风格的真正的历史综合性著作。比德的著作也为后世的很多历史著述惯例奠定了基础，比如，该书编年法是以耶稣基督降生为界，分为“主前”（Before Christ，B.C.）与“主后”（Anno Domini，A.D.）——比德是第一位将这种纪年应用到历史记载上的历史学家，而在世界范围内，他的著作也是研究中世纪早期历史的畅销书。比德的主要资料来源是口述历史，当然，他也使用了英格兰其他教堂的一些资料，尤其是肯特教堂的资料。
历史经典著作一直对后世有巨大的影响力。例如，虽然罗马历史学家塔西佗（Tacitus）的作品直到文艺复兴时期才得以再次昭示于世人，但罗马帝国时期的另一位历史学家苏埃托尼乌斯（Suetonius）有关罗马皇帝的传记，在当时就非常有影响力。这些传记不但点拨了那些蛮族国王应该成为一个怎样的统治者，而且在历史如何为王朝利益服务这一问题上，也给国王们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模本，而这种影响自法兰克王国的查理曼（Charlemagne）在768—814 年的统治之后，显得越发强大。查理曼那强有力却也不失魅力的统治风格，为后来很多伟大国王树立了样板，比如阿尔弗雷德大帝。相应而言，像《盎格鲁– 撒克逊编年史》这样的历史著作，虽然最初只是在早期威塞克斯修道院年鉴的基础上写成，但在阿尔弗雷德统治时期融入了很多法兰克风格，内容上更加深入而全面。阿尔弗雷德亲自监督了该书的编纂，而他的指导思想就是展现自己统治时期的成就。也是在阿尔弗雷德的主张之下，《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的手抄复本被派送到了全英格兰大大小小的教堂。目前，该书保存下来的一些版本在内容上有所不同。（大多数情况下，本书并未区分该书的不同版本。）
通常，一部编年史的写作年代距离事件发生年代越久远，其可信度就越小；然而，某些后世编年史也很有可能从现已佚失的史料中，保存下了一些很有价值的材料。比如，13世纪早期来自圣奥尔本斯修道院的编年史家们，真实地记录下了5—6世纪时期麦西亚王国的状况。其中的一位历史学家温多佛的罗杰，从一部目前已经佚失的北方编年史中，独家保存下了公元954年“血斧”埃里克国王被谋杀的细节。通常，这种史料的价值取决于史书创作、资料来源和史家立场偏见的结合状况。有关这一点，本书在相关章节也讨论了一些著名案例，比如，在第一章中讨论了为何塔西佗有关布迪卡起义的记载值得信赖，在第二章中谈及为何《威尔士编年史》有关亚瑟王的故事不可取信，在第八章中探讨了为何《盎格鲁– 撒克逊人编年史》对“决策无方者”埃塞尔雷德态度矛盾，等等。
土地特许状（charter）是另一种需要加以解释的资料。土地特许状其实是一种产权契约，用以记录土地转移交易的状况，比如，国王将某块土地作为产业赏赐给某家修道院。这种材料本身也许极端乏味，读起来味同嚼蜡，然而，它们可以透露给我们某些信息，比如展示时任国王的权力和声势如何、某位国王在某处是否拥有土地以及国王们如何管理皇家产业等。同时，这些特许状也可以作为史料凭据，来探寻某些高门世家或低级军事贵族的崛起之路。而更有意思的是，土地特许证还可以凸显出某些历史人物的独特性格，比如，奥法对国王权力的不屈不挠的掌控欲望、埃塞尔斯坦对各种浮夸名号的偏爱、“决策无方者”埃塞尔雷德对国家治理不利的自我辩解等。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土地特许状资料，可以追溯到政府实行系统化的档案管理之前，一般保存在当地主教的产权契约办公室里。土地特许状经常被一再复制，大多数保存下来的后世版本多经过篡改，是不真实的，但总体而言，土地特许状仍然是现代历史学家构建盎格鲁– 撒克逊社会结构图景的基本材料之一。
追寻英格兰人与英国人之根一直是个能引起争议的问题，本书即围绕着黑暗时代中英格兰国家和英格兰人认同感的形成这一中心问题展开。这段历史遗产定将惠及居住在不列颠群岛以及更广阔世界中的所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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