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汉堡的易北爱乐音乐厅将在柏林时间2021年5月17日20:00（北京时间18日02:00）举办一场特殊的网上音乐会（直播链接请见本文最底部），那就是因防控疫情而由汉堡音乐厅室内乐团Resonance Ensemble（共振室内乐团）在Johannes Kalitzke（约翰尼斯·卡利茨克）的指挥下以互联网录制直播的形式面向全世界观众演出我的《第五交响曲》。对我而言，这是拙作首次由这样的国际顶尖室内乐团演奏，又首次由这样的国际顶级音乐厅策划进行网上演出的一次饶有意义的事件。
《第五交响曲》是为22件弦乐而作的大型室内乐作品。为了保证这部作品的艺术水平，乐团不辞辛劳地排练、录音、录像了整整三天，以至最后一天让我不免担心起大家的疲乏了！——除了四位大提琴乐师是坐下演奏外，其他乐师始终是站立演奏的，这般负责的艺术态度令我深深感动！乐团排练后，我女儿王颖询问指挥先生对此作品的感想，指挥凝练地说了两句话：“充分饱满的能量！高度集中的发展！”
《第五交响曲》最初是在2001年5月为纪念鲁迅先生诞辰120周年而作，为此我在半月之内便写就完成，但由于演出困难重重，延至年底也未能首演，直到2006年6月才又有了首演的可能，这时我再次进行了大幅修改并于2006年4月定稿。我所以写作本作的初心源来已久：自我少年时代约12岁起直至现在，鲁迅先生便始终是我的精神导师。他对黑暗和强权“痛打落水狗”（《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般不妥协的批判精神和对揭露民众“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摩罗诗力说》）的思想意识，至今对我乃至对我国国民仍最有深刻之意义！但近许多年来，鲁迅先生的伟大遗产似乎越来越被冷落了！他的作品不断从中小学课本中被删减，这令我感到一种压抑。自1955年全国“肃 反 运动”以来就不断对鲁迅先生的精神继承者们——以胡风先生为首的一大批文艺家们——进行种种“肃 清”，这是第一次对鲁迅精神的绞杀！还有诗人阿珑（原名陈守梅，又名陈亦门），我在1948~49年读过他发表在《大公报》等报刊上的不少长篇诗歌，1955年我惊讶又害怕地看到他是“胡风分子”的重要成员，报上说他是国民党中校特务！1980年其获彻底平反后才知道他在1947年的孟良崮战役为攻上孟良崮提供了重要情报，又在1955年庭审他的法庭上大义凌然、冷静异常地慷慨陈词。也是在1955年，我第一次参加这种“运动”，那时我还是一个18岁的单纯青年，我并不认识他们当中的任何人。直至30年后的1985年，“胡风分子”们才得到彻底的平反，但他们的故事直到今天仍沉重地压在我的心口。而且自1955年以后，仅仅不到2年时间，又掀起了针对知识分子的声势更为浩荡的“反 右 运动”。这样大规模、反复地对知识分子进行的“运动”不断扼杀着知识分子们的批判精神——以鲁迅和他的作品为总代表的、其所极力提倡的针对不公正现象的批判精神！鲁迅生前就曾对冯雪峰说“将来你们胜利后，我要第一个逃跑。因为你们第一个要杀我！”我在1964年的“社教运动”中因在中央广播乐团大会上发言两小时激烈批判当时的文艺方针而曾被下放14年，在对那段痛苦经历的反思中，我曾反复自问“如果鲁迅活着会怎么样？”这个问题也是许多“胡风分子”们如贾植芳先生的共同问题。 直到那场史无前例的浩劫后的2003年，我才在鲁迅之子周海婴的回忆录《鲁迅和我70年》中读到答案：毛主席在回答“如果鲁迅活着会怎样？”这个问题时亲口说出“识大局、不说话，进监狱、还在写。”1937年毛主席曾在《论鲁迅》的演讲中称鲁迅为“中国的第一等圣人”，1940年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又说“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但是仅仅两年后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上他评判“还要鲁迅笔法”的说法时针锋相对地答道“在给革命文艺家以充分民主自由、仅仅不给反革命分子以民 主 自 由的陕甘宁边区和敌后的各抗日根据地，杂文形式就不应该简单地和鲁迅的一样”（《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也就是从这时起全然否定鲁迅的批判精神了！这便是对鲁迅又利用、又剪除的截然态度！这便是在其需要时最大化利用鲁迅的批判精神、在其坐稳时却又不断打击和排斥鲁迅的批判精神的缘由！鲁迅彻底性的批判精神是中国最伟大的精神遗产，但在暴君眼中却是最须铲除的！这就是当前把鲁迅的作品从中小学课本逐渐删减的根本原因！而我的《第五交响曲》便是从对鲁迅精神的痛苦而深沉的呼唤和追思开始的。
在2006年4月的修改定稿过程中，我将第1小节的音型从12把小提琴的齐奏改为从第5个音开始突然爆发的十二音音块结构，好似是被戕害下突然的精神崩溃！这样的音块写法对我而言是极大的突破性创造。又及在修改第83小节机音乐突由慢板转入快板部分时，我正在听山西蒲剧《徐策跑城》，我从戏曲演员在舞台上满台转圈时的伴奏音乐中（就是“绕弦”的四个音）得到极大的启发：我仅用这四个音组成的节奏型，以巴赫的“赋格”技术加以扩大、缩小、反行、移调并加以“长呼吸”的特殊持续，构成了全作结构中心快板的基础，其动力一直推动持续并最终达到全作最大的高潮饱和点；同时，又在这个节奏型的惯性动力基础上展开了大量丰富多样而又复杂致密的复调技术。经过了充分的、激烈的矛盾冲突表达——这是全作最重要的核心部分，最后回到深沉和凝重的思考追问，且在其中又有几次强烈爆发的对恶势力的批判和抗争——也是我对所有仁人志士战斗精神的追随和对他们所遭精神戕害的愤怒与抗议！然而，我对这些问题并没有任何最终回答，我要把思考和追问留给听众和历史……鲁迅说过“救救孩子”，但“胡风分子”们和后来的批判者却死去了多少人？！
我曾两次去过北京的“国子监”。置身其中，我仿佛能看到1966年8月发生在那院子里的画面，那焚烧典籍与戏服的窜天火苗与滚滚浓烟，那被迫围跪在火堆四周的“牛鬼蛇神”们，那落在京剧大师袁世海、作家箫军等一众身上的，年轻红色小将们的癫狂般的叫喊和他们手中挥舞翻飞的铜头皮带……还有那当夜没有回家而投了太平湖的老舍……
这些挨斗的人中还有一名最为重要的“胡风分子”——彭柏山。在1930年代的国民党牢狱中，鲁迅曾给过他三块银元，出狱后他参加了新四军，1949年官至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第24军副政委，却在那场史无前例的浩劫中落得被乱棍活活打死的下场，死后三个月他的女儿去收尸，只见自己的父亲泡在福尔马林中，面目全非，伤痕历历……难以想象当时这骇人场景：他在群佞的乱棍虐杀前滚爬仆跌、满头是血、挣扎惨叫……这是多么恐怖而残忍！1981我为一部影片曾与陈凯歌共事，他告知了我此事乃由彭柏山的女儿彭小莲书中追记。我与彭小莲未曾有机会谋面，现在她也去世了。还有“胡风分子”中最有才能的作家路翎，他曾被关押二十五年，平反后他的太太余明英和他的两个女儿过得怎么样？我也没有见到他们有过对路翎的任何回忆文字。我在创作《第五交响曲》时不断浮现着这些并不如烟的历史往事……以上也是我创作《第五交响曲》并献给鲁迅先生的初衷。最后，我要特别感谢“鲁迅博物馆”馆长孙郁先生、画家裘莎先生，箫军之子箫鸣先生，感谢他们在本人《第五交响曲》的创作和首演中给予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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