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 国家发展研究院
会议主题：人口普查、老龄化与经济增长
会议地点：北大博雅酒店大学堂
会议时间：2021年5月16日晚7：15-9：00
文章根据嘉宾现场发言整理，未经本人确认，可能存在一定错误 。
以下为会议全文：
主持人：各位老师、各位同学们，现场和线上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参加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朗润·格政活动，作为首批国家高端智库，北大国发院于2013年创立了朗润·格政政策研讨系列。这个系列活动主要是邀请国内外专家学者分享见解，格物致知的态度来推进公共政策选择，为国家改革发展贡献智慧。本次活动联合主办单位除了北大国发院，还包括北大全球健康发展研究院、北大健康老龄与发展研究中心，承办单位包括北大国发院传播中心、MBA中心、EMBA中心，今天活动在线上同步直播，这里提前感谢提供直播的合作平台，包括腾讯新闻、中国新京报、财联社、知识平台。
这一期朗润·格政研讨主题是人口普查、老龄化和经济增长。大家都知道今年5月11日，我国正式发布了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从数据可以看出，全国多个地方的人口增速已经明显下降甚至转入负增长，其中老龄化数据格外引人关注。人口结构和老龄化是慢的变量，但是也可能是最重要的慢变量。对中国未来社会产生深远的影响，从劳动力供给、社保压力、健康支出、经济增长等方面都会带来挑战。
今天我们非常荣幸邀请到北大国发院相关领域5位权威教授，围绕人口结构和老龄化影响，以及未来如何应对这样一些问题展开研讨。我们研讨会分为两个环节，第一个环节由5位嘉宾做主题分享。每位嘉宾时间大概10分钟。第二部分圆桌对话，现场朋友也可以向我们的嘉宾提问。
第一位发言嘉宾是北大国发院经济学教授，北大健康老龄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教育部长江青年学者雷晓燕教授，欢迎！
雷晓燕：大家好！非常高兴今天能来跟大家一起分享老龄化与人口政策这方面的一点内容。其实从七普公布以来大家对这个讨论很多了，我今天主要跟大家分享一下用数据展示的趋势。
首先我们看一下人口老龄化的图形，为了让它相对可比，我主要用的四次人口普查的数据来画的图形，没有用历年的千分之一样本调查的数据。我们首先看一下，从图形我们可以看到，整体人口总量还是保持在一定的增长，到2020年已经达到了14.1亿。也同时可以看到，增速其实是在放缓的。我们可以看到增速，算了一下10年的年均增速，前期降的特别厉害，最后在这近10年也是下降的趋势。我们可以看到1982年到1990年间年均增长是1.56%，2010到2020是0.53%。绿色就是60岁以上的人口，它是保持在一直上升的趋势，2020年达到1.91亿，也就是占比13.5%。我们知道深度老龄化指标是14%，所以这说明我们距离深度老龄化已经非常近了。
下面蓝色是少儿人口，少儿人口在近10年当中略有一点点回升，可能是得益于放开人口政策的作用。我们来看一下抚养比，也是从1982年到2020年，抚养比占劳动年龄人口的比例，首先看劳动年龄人口，分母已经出现了下降，从2010到2020期间已经下降了，2020年根据普查现在是9.68亿人。总的抚养比就包括老年抚养比和少儿抚养比，是上面这条紫色的线，总的抚养比从2010到2020之间已经开始上升，从34.2%上升到45.9%。这个上升主要得益于老年抚养比的上升，从11.9%上升到19.7%。而少儿抚养比其实也有一定的上升，这是我们老龄化的情况。
我们回到生育的情况，左图是综合生育率与育龄妇女数量，这是官方公布的数据。我们可以看到，综合生育率即红色的线是在不断的下降，今年有一些回升又开始下降的趋势。同时我们看到育龄妇女蓝色的线在这些年出现了下降的趋势。这两个原因结合起来，我们可以看到新增人口数也是在近年出现了下降的趋势。生育率在城乡之间是有差异的，这个图是分城市、镇、乡村来划的，我们看到明确的趋势就是城市的生育率低于镇的生育率又低于乡村的生育率。在全面二孩政策之后，各个地方的生育率都有所上升，但是后来都出现了一定的下降，尤其是城市的下降更快。
我们分孩子来看，一孩、二孩、和二孩以上。我们看一下上面这条线，三条线差异非常明显。一孩是一直保持下降的趋势，二孩在近期生育政策放开之后有过上升的趋势，但随即已经出现了下降。二孩以上有一点点上升，但是这个比例是的小。我们再看一下分城乡，生育意愿，刚才是实际生育率，这个是生育意愿，这是我们用人大CGSS数据来画的图。
2010年到2017年的育龄妇女他们报告的，如果不考虑如果没有计划生育的话，她们希望生育的子女数量。我们可以看到，中间一条是总的生育子女的数量，上面和下面的线分别是农村和城市户口的人报告生育子女的数量。从这个图可以清晰的看到，生育子女的数量一直保持在1.7到1.9之间，希望生育的数。城市的数非常低，比农村低的多，长期低于1.75的水平。近年我们看到农村女性生育意愿也出现了下降。希望生育子女的数量如果分出生组，60后、70后、80后、90后他们的生育意愿怎么样？这几条线首先越是年轻的群体想要生孩子的数量越少，这是非常清晰的。另外下面这两条就是80后和90后，他们的生育意愿其实在近年都开始出现降低，尤其是90后的下降幅度更大。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生育意愿如果分孩子、分城乡，首先希望生育子女数为0，就是不想生孩子的比例。
总的是近年有上升的趋势，而农村和城市的差异非常大，我们看到城市的增长就是说不想生孩子的比例增长的特别快，这是第一个图可以看到的。从第二个图和第三个图分别是希望生育子女数为1个的，和希望生育子女数2个及以上的，同样我们分农村和城市。我们看到想生1个的，实际上原来是下降的趋势，近年有上升的趋势，城乡都是这样的。还是有超过三分之二的女性希望生2个以上，但是近年比重都在下降，包括城市和农村。
我们再看分孩次和出生组，这就非常惊讶，其实也是可以想像的。图一90后不想生孩子的比例，远远高于其他的群体，尤其今年不想生孩子的比例又在上升，上升的非常快。希望生育子女数为1和大于1的，可以看到80后和90后，希望生1个孩子的比重在上升，但是希望生2个及以上的比重都在下降。这有一些上升很大可能是跑去这不愿意生了。
我们最后看生育意愿跟实际生育。实际生育我们就不能直接看育龄妇女15到49岁，因为年轻的群体还没有生孩子。我们就把人限制在35到49岁之间，2017年CGSS既问了生育意愿，又有实际生育的子女数。所以从这个图可以看到，总的来看生育意愿跟实际生育人数之间是有很大的差异，差了大概4.24个，还是比较大的。而这当中城市户口比农村户口差异要大得多，大到了0.62个，这是城市的。
这是我们看的现状，下面我简单概括一下从图形里面我们看到了什么。人口在快速老化，抚养比在上升，劳动年龄人口减少，生育率下降，新增人口在减少。生育率和生育意愿都呈现明显城乡差异，城市非常低。越是年轻群体生育意愿越低并且有降低趋势，而且实际生育数远低于生育意愿，而且在城市当中差距最大。
有这些事实最后我想大概提一点政策建议。在政府工作报告当中已经对于生育政策提出了我们要优化生育政策，推动实现适度生育水平，发展普惠托育和基本养老服务体系。
我们实际上也有很多讨论，对于生育政策的调整，基于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些图表，我建议我们的生育政策应该适时调整，应该要全面放开生育，并没有那么多人想要生3个及以上，所以放开的话并不需要担心大家会生他们多。还有降低生育成本，为什么生育意愿这么低？同时即使有生育意愿也没有实际生育，其实成本占了很大的原因。成本就包括生育成本，养育的成本，教育的成本。生育成本方面主要在于女性的身上，所以我们生育成本要降低的话可能需要调整女性和男性对于生育成本的承担。也就是说我们有产假，其实也应该有陪产假，其实未来考虑怎么深化加大力度。还有生育津贴方面，我们现在有生育保险，已经有一定的生育津贴，但还远远不够。
养育方面建议我们加大0到3岁托幼服务，这个是非常高的成本。另外还有学前教育还没有纳入义务教育，这也是女性担心的，可能很大的一块，这是我的建议。最后子女教育方面，大家非常内卷。我觉得内卷要解决最大的还是要增加供给。如果学校差异不是那么大，我们有比较多的好的学校，在各个层面上的话，差异不是那么大的话，大家就不是那么强的要竞争。当然这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因为时间关系，我只讲到这，谢谢大家！
主持人：刚才雷晓燕教授从生育意愿和实际生育率，特别是随着时间变化，以及不同的年龄群体，城乡之间差距大家看的非常清楚。下面我们欢迎第二位演讲嘉宾，北大国发院经济学教授，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项目负责人，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赵耀辉给大家分享老龄化与社保政策。
赵耀辉：谢谢。普查数据出来了，新的数据对于我们的养老金体制有什么样的影响，这就是我来讨论的问题。第一个数据，给大家看人口分省的分布，这是人口涨得最多的省到人口降的最多的省，大家看到人口降得最多的省是东北三省，涨的省比较多的是东部发达地区，包括西藏。西藏和新疆都是有一些新的机会。东部人口总的来看，东部人口比例上升了2.15个百分点，东三省下降1.2个百分点，总的来说人口向发达地区转移。转移的是总人口，但如果我们能够拿到年龄的人口一定是以青壮年为主的人口转移。
转移背后的事实，是我们很早已经知道的事实，就是养老金的负担在各个省之间的差距是巨大的。背后是老龄化的差异，老龄化的差异导致了各个地方养老金负担的差异特别大。这是每个退休的人口，就领养老金的人口有多少个支付养老金，缴费的人口。这个图中大家看到也是东部，每个退休的人有9个没有退休的人在缴费，可是东北这些地方就特别低。所以它背后本身养老的负担就已经有非常大的不平等，而人口继续在加剧这种不平等。
养老制度造成什么样的挑战？大家可以想象得出，东北养老金是入不敷出的，广东是大大结余，这是非常大的不平等。困难的这些省，它自己没有办法独立应对这个问题，因为他们如果是要应对的话，就是能提高缴费率，或者推迟退休，他是没有办法这样做的。因为他如果提高缴费率大家更不去那，人口更加往外流失了，所以这是我们现在叫做碎片化的养老金体制造成大的挑战。
人口普查第二个事实，就是流动人口的数量。2020年根据普查数据35%的人口是人户分离。人户分离定义是在乡镇街道以外居住，当然这并不是对养老金在乡镇街道统筹的，但是也没有县以外的数据，只提供了省外的数据。2020年8.8%的人住在户口省之外。这造成什么影响？我们知道居民养老保险是在户口地缴纳的，灵活就业的人员他们的养老保险业都是在户口地缴纳的。灵活就业的人在北京没有办法缴纳灵活就业的养老保险的，加上人口流动，就导致大量人有跨省市缴纳养老保险的历史。当这些人退休的时候，就面临跨地区跨项目，居民保险和职工保险之间关系转移接续的问题。而转移接续的问题虽然政府有一些规定，但是是非常麻烦的，需要自己去办，而且有惩罚，有一部分当地缴费没法带走，就得留在当地。讲到灵活就业人员，前几天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研究制定灵活就业人员参加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兜底措施，这跟大家顺便讲一下这些灵活就业人员。
刚才讲到两个事实，省的不平等和流动，就说明需要打破地区和身份的分割，随着市场经济的需要。现在的政策着力点解决刚才的问题都是要求提高统筹层次，如果提高了，实现全国统筹，所有账户都在全国统一分配，就可以解决所得不均，也可以免除关系转续的难题。但是我们很多年想实现这个目标，但是发现困难重重。这里面关键问题就是地方利益，比如说南方某省市有大量的结余，他是不愿意跟东北分享的，如果是全国的话就是一个大锅饭了。
这里面职工保险从九几年最开始实行这个政策的时候就提出省级统筹，最近在十九大以后又讲到统筹，反正就是有重重困难。居民保险现在连市级统筹都没有实现，这个问题如果想做到省级统筹非常困难的。所以过去20多年改革一直想推动省级统筹，但是困难非常大。刚才讲到这两个问题，地区差异和人口流动比起现在面临最大人口老龄化带来的挑战，宏观的压力其实都是技术性的问题了。
宏观的压力首先的事实是我们养老保险制度基本上现收现付的，刚才也有抚养比，抚养比定义是每个60岁以上的人，对应几个20到49岁的人。这个比例是一路下降，2020年达到了3.4，到2050年预计达到1.3。但是这是整个人口的，如果我们看制度抚养比，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制度里面每个退休的人对应的几个平均，刚才给大家看分省，平均在2019年是2.5个，这个还会继续下降。有预测将来会到一个人养一个人，这个就非常麻烦，这就是人口老龄化对养老制度带来非常大的压力。虽然我们目前的人口年龄结构还非常年轻，但是我们账户赤字，我们全国统一平均来看，早已经出现。2017年的时候赤字达到4900亿，占了整个支出12%，各级财政补贴8000多亿，占整个支出的21%。
意思就是说人口尚属年轻的阶段我们就已经出现赤字，当人口年龄继续恶化的时候，这个赤字会继续加大，这是我们人口老龄化给我们带来非常大的挑战。赤字的原因之一，其实现在人口年龄结构还是比较年轻的，主要的原因还是缴费积极性较低的问题。虽然我们制度缴费率非常高，但是实际缴费率较低，不少企业是按照最低的标准给职工上保险。由于最近有一些税务征缴的措施，但面临了很多阻力，很大的反弹。
我今天想主要讲的是一个替代的方案，养老体制用个人账户解决刚才讲到的几个问题，既可以解决老龄化带来整体宏观压力，也可以自动实现统筹，免除转移接续的问题，也可以解决激励的问题。从体系的压力来看，我们都知道现收现付制，人口老龄化对它的冲击是最大的，如果是一个个人基金积累制，因为钱是一直积累到老的时候花，所以他是不受困扰的，理论上来讲个人积累制是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第二，个人账户不再需要强行的统筹了，因为养老金资产就能够成为个人资产，个人资产就可以随便带到任何地方去，你就不用做关系的转移接续，账户是可以移动的，所以这个问题也就解决了。
第三，可以提供充足的缴费激励，因为你的钱就是个人的储蓄，你也不需要有一个统一的标准，按最低的标准缴费，剩下的如果想交你就可以多交，因为有税收的优惠等等。并且如果能够实现管理市场化，由市场的基金公司管理，它的市场汇报也是可以实现的。
转换的路径我的建议首先，把企业年金也就是第二支柱全部进入到个人账户，其实已经实现了。然后就是允许第三支柱缴费，这样可以起到培育投资机构的作用。第二步我觉得个人的8%都进入到个人账户去，由个人掌控。第三步就是我们统筹部分将来也要分到个人账户去，这里面有原来积累的，原来已经缴费，首先是以后的缴费一定要实际的有基金积累，之前的可以慢慢的做划分。
这里面有一个转轨的问题，你现在交的钱全部进入到个人账户，我们之前许诺的养老金和现在老龄退休金怎么办？建议由财政负担，这个负担率其实不是我们想象那么大，我们之前算过。再就是怎么样处理收入分配不均的问题，有的人穷，有的人富。这个建议是用财政解决低收入人均的保障问题，用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来兜底，剩下还是要给个人积极性。
总结就是我们过去20年渐进式的改革拖延了对人口老龄化的应对，丧失了较多改革机会，造成了巨大的财务风险。过去20年都是用强制统筹去补，是渐进式的，需要用全新的改革思路。这个改革思路就是积累式的个人账户，这个其实是可行的。因为跟2000年相比，我们的资本市场已经非常发达，投资的市场秩序也得到很大的提升。个人账户资金的安全性和投资汇报都可以得到保障，我就讲到这里。
主持人：谢谢赵老师给我们阐明老龄化对我们养老金体系带来的压力，同时也提出了一个解决方案，就向积累型个人账户转移的方案，还有路径。下面请北大国发院统计学副教授张俊妮教授分享中国人口结构的变化。
张俊妮：大家好，我今天演讲的题目是中国人口结构的变化。我会使用到一些数据，包括2002年到2020年中国人口和就业人口统计年鉴，2001年和2019年分年龄、分性别的情况。还有国家统计局最近发布的关于七普主要数据的情况，以及七普主要数据结果，新闻发布会答记者问也提到一些细节数据。我会用到日本的数据，所以需要用到联合国人口基金2021世界人口状态数据。
这是我们能够画出来的人口结构，从2001年到2020年的结构，分了三档，一个是0到14岁的少儿，15到64岁中间，65岁及以上是老年的人口。我们可以看到最上面这部分是少儿的，少儿比例有一条红线，画的是日本2020年少儿比例是12.3%。为什么关注日本，因为日本是全世界老龄化最深的国家，我们看和它相比是什么样。看起来目前来说少儿比例比它比要高的。这部分65岁以上老年人口比例，虽然我们逐年上升，但目前相比日本还是比较低的，日本2020年65以上的人口比例是28.7%，目前我们是13.5%。七普中间给老年人细分了一下，60岁及以上人口分了一下，分了三档。
60到69岁有一个说法叫低龄老年人口，这部分低龄老年人口就是他们身体状况比较好，发挥余热和作用的潜力比较大，意思就是还可以为社会做一些贡献。80岁及以上部分就是高龄的，他们体现如果人口增加的话，体现我们预期寿命提高，中间部分就是70到79岁。按照这个来分我们可以看到目前来说，我们的低龄老年人口比例还是比较大的，80岁以上人口在这部分老年人口占的比例是13.6%。接下来再看城镇化，这个是城镇人口比例，这是2001年到现在是一路上升的，从2001年37.2%上升到63.9%。这是城镇分年龄的生育率差异，这是分年龄的数据，2019年的数据，蓝色的线是城镇的，红色的线是乡村的，我们可以看到它们确实有一个比较大的差异，城镇总合生育率是1.33，乡村总合生育率是1.71，为什么关注生育率？是因为生育率最深层影响老龄化的机制。
因为我们现在目前人口还比较年龄，就是因为我们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前半部分属于生育率比较高的时期，而这部分人还在劳动力市场，属于劳动年龄人口，我们看起来还并没有感觉到这种压力。但是接下来就是我要给大家看一些预测，当我们这部分人，刚才说到60年代出生的以及70年代前部分出生的当他们变老以后会发生什么事情。所以我做的是50年的预测，2021年到2070年的预测，我的方法用的主流人口预测方法，就是队列要素法。
它其实就使用了基本的等式，下一期人口数等于当期人口数加人口增量减人口减量。人口增量包括生育，当然还可能包括从国外移过来的人，如果分年龄比如50岁的人从前面49岁的人往上涨的。人口减量包括死亡，包括移民移出去，还包括49岁移到50岁，对于50岁来说是人口减量。我们使用这样基本等式进行预测，这时候通过设定死亡生育和移民的要素参数去预测，如果满足这些参数要求，人口规模结构增长会发生什么。我们做了一个假设，有些数据七普已经公布了，有些没有公布，所以我用的2019年的，七普公布的，关于2020年的基本人口数，可以算到2020年0岁出生的人口分男女的，然后1到14岁，15到59岁，60到64岁，65到69岁，70到79岁，80岁及以上的人口数分别一并算出来。除了0岁之外的，其他年龄组内，65到69分别是多少还没有公布，假设该岁年龄和性别比例增速是2019年相同的，假设死亡率保持从2015到2019年数据计算的值，假设没有移民，因为目前对于我们来说移民还是非常小的事件，假设以后保持没有移民。生育率分两种情景，一种是假设分单岁年龄生育率保持2019年的值，2019年比2020年高一些。生育率情景2是说取七普公布的总合生育1.3。假设是分单岁年龄生育率分布与2019年相同，因为并没有得到分年龄的生育率，但是就假设分布是跟总的相同。情景1生育率比情景2高一些，假设出生人口性别比保持七普公布的111.3。如果说生育率情景1比较高的，首先看总人口。
总人口2020年当前的情景是141178万人，如果到2070年大概50年以后就只有10亿了。如果生育率情景2，人口生育率更低一些，到2070年不足10亿。年龄结构算的少儿比例、和老年人口的比例。刚才两条红线是日本2020年的比例，我们看到深度老龄化是非常快的。我们目前看到的是13.5%比如说65岁及以上的人口是13.5%，到了2055年就会超出日本当前的比例。而且到这时候少儿比例实际上低于当前的日本的比例，所以这是相当严峻的挑战。
如果说生育率更低一些，按照生育率情景2，这个时间点会更加提前，实际上是30年之后就会出现比日本2050年就会出现65岁以上人口比例比日本当前要高，少儿比例比当前比例要低，所以确实有点沉重。
60岁及以上人的年龄结构，也分了刚才说的三档，我们可以看到，目前来说低龄老年人口占的比例比较大，但很快50年以后基本上就是三分之一，三分之一低龄老年人口，三分之一80岁以上的人口，三分之一是中间的一档，所以也是相当老龄化的情况。
我的建议有几点，尊老爱幼，爱护生养孩子的女性。说白了就是第二点和第三点，第一点是因为老人多，要尊老，要考虑他们的因素。第二点、第三点都是从我们怎么样提高生育率出发的，就是我们得要爱护我们的小孩。比如说现在的小孩，看起来并不是开玩笑，从幸福感角度出发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作为人要做选择的话，生孩子这件事情到底给人带来的是不是一件高兴的事？对于妈妈来说，生了孩子是不是高兴？对于小孩来说，生了之后他在这是不是开心？他要是开心家里当然愿意再生，当然不开心的话家里觉得一个就够了，一个费劲死了。妈妈也是养一个费劲死了，为什么还要养第二个，当然还有人选择不养。我们怎么样从幸福感的角度出发，去保证他们的幸福感，然后才能真正的鼓励生育。如果从经济的角度可能还不够，我的发言就到这，谢谢！
主持人：感谢张俊妮教授，用预测来给我们展示了未来3到50年中国人口结构变化的趋势。我看我退休的时候形势看起来很严峻。下面有请今天第四位分享嘉宾北大国发院经济学助力教授赵波教授分享老龄化与经济增长。
赵波：谢谢主持人，今天很荣幸在这个场合跟大家分享一些我关于老龄化和经济增长的看法。人口老龄化受到经济增长的影响，可以理解为一种经济增长幅度，因为发现但凡人口老龄化国家，大部分是高收入国家。这个图分别代表若干国家人均收入和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比以及总生育率的相关性。大家可以看到首先左图是一条线，人均收入越高的国家，通常老年人口占比越高，因为他们的医疗条件、健康状况都会有更好的条件改善。同样的在右图很多国家综合生育率很高，因为生孩子机会成本、抚养孩子机会成本上升，所以生育率会增长。中国在里面是红色的线，尽管我们有很多生育政策，但也不是完全脱离总体的趋势。
今天我要讲的是既然人口会受到经济影响，其实人口也会反过来作用于经济发展。我主要从以下四方面谈一谈人口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部分结论是基于去年的一篇论文，主要从四个方面：分别是劳动力市场、资本积累、全要素生产率、经济结构。
首先大家直观的感受人口老龄化极大影响国家的劳动供给。在这次人口普查当中，劳动年龄人口就是16到59岁的人口比上一次人口普查4000万整个占比下降了6.8个百分点。这表明了我们的劳动年龄人口拐点已经到了，因为我们实现了先上升一段时间再下降，所以这个拐点已经过了。第二是劳动年龄人口不代表实际工作人口，所以你要看另外一个指标就是就业人数。就业人数在这边也发生了一个拐点，大概在2017年左右，我们的就业人员已经达到这个拐点。从这两个指标可以告诉我们相同的信息，以劳动年龄人口数衡量的人口红利应该已经消耗差不多了，目前在慢慢下降，着对我们生产产生负面影响。
第二个影响产出的另外一个方面是资本积累，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靠高投资来拉动，投资来源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国内储蓄，人口结构会影响到储蓄，正是因为退休之后的人群收入降低，消费没有下降，伴随着低的储蓄率。按照这样的预测当老年人口占比高的国家，他们的储蓄率会持续下降。如果想维持高速增长的投资，那就需要维持足够的储蓄率，持续率下降就会延缓资本积累。对于我们的挑战是如果储蓄率不能上升，就像2008到过去十年储蓄率下降0.5个百分点。在这个背景下人口老龄化进一步持续，还要维持强有力的投资增长就可能意味着我们需要通过国际借贷，国际收支条件来实现。这就意味着过去长期的积累的顺差可能要慢慢消失，长期可能出现逆差，从国外吸引资本帮助我们实现国内高速的投资增长，所以这是第二个角度。
前两个角度似乎给大家比较悲观的信息，就是人口增长既会减弱资本又会减弱供给，所以我们现在希望第三个全要素生产力的改善。全要素生产力定义的是我们使用劳动资本包括土地这些要素的生产效率，人口老龄化带来的挑战，如何应对取决于能否在提高全要素生产力，最重要的两个环节分别是技术进步以及人力资本。在技术进步这块，它的逻辑是技术进步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劳动力不足，甚至能够完成替代一些低技能的劳动力供给。而人力资本积累方面，同样的劳动投入，由于人的教育水平提高，所以他创造的价值更高，也就是现在国家所谓的变人口红利为人才红利。现实我们发现的确对于老龄化严重的过程，他们有更大的精力增加技术投资，以及提高人力资本积累。这边两张图分别代表横轴是不同国家老年人口，纵轴是各个国家研发投入占GDP比重，右图是人力资本指数，根据PWG得到的指标。
大家可以看到有很强的正相关性，越是人口老龄化程度比较高的国家，事实上他们在研发投入和人力资本积累上优势也更明显。我们这次七普调查结果显示，在劳动年龄人口阶段16到59岁阶段平均受教育年限在过去10年提高到1.10，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
最后关于经济结构方面，老龄化带来的最后一个影响是通过经济结构施加的，不同人群其实他们的消费结构是不一样的，微观数据可以看到越是老龄化人口他们对于医疗，其他相关服务类的需求越大。
这些会对我们经济结构造成什么样影响？老年人需求很多时候是服务品，更多时候是不可通过贸易获得，需要通过本国供给实现，比如说医疗服务、财富管理，老年人有很高的财富管理需求，包括其他的养老需求之类，这些都是服务。所以需求的变化特别是对于服务品大量的增加，会导致服务品相对价格上升。而要素自由流动情况下，大量生产经营要素向资本劳动慢慢从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当中吸引过来，最后会导致我们服务业的比重在不断扩大，无论从增加角度还是就业人员数目来看，最终经济慢慢的向服务业主导的经济去退。这个看似是蛮正常的事情，事实上我们观察到过去发达国家都经历了这么一个过程。但是我今天在这边需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所谓的鲍莫尔效应。这个效应观察在发达国家通常资源集中在技术进步缓慢的地方，比如说服务业，并吸纳大量的生产要素，所以发达国家医疗费用不断攀升。当这样的技术进步比较低的部门产业占比很大的时候，甚至会拖累整个经济的增速。
回过头来看刚才讲的故事，第二产业到第三产业转移，按照现在的情况，平均第三产业技术进步低于第一、第二产业。并不是所有的，第三产业也有进步很快的，但平均来说是这样，至少发达国家样本是这样。发展教育、城市服务、医疗保健等。如果真的这样，鲍莫尔效应会使得经济过早去工业化之后整个技术进步率被拉低，长期决定人均收入是技术进步率。而我们这次在国家“十四五”纲要当中发现，其实我们首次提出了去除服务业增加目标，提出要稳定制造业的比重，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指导方向。
最后总结一下，老龄化既是一个挑战，同时也是一个改革的机遇。我们需要改善劳动力市场，前面老师说的放开生育的限制，同时要想办法改善资本积累，完善金融市场，吸引外资流入，提高全要素生产力，加大创新，加大教育投入，最后我们要优化经济结构，在实现服务业内部的升级同时，要避免过早的去工业化，始终维持非常强的出口优势，谢谢！
主持人：谢谢赵波教授，分析了老龄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是一个挑战同时也有机遇。最后一位分享嘉宾有请北大国发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全球健康发展研究院院长，教育部长江青年学者刘国恩教授给大家分享老龄化挑战下的健康中国。
刘国恩：感谢黄卓的介绍，我成了青年长江学者我年轻好多，最大收获就是获得黄卓教授的高度肯定。我用下面的时间跟大家讲讲我今天要讲体呢这是我们学院组织方给我出的题目，叫老龄化挑战下的健康中国。为什么最开使用的英文版的PPT，因为我不喜欢听到老字，所以我用Aging，后来改成高龄化或者长寿。重点是讨论医疗费用与高龄化的几点观察。
从宏观角度观察，医疗服务需求在经济史学上可以称为是一个奢侈品，因为它伴随着各个国家很多年以来经济增长，同期的增长一直是高过于经济增长，这在我们经济学里面把这样的产品和服务需求称为奢侈品。无论是对发达国家如此，对中国这样的从贫穷到中高收入转型过程当中也一样有基本的规律。可以看到右边是中国人均医疗费用的增长，也是高过于从1978年以来的经济增长。有了这个基本判断以后，我们要讨论的关键问题就是医疗服务的需求是一个奢侈品，基本属性下面，医疗费用作为奢侈品的决定性因素是什么？这在国际学术界包括国内学术界已经经历过长期、深度的研究。这里面我给大家非常快的讲一下在这里面共识程度最高的判断。
基于哈佛大学两位经济学家做出来的，也是绝大多数学者同意的。比如说我们看这个表中其中一个学者的研究，基于美国1940年到1990年的医疗费用通胀过程，我们可以看到研究结论显示，老龄化的贡献，就是对医疗通胀的贡献只有2%。保险贡献了10%，收入增长贡献了不到23%，所有这些可测度的因素加起来大概能够解释过去美国半个多世纪以来医疗服务通胀35%不到40%。观察不到的部分教育剩余部分归到新的医学技术的空间，高达65%。同样另外一位同事，哈佛大学经济学的教授得出的结果差不多。
在这种研究基础的背景下，让我们如何来思考中国的问题，中国现在的七普出来了，大家都看到了高龄化速度很快，同样我们似乎也会把它联系到未来中国长期要面临的医疗费用的增长问题上。这里我们基于2010年到2020年这10年的统计数据，我们首先看次均门诊费用增长情况，横坐标是31个省市的基本情况，左边的坐标是31个省市次均门诊费用分布情况，右边是2010年到2020年的增长，这是次均门诊。
次均住院费用差不多，由低到高各个省次均住院费用分布情况以及过去十年来的增长情况。我们现在的工作就是解读和分解中国31个省市里面次均门诊费用和次均住院费用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受到老龄化人群的影响。我们从六普到七普的变化情况可以看到，刚才几位教授也做了相关的表述，0到11，14岁我们可以看到，七普的比例要高，比六普要高。60岁以上的老人比例也要比2010年要高，劳动力市场这块是相对更低，这是人口情况。
这时候我们如果把人口的老龄化的程度放在横坐标上，我们看多大程度上影响或者能够解释31个省市在次均门诊和次均住院费用上的变化程度。我们从这两个散点图来看，似乎确实是医疗费用上涨的因素。无论是次均住院还是次均门诊，老龄化人群的增长都是不可忽略的因素。但问题尽管是作为影响医疗费用增长的因素，它的影响程度是不是起决定性作用的，换句话说还有没有比它更关键的因素需要我们进行观察？
我们想根据刚才的逻辑学者的研究，新的医学技术不断的问世是医疗费用决定性因素，次之是收入增长。因为收入增长既提供了个人的购买能力，购买各种各样产品和服务的能力，同时又提高了人们对很多特殊产品和服务的需求，包括医疗服务、教育服务。所以在这个基础上加固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变量，我们再来看老龄化的人群它对我们医疗费用的增长解释是不是还依然存在，或者说有多大程度的减少。
左边是用的60岁以上的人群，所在31个省市里面的比重情况，当我们加进去以后，如果不考虑其他的变量，我们可以看到把和简单的散点图关系一样的，显示了老人比例越高的省份，医疗次均门诊和次均住院费用确实高。到右边的图来65岁以上人群比例变化也发现非常一致的结论，这没有错，如果仅看里面的话。接下来如果我们把其他的因素放进去，尤其是人均可支配收入，还有一些相关的变量，比如说受教育的年限，城市人口占比和非公立医院占比，就是代表社会办院比重以及平均预期寿命放进去可以看到，老龄化变量在过去中国10年的次均门诊和次均住院费用当中发挥的作用已经变成非常次要的因素，在统计学上可以忽略不计。这里起正面作用的是人均可支配收入，无论我们考察的是人均门诊还是住院，无论我们采取什么样的函数形式，另外一个变量是非公立医院的占比，这说明了非公立医院在某一个省里面占比越多说明市场开放程度越过，竞争程度越高，客观上起到了约束费用增长的作用。
我们用65岁以上的人口比例我们得到的结果高度的一致，我就不再赘述。所以最后我基于一个初步的计量工作的观察，我们有关医疗需求和健康中国关系的思考会得到几个判断，几个政策建议。
第一，我们要认真地、严肃认识医疗需求为奢侈品这个根本属性是永远不会改变的。因为人类发展会提高人们的需求，人类的进步不断会降低早死亡的风险，从而使得医疗服务客观上需要被增加。
第二，收入增长会促进人们的需求。因为伴随收入增长人们购买能力会提高，进而提高医疗服务可及性。
第三，医疗市场的竞争影响也不能够忽略，尽管医疗市场具有若干特性，社会化促进了市场竞争，客观上发挥了约束费用增长的积极作用。
第四，两方面我们没有展开讨论，一是医学技术进步的决定性因素以什么方式和程度，包括中国在内的各个国家发生。第二医疗服务需求与健康促进之间的关系。关于如何完善相关政策的启示，我有三点跟大家分享，
第一，人类迈向长寿社会，既是现实，也是追求的目标，因此退休政策应该积极的有所相应。所以我听刚才几位同事说，现在从强制的退休政策转型为自愿选择已经是时代的呼吁，时代的需要，这才可能最大限度的满足和发挥越来越多元的个人偏好和主要作用。
第二，生育政策的调整，基于今年中国的实践以及世界各国的长期经验，发展应该是最好的有限选择，因此放开生育的行政案例势在必行，无论是优生还是促进人口增长红利都是国之上策。
第三，医疗技术进步是医疗服务需求决定性的因素，因此加强新医学技术经济学价值评估是完善国家医保制度的重中之重，谢谢大家！
主持人：谢五位嘉宾的主题分享。下面我们进入第二个环节圆桌对话，大家可以想想有什么问题向嘉宾提问。刚才几位嘉宾都从各自关心的问题上分析了一下七普的数据，老龄化人口结构相关影响，我简单问一个问题，当看到七普数据公布，觉得最意外的，或者跟大家想象不一致的是哪些，或者说你们最关注的是哪些数据？
雷晓燕：七普发布以前，实际上最终数据跟我最早的预计是差不多的，只不过在七普一直没有公布，可能有一点延期，这期间有一点猜测，这个猜测跟我预计的有一点差异。所以七普真正出来的时候，我感觉挺符合我的预期。
赵耀辉：我觉得流动人口的事情，但其实我还是有点失望，按照乡镇去计算的流动人口，户口住在户口所在地的乡镇街道整个非常大，数字是很大的比例不住在乡镇街道的。其实我更感兴趣是出县、出市，包括出省的比例，我觉得总流动人口，按照这个比例从这三分之一比例应该是相当大的，其实对我们整个社保政策，各种政策都提出一个挑战，因为都需要当地户口来合作，但是这个口径有点太窄，如果给出出县、出市的比例会好一些。
主持人：关于流动人口，人户分离应该有一些更细致的数据？
赵耀辉：这是最难算的，在之前2000年、2010年人口普查我们课题组都是算的这个东西。我们当时花了很大精力把市内跨区的迁移去掉，我发现今年其实采用了我们的做法，就是把市内跨区的去掉了。一个是人户分离，一个是流动人口，他认为从海淀区到朝阳区不算，最开始我们是这样做的，但后来采用了我们的方案。但没有采用另外一种方案，我们另外一种方案是跨县的流动，就是从一个县到另外一个县是流动人口，但是从海淀区到朝阳区也是县级单位不算流动人口，这个没有采纳。
刘国恩：我看了流动人口数据增加，我自己内心很高兴。因为毕竟有经济常识的人都会认同这个基本共识，一个社会人群流动越大，社会他们找到最适合自己生活工作的地方，他们之所以有更多流动状态，说明流动的成本，流动的代价在逐年的下降。总之我觉得对中国而言，我希望流动的人口越多越哈，而不是因为出口等等制度上约束他们在一个地方，从而承受不能够在更多地方寻找更好发展机会的选择。所以我认为这是非常好的适用。
张俊妮：我最关注的还是出生方面总合生育率，过去生育率公布出来总合生育率都是1.6几，这在国际上也有各种各样的讨论。这一回确实1.3是挺吃惊的，这是我比较关注的，因为会对人口结构有很深远长期的影响。
主持人：张老师您刚才做的几个预测有比较乐观和相对悲观的两个情景，在你的预测里面通过政策干预最有可能改变的是哪些？
张俊妮：最应该干预的还是生育，因为只有生育了人才会慢慢长大，才会经历后面一系列的过程，如果没有开始，后面其实也谈不上。所以最关注的就是要敢于生育率问题，其实我也会关注别的国家怎么做的。
赵波：第一点跟赵老师、刘老师一样，对于人户分离的人群有这么多，即便是在户籍制度并没有完全取消情况下，特别是大城市、特大城市依然有流动人口，说明人们为了自身的福利的最大化，想有更好的机遇，中国人付出很多。第二点之前跟刘老师看过人口流动需求，有一个趋势就是省内流动为主，之前是2010到2015年之间有的趋势，这次七普有这样的趋势。另一方面我记得当时看过人口在东部地区的增长也有一些放缓，有一些人口伴随着产业变化，这个数据这次没有记住，但是按省份来看，东部沿海地区的广东省和浙江省还是人口增长的大省，这意味着经济对人的决定性作用很大。最吸引人的城市依然有最高的经济活动，这似乎在长期依然是持续存在的现象，中国城市更好的开放政策越来越多人还会集中在这些区域。
主持人：赵波教授有一个很重要的名誉就是研究房地产泡沫，研究房价的，我先问一个问题。人口结构和老龄化数据对中国房价未来是什么样的影响？
赵波：首先人们都有居住需求，对于一个人口老龄化的国家，显然劳动力数目在减少，在劳动年龄段人口购房需求肯定会慢慢下降，这是不容置疑的。但是按照我以前的研究，这是决定放假需求的一部分，在中国老百姓很多买房自己居住，但还有一部分是作为其他价格储藏的职能，不完全是居住。就像储蓄一样，资产需要储蓄下来。在金融资产发展不是很充分的时候，当居民投资的可能性因为资本项目管制或者因为其他的对金融知识的不足，这时候不能简单按照人数来看需求。看到有除了人数之外的东西同样决定需求，这些因素未来如果能变，金融市场能更开放，老百姓有更多其他的投资机会，可能对于房产这种刚性需求没有那么硬性，甚至刚才说的学区房，教育资源能更好的平均化的分配，而不是大家买房一定要有更好的学位，这些需求可能都会下降。所以这取决于我们如何改革相应其他的事情。
主持人：七普数据里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数据，就是我们总人口里面性别的比例，我们看到总人口里面男性比女性多了3500万人，新出生人口男女比例也有111.3，请赵老师、雷老师谈谈性别的数据应该怎么解读，或者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雷晓燕：刚才我们在讨论这个问题，实际上在项目的时候，性别比例的问题可能起源在于重男轻女，当然跟我们计划生育也有一定的关系。到现在造成现在这样高的性别比确实会有一定的后果要承担。最大的后果就是今天在看生育率要提高，生育率要提高，那就得要结婚。但是性别比高实际上他就造成了有很大量的男性找不到配偶，这绝对数上高，就按1：1比的话，所有人都找到配偶情况下，还是有几千万男性找不到配偶。
还不要说另外一方面，我们可能还不能达到1：1的匹配，其实我们还存在另外一个现象，就是我们说有一方面在城市里面，基于程度比较高的女性，大家有一个词叫剩女，这可能是主动的，也有可能是被动的选择。不管怎么样，可能就是有大龄的女性，不管是主动还是被动的，最后没有选择结婚。在农村确实有大量的男性是找不到配偶，找不到妻子。这样子的话因为我们不能结婚的比例又会更高了，就比刚才剩下来的比例还要高。我们结婚当中还有一定的有不生小孩，所以我们未来要提高生育率，这个是非常大的障碍，就是我们想要去解读的问题，就是非常困难的。
赵耀辉：我们开始之前也在议论这个事情，有几千万的男性没法结婚，这一辈子没法结婚。我非常想看细的数据，这几千万男性分布在哪个年龄段。我们感觉应该还是青年的，因为我们知道老年人当中是女性多的。整个全部人口男女计算的，真正年轻阶段男性没有办法结婚的人数比这个数大。所以其实刚才说的一个后果，是我们前面几十年人口性别比严重失衡的后果，这个后果必须要承担。这个到底怎么样做非常困难，因为我们知道能够结婚是人生活一生幸福非常重要的，当然也有人选择不结婚，但是大量人希望结婚，有自己家庭和孩子。到底怎么样解决这些问题，这是我们必须要面对，必须要讨论的。怎么样做确实非常难做。
主持人：我把下面的时间留给现场的朋友。
提问：我是2018VP的同学，想问刘国恩教授，因为我是从事医疗行业。目前医保政策有大量采购等等数据，所以可能对医疗行业产生影响，刚才提到医疗费的问题，想请教您一下，未来咱们整个医保政策会带来对我们整个医疗行业有哪些影响？作为基层员工达不到创业的状态，对于我们作为基层员工的人，会有哪些建议，对我们有哪些影响？
刘国恩：谢谢，我没办法提供就业指导。刚才我在回答政策建议的时候，第三点，考虑到医学技术的进步，从来就是各个国家长期医疗费用通胀决定性的因素。因此我们显然不能指望停止医学技术的研发来约束医疗费用的增长。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唯一的一条路就是在继续推进医学技术研发的前提下，对研发出来的产品服务进行全面的、系统的、科学的、经济学、成本效应的评估。从而把评估的结果更多更好的纳入到现行医保政策当中。包括你刚才提到的集中采购等等，都应该把经济学的评估纳入进去，选择好的技术进入医保制度报销，而把不太好的技术留给市场、个人去选择。因此对于你来说以后如果找到很好的职业的话，想把经济学学好，没准开经济学成本效益的分析，这样的需求我认为成本是巨大的。
提问：我有关于医疗技术的问题，我是新京报的记者我是吴晓飞。刚才大家提到医疗技术方面的，我想问各位老师怎么看单身女性通过辅助生殖的方式来孕育的政策。据我所知吉林已经开始有这样子的开放了，在您看来这是不是一个可以在全国推广的政策？
张俊妮：我其实非常支持这一点，甚至我很愿意提出这样的，现在男女不匹配的问题，很多男生女性可能不一定找到合适人结婚，但还是想生孩子的，我身边朋友都有这样的，但目前没有这样的渠道，国内还没有开放，我其实是非常希望能够开放这一点。
提问：我想问张老师一个问题，您刚才说到可以发挥60到69岁人群的余热，社会上有关于延迟退休的讨论，我想问问您觉得现在实行延迟退休的时机成熟吗？有没有具体的方案，比如说什么时候实现？怎么实行，在各个行业有什么差距？每次延迟延迟几年时间？
张俊妮：这个问题赵老师研究比较多，对于我来说我看到趋势是势在必行，因为没有办法，我们必须这样做。因为我们其实在面临这样的情景，我们社会上要公担责任，如果这一批人都不参与劳动，都只拿养老金，后面的压力会更大，就像日本现在4月份的时候，日本刚提出如果企业允许的话，让人70岁退休虽然不是强制的，但已经开始往那个方向迈了。我们如果真的以后会到那个地步，我们必须得提早做准备，具体我想赵耀辉老师是不是有看法。
赵耀辉：其实这个问题早就有共识，必须延迟退休年龄，很多年了，但一直没有办法做。今年我看声音说的更大了，可能也是因为我刚才的图没有仔细讲，这个赤字数字是越来越大了，要求政府的财政补贴已经8000亿了，占了差不多20%，所以什么时候做这件事情是政府的政治决定，背后就是它还有多少钱可以补贴，如果还能够有很多钱往这里投的话就不着急，如果钱由于经济下行等原因，财政收入紧张的话，就不得不去做，这件事情几年其实都是政府的决定。我们知道国际经验是说决定做的越早越好，越提前越好，你要是想去延迟明年就退休的人是很不得人心的。但是如果20年以后退休的人，这时候他政治上是更可行。因为现在20岁，到时候才40岁没有想这些事。所以这些事情早一些去做，给政府留的余地就更大。
刘国恩：我补充两句，我对退休制度是有经过深思熟虑了。一刀切无论是提前退还是往后退都不太好，因为14亿人，各种各样的偏好、各种各样需求都有。我们教育行业、医疗行业一般来说倾向于多服务几年，因为服务本质属性尤其高龄还能提供这样的服务，而其他制造业可能就不适合高龄继续保留。但即使在一个行业里面，比如说我认识两位老师他们退休，一位老师说我真希望早点走，走了就可以陪伴老婆旅游。另外一位老师前年退休他跟我说，如果可能我死也想死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他80岁都想教书，所以一个行业里面个人偏好都如此不同，我在PPT里面主张延迟到65有到70，这也是一刀切，这最好是资源性的选项，这样满足多元化的需求。
赵耀辉：自愿性的选项没有来得及讲，如果个人账户制是可以做到的，因为所有延迟退休的成本和收益全都是自己的，现在大家都想退休就想免费搭车，早退休早拿钱。但是美国有一种机制，晚一年可以给退休金涨多少，这个精算要算得很清楚，但是从激励角度来讲个人账户制是最好的。
提问：请问张老师现在人口数据出来以后，我们说的是放开生育的呼声也很高，包括有专家提出鼓励生育，如果放开生育以后我们人口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现在因为很多年轻人996，谈恋爱、生养孩子成本非常高，放开以后会不会提高生育意愿？
张俊妮：时间问题我简单回答，放开生育对生育意愿本身没有太大促进作用，如果只是放开生育。因为很多其他问题没有解决，就说的幸福感。比如现在说女士一到职场就问你生不生孩子，如果生孩子可能不让你进，或者你进来也不给你好位置，孩子也痛苦得要死，天天叫内卷。所以这种情况下生育率提高很难，如果这些方面的问题不解决，想纯粹说鼓励生育我觉得钱其实并不是问题。因为我们不可能花特别多的钱，少量的钱起的作用并不大，包括日本现在的福利是非常高的，对生孩子的福利，各种各样的福利很高，但是它已经到了支付不下去的地步，所以现在提高消费税，来应付这一点，所以就形成恶性循环。因为他也没有解决一些更加根本大家愿不愿意生的问题，因为只给一点少量的钱，他们说还不够吃一顿饭的，所以可能制度设计上可能需要考虑一些其他路径，而不仅仅是给一点补贴。具体因为确实有很多想法，我有先回应到这。
赵耀辉：再往后的政策就不再是刚才的担心，这个事情放开二胎以后已经证明了这不是问题。
雷晓燕：刚才我展示的生育意愿问的是已经不考虑计划生育情况下你愿意生多少，所以那个已经是没有计划生育约束条件下，也就才1.7、1.8的样子，并不是说计划生育约束，还有其他的很多约束因素。
提问：请问张老师、赵老师，刚才谈到人口建议，平均家庭只有2.6个人口让很多人出现不婚的人，过去10年看到很多单身的公寓其实就是匹配单人比较多，我想问一下人口趋势现在来看还不允许往这状态发现，将来会不会有更多类似单身经济的形式出现？因为单身经济很适合单人或者少人家庭，会不会反过来有助于推动人口趋势继续变化？
张俊妮：这确实是特别令人忧心的问题，结婚对数从2013年到现在下降的特别快，下降近一半了。另外现在各种媒体上说单身好，再看看日本的数据，日本是老龄化比较严重的国家，日本很多人是不婚的，百分之三十多，如果我们也往那个方向发展是很可怕的事情。首先年轻人压力太大，时间也没有，其实跟我们内卷有关系，内卷是工作上或者其他经济上的内卷，使得他们没有特别多的时间和精力扩充结婚的问题，单身经济我觉得反而会更加加速这种趋势。所以其实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需要解决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不婚后面不育这个是很大的挑战。
赵耀辉：人为什么生孩子这件事情，我觉得是个经济学的问题。它是客观成本和收益的，比如说家有什么好处，有一个老婆，没有老婆吃不上好吃的饭，有外卖以后把这一点拿走了。还有人如果真的有家庭、有孩子，把这些效益全部拿走了，人可能就完了，人类就完了，所以需要人为的补贴。我觉得我没那么悲观，我觉得人还是想要有亲密的关系，还是想要有孩子，因为孩子不光是生产品，其实也是消费品。看孩子跑来跑去很快乐，但是也有成本。我们能够做的就是降低成本，但可以通过宣传，主要还是要降低成本。现在成本对于孩子、对于一个家庭来讲，我觉得还是最重要的还是育儿的成本。因为尤其是我们国家0到3岁，育儿确实的这件事情，我们之前有单位、托儿所，后来整个的服务社会化0到3岁没有了。想找个地方把1岁、2岁的孩子托出去基本上没有。这个怎么办？就是祖父母，祖父母栓住了，要不就是妈妈自己，产假大概五六个月，如果万晚育可能有奖励等等的，这就是非常大的惩罚给了母亲，就是他没有办法上班，他有可能要是有爸爸妈妈帮的话敢生，没有的话不敢生。否则就得辞职，或者孩子3岁上幼儿园才敢回去上班，经济学上有研究，真的2年不上班你就回不去原来的岗位，整个人生事业轨迹会改变，所以这是非常大女性的教育已经跟男性一样了，她们有事业追求，各种各样追求，她们不愿意牺牲这些。所以国家大力推动0到3岁育儿机构，要建立有一些普惠措施，所以这个可能后面几年将来会有很大的发展，但现在可能是不行。
刘国恩：这个问题可以分两个方面来看，就是率持续下降是人类的共性问题。这个问题本身我觉得我们要拿出中国方案还是比较困难的，但是还有一些是中国特色的问题，比如说我们有三分之一人口是流动状态，同时我们各个地方的学校可及性又因为户口的限制，以及在城市里面更多的条条框框约束到提供幼儿的教育。尤其是户口限制，这些就是中国特色的问题。在中国能够出台应对中国特色问题的中国方案，我觉得这个可行性更高一些，所以我觉得可能要从两个方面思考这个问题。
张俊妮：我补充一下，关于生育率，我看到最近关注的一个，好像有点成果是俄罗斯。原来下降了，后来普京政府采用一系列的方案，给提升到1.6，这在世界上都是比较奇特的，一般当下降到1.5以后再回来很难的，但普京政府做到了也关注了它的细节，还是需要做更系统的研究才知道。他特别关注母亲，母亲资本生了一个孩子母亲资本增加一点，再生母亲资本还可以再增加。而且母亲生孩子修产假还挺长的，而且产假的时间可以类加到工龄，我觉得一系列的措施都特别好，对中国来说我们和日本还是有不一样的地方。日本祖父母不愿意帮助带孩子，中国大部分祖父母愿意帮助带孩子，所以我们也有一定的优势，而且我们也有一定国家统筹的能力，相对来说比较强。所以我们是不是可以借鉴比较好的经验，策划出一套中国合适的，保护女性的权利，保护孩子的权利的方案。
主持人：时间关系最后一位。
提问：我的问题主要关注老龄化，七普数据出来以后，大家探讨低生育和老龄化的问题，我们使用强制性的政策干预人不进行生育，但没有办法干预我要去生育，因为这是家庭和个人的行为。我想问一下雷晓燕、赵耀辉、刘国恩，因为我是学社保的，我现在服务体系在北京还是延续9064，上海是9073。在我看来尤其在社区，是非常尴尬的，没有办法承担医院或者专业机构的能力，尤其是赵耀辉老师提到最需要照料的这部分人高龄老人是需要解决的问题。老师们如何看待未来养老服务体系在居家、社区和机构的比例，尤其是我们如何把医养结合真正做到可以支撑家庭。还有就是七普数据关心的还有家庭规模的问题，2020年是2.62人，2030您下降1.42，家庭规模缩小，但我看到微观数据，家庭结构什么样，到底是年轻家庭多还是老年家庭更多，可以判断老年家庭上升是一个趋势，所以说我想问一下，如何针对老年家庭探讨医养结合体系真正的服务家庭。
雷晓燕：关于9073或者9064，这实际上是基于现状的政策。因为就目前来看，这个实际上已经有一些年份了。从现状来看，大多数人还是想要家庭养老的，而且也可以家庭养老的。因为那个时候子女数量还是比较多，大家还是可以依赖，传统的养儿防老还是由子女来养，在家里住着。当然还有在那个时候可能对养老的理解可能还是比较低端一点，吃饱饭、基本的治疗有了就行了。但是我觉得随着我们人口结构的变化，老龄化的加剧，还有流动人口的增多，我们现在面临的是老龄少子化，我们孩子的个数已经很少了，流动也加剧了，在身边能够给我们养老的可能性已经大大降低了，尤其是对于未来要依赖子女在身边，给自己养老的形式我觉得可能会大大下降。
因为我们从数据里面问过，你是要依赖什么养老。从数据里面看，当然在2011年的时候，看到城里面依赖自己或者依赖养老金养老的比例已经非常高。但是农村大部分还是要依赖家庭，依赖自己子女养老，但是我们同时看到一个趋势，就是我们按年龄排序的话，看到越是年轻的个体，他越是希望依赖养老金，依赖其他的方式，不能依赖子女去养老。所以我的想法未来肯定9073、90家庭养老的这个比例会下降，不会有长期90%。73的3或者64的4指的机构养老，需要重度护理的老人有非常高需求的老人，需要非常专业的护理，这部分是特别的，这可能也会随着高龄老人增多这部分也会增长。中间部分我是希望增加比较多，关于社区养老。社区养老实际上可能还是像家一样住着，但社区层面上也能提供更多的配套的服务。这样一方面能够让老人有一种居家的感觉，另一方面他提供的服务又有规模效应，又可能具有一定的专业性，这是一种比较好的，长期看的话这部分应该会增加。
另外关于居家养老这块，实际上可能还会涉及很多其他的，现在我们说这么大量的居家养老，但是到底能不能居家养老，因为包括资金和时间，照料各个方面都需要更多的材料。因为我们未来子女不行了，不能大大依赖子女照料，未来居家怎么办，从养老金这些方面可能都要进行讨论。中间可能是相对比较好的方向。
赵耀辉：目前实际上我们看到家庭是能够起到非常好的作用，因为我们现在的老人基本上需要照料，平均都有3个左右孩子，也是比较幸福的，孩子数量比较多的，真正难的是我们这辈人。现在看到家庭护理规模在下降，这里面当然很多年轻人不结婚了，一个人就是一个户，也有一些老人是老人自己独立住的，因为这也是一个大的趋势，我们知道这能够独立居住这是一个奢侈品，这是一个好事情，因为收入多的以后，老人是希望自己能够独立，不希望子女的。当需要照料的时候这时候够希望跟孩子居住了，国际上美国也是这样，老人独立。但是一旦他自己不能动了，面临去养老院还是不去养老院。当然很多人很绝望，跟子女关系比较糟糕，这种情况下他可能没有什么选择，他只好去养老院，一般来说子女愿意去管他的情况，还是愿意跟子女，不能动的时候，很多还是子女，即使是美国机构照料的比例也不到10%，需要照料的人能够去养老院照料的比例也是很小的。因为养老院的质量很难监管他的质量，这个人已经不能动了，害怕虐待，老人还是很怕的。将来还是要多发展社区，能够帮助子女，协助子女照料老人的事情。这里面要求有很多东西，其中我感觉尤其是我们这代人老了以后子女不在身边的情况非常严重，将来老了以后是跟着子女养老的，要去找到子女那个地方。
一般情况下社区能够帮着我做一些事情，但真正自己动不了的时候，美国也是跟着子女过去，或者子女退休的话可以轮着照顾他。这件事情中国其实还是蛮需要制度创新的地方，因为我们的医疗保险体制还是以当地为主的，你要出去以后报销的比例要大大降低的。最近政府在推广异地报销，这件事情是很好的。否则自己先垫拿单据回老家报销很麻烦，这件事情推广了，有利于老年人跟着子女走的。除了这个之外将来医疗保险要统筹，能够统筹的话就不会出现报销比例降低，就是不管在那看病报销比例是一样的，能够实现这个，就会对老年人将来的养老会是很大的好的地方。再有一个问题就是医养结合这件事情，对老人来说是很麻烦的，因为老人很多不能够去医院看病，但现在医疗体制不能提供上门医疗的事情这里面很多程度上是医疗体制的问题。
刘国恩：这个问题既非常现实，也可以思考一些更为乐观，更为理想的状态。70年代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都还没有大学毕业，曾经出版过一本书叫《增长的极限》。那本书吓死了大家，就这样子下去的话，一二十年以后，世界上很多不可再生的能源将会用尽，人类基本上是寸步难行。二三十年过去了，四五十年过去了，我们发现人类就有这种能力替代了四五十年前说的不可再生的能源。对长寿化的社会趋势，从理想层面想象我觉得人类一定会车到山前必有路，想出应对的办法，这是谈虚的方面。谈实一点的，医养结合的问题，我们确实可以采取一些更实际的行动。比如说赵老师刚刚谈到的，如果我们解决医疗服务在居家更方便的提供和报销，这将从制度上解决很多老人确实需要医疗服务就近提供的需求。这个问题基本上可以更好的解决，与此同时在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基础上，应该大力推进社会性的长期护理的保险制度，这个真的做得不够好。因为一旦社会性的长期护理保险发展起来，人们对于未来生病以后，不确定性他就可以放心很多。从而使得他进入到65岁以后可以更为乐观的应对未来几十年的生活，从而不仅仅变成一个被提供养老服务的对象，很可能还可以参与新的养老服务业态的参与者，这是我觉得我们应该思考的。越来越多的人60多岁，很多人状态非常好，刚刚赵波谈到了鲍尔默陷井问题，如果我们从制造业转移到服务业，可能会带来从经济增长全要素下降这是一个事实，但既然是事实，我们为什么不能思考在越来越大的服务业当中开辟老人群体需要的服务，而这些服务的需求主体同时又是供给主体，出去能做到这一点，所谓的目前退休状态的人群将会在新一轮新的业态下成为新的服务的提供者。这样的话可能会延长他们的寿命，提高他们的生活品质，还会推迟他们带给社会和家庭的负担，这是我觉得可以想象的，所以我还是非常乐观的。
主持人：我们今天讨论非常丰富，既有对于系统数据的点评，也有基于数据模型对未来的预测，还包括关于人们为什么生孩子灵魂的探讨。还有最后刘国恩老师在战略上乐观的思考，同时也有具体政策方面的建议。最后再次感谢今天国发院5位教授带来精彩的分享。最后感谢三个联合主办方，北大国发院、北大老龄健康发展中心，北大全球健康发展研究院，和三个承办部门，北大国发院传播中心，MBA中心、EMBA中心，感谢参与线上直播平台，腾讯新闻、中国新京报、产业社、知识平台，以及我们在现场和线上的朋友们。我们今天的朗润·格政到现在结束。接下来国发院会举办各种各样活动，围绕社会经济热点问题进行讨论直播，同时国发院MBA、EMBA也在招生报名季，大屏幕上提供相应二维码，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国发院活动，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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