碎片化时代，如何对抗浅薄的表达？

斯蒂芬·金说：“阅读会持续告诉你什么是陈腔滥调，什么会令人耳目一新，怎么写算是言之有物或者死气沉沉。”

徐则臣说：“你要写很多的事……但你不可能同时拥有很多人的生活……那么，这些陌生的生活经验就要通过阅读来获得。”

比如，同样是读《被仰望与被遗忘的》，有人看到满页的数字罗列，以为是数字本身让文章更好看了。但“故事硬核”编辑王天挺却从中读出，“数字本身不是特别重要，它在这里的目的，就是用一个气息更长的长句去调整节奏，所以数字在这里本质上是一个工具，不是报道的事实”。

同样是读《二手时间》，有人看到通篇口述，以为只要记录采访对象说的话就好。但前“正午故事”联合创始人郭玉洁却读出了其中的戏剧意味，“我感觉很像坐在剧场里，看到一束灯光打在舞台上，一个人开始独白……当这个人结束，灯光熄灭，舞台的另一个角落亮了，另一个人开始独白。”她透过戏剧的空间意识、独白与对话，找出了让平淡口述变得精彩的叙事技巧。

比如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从神话传说谈到晚清小说，他独到的见解，开创了中国小说史研究的先河；再比如毛姆读书时，会按图索骥，从作家的生平关照到作家的作品，剖析文学巨匠的性格如何影响杰作的诞生。

回至当下，“故事硬核”编辑王天挺在写《北京零点后》前，对盖伊·特立斯的语感、组织材料的方式，都了然如胸；谷雨工作室编辑总监赵涵漠也会划出经典作品中的精彩之处，再去反推这个故事要如何获得。

钱佳楠回忆在美国爱荷华大学创意写作工坊的学习经历时也说：“好的老师……可以做两件事，一是教会你如何从作家的角度去阅读，这样你就掌握了阅读‘武功心法’的本领，往后可以自己去修炼武功秘笈；二是指出你招式的‘破绽’。”

严歌苓在美国哥伦比亚艺术学院文学系接受职业化的写作训练时，第一学年的任务，就是在教授指导下，系统地读欧美和拉美的名著。然后临摹大师们各种类型的作品，直到高年级，才开始写自己的作品，逐渐形成一套自己的叙事方式和语言体系。

先由讲师带领大家，从作家视角阅读，看看经典作品是如何搭建结构、描写细节、塑造人物等等；

再由学员借鉴大师的写作方法，独立作文；

最后由讲师点拨学员文章，看看这些“招式”是否练习到位。

何伟的老师约翰·麦克菲，是非虚构领域公认的结构大师，他在普林斯顿的写作课每年都一席难求。

盖伊·特立斯曾开创“用交响乐式的笔法，在一篇文章中呈现数百个共同主角”的文体，王天挺的《北京零点后》便是对它的致敬。

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阿列克谢耶维奇更是少有的，用历史学家、新闻记者和文学家的才能，写出大历史中被遗忘的普通人的作家。

而梁鸿是国内较早探索非虚构文学文本的作家和学者，她的《中国在梁庄》还原了一个乡村的变迁史。

从重庆涪陵的常人常事，在《江城》中飘向大洋彼岸，到梁庄农民被遗忘的悲与痛，从《中国在梁庄》中浮现而出，非虚构文学，早已不通过世俗的眼光，决定什么有资格成为历史，即使是普通人也可以进入文学。

相比带着悲悯与俯视的写作，读者更认可的是这种发自内心的平等的视角，它不是闭门造车，不是管中窥豹，而是记录真实的发生。

选取哪些素材，以怎样的顺序和比重安置这些素材，其实决定了故事的立场，而当洪水、火山、泥石流，也能在约翰·麦克菲的《控制自然》中变得引人入胜时，似乎意味着结构的某种胜利——“用结构呈现的立场比那些吵吵嚷嚷的主观评论更具说服力。”赵涵漠说道。

读过盖伊·特立斯的《被仰望与被遗忘的》，你会发现即便失去主人公的采访机会，他也能用外围采访和观察，还原非虚构写作史上最为经典的一段现场。半个世纪过去了，这一写法的影响依旧：“我在犹豫如何写采访提纲的时候会翻开它，忘记写作最初的目标时也会打开它。”王天挺说。

苏联解体后，阿列克谢耶维奇采访了数百人，最终在《二手时间》中留下诸多相互辩驳、相互消解的声音：有人的生活毁于解体，而有人却视之为红利。孰对孰错？难以判定。但我们却可以从一个个渺小个体的口述中，窥见历史的全景，在轻与重中，感知复杂的真实。

比如前“正午故事”联合创始人郭玉洁，早在就读北京大学中文系时，就跟着老师学习如何拆解故事、细读文本；

再比如“故事硬核”的编辑王天挺，也是拆解经典的高手，他在写《北京零点后》前，几乎把盖伊·特立斯的《纽约：被忽视之城》背了下来。

《江城》是如何写出平淡生活里的戏剧性的？

约翰·麦克菲如何运用结构和细节，把枯燥乏味的选题写得惊心动魄？

盖伊·特立斯是怎么发现人物故事、融入人物生活、打开人物心扉、讲述人物故事的？

面对几百人的采访素材，阿列克谢耶维奇又是如何呈现，让琐碎的口述也具有感染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