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伟健跟每个人一样了解中美之间微妙的动态关系。他出生在中国，后来去了美国，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供职于世界银行和摩根大通，并在沃顿商学院任教。他观察亚洲社会与商业，直言不讳，著有《走出戈壁：我在中国和美国的故事》（Out of the Gobi: My Story of China and America）和最近出版的《金钱游戏：美国交易者拯救韩国银行内幕》（Money Games: The Inside Story of How American Dealmakers SavedKorea's Most Iconic Bank）。现在单伟健是管理着400亿美元的香港私募股权投资公司太盟投资集团（PAG）CEO。他与《哈佛商业评论》主编殷阿笛（Adi Ignatius）谈了中国和美国的经济前景。
HBR：眼下中国的经济似乎是全世界最健康的。这是否创造了新的投资机会？
单伟健：中国用严格的封锁和大规模检测很好地应对了疫情。2020年第一季度中国GDP下降了6.8%，但从第二季度就开始恢复增长。中国已经从投资驱动的增长模式转为个人消费主导的模式。十年前中国的零售商品市场约为1.8万亿美元，不到美国市场的一半；2019年中国的这个市场就达到6万亿，超过了美国的5.5万亿。而且中国的个人消费现在还只占GDP的39%，低于美国的68%和世界平均水平63%，还有很大的增长空间。投资者还有很多机会，面向消费者的行业尤其如此。
HBR：中国广阔的市场一直吸引着投资者。这段时间准入情况如何？
单伟健：我们太盟集团专注亚洲投资，有时也涉及其他地区。中国是唯一一个不要求外国直接投资获得特别批准的经济大国，虽然也有一些领域受限。不过一般都会有合法途径获得准许。几年前太盟在中国为某数字音乐企业投资了约一亿美元，后来该公司与另一家业务相似的企业合并，改名为腾讯音乐娱乐。如今这家公司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交易，市值约450亿美元，活跃用户超过8亿。在中国发展业务，重要的是规模。一家企业在中国获得成功，通常乐于引入外部资本，如此便可以迅速向全国扩张。所以说中国是亚洲最活跃的私募股权市场。
HBR：贸易战、民族主义和疫情，令许多公司质疑起自身的供应链战略——特别是将制造业务放在中国，与市场距离遥远。你是否看到中国以外的供应链出现什么明显的转变？
单伟健：2018年中美贸易战以来，一些企业将制造业务迁出中国，但这并没有影响中国的出口状况和美国的贸易逆差。疫情反而使得全世界更加依赖中国出口的产品，去年11月中国出口比前一年增长了21%。重点在于，疫情之下事实证明，把供应链放在中国是件好事，不是坏事。
供应链调整必须循序渐进，而且只能部分调整，因为从最高效的供应商处换到第二或第三的供应商要耗费大量成本。除非美国关税造成的损失高过转移供应链的成本，否则美国公司不会轻易选择转移。
还有，把低附加值产品的制造从中国转移到越南或墨西哥相对比较简单，但整个供应链涉及很多本土企业，无法转移。而且，如果市场就在中国呢？通用汽车在中国卖出的汽车多过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的总和。如果目标市场就是中国，制造业务能移到哪里去？中国同样是苹果手机的最大市场：中国的苹果手机用户是美国的两倍。
HBR：美国不断诋毁中国。外部投资者如何避免在这场政治和经济战之中受到间接损害？
单伟健：投资者应当重视社会责任，促进劳动条件、性别平等、人力资本投资和慈善事业方面坚持高标准。我们太盟集团在所有地方都坚持同样的环境、社会和治理政策。
HBR：特朗普政府要破坏中国的经济和企业。美国是否有能力在经济上对中国造成损害？
单伟健：总体来讲意义不大，而且一定会伤及自身。特朗普的贸易战以惨败收场，当初宣称目标是减少美国贸易逆差，结果2020年11月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比2017年1月特朗普就任时高出70%。而且美国消费者还支付了更高的关税，因为中国出口的平均价格没有降低。
中国GDP今年预计增长7%到8%。根据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资料，这个数字说明虽然有贸易战、技术战和资本战——美国政府限制美国企业在中国投资——中国2022年的GDP依然很可能比2019年增长10%，而美国2022年则可能只是恢复到2019年的水平。能够阻碍中国经济增长的似乎只有中国自己——假如在政策方面出现重大失误影响经济。也只有美国自己能威胁到美国的经济霸主地位——对本国基础设施投资不足，而且限制贸易。
HBR：美国不断妖魔化中国，有什么危险？
单伟健：特朗普的花言巧语和针对中国的行动大半是为了转移公众注意力，掩盖他在国内的领导失误，比如玩忽职守、在疫情中未能保护国民。美国人口不到中国的1/4，疫情死亡人数却是中国的100倍，而且仍在增加。两个国家的确有差异，但以往一直在没有加剧紧张的情况下处理了。
美国在特朗普之前一直维持着一以贯之的外交政策。人们期望拜登政府能恢复以往的政策，并依照国际惯例行事，我觉得这样可以缓解紧张气氛。1972年尼克松首次访华，当时两国在政治、经济体系，当然还有意识形态方面差异悬殊。即使如此，他们也找到了共通之处，以互利的方式开展合作。
如今差异比那时小得多，两国在很多地方可以合作互利。毕竟中美两国是彼此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持有美国国库债券，相当于借给了美国一万亿美元。说白了，崛起的中国可能会危及美国在经济和技术上的霸主地位，但不会危及美国国家安全，因为中国并不出口意识形态和政治体系，也不会试图让世界任何地方政权更替。但中国的领土要求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就已确立，不会让步。真正的危险是，如果美国放弃一个中国政策，冲突就不可避免，世界市场会受到无法想象的影响。
HBR：中美脱钩真的可能吗？
单伟健：不可能完全脱钩，而且一定会付出高昂的代价。特朗普政府发动的技术战，迫使中国自行开发半导体芯片等以往依赖美国供应商获取的重要技术。中国要花几年乃至几十年的时间，耗费大量资金，才能在一些领域赶上来。但技术战也对美国的供应商造成了损害。美国排名前十的半导体芯片制造商在中国的产品销量约为美国国内的三倍。失去中国市场，对美国科技公司而言代价高昂，没有资金进行进一步的研发。
HBR：今后几年里中国经济的最大挑战是什么？
单伟健：过去30年里中国经济增长了36倍，主要是因为市场化改革开创了充满活力的私营经济领域，现在约占GDP的2/3。不过，中国的国有经济依然面临着重大挑战。随着人口老龄化，储蓄率将会下降，投资放缓。中国必须继续改革，推进国有企业私有化，从投资转向个人消费，否则现在的发展势头将无法持续。
HBR：你担心中国的债务问题吗？
单伟健：我觉得中国的银行系统和经济里都没有系统性的风险。专家评论人士会为各种欠款感到担心，但欠款和破产在市场经济里很常见。假如这些事情在短期内突然激增，才能说明会有金融危机要来。2020年对于全世界来说都是非常艰难的一年，中国的企业债务却没有显著增长，而且这一年G20国家里只有中国实现了正增长。中国的货币政策相当严格，国债收益率约为美国国债的3.5倍。去年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涨了6%。这些都表明中国经济很强。
HBR：美国人不懂中国什么？
单伟健：不懂中国有多么市场经济。中国的高速经济发展，是积极引入市场经济和私营企业的结果。中国是全世界最开放的市场之一，是最大的贸易国，也是接受外国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2020年超越了美国。政府经费的主要用途是国内基础设施。中国现在有了比美国更好的高速公路、铁路、桥梁和机场。举个例子，过去15年里中国建成了全世界最长的高速铁路，全长2.2万英里，是世界其他地区总和的两倍。中国的高铁可以用约四小时的时间走完从波士顿到芝加哥的距离，美国铁路公司最快的车要走22小时。中国之所以能在基础设施方面如此大规模投入，一个原因是中国的国防经费增加数年后依然只有美国的1/4。
蒋荟蓉|译  牛文静|校  时青靖|编辑
原文参见《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2021年5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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