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特与自然的数学化

对于自然的数学化来说，1892年是伟大的一年——这年出生的不仅有戴克斯特霍伊斯（E. J. Dijksterhuis）和亚历山大·柯瓦雷（Alexandre Koyré），而且还有大西洋彼岸的埃德温·阿瑟·伯特（Edwin Arthur Burtt）。伯特接受的是神学和哲学教育，他在科学史领域只写了一部著作，即1925年的哥伦比亚大学博士论文《艾萨克·牛顿爵士的形而上学》（The Metaphysics of Sir Isaac Newton），1924年4月以作者最终选定的标题《近代物理科学的形而上学基础》（The Metaphysical Foundations of Modern Physical Science: A Historical and Critical Essay）出版。1932年出了修订版，此后作者就没有再理会这本书。目前流行的17世纪科学史概述在结尾的参考书目中经常会提到这部著作，把它当作另一篇类似的概述。但实际上它远不止于此，而是某种相当不同的东西。这本书始于而且通篇都渗透着伯特本人提出的一个特殊哲学论题，它涉及心灵和精神在近代思想中的地位。作者之所以转向历史，并不是为了用一些符合预定模式的历史事例来说明一个现成的论题，而是因为这一论题的性质本身迫使作者到历史中寻求澄清。全书把该论题当作一条指导线索，有助于选择和组织材料，但并未把论点强加于这些材料。伯特的著作与同样出版于1924年的戴克斯特霍伊斯的《下落与抛射》（Val en worp）一起，第一次对近代早期科学起源的关键方面作了真正语境式的历史讨论。但与戴克斯特霍伊斯的著作截然不同，伯特的著作并没有把迪昂论题当作出发点。虽然《列奥纳多·达·芬奇研究》（Études sur Léonard de Vinci）和《宇宙体系》（Système du monde）在伯特的参考书目中有所提及，但显然没有受到特别重视。他认为中世纪提供了一种关于人与自然的统一观念，这种讨论并没有因为迪昂的发现所可能引发的怀疑而受到影响。

总体说来，《近代物理科学的形而上学基础》的命运有些奇特。它并非源于任何主流，也没有亲自创造一个主流，或者力图融入其他主流。它处于哲学或历史的潮流或时尚之外，因而恰恰代表了一种无价的东西：一位独立思想家的独立思考。尽管此书还不会被遗忘，因为直到今天它仍被不断重印和阅读，但我认为这部著作的重要性尚未得到广泛认识。我们后面会看到，孤独的伯特的论述在某种意义上仍然与当今科学革命的讨论方向密切相关。更重要的是，柯瓦雷的科学革命概念可能正是源于伯特的这部著作。

《近代物理科学的形而上学基础》既对作为一种前所未有的思想历险的17世纪科学的成就表示了由衷的赞赏，又强烈表达了这样一种信念：从逻辑分析和哲学分析的角度来看，它所导致的整体世界观极其片面，令人沮丧，明显站不住脚，从根本上讲是不负责任的，而且已经渗透到我们一切现代思想之中。伯特的观点可以总结为一个悖论：自主的心灵遭到了贬低，并从据说真实的原子宇宙中流放了出去，构成宇宙的原子则按照数学定律在几何空间中运动。此悖论与人类心灵的最高成就之一同时出现，而且是其直接后果。

伯特发现，近代早期科学出现之前，整个希腊和中世纪时期的西方文明关于人在自然中位置的主导观念与后来有根本不同：

伯特激进的历史批判给人留下的最深刻印象也许是，这种批判是以一种尚未存在的哲学的名义做的，他坦承，除最简单的提纲以外（该书的“结论”部分对此作了尝试性的描绘），他对这种哲学一无所知。他的书旨在为理想中的读者扫清道路，他们能在近代科学成就和与之相伴随的形而上学废墟基础上比作者本人更好地建立一幢新的哲学大厦，它能更好地满足人的精神需求，也更加符合我们对人的精神在宇宙中独特地位的敏锐体验。到目前为止，这种理想的读者似乎还没有出现。

显然，上述立场未必具有宗教性，但可能容易引出一种宗教结果。伯特后来致力于“构建一种令人信服的、鼓舞人心的人的哲学”表明，这的确是他所走的道路。这可能是伯特从1932年直到1989年去世不再费心去详细阐述或更新他在《近代物理科学的形而上学基础》中提出的历史哲学观点的最有可能的原因。1987年，我曾有幸与95岁的伯特交谈了几分钟，他告诉我，他的朋友和同事经常劝他继续从事科学史研究，但无论如何，他的思想关切已经无可挽回地改变了。但我相信，在《近代物理科学的形而上学基础》与他后来的《寻求哲学的理解》（In Search of Philosophic Understanding，1965）和《人的旅程》（The Human Journey，1981）等著作具有一种潜在的统一性，我希望有朝一日能够进行更深入的研究，以重建伯特整个历史、哲学和宗教思想的这种统一性。

伯特在《近代物理科学的形而上学基础》中认为，宗教主要表现在，17世纪的科学家和哲学家为摆脱他们自己创造的形而上学困境找到了一条太过容易的出路：诉诸上帝，让上帝为他们新的科学世界观所无法解释的一切负责。那么，伯特所理解的这种新世界观的本质特征是什么呢？

首先要明确一点，伯特并不像后来戴克斯特霍伊斯、巴特菲尔德（Herbert Butterfield）、霍尔（A. Rupert Hall）等人那样，打算写一部关于17世纪科学革命时期科学观念的历史概述，而是希望关注这些科学观念的哲学基础和内涵。对于那些否认开普勒、伽利略、牛顿等人既是科学家也是哲学家的人来说，伯特的书必定毫不重要。事实上，斯特朗（E. W. Strong）在1936年就曾指出，16、17世纪的科学家们关于整个世界结构的说法即使不是完全破坏了他们正面的科学成就，也与它们毫不相关。

然而，《近代物理科学的形而上学基础》之所以是对科学革命编史学的一项重要贡献，恰恰在于伯特把伽利略、开普勒等人的实际工作与其科学成就的形而上学基础和内涵谨慎地联系在一起。这本书建立在那些科学家业已出版的著作的坚实基础之上。伯特发现，这些人作为科学家一般来说要比作为哲学家优秀得多，但关键在于，在新科学光环的笼罩之下，他们的大量思想遗产进入了近代思想的主流。通过从一种新的视角深入研究历史文献，这位非同寻常的科学史家大大促进了我们对近代早期科学起源的理解。

其历史考察的出发点是这样一个问题：面对着如此众多看似合理的相反的经验证据，哥白尼和开普勒为什么会接受日心说的宇宙观念？回答是，两人都认为这种观念比地心说更令人满意，因为它“使天文学事实有了一种更简单、更和谐的数学秩序”。接着伯特指出，16世纪更大的思想框架的某些特征为这种对经验事物的新的数学处理提供了肥沃土壤（在这些思潮中他简要提到了新柏拉图主义），并进而表明这种新的数学研究方法在17世纪是如何逐渐扩大领地的。

在哥白尼的工作中我们只能看到最初的迹象。倘若不是同时出现了一种他样的世界观，天文学不可能迈出这新的一步。开普勒又把它实质性地向前推进了一步，他认为：

伯特的核心哲学关切正是这个历史进程：

至此，笛卡儿二元论的舞台已经完全搭好：

伯特从这个角度深入讨论了笛卡儿、霍布斯、摩尔、巴罗、吉尔伯特和波义耳关于空间、时间、感知觉、心－身问题等等的看法，直至整个运动最终沿着牛顿所指明的方向圆满完成。虽然诱惑很大（因为现在已经很明显，伯特是一位强有力的令人警醒的作者），但如果继续深入讨论将会过分偏离我们自己的目标。我们已经很清楚伯特所认为的近代早期科学起源的关键特征是什么。

关于伯特对近代早期科学显著特征的看法，决定性的一点在于，所有这些特征都紧密联系在一起。伯特指出，一旦提出实在本质上是数学的，就必定会产生地界和天界物理学的数学化、时间与空间的几何化、第一性质与第二性质的区分、把物质分解成物质微粒、实验的作用、新的因果性观念、心灵理解世界而又不参与世界这一认识论悖论等17世纪科学的所有这些特征。

在这场科学与形而上学的剧变中，伯特区分了两种主要潮流。占主导地位的潮流几乎完全是数学的。这里，数学世界观需要确立各种运动所遵循的精确的定量定律。然而，

然而，这种“数学处理”的观念并不完全明确。就其一般意义而言，它可以归结为接受这样一种总体的世界图景，它源于我们世界背后的实在是数学的这一信念。但只有这场思想革命的少数几位主要贡献者才“完全领会了伽利略的思想，即运动需要用精确的数学术语来表达”。

显然，牛顿是其中一位。但他的工作也包含了科学思想的另一种潮流：

在讨论产生近代早期科学的转变是连续还是断裂的谱系中，伯特应当处于支持“相对不连续”这一边。他很可能是最早持这种立场的人。由于没有关注迪昂关于中世纪科学的思想（这也许是幸事），他无需考虑自己对中世纪关于人与自然的思想的整体说明是否仍然站得住脚。鉴于他首先采用的区分断裂性的标准，对他来说，即使更深入地了解迪昂论题也未必有多少不同。这些标准深深地植根于世界根本的数学性对于我们的世界观所造成的后果，正是这种数学性使得“近代科学这一有史以来最成功的思想运动”成为可能。

伯特认为，这种数学世界观的根本问题在于它到处蔓延。无论他所期盼的新哲学是什么样子，它都应当把数学限定于其固有领域。应当把第一性质的领域限制于的确适合作数学处理的那些性质，而不是把“第二”性质还原为数学的“第一”性质的显现。只有这样，人的心灵才能恢复其固有的尊严，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开始理解心灵如何能够获得对我们世界的认识，倘若认知的心灵甚至不是世界的一部分，那么世界必定是无法理解的。

于是我们发现，柯瓦雷仅在结尾用寥寥数语加以说明的科学革命的某些令人悲叹的后果，在伯特这里却成了其研究的中心议题。在这方面（很大程度上没有被人们意识到），伯特同样处于一连串科学革命史家的最前列，这些科学史家在20世纪60年代开始认为，欧洲思想史上的这一显著事件不仅使我们获得了丰富的认识，而且也带来了极为重大的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