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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电影史上提及“女性”视角,跳不过谈论导演李少红。她的早期作品《血色清晨》《银蛇谋杀案》堪称凶猛异常,观众都震惊,“一个女导演居然能拍出这样的片子”,李少红当时听到这样的评价很骄傲。之后,在执导由苏童小说改编的电影《红粉》时,她开始反思这个故事到底如何打动了她,才渐渐意识到“女性苏醒”正在将她引向有别于同时代男导演的另一面,随后她放开手脚,拍出了在某种意义上至今无人超越的电视剧《大明宫词》。可以说,李少红以独特的女性视角的变化,成为了中国电影变革时期的见证者。
记者| 卡生
“被男性同化”
1978年恢复高考,李少红从部队考上了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她进入了传说中的“78届导演系”。这一届导演系录取了28人,其中的陈凯歌、张艺谋、田壮壮后来成为了中国第五代导演的代表人物,女同学中的佼佼者有李少红、胡玫、彭小莲,可谓星光璀璨。
李少红
当时,同学之间喜欢用电影名互相取外号,男同学们都认为李少红风格凶猛,所以她得了个外号叫“女人比男人更凶残”(取自1967年一部英国电影名)。她毕业之后被分配到北京电影制片厂。第一部戏是跟随著名导演谢铁骊一起拍《包氏父子》,成为了该片的副导演,巧合的是,谢铁骊也曾在20年前带过她的母亲拍摄《早春二月》。
李少红回忆,那时候电影厂把要拍的片子分配给各个导演,她分配到的第一个片子是《银蛇谋杀案》。“那时候觉得特别倒霉”,陈凯歌分到拍《黄土地》、田壮壮分到拍《盗马贼》,那时候少年意气,都想拍文艺片,“其实那并不是我有感而发要拍摄的片子”。领导告诉她,你要不拍就没有片子给你。李少红因此哭了很久,同学田壮壮安慰她:“拍吧,就当是北影导演的入场券。”没想到,这部片子出来之后引起了骚动,当年的《大众电影》杂志列举了这部片子里18处凶猛血腥的镜头,属于“少儿不宜”,坐实了李少红“女人比男人更凶残”的外号,但《银蛇谋杀案》成为当年北影厂最赚钱的影片,光拷贝就卖了200多个。
《银蛇谋杀案》大获成功之后,李少红趁热打铁,想申请一个文艺片拍。那时候导演可以拿着项目到厂里去申报,申报被批准了以后自己去找钱,然后用北影厂的资源来拍摄,最后挂名北影厂。“那时的时代环境是一个思想开放、解冻的时期。大家对新时代的思考和展望特别活跃,所以那个时候争取的创作空间很大,大家也没有市场压力,和现在非常不一样。”李少红说。这代导演深受80年代西方严肃文学的影响,他们形成了共识——“反思传统”是这批导演的精神内核。在陈凯歌拍摄的《霸王别姬》和张艺谋拍摄的《红高粱》《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等影片里,同样有这种意义的时代命题。
《血色清晨》是李少红向北影厂争取拍摄的片子。故事取材于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小说《一件事先张扬的谋杀案》。小说讲述的是1951年发生在拉美村庄里的事,一个女孩因为新婚之夜被发现不是处女而被休回家,最终女孩自杀,导致女孩失去贞洁的男人在全村人的注视下被处决。李少红将小说故事的内核移植到中国乡村,借由这桩凶杀案展现了包办婚姻、重男轻女、男尊女卑的情状。李少红的视角很独特,她采用了非线性叙事、第三者旁白和生动的镜头来描述这场必然的“女性死亡”。片子还没拍完,发回去的片段让北影厂领导一头雾水,喊了停,“据说厂里有顾虑,没见过这种非常规的拍摄手法”。厂里成立了工作组,以探班的名义来看李少红到底拍了一个怎样的故事。“工作组来村子里探班,发现我们的剧组过得特别惨,拍摄团队每天扛着机器走两个小时进村,工作组最后被感动得热泪盈眶。”后来,厂里又给李少红的剧组追加了10万元的经费,这部片子才得以拍完。
《血色清晨》剧照
李少红拍完了《血色清晨》心里没底,不知道这个片子到底拍得怎么样。内部放映的时候,来的是厂里的领导和同事,李少红觉得怎么气氛特别肃穆,会不会是自己拍砸了?等片子放完了,李少红忐忑地站在门外,每个出来的人都默默地跟她握手,就像刚参加了一场葬礼。“我当时有点蒙了,什么情况?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啊?”过了半天大家才开始说话。电影学者戴锦华这样评价这部电影:“李少红以《血色清晨》为1990年留下了一部令人难忘的影片,留下了一份历史的、冰川擦痕式的社会档案。”《血色清晨》横空出世,震住了所有人。后来,这部片子在北京长城饭店的剧场轮番上映,极度火爆,成为了一部现象级电影,差不多半个北京文化圈的人都来看了。
李少红说:“《银蛇谋杀案》出来的时候,有人说这女导演的手法太像一个男性的状态了。别人这样评价的时候,我其实挺高兴,还觉得我终于摆脱了女性身份了!后来才知道其实我已经被男性同化了。我觉得我应该向这个‘世界’靠拢,但是不知道这个‘世界’是谁,会觉得在男性的世界,‘半边天’是他们给我们、让我们施展的。”此时的李少红,对女性身份感是有质疑的,但她也说不出所以然。她隐约感觉到好像自己拍的片子有些异样,跟男性导演拍的不同。
“女性意识”萌芽与体制改革
1978年恢复高考,李少红从部队考上了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她进入
李少红的女儿申申回忆:“小时候,妈妈改剧本的时候,人就消失了,一个月后才会出现在我的面前。”筹拍《红粉》(改编自苏童的小说)时,李少红又在女儿的生活中消失了,她在苏州一个宾馆里把自己关起来,昏天暗地地改剧本。
当时团队合作,流行“侃”剧本,大家聚在一起集体创作。除了李少红之外,编剧都是男的。《红粉》来来回回大改了七八次,她都不太满意。就在影片开拍前十天不到,主创们已经到苏州了,北京的大部队也准备启程,这时候李少红想喊停。“我觉得我突然没想清楚我为什么要拍这个电影,反复修改的剧本已经和最开始打动我的部分相去甚远。”
《红粉》讲述的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妓女被改造之后,重新开始选择自己生活的故事。这里面有大时代,也有女人的命运。通过多次修改后的剧本明显更偏向于一个更宏大的主题。李少红把自己反锁在房间里,思考到底是什么让她对这个烂熟于心的故事感到陌生,什么才是真正打动她的东西。她后来找到了症结所在。相比大时代,个体女性的悲剧写起来便是小事,但在李少红看来,最有价值的恰恰是时代中女人的个体存在,两个女人在社会变革中不同的选择才是她真正想讲的故事。
对《红粉》剧本视角的思考,让李少红有了一种意识,同一个命题会有无数种可能性。过去,李少红都会怀疑自己的女性视角是不是狭隘了、片面了,总会不自觉地考量,是不是应该用一个公共的、更社会化的视角呈现创作。最终,《红粉》获得了当年柏林电影节银熊奖,李少红成为了第一个获此殊荣的中国女导演。她说:“我真正有比较自觉的意识,实际上是在拍完《红粉》之后。”
1996年的世界妇女代表大会在中国举行,每个行业出一个代表团,影视代表团由于蓝(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首任厂长)带队,李少红是其中被选出来的女导演代表。“我一开始觉得还挺新鲜,第一次知道还有一个妇女大会。”那次会议给李少红上了一课,她开始意识到女性自我认知的问题是一个全世界的问题,它不仅仅是想解决女性的生存问题,更重要的是对女性精神层面认知的理解。李少红意识到,“与其趋同男性视角,女性视角其实才是我创作的源泉,你应该正视它”。此后,李少红在创作上比过去多了一份坦然和自信。“我觉得大家对你的认可,恰恰是建立在你独特的女性视角的基础上的,它是世界不可或缺的一种声音。在此之前,李少红带着自己的影片出国参加电影节,总有记者问,中国女导演多吗?“我当时算了一下,各电影厂加起来有20多个女导演。记者们都特别惊讶,我还以为我说少了,他们说全世界加起来都没有20个!后来我想可能有很多原因。那时候都是分配制,没有太多个人的选择,后来市场化之后,很多女导演走不完市场化的全流程,所以真正坚持下来的女性导演很少。
李少红1994年执导的《红粉》获第45届柏林电影节银熊奖
在拍摄《红粉》之前,1993年中国电影行业就开始了体制改革。李少红说:“原来都是计划经济,北影厂会把所有人力、物力、预算都配齐,但那一年开始取消了导演室,所有人都是自筹资金。”《红粉》拍摄的钱就是李少红东奔西跑凑来的。香港导演徐克本来已经资助了《红粉》,但电影立项时,相关政策规定取消了合拍片,钱也等于打了水漂。1994年电影局审查通过后,香港大洋影业有限公司以380万元人民币买走了该片的全球版权,当年收获了2800万元人民币的票房。《红粉》成为第一部实行国际同行分账模式的中国内地电影,制片方分成35%,电影公司和影院分成65%。虽然《红粉》上映后票房口碑双赢,但前期为资金奔走让李少红心力交瘁。这个时期,中央电视台开始投资制作电视剧,拍电视剧不需要为钱操心,所以一大批第五代导演如李少红、滕文骥、夏钢、何群,都开始“下海”拍电视剧。“那时候大家还是有体制概念的,所以就觉得跟中央台合作最靠谱。我们那批拍电影的人就变成了拍电视剧最早的储备库。”李少红说。
当时,很多电影导演是无奈跨界,李少红却是很主动地寻求转变。“我觉得自己挺想尝试电视剧拍摄的,老觉得这是未来一个趋势,电视比电影要更大众化。”影视市场化改革、拍摄的技术材料的革新都意味着这是一个全新的时代。当这个变革时期到来时,李少红觉得最大的问题是没有任何可以依靠和借鉴的经验。和电影相比,电视的叙事、结构和表现手法都不同,李少红到台湾、香港取经怎么拍电视剧。“当时去香港看TVB拍电视剧,景搭得像舞台一样,就三个大座机当场切换。这有难度,当场切换的方式技术要求高,偶然性大,不像电影可以后期制作,但拍的内容我觉得基本上跟电影差不多。”
在李少红看来,电视剧是舞台剧式的,电影还是一个空间艺术。“我觉得我还是发挥我的长处吧,用电影思维思考,也没有什么一定之规,所以我还是按照我的电影概念在拍电视剧。”从后来李少红拍摄的电视剧中也能看到,她所有的镜头应用、叙事方式一直延续了电影的方式,而这,让她在电视剧行业中开创了一种独特的视觉审美。
用拍电影的方式拍电视
李少红第一个试水的电视剧是《雷雨》,曹禺先生的经典话剧作品。“当初选择把这个经典本子改成电视剧,是因为上学的时候演过这个戏,对剧本熟。”但最重要的,还是出于创作上的喜爱。李少红对《雷雨》有自己独特的想法,所以她对这个四幕话剧加入了自己全新的理解,进行了大量的改动。“曹禺先生当时写这部戏的时候非常年轻,他所写的男权社会非常极端,我尝试用女性的视角进行了解构。”女性视角的自觉意识在李少红心中埋下了种子,她已经非常有信心面对它。
李少红赋予了《雷雨》全新的女性表达。话剧序幕:两个女人(繁漪和四凤)被关在周公馆里,一个在楼上,一个在楼下,周朴园来看她们。“我觉得为什么这两个女人都疯了,周朴园却不变样?女人都变了,男人还拿着‘文明棍’来看她们,这一点让我不能接受。”电视剧《雷雨》中周朴园最后被李少红改了结局,以中风终结。李少红在电视剧《雷雨》里完成了两个重大的突破:一是尝试用女性视角解读经典,让它焕发出了新的时代特征;二是电影视觉介入电视拍摄,让人颇感耳目一新,她渐渐找到了自己的表达方式。这样的大胆尝试,也得到了当时还在世的曹禺先生的首肯,并为电视剧题字片名。
电视剧《大明宫词》剧照
1998年拍摄的《大明宫词》是李少红最具个人色彩的作品,她彻彻底底地将“女性视角”做了一次极致表达。尽管过了那么多年,《大明宫词》依然是一部值得推敲的作品。讲述历史人物武则天的电视剧有很多,唯独这一部的视角和表达与众不同。《大明宫词》里的武则天是一个帝国的执政者,也是一个深爱女儿的母亲,更是一个有着情欲的女人。有一句台词很多人至今都记得,武则天对自己的男宠说:“一个男人,只要你把他放进女人的处境里,他就会变成一个女人。”这应该是中国电视剧历史上第一次这样写到男人。
这是李少红第一次拍摄古装剧,她不知道该怎么拍,压力特别大。过去关于武则天的电视剧都是被架在了一个更宏大的历史视角去刻画,没有人真正走进她的内心。李少红需要“抓手”去刻画人物,她回到了一个很小的层面,“母女关系”“夫妻关系”“家庭关系”“君臣关系”,让剧中所有的人物都变得有血有肉,越发凸显了时代之下,终究注定的悲剧性。
莎士比亚式的独白和抒情,是这个剧显得非常前卫的原因之一。“一个男人,如果他以折磨一个女人的方式来缅怀另一个女人,那他连世上最刻薄的妇人都不如,更称不上诚实的人。”这种现代式思维和唯美的大唐盛世并置在一起,竟然没有一点儿违和感,让电视剧显得很另类。李少红当时为了这个戏,大胆起用了年轻的编剧郑重和王要。“打磨台词”的阶段,郑重、王要住在大理一酒店里,李少红也跟了去。每天下午三人开会探讨怎么改,晚上编剧回房写。
《大明宫词》的播出十分坎坷,最终,经过了部分删减和重新编辑,2000年3月《大明宫词》在中央电视台播出。播到第17集的时候,当时的中央电视台台长给李少红打来电话:“央视电视剧的收视率破纪录了!”
电视剧《大明宫词剧照
吴子牛是李少红78届导演班的同学,他评价说:“李少红让人知道了电视剧也可以这样拍!”此后,用拍摄电影的方式来拍电视剧成为了李少红极为特殊的审美风格。当初李少红决定开始拍电视剧时,“同学们批判,说我堕落了,怎么能去拍电视剧呢?”。当时拍电视已经不用胶片,全是数字化。她对电影厂的剪辑师说:“你们以后都是非线性的,你们别在那儿摇片子了,以后没片子给你们摇啦。”刚开始,剪辑师不听她的。事实证明,李少红的意识很超前,数字技术让影视行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李少红和她后来的团队也成为了最早掌握数字技术的电影人。
片场与家
李少红的御用摄影师是自己的丈夫曾念平,他们从《红粉》开始一直在一起工作。李少红曾经说过,自己最幸运的莫过于在大学最后一年认识了丈夫曾念平。曾念平比李少红高一届,毕业之后留校任教,当时他是摄影系里最年轻的老师,经常带着张艺谋、吕乐一起拍戏。在李少红拍摄电影的阶段,就已经在电影视觉画面上很讲究,这一切和曾念平的摄影师身份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当年《红粉》出来,就有专门研究电影视觉的人看出了这份别致。“在《红粉》里可以看到许多横向移动的推轨镜头和摇臂镜头,其中绝大多数从右往左移动,与传统中文的写作和阅读方向是一致的。”李少红的影视化视觉审美一直以来都是她重点关注的部分,“不仅要有故事,观众也需要美”。李少红和丈夫一直都是黄金搭档,但其实很多镜头都是两人“吵”出来的。申申回忆自己成长的家庭氛围,“从小到大,爸妈平日里从剧组回来,都会聊什么光,在哪儿一个镜头切换,我没觉得我家有什么与众不同。有一次我去同学家玩,听到别人家的父母吵架都是为了柴米油盐,我才觉得好怪啊,我家从没聊过这些”。
李少红在《大宋宫词》拍摄现场
李少红作为导演要在考虑画面之余顾及故事。“我特别不喜欢强制性的镜头分切,最好不要有镜头感,而是一种自然的带入。”李少红有时候宁愿有些许画面上的损失也想要一个运动镜头,但曾念平却觉得,这个运动会破坏光线的完整性,演员的脸看不清楚。类似这样的争论每天从剧组到家都会发生,互相都不能说服对方。对此,李少红有自己的办法。“没法达成一致的时候我一般会拍两条,一条按他的拍,一条按我的,反正回来可以按照我的剪。”李少红说这话时,偷偷乐。“但有时候,他有他对的坚持,幸亏多了一条可以选。
李少红在拍片现场或许会给人不苟言笑的印象。“我说话的表情可能显得比较严肃,会给人感觉我比较厉害,但是我不属于会骂人的导演。专注的时候就忘了自己的表情,我自己内心还觉得我好像是娓娓道来呢。”这些年来,李少红从来没有在拍戏过程里崩溃或者暴躁过。“事儿越大,我妈越安静,如果事儿过不去了,我妈人就消失了,出去遛弯了,等她回来这个事儿过去了,和没事儿人一样继续往下拍。”申申说。李少红很理性,她不太懂得宣泄自己的情绪,遇到事情也会感到委屈,但总会自己想办法。
李少红也承认,导演这个职业,更符合人们印象中男性的一些做事风格。但她觉得,“在拍片现场像男人一样发号施令效果并不好,不如善用女性特有的方式解决问题”。李少红喜欢跟演员沟通,在剧组里年轻演员跟她关系都很亲密。周迅出演《大明宫词》时才20岁出头,李少红把她当成了女儿一样,周迅管李少红叫“酷妈”,其他年轻演员听到了,也跟着喊。台前幕后,她都很爱惜与自己合作的演员。
从《大明宫词》一波三折的播出开始,李少红没少面对质疑和批评,尤其是2010年的《红楼梦》,是李少红导演生涯的低谷,当时就觉得快撑不下去了,极度委屈。十年之后,《大宋宫词》刚播出两集,她再次经历了《红楼梦》时期的口碑争议。与过去不同,坐在我面前的李少红心态更成熟了。“有批评很正常,其实导演对自己每部片子都不满意,包括《大明宫词》,我从来不敢回看自己的片子,就是永远看永远觉得还有错,还有改进的空间。”她其实很想听到那些理性批评的声音,她想和年轻的观众们聊聊自己的创作。
申申从英国留学回来之后,从事了别的行当,李少红曾经跟她说过,“你学点别的吧,做女导演太苦了”。没承想,兜兜转转,申申最终还是回到了影视圈,在妈妈导演的《云重传》里做制片,跟着爸爸去工作室调光。我问她,你觉得你妈妈拍的片子现在有变化吗?
李少红《世间有她》工作照
“有。她对‘女性自觉’的理解变化很大。最开始她觉得女人做导演可能会狭隘,她想活成一个男人,所以表达非常尖锐,到后来她觉醒的女性视角很强烈,换了一种姿势和世界搏斗。现在她平和了很多,就像《大宋宫词》我看了好几遍才明白她想表达什么,其实她想说的是女人不需要为了证明自己的优秀而成为一个男人,而是应该真正认同并赞美自己是一个女人。”
(本文刊载于《三联生活周刊》2021年17期,点击文末封面图一键下单)
END
本文作者:卡生
微信排版:然宁

微信审核: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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