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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者网:现在我们的外交风格现在变化很大,更多了主动出击。这种风格的转变对于中国媒体人、学者在和西方交流辩论时,有什么利弊影响?从您的角度看,外交人员、学者和媒体,三者该如何打好组合拳,讲好中国故事?
郑若麟:从总体而言,是利大于弊。中国媒体人、学者中有很多都憋了一股气,想与西方舆论较量一番。因为我们相信真相、真理是在我们一边。中国外交过去一直是以韬光养晦为主,基本上是“骂不还口”。但我们今天都看到了,舆论战中一个最重要的特征,就是重复、重复、重复,重复就是真理。谎言重复一千遍就真的成“真理”了!我们要恢复历史的真相,就必须打、而且必须要打赢这场舆论战。
我在法国生活、工作了二十多年,对此深有体会。法国媒体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对中国总体上采取一种蔑视的态度,基本上是以负面报道为主的。有人说,西方新闻不就是以负面新闻为主吗?不是的。我做过统计,对法国的新闻,法国媒体还是基本正面为主。有的国家,比如英国王室,基本上找不到负面报道的例子。对有的人物,如奥巴马、达赖,也同样。为什么?这就要问那个隐身幕后的世界统治集团了。长年累月对中国的负面报道,久而久之,中国在西方民众的头脑里就被洗成负面形象了。这对中国未来的发展以及与世界各国的交往是非常不利的。所以,我们要迎接这场舆论战。
在这场舆论战中,官方、学者和媒体显然三者各有优势、各有长处,应该各自发挥各自的作用。外交人员应该对一切有损于中国国家利益的官方行为进行有力的反驳、斗争。比如对一些专门从事反华运动的西方政治家、官员进行制裁,是非常有必要的。外交领域是一个专门的领域,应该专门有外交人员来研究。
对于学者而言,我认为重点应该放在理论研究上。我们的学者应该一个一个抓住西方话语体系中的错误、悖论、自相矛盾之处,进行有针对性的驳斥。应该订一个时间表,在三至五年内将西方指责我们的所有主题都提出系统性的反驳,这是非常必要的。现在有很多西方的学者,他们也看到了西方在评论中国时出现了很多问题,比如前面提到的“一党独裁”的内涵问题。但是我们不进行解说,他们因为没有真正进入中国的政治生活,因此是无法理解中国的“党”与他们的“党”之间的巨大差异的。比如法国的政党,任何人交纳一笔党费、宣称自己赞同其政治主张,特别是支持其提出的总统候选人,就可以名正言顺地成为该党“党员”。这与中国共产党严格的入党程序实在是差异太大,但法国人根本对此一无所知。类似的问题,我们都需要我们的学者一一向西方民众进行解说。这是当前最紧迫的任务。
这一解说应该说明的是三点:一是中国早已不是中世纪王国时代的“专制统治”,也不是二战前夕的法西斯德国。中国是一个已经建设起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民主国家;二是中国是一个和平国家,奉行的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原则的国家;三是中国未来利益与世界各国、特别是西方国家是一致的,这就是我们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这三点是最重要的,是我们学者应该让西方民众充分了解和认识的。
至于媒体,我认为在这场舆论战中应该承担起主力军的角色,媒体本来就是舆论的塑造者。这一点,我认为我们有一个样板在我们的面前,那就是RT,“今日俄罗斯”电视台。“今日俄罗斯”在美国等其他国家的情况我不太了解,但“今日俄罗斯—法国台”在法国则非常明显,已经成为一个著名电视台。法国台创立于2017年12月。在法国爆发“黄马甲运动”期间,RT一度成为在网络上收视率最高的电视台。法国著名明星主持人弗雷塔里德·塔代伊(Frédéric Taddeï,曾多次邀请我到他还在法国国家三台主持一档收视率非常高的节目做嘉宾)接受RT邀请,在《今日俄罗斯》创办了一档节目,栏目名就非常挑衅性,叫“禁止‘禁止’”。俄罗斯人非常聪明地接受了塔代伊,让他自由地主持这档节目。我估计同时也给了他很可观的薪水。在这种背景下,“禁止‘禁止’”节目当然对俄罗斯非常有利。今天,法国人认识俄罗斯已经不再通过法国电视台,而是通过“今日俄罗斯—法国台”。由此我们可以断言,俄罗斯在与西方、至少在与法国的这场舆论战中,已经大获全胜。但“今日俄罗斯”的宝贵经验我们有人在研究、借鉴吗?
CGTN主播刘欣与美国福克斯电视台女主播翠西·里根“隔空辩论”
观察者网:其实现在也有很多媒体人主动出击,CGTN主持人刘欣和福克斯女主播的辩论就是一例。但这样的例子并不多,中国学者和媒体人一直不擅长短兵相接,有观点甚至认为这是口水战,只要国家实力上去了,“真理在射程之内”。您怎么看这种所谓的“口水战”?
郑若麟:“口水战”不打,那么中国在世界各国、特别是西方国家民众的头脑里,就会被印上一个绝对负面的形象,这无论如何对我们国家的未来发展前景都是不利的。国家实力上去了,“真理”也确实“在射程之内”。问题是,你为什么要成为一个人人都讨厌的强国,而不是一个人人都欢迎的友好国家呢?更何况,我不相信一个“人人都讨厌的国家”能够真正强大起来。当你的游客走到哪里都遭人唾弃的时候,你就知道,世界并不是只有金钱才是值钱的东西。
所以,我希望中国媒体人都能够向主持人刘欣学习,勇敢地接受与西方主持人进行辩论的邀请;而我们的官方电视台也应该有一定的宽容度,允许我们的记者在辩论中有失误、犯错误。但只要我们的记者说出了一定的真相、真理,影响到了一定的西方观众,我们就要鼓励他,支持他。发声的人越多,中国的声音传播得就越广,这是成正比的。
观察者网:我们前些日子发布了一篇对加拿大博主丹尼尔·邓布里尔的采访,他既提到了西方对新疆的不实报道,也提到了中国对新疆的不全面报道。这其实也是对我们宣传手法的一个提醒,有时候如实展现我们的不足也能帮外界理解到我们面临的困难。从这个角度说,您觉得我们在对外讲述中国时要注意什么?
郑若麟:我们在对外讲述中国时,一定要实事求是,要尊重客观事实,要全面地、多方位地、既谈中国的优点、长处、正面的内容,同时也要谈中国的弱点、短处、负面的内容。我们自己谈自己的负面内容,比如谈我们确实在某些领域存在着不尊重人权的现象、比如我们也应该坦承我们在环境保护方面做得还不够令人完全满意、比如我们也应该经常谈论,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一直在进行当中——当然,我们一定要坚决否定将“选举原罪”的大帽子扣到我们的头上。
“选举原罪”这个词是我在东南卫视“中国正在说”节目中“反对西方精神殖民”的演讲里自创的一个词,含义是揭露西方因为我们没有采用西方式的选举,就将其视为中国政治体制的一项“原罪”扣到我们的头上。你知道,在基督教中,“原罪”就是与生俱来之罪,是要以一生去赎罪的。中国被扣上“选举原罪”后,中国做什么就都是错误的,中国必须自我修正这个罪,才能与西方平起平坐。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阴谋。可惜,中国很多人都在潜意识里接受了这个“选举原罪”的概念。
总之,在对外讲述中国时,既要“有理就应声高”,也要“负面讨论同样充分”。
马克西姆·维瓦斯在新疆的棉花田里
观察者网:您刚才提到的您的朋友马克西姆·维瓦斯,还有丹尼尔·邓布里尔,这样的国际友人不在少数。用这种外国友人的视角讲述中国故事,是否能够在国际社会获得更大的认可?这些友好人士目前面临的一个局面是在外受到打压,在内又很少为人所知,也有一些是“墙外开花墙里香”,最终又变成了“内宣”。您觉得我们该如何打破这种内外阻隔,让越来越多的外国朋友主动讲中国故事?
郑若麟:这是肯定的,我们应该全力支持他们。因为他们是在一个恶劣的舆论环境中说真话、说真相、说真理,这是需要莫大的勇气的。他们会遭受很多压力,我们应该全力支持他们,比如购买他们的著作版权,把他们介绍到全世界去;我们应该给他们评一些中国的书籍奖、新闻奖;应该邀请他们来华访问;我们的大学应该聘请他们当教授……
我们在国内是很难想象他们遭遇的压力的。这一点,我非常理解他们。我当年也曾经在法国遭遇过类似的压力,但我因为是中国人,为中国说话理所当然,而他们的压力则无疑更大。我的朋友维瓦斯告诉我,他甚至已经遭遇直接威胁了。要知道,有些事情不是我们能够想象的,什么都可能会发生,我真的是非常为维瓦斯担忧。因此,我们一定要强有力地从物质上、精神上多方面支持他们,要保证他们说真话能够收获说真话的成果,这样才能吸引更多的人站出来为真理而鸣!
最后我想说的一句话,是这场舆论战无疑是一场持久战,我们要做好打持久战的思想准备。我们真相在手、真话在口、真理在心!我们理应致胜。问题在于,我们绝大多数人并没有意识到这是一场舆论战,一场真正意义上的看不见的战争,这是我们需要唤醒民众的关键。所以,感谢观察者网对我的采访,这就是一声呐喊,唤醒民众的呐喊!
- 完 -

来源 | “观察者网”
(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号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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