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公众号“上海滩杂志公众号”
作者/ 刘振元 口述
原标题/【今日上海】刘振元:阳光照耀着我前进的道路
在莫斯科留学聆听毛主席讲话
刘振元(1934~ ),江西萍乡人,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1955年10月参加工作,1956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我是1934年春节出生的,所以取名“振元”。1955年,我从中南矿业学院(今中南大学)毕业,因成绩优秀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工作。那时中国科学院与苏联有合作,由苏方帮助中方培养人才。我通过业务与政治考核,荣幸地被派到苏联留学。1956年至1960年,我在苏联巴依可夫冶金研究所读研究生。
为什么我能被选送到苏联留学?我想,一个原因是我的业务成绩还不错;另一个原因是在政治上可靠,当时我已是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还有一个是家庭原因,那时我父亲刘崇汉留美归国,由于工作上的突出贡献,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后担任国家水电部总工程师。
出发前,中国科学院张劲夫副院长嘱咐我们:“你们这批年轻人在政治上可靠,在业务上优秀,希望你们能为祖国争光!”说实话,我们在苏联学习得很努力,很拼命的。因为我们知道,在苏留学费用很高,一名留学生一年的费用,相当于国内60个农民一年的收入。
在苏联留学期间,最值得自豪、最难忘的事情是,1957年11月毛主席在莫斯科访问,接见了我们这批留苏学生。至今,我仍清楚地记得,毛主席亲切地、语重心长地对我们说:“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篷勃,就像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毛主席的讲话激起一阵阵掌声,也极大激发了我们为祖国社会主义建设刻苦学习的热情。从那时起,“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成为了青年人的代名词。
刘振元在苏联巴依可夫冶金研究所留学时获得副博士(相当于美国博士)证书
1960年,我以优秀的成绩从巴依可夫冶金研究所毕业。我的毕业论文被评为优秀论文,留在了莫斯科图书馆,另有4篇论文曾在国际刊物上发表,总算没有辜负毛主席和祖国人民的期望。毕业后,我回到了中国科学院上海冶金研究所。
然而,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文革”期间,我差一点被判刑。因为我父亲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和斯坦福大学的博士,当时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并且被当成“白专”道路的典型。而我也被打成“苏修特务”,遭受拘禁。工宣队逼我交代,两次到苏联做报告期间,是如何“出卖情报”的。我极力辩解,所有论文都是经组织审查后发表。在关了我两个月后,工宣队一度想把我送到提篮桥监狱去劳改。
这时,一位国防科委领导正好到上海视察,问起上海冶金研究所的两项重大任务为什么停下来了?这两个项目非常重要!看到工宣队每天在所里搞阶级斗争,不抓科研,这位国防科委领导就设法把上海冶金研究所改制,并派士兵在大门口站岗,确保我们能安心搞科研、抓革命、促生产。
邓小平:“三年不行,你们要一年完成!”
1979年,我担任上海冶金研究所副所长,同时还是国务院大规模集成电路专家组组长。那年,邓小平同志要求国家科委作十年发展规划,大规模集成电路专家组规划确定三年完成科研任务。不久,我去北京开科研工作规划会议,邓小平接见了我们。合影时,我正好站在邓小平和华国锋身后,邓小平转过头来亲切地问我:“你叫什么名字?在哪里工作?你们搞哪方面科研规划?”我回答:“我是搞大规模集成电路的。”小平同志又问:“大规模集成电路非常重要,你们准备什么时候完成?”我回答:“三年!”邓小平说:“不行,我们的原子弹、导弹都需要大规模集成电路,三年不行,你们要一年完成。”我听了顿时发愣,没有立即接话。因为我觉得三年完成任务已经很吃力了,一年怎么可能完成呢?可是等拍完照,邓小平握着我的手,又叮嘱了一遍:“要一年完成。”
1979年10月24日,中科院上海冶金研究所副所长刘振元(二排右七)出席全国科技十年工作规划会议,在人民大会堂与党和国家领导人及其他与会者合影(邓小平在一排右六)
我感到压力很大。回到小组,我向专家们传达了邓小平要求我们一年完成科研任务的指示。专家们都认为,三年任务要一年完成,是不可能的。我说:“现在已经不是科研任务,是政治任务了。一定要千方百计完成小平同志交给我们的任务!”于是,专家组有两位成员开动脑筋,在认真分析研究可行性后,将三年计划改成了“力争一年完成”。回到研究所后,我们全所上下齐心合力,又得到上海市政府有关部门的全力支持,用一年时间研制出全国第一块DTL门电路,完成了这项科研任务。
有人问:“老刘,你们怎么能在一年内完成大规模集成电路科研任务的?”我回答:“我们的成功研制,一方面是借助上海在国内领先的设备、试剂、原料生产等科研力量,形成全市协作;另一方面是,经过充分分析后引入了日本日立公司的逆向工程技术。之前,日立公司在英特尔8080技术基础上,只用4个月就生产出Z80,而且速度比8080还快。正因为我们运用了逆向工程技术,大规模集成电路才得以一年完成。”
巴金:“你就像周总理一样,和文化人交朋友”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党中央提出干部要年轻化、革命化、知识化、专业化。我那时刚四十出头,已获得博士学位,既懂集成电路技术,又有二十来年的党龄,因此在1982年被党组织选为干部培养候选人,进入中央党校学习。一开始,我还不愿意,觉得自己是搞科研的,怎么被派到党校去学习了呢?后经中科院上海分院党委书记万钧点拨,我才明白,共产党员就是要无条件服从组织安排。
我在中央党校学习了一年,被评为优秀党员,回来后就被任命为上海市副市长。
1984年,邓小平到上海参加集成电路展览会,由我陪同。在参观上海的计算机时,时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国栋指着我,向邓小平介绍:“这位是新上任的上海市副市长刘振元。”邓小平说:“我认识他,他是搞集成电路的。”我记得,那天邓小平语重心长地说:“计算机要从娃娃抓起。”这句话,对上海乃至全国的计算机应用与发展起到很大推动作用。
 1984年上海市副市长刘振元(后排右一)陪同前来上海参观集成电路展览会的邓小平观看青少年计算机演示 
1984年至1994年,在担任上海市副市长期间,我先后和汪道涵、江泽民、朱镕基、黄菊四位市长一起工作,其中与朱镕基市长共事时间最长。我很幸运,毛主席鼓励我留学报国,邓小平激励我做科学研究,进入市政府后又与多位领导同志一起工作。我分管4大口12条线,第一个是外事,下面是外事办、侨办、旅游局;第二个是科技,下面是专利局、航天局、航空局、计算机总公司、科委;第三个是文化系统,下面是文化局、广播电视局、电影局、出版局、文物管理委员会;第四个就是公检法,联系部队和工青妇。所以,那个时候我在电视屏幕上出镜率比较高,有人戏称我为“电视市长”。
当市委领导让我分管文化系统时,说心里话,一开始我不敢管。我说:“我不懂文化,怎么能管好这个事?”江泽民市长对我说:“我现在也管了,我也跟你一样不懂。我觉得你能管好文化系统。”
于是,我首先到华东医院拜访了巴金先生。巴金送给我一本由他签名的新书。那天,我与巴金聊了一个多小时,赞扬他是中国大文豪,也谈了自己分管文化工作的顾虑。
巴金赠送给刘振元的签名书
巴金听后鼓励我说:“其实文化很好管。你就像周总理一样,放下架子,和文化人交朋友。”我开玩笑说:“我没有什么架子,我是怕文化人,他们的架子比我大。”在谈到文艺创作时,巴金说了一段很重要的话:“什么样的时代出什么样的作品。我生活的环境所赐给我的影响,我必然会作出一些反应。所以,如果一个作家不能反映时代精神,作品就没有生命力。我不太欣赏幻想的作品。”
江泽民:“奖励房子倒是上海特色”
有人问我,担任副市长时最想做什么事。我当副市长十年间,很重视人才,曾经对一些同志说过“千军易得,一将难求”。毛主席也说:“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我认为,一个企业、一个城市乃至一个国家,如果没有一批优秀人才,是不可能取得长足发展的。为此,我制定了几个政策。
首先,我向江泽民建议,搞一个“白玉兰奖”,颁给在沪国内外优秀文艺工作者。设立这个奖项的目的,一是激励人才;二是建立一个最高评定标准;三是吸引国内外文艺人才留在上海。之后,我又提出成立一个文化基金会,把上海文化系统的税收收入全部纳入基金会以奖励新创作,同时支持困难剧种和优秀文化作品。
我还推动制定了《上海文化事业发展建设十年规划》。江泽民问我:“老刘,你这个东西是搞经济建设的那一套,文化也能搞规划?”我说:“当然可以。”规划主要针对上海文化事业中的硬件建设、剧团建设和演员培养。比如,现在的上海大剧院、上海博物馆、上海文化演艺中心、上海杂技场、上海图书馆、上海美术馆、东方明珠电视塔等,都是当时这个规划内的建设项目。
在培养人才方面,我们推动上海歌剧舞剧院成立舞蹈学校,资助上海戏剧学院。本来我还想创办一所上海艺术大学,但是教育部不同意,说上海已经有戏剧学院、音乐学院,不需要再成立艺术大学了。
我们给为上海作出杰出贡献的外国专家颁发“白玉兰奖”和上海“荣誉市民”称号的做法,也得到朱镕基的认可。他对我说:“你的这个做法给我一个启发,我们要怎么利用外国专家,为上海建设出谋划策。”后来,上海成立国际咨询委员会,聘请一些知名外国专家、企业总裁等,在每年举办一次的市长咨询会上,为上海发展出谋划策。
另外,在中央政策的启发下,我要求上海市人事局下属的科技干部局做好三件事:一是要根据学科规划,做好人才规划;二是要给予各学科领域在硬件、软件上的支持;三是要搞人才培训计划,学校可派访问学者出国留学,鼓励支持复旦大学、上海师范大学等高校的一批学者到美国留学交流。这些措施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为了建立庞大的优秀人才库,为上海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发展服务。
为了吸引和激励人才,我还向江泽民提出:“给一些房子指标。”起初,江泽民以为我想搞房产,便对我说:“老刘,你是想搞房地产公司,这可不行,和你工作没关系。”我回答:“我并不是买卖房子,给我120套房子指标,奖给一些有贡献的演员、作家和运动员。”他听了说:“这倒是件好事,奖励房子倒是上海特色,别人奖钱我们奖励房子。”随即,上海市委召开市委常委会讨论,决定对跳高运动员朱建华、足球健将范志毅、演员潘虹、话剧表演艺术家焦晃、歌唱家陈海燕等奖励房子。我记得,还有两位歌唱家黄莺和刘捷,黄莺家原住房只有26平方米,三口人挤在一间小阁楼里;而刘捷是在琴房里结婚的。得知两人的情况后,我都给他们解决了住房问题,至今我与两位歌唱家还保持着联系。
有兄弟省市领导说我在工作中有“四把尖刀”,即奖励房子、基金会、编制规划、白玉兰奖。我觉得,做这些工作的目的都是为了团结和发挥人才的作用。上海只有建起人才高地,才能够更好的发展。在第七届全运会上,上海的体育成绩达到高峰,我带队从北京回来时,朱镕基亲自到机场迎接我们。朱镕基对我们讲:“你们了不起,金牌数全国第三,更厉害的是精神文明第一。”
有一次,有人问我:“上海歌唱演员比香港的‘四大天王’唱得好,为什么就是不出名?”我觉得这个问题提得好,于是,我就带着文化局同志去香港考察。“四大天王”经纪人给我们讲了几条经验:第一,他们和电视台、报社关系非常好,只要他们演出,媒体便会进行大量的舆论宣传;第二,他们请人为“四大天王”写适合他们唱的歌,还配备专门的乐队;第三,他们有意识地组织粉丝去现场捧场,提供粉丝来回机票和宾馆住宿费用。从香港回来后,我觉得应该向香港学习,很快组织了青年演员联谊会,为上海优秀演员搭建专场演出的舞台,还请来上海电视台、《新民晚报》等媒体进行专访报道和评论,并组织粉丝座谈会。虽然,第一次粉丝会只来了69人,但第二次粉丝会就来了1000多人,效果非常好。
后来,我们举办了“上海友好城市国际电视节”。那时,各方面条件差,得自己创造条件。我让上海外事处找来7位驻沪总领事,告诉他们准备搞友好城市国际电视节、友好城市国际足球赛,其中有2位总领事听了非常赞同。我马上把项目上报给国家体育总局,并着手组织球队,国家体育局很赞成。然后,我又上报给外交部,外交部称赞上海有创意。就这样,上海取得了第一届国际电视节的举办权。
成功举办上海电视节后,我们又举办了上海电影节,还建造了上海影城。当时的上海旅游业长期处于萧条状态,我邀请一些外商座谈,他们建议可以效仿巴黎旅游节。于是,我们又举办了上海旅游节等节庆活动,有力地促进了上海旅游业的复苏。
邓小平说:“《曹操与杨修》是部好戏”
搞文艺创作和演出,多少是会有些风险的。
1988年,上海京剧院的《曹操与杨修》获得了多项大奖。到北京演出时,《人民日报》文艺部副主任李希凡认为这部戏很不错,但是政治上有问题。其实,李希凡也代表当时文化部一些人的意见。在戏剧家协会对《曹操与杨修》的表彰会上,有一位副部长也讲了相同的话,我当时就离开主席台表示抗议。文化部一些人看到我的态度,决定组织文章批评这部戏。与此同时,《曹操与杨修》被安排在中南海演出,演出后文化部的人问邓小平意见,邓小平说:“《曹操与杨修》是一部好戏。”得到小平同志的赞扬后,文化部的那群人当然不敢批了。我得知后,就与曾庆红商议把《曹操与杨修》拍成电影。我说,对于这些演员和作家,应该爱护,要为他们保驾护航。
京剧《曹操与杨修》剧照
我再举个例子,当时中央有关部门有些人要批判谢晋。谢晋拍了几部电影,其中《牧马人》《芙蓉镇》《最后的贵族》被认为是为右派分子翻案,为国民党鸣冤叫屈。当时,我正好在北京开会,为此找到中宣部部长丁关根。丁关根说:“这不是宣传部的意见,而是有些人要批。”我说:“别这么干!我们应当要反思一下,要落实好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牧马人》《芙蓉镇》这两部戏正是说党的政策对知识分子改造成功的例子,怎么能说为右派叫好呢?至于《最后的贵族》,不仅在香港上映,而且上座率很高。这部电影实际上反映的是国民党的没落与衰亡。”就这样,我们保护了一批文艺工作者。
在我担任副市长期间,还碰到一起有人反对做外资广告的事情。
1984年,日本东芝公司在上海国际饭店楼顶上制作了一块广告牌,并签订三年广告合同。很快,有人民来信说:“‘鬼子’的广告怎么可以在我们上海最高的国际饭店上面亮起来!表示强烈抗议!”一位上海市人大领导和一位劳模也对我说,这个事情市里要管。我说:“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小平同志要上海率先对外开放,如果连外国广告都不让放的话,负面影响会更大。”过了几天,我又收到一封群众来信,看后吓了一大跳!信里写到:限你在10天内把广告拆掉,不然我就要炸掉它!注明是“一名忠于祖国的人民解放军战士”。这事闹大了,万一广告牌被炸会有国际影响。我立即请上海警备区领导来帮忙解决。上海警备区派了一个班的战士在广告牌下面站岗。这么一来,广告牌没人敢炸了,但国际饭店的客人也都走光了。于是,我们只好让战士改穿便服,在国际饭店周围巡逻。最后我想了个招,在东芝广告牌左右再各放两个标语,左边“祖国万岁”,右边“人民万岁”,电源都连在一起。之后观察了三个月,没有任何动静了,战士们这才撤离。
汪道涵要我读原版《大趋势》
我1984年进入上海市政府工作,汪道涵市长就给了我一本英文版《大趋势》,让我读后谈谈体会,还要求把书翻译成中文。看完书,我向汪道涵汇报:有两件事情可以做,第一件是搞一个经济开发区;第二件是搞风险创业投资。前者现在就可以做,后者在与银行等金融部门讨论后,觉得条件不够成熟。汪道涵就说,那么先着手筹建上海的经济开发区。我马上组织市里相关部门进行论证,确定漕河泾为开发区,集中开发高新技术。漕河泾微电子开发区,1984年决定筹建,1986年建成,是全国最早的高新技术开发区,比其他省市早了6年。
1990年,刘振元(右一)参加全国政协座谈会,汇报上海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情况,会后受到全国政协主席邓颖超的亲切接见
这个开发区集合了三大功能。首先,集中发挥上海在全国领先的科技和生产技术、工艺。当时,我们决定首先发展微电子,就是因为上海已经率先研制出全国第一块集成电路,并由上海无线电十四厂小规模生产,为“东海”计算机提供集成电路。上无十四厂还成功上市,改名为“宏力集成电路公司”。有了生产线,有了集成电路应用产品,为试验新电路、新工艺铺平了道路。我还要求上海冶金所搞出一条集成电路引导线。冶金所化学实验室筹组了“超纯分析中心”,分析各种来往试剂、材料。与此同时,上海试剂厂已生产出电子高纯度试剂,并开始批量生产电子集成的所有试剂。上海玻璃厂则生产高纯度石英器皿。上海还成立了十分重要的上海无线电专门设备厂,生产电真空蒸发机、等离子去胶机、离子注入机、硅片传送系统等。
其次,大力引进世界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我们在研制集成电路DTL门电路的同时,还做了程控交换机。当时正与比利时谈判引进贝尔程控交换机。我要求谈判小组,务必经过协商,促成比方同意提供生产程控交换机所用的集成电路制版图及工艺技术。我们还引进了法国液态气体工厂,拥有制备100级以上超纯车间设备及技术。而随着中日合资“华虹”、中美合资“中芯国际”、“台基电”等企业落户上海,美国集成电路测试公司也选择进驻上海。
第三,“走出去、引进来”,汲取国际先进技术、工艺和管理模式。我们搞高新技术开发区没有经验,我就引导上海漕河泾微电子开发区“走出去”——四次访问美国硅谷,还邀请美国硅谷地区华裔工程师协会三次来沪访问交流。我应邀担任华裔工程师协会顾问,他们为漕河泾微电子开发区提供了许多非常有意义的建议。另外,我与美国应用材料公司总裁交朋友,把世界著名的半导体材料、设备、工艺博览会引入上海。这个博览会每年在美国硅谷举办一次,对上海在集成电路技术应用与发展上带来很大帮助。
正因为上海具备了上述发展高新技术微电子的各种外部条件,使大型集成电路生产发展逐步形成了我们自己的技术、产品和市场。从此,上海生产的集成电路产品占全国产量80%,销量占出口75%。上海成为了中国的“硅谷”。
 刘振元(居中)与周凯军(左一)、葛昆元合影
我是在中国共产党三代领导人直接关怀下,成长起来的一名知识分子型的干部。所以我觉得,阳光始终照耀着我前进的道路。从科技工作转型行政工作,乘着国家“改革开放”的东风,能为祖国的建设、为上海的发展出一份力,是自己应尽的责任和义务。我在内心深深地祝愿: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日益繁荣、富强!
(周凯军、陈健行、葛昆元 整理)
编辑:曹    琪
审核:冯    晔
签发:吴一峻
本文选自2021年第5期《上海滩》杂志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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