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1日,万众瞩目的中国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终于出炉。随着相关数据的发布,关于中国人口现状的讨论再一次成为社会议题。
出生率走低跌破“三口之家”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总人口达到14.1亿人,约占全球总人口的18%,仍然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不过,数据也显示,中国人口增速放缓,过去十年间年均增长率是0.53%,较前一个十年下降了0.04个百分点。
连年走低的生育率,也预示着未来低生育率的困境。
普查数据还显示,中国刚放开二胎生育时,2016年、2017年出生人口大幅增加,分别超过1800万人、1700万人。但2018年开始出生人口数量有所回落,全年出生人口1523万人,为1952年该数据存在以来最低。2019年全年出生人口1465万人,再创新低。2020全年出生人口1200万人,相较于2016年,出生人口数量下降了三分之一。
按照这个数字可以推算,中国目前的生育率为1.3。这个生育率数据本身已经令人触目惊心,但更可怕的是,1.3还不是稳定的生育率,今后还将有极大可能继续下降。扣除二孩的堆积效应,实际的生育率只会更低。
还有一个数据可以支撑这个观点。当前我国平均每个家庭户的人口为2.62人,比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3.10人减少0.48人。
这意味着,家庭户平均人口已经跌破3。
尽管家庭规模缩小被视为现代化进程中家庭变迁的一个重要特征,但从1964年的户均4.43人降至1990年的3.96人,2010年进一步降至3.10人,再到如今的2.62人,家庭规模如此缩减的态势,还是让大家都倒抽一口凉气。
无论从哪方面看,解决人口问题已经迫在眉睫。
“生一个孩子奖100万”可行么?
在中国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出炉的同一时间,一则关于“梁建章建议生1个孩子奖励100万”的文章迅速走红网络,并登上微博热搜。
提出“1孩奖励100万”建议的梁建章,身份是携程联合创始人兼执行董事局主席、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同时还是人口经济学家。
文章指出,当前我国的人口问题已经无比严峻,即便全面放开生育也难以将我国的总和生育率拉回到理想的更替生育水平上,在短期内要想刺激人口增长,无疑是真金白银见效最快。
不仅如此,梁建章还指出,从世界上成功提高生育水平的国家经验来看,每提高相当于1%GDP的支出用于家庭补贴,就会使生育率提高大约0.1个孩子。
照此分析,如果中国需要把生育率从现在的1.1提高到日本1.3-1.4的水平,需要花费GDP的2%,若提高到发达国家平均1.6的水平,需要花费GDP的5%,提高到更替水平2.1,需要花费GDP的10%。
以2020年中国的GDP总量是100万亿元来计算,GDP的10%,也就是说每年要花10万亿的财政支出。梁建章称,如果按照中国每年需要多生1000万的小孩来计算,每个小孩需要给予差不多100万元的奖励。这种奖励可以是现金、所得税和社保减免,房价补贴等多种形式。
“生一个娃给100万元,乍一听似乎是太多了,但是如果和年轻夫妇讨论这个问题,就会知道其实一点也不多,因为在大城市,抚养一个小孩从出生到大学毕业的直接费用,远远不止这个数字。而且这个数字未来会随着房价和教育成本的上升而上升”,梁建章说。
鼓励生育各出奇招
低生育率同样是全世界的挑战,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出生率下降早已是长期趋势。
2005年~2010年,发达国家的总和生育率已经下降到1.6,大大低于2.1 的生育更替水平(更替水平是指生育的女孩数量与母亲数量相等时,每个妇女需要生育的孩子数量。更替水平是2.1而不是2的原因在于,出生人口性别往往男孩多于女孩,要想生出和上一代母亲数量相同的女孩,生育的孩子数量必须多于2个)。在世界人口出生率最低的25个国家中,22个为欧洲发达国家,其中更有多个国家人口出现负增长。
如何鼓励生育,是社会关注的话题。从这些更早进入老龄化社会国家的经验来看,加大对育儿的激励力度是大势所趋。在这一点上,他们的一些生育政策,也许可以给我们一点参考。
俄罗斯是世界上人口减少速度最快的国家,总人口现已降到1.42亿左右,每年净减少人口几十万。2006年俄罗斯颁布了“母亲基金”的法案,法案中规定生第二个孩子或者更多的孩子的家庭会得到国家的经济补助,孩子在1.5周岁之前,父母每月还会领到国家给的最低生活补助,另外生育多的妇女还会被授予“英雄母亲的称号”,可以休产假三年,工资奖金照发。
在德国,如何提高生育率已成一项重要国策。德国政府规定,停职在家照顾孩子的父母每月可得到相当于税后月收入2/3的补贴。如果父母中的一方继续停职2个月,则可享受14个月的补贴。而且德国不仅大力多建托儿所,还延长上课的时间,为的就是照顾那些有工作的母亲。
瑞典为了鼓励生育,不仅从女性下手,还对男性下手,他是世界上第一个规定男性可以休产假国家,而且休的产假越多,奖励越多。如果一个父亲能够做到和妻子休一样的产假,每人休够240天,夫妻可以最高领到135000克朗奖金。
邻国日本也在解决这个问题上诸多尝试。在1990年总和生育率跌至1.57以下之后,日本政府试图采取一些鼓励生育的措施,如“父母休假法”、“新天使计划”等。
无论是世界上人口减少速度最快的国家俄罗斯,为了鼓励生育对男性休产假做出规定的瑞典,还是我们的邻国日本,都有“生育奖金”这类的政策激励,并且这类措施在短期内确实有效刺激了新生儿数量增长。
为什么年轻人不愿意生孩子?
在低生育率已经成为人口良性发展不得不面对的问题之后,一个不可忽视的现象是,现代人都“不愿意生、不敢生、也不想生”了。
因为生孩子这件事对于当代年轻人来说,成本越来越高,收益越来越低。
对比上世纪的父母,这一代父母养孩子这件事变得越来越精细、越来越依赖小家庭自身,因此养孩子的经济和精力成本不断上升。据统计,中国家庭养育一个孩子从出生到毕业,可以消灭一个百万富翁,尤其像北上广深这样的大城市,成本更是高达220至270万。这个成本压力下,做全职妈妈压力山大,做职场妈妈又必然会面临因生育带来的职业规划搁置、职场上升阻碍等种种现实问题。更不要提生育还会面临的医疗、教育、房价等各种资源的抢夺压力。
成本急剧升高的同时,养娃的收益却低了。
在传统社会,养孩子主要有两项很实际的收益,一是养儿防老,二是家族延续。现如今,养儿防老这层考虑已经被极度弱化了,一句坊间笑谈“过去养儿防老,现在养儿防啃老”就足以概括。而家族延续的意义,则已经在城市化和教育程度不断提升进程中几乎消失不见。
此外,当代年轻人自我意识的提升、生活观念的转变也是生育降低的重要原因。这一代年轻人普遍自我,很多并不想要生孩子,甚至并不想要组建家庭,年轻人只想为自己而活,在他们看来,生孩子早已不是人生的必选项。
结语
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很显然不能只靠家庭个体。从全社会的角度看,既然想鼓励生育,就必须要推出相应对生育以及家庭整体有利的政策。
经济压力是头号拦路虎,要从经济层面直接入手,降低父母生育抚养儿女的负担。其次要在住房和抚养方面提供更多的公共福利。房价太高,年轻人捉襟见肘,更不要说拿出多余的钱去养活子女。在子女的教育及其他服务方面,让公共资源的配置合理化、公平化,这样针对问题多方面狙击,才有可能逐步改变年轻人的生育观。
社会学家费孝通曾说,生育不是一个简单的行为,而是一套制度。生育也不仅是两个人的事情,还是整个社会的事情。在这个过程中,家庭和社会如何共同携手应对,值得长期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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