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于化民，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本文来源：《近代史研究》2016年第1期；转自历史学参考，近现代史论
苏维埃革命：从宣传口号到行动纲领
——以中共早期武装暴动和政权建设为中心的解析
倘若盘点一下对近代中国走向发生过重大影响的外来词语，“苏维埃”无疑是名列前茅的一个。中共建党之初，即以建立苏俄式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作为奋斗目标，标明承认无产阶级专政，承认“苏维埃管理制度”。当时共产党人对于苏维埃的了解，主要来自于李大钊、瞿秋白所做的粗浅描述。国共两党结成国民革命的联合战线后，为了与新的形势和任务相适应，中共将政权目标调整为“真正民主共和国”。然而，国共联手进行的北伐战争没有造成预期中的平民政权，迎来的却是新军阀集团对工农革命群众的屠戮和新军事独裁政权的建立。中共对大革命失败的主观原因进行了深刻自省，将其归结为指导路线上严重的机会主义错误。对于国民党新军阀的反动，中共毫不迟疑地做出武装反抗的选择。稍后，重新提出苏维埃的斗争口号，并把工农武装暴动与创建苏维埃政权结合起来。苏维埃这一源自外国的政权形式被广泛地移植到中国大地上，凡有中共领导的革命武装斗争的地方，大大小小的工农苏维埃政权纷纷建立起来，渐渐在远离中心城市和交通要道的偏僻乡村立稳了脚跟。于是，在一个仅仅保留了形式上统一的国家内，苏区和白区、红军和白军、苏维埃政权和国民党政权，这样两种政治势力、两个社会制度的对峙、博弈与厮杀，延续了整整十年，中国近代史上这个十年也因此永久留下了“苏维埃”的特殊印记。那么，大革命失败后中共是如何选择了苏维埃，为什么要选择苏维埃，围绕苏维埃政权建设做了哪些实践上和理论上的探索？本文将循着中共早期武装暴动和苏维埃政权建设的历史脉络，着重就上述问题进行考察并提出一些粗浅的看法。 对中共而言，政权目标的转换并非水到渠成的结果，而是形势逼迫下的仓促决定。1927年7月中旬，中共中央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进行改组，五人临时中央常委立即着手制定湘鄂粤赣四省暴动计划，同时决定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八七会议分析大革命失败后的国内政治形势，认为民族资产阶级已经离开革命的阵线走入反革命的营垒，国民政府也已经从革命的政权机关变成了资产阶级反动的执行机关，变成地主资产阶级的专政。会议选出的临时政治局决定用枪杆子对付枪杆子，对国民党新军阀的倒行逆施实行武装反抗，同时又想继续维系同国民党左派的合作，以便仍可利用国民党的旗帜号召民众。故会议之后中共方面的文件中出现了有关政权问题的自相矛盾的提法，一方面说暴动之后要“建设工农德谟克拉西专政的革命政权”、“工农的民权独裁”，一方面却又把这种政权称之为“正式民权政府”、“真正平民的民权政治”。前者实质上是指苏维埃式的国家政权，而后者则是国民革命的政治口号，政权构成中是包括资产阶级在内的。瞿秋白、李立三后来指出，八七会议的缺点之一，在于“对苏维埃政权口号看轻，没有指出唯一出路是建立苏维埃政权”，错误地以为“革命的国民党的这种组织，可以使将来革命发展到更高的阶段时，政权形式将要进于工农兵代表苏维埃——那时的过渡更容易些”。8月21日通过的中央决议，要求全党立即进行苏维埃口号的宣传。决议称：“工农兵代表苏维埃，是一种革命的政权形式，即是保证工农民权独裁制直接进于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独裁制；这种形式之下，最容易完成从民权革命生长而成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而且是保证中国之非资本主义发展的唯一方式。”现在就应当开始在劳动群众之中宣传苏维埃的意义，以便到了必要的时期，立刻可以开始组织苏维埃。但目前只局限于宣传，而不提出组织苏维埃的口号。“只有到了组织革命的国民党之计划，完全失败，同时，革命又确在高涨之中，那时本党才应当实行建立苏维埃。”“如果组织革命的国民党的计划能够成功，那末，本党就应当在革命超越资产阶级民权主义的范围时，使苏维埃制度得以从新的革命政权之中生长出来，——这种新的革命政权，现在就要着手组织，依照最广泛的各种革命阶级选举的最民权主义的代表制度。”这段晦涩难懂的文字想要表达的意思是，如果与国民党的左派合作失败，国民党的旗帜已无任何价值时，应当立即建立苏维埃；如果与国民党左派的合作成功，则苏维埃制度会从目前组织的工农民权独裁制的革命政权中生长出来。这清楚地表明，在是否建立苏维埃的问题上，中共中央把与国民党左派的关系作为一个极其重要的考量因素。 一个月后，在9月19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中共中央对于苏维埃政权的态度却有了明显变化。会议承认复兴左派国民党的计划已无法实现，指出国民党的旗帜在群众的眼中已变成“资产阶级地主反革命的象征，白色恐怖的象征，空前未有的压迫与屠杀的象征”。即使是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也不能再用国民党的旗帜。决定改变8月决议中有关苏维埃问题的规定，强调“现在的任务不仅宣传苏维埃的思想，并且在革命斗争新的高潮中应成立苏维埃”。新决议也保留了一个尾巴，即苏维埃的组织应当是在广州、长沙那样的中心城市，而在小县城要坚决地拒绝组织苏维埃。乡村和小城市的政权仍须照中央原来的决议去组织，即在小城市一切权力归革命委员会，在乡村一切权力归农会。导致这一重大变化的主要原因，是共产国际对苏维埃问题有了新的指示。 在共产国际领导层内部，对中国应采取何种政权形式早就存在不同看法，并由此引发了国际执委会第八次全会上的激烈争辩。双方均是以列宁提交给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中的一段话为依据的。列宁提出，必须尽一切努力，用建立“劳动者苏维埃”等方法把苏维埃制度的基本原则应用到资本主义前的关系占统治地位的国家中去。他在给大会所做的报告中还说：苏维埃的组织形式，既可应用于无产阶级的关系，亦可应用于农民的封建和半封建的关系。“农民苏维埃、被剥削者苏维埃这种手段不仅适用于资本主义国家，也适用于还保留资本主义前的关系的国家。”列宁的这一思想为大会通过的《关于民族与殖民地问题的决议案》所采纳。不过，列宁对于“劳动者苏维埃”、“农民苏维埃”的政权属性和阶级构成并未给出明晰的解释，从而为斯大林与托洛茨基的歧见埋下了伏笔。 首先提出在中国建立苏维埃的还不是托洛茨基，而是派驻上海的共产国际工作人员，时间在1927年2月初。当时中共正在组织筹划上海工人第二次武装起义，国际工作人员基于对北伐军事进展的乐观估计，向青年共产国际提议起义后应建立“能够成为政权机构的组织”，也就是苏维埃，“这个制度应该从我们的苏维埃那里搬来”。第三次武装起义前夕，共产国际远东局工作人员又一次提出：“上海无产阶级在相应的政权形式下能够对整个国民政府的进一步革命化产生极大的影响。正是上海的无产阶级有条件通过国家政权来真正保证无产阶级的领导权，而这一政权形式很快就能为中国各大城市所接受。我们认为完全有可能和有必要按照苏维埃制度建立起称之为‘人民代表会议’的政权。这个会议基本上采取苏维埃制度，应包括所有的反帝阶层。”这个意见得到了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等人的支持。季诺维也夫在4月中旬所写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提纲》中提出：“可以和必须提出建立苏维埃这个口号的时候来到了，这个口号是建立工人、农民和手工业者苏维埃，其中也必须有国民军士兵的特别代表”。“只有建立苏维埃才能为工人阶级领导整个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创造一个较好的形式。只有苏维埃才能摧毁旧的资产阶级的政府机构和开始建立新的政府机构。”他强调：中国的苏维埃必须适应中国的情况。苏维埃在今天还不能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机关，而是无产阶级、农民和城市贫民的专政。托洛茨基也认为，击退国民党新军阀的反革命政变，必须依靠无产阶级与城市农村被压迫群众的联合，“除了苏维埃以外找不到其他任何形式的组织，能够实现这种联合”。实际掌控共产国际主导权的斯大林、布哈林，对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的主张嗤之以鼻。4月到8月，斯大林接连发表文章和讲话阐述自己的观点。他的理由是，列宁的提纲和演说都只说到农民苏维埃、劳动者苏维埃，并未说到成立工人代表苏维埃。中国有上海、汉口、南京、长沙等工业中心，有近三百万组织在工会里的工人。在有一定数量的工业的现代中国，不仅要成立农民苏维埃、劳动者苏维埃，而且要成立工人和农民代表苏维埃。但是，“全部问题是在什么时候，在什么条件下，在什么环境中成立苏维埃”。他再三强调，工人代表苏维埃是工人阶级和现存政权做斗争的机关，是起义机关，是新的革命政权机关。如果没有反对现存政权的群众起义的条件，没有组织新的革命政权的条件，成立工人苏维埃就是不适当的。在当下，在武汉国民政府统治下的地区，号召成立工农代表苏维埃，就是建立双重政权，成立反对武汉政府的起义机关。就是号召起义以反对革命的国民党，就是企图跳过中国革命的国民党阶段，就是冒险把中国革命置于极端困难的境地。在斯大林看来，什么时候才是建立苏维埃的适当时机呢？“在武汉革命政府巩固以后，在土地革命展开以后，在从土地革命、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渡到无产阶级革命的时候，是必须成立苏维埃的。” 两派的分歧源自于对苏维埃的不同理解。托洛茨基等人主张立即建立不包括资产阶级在内的苏维埃，斯大林则坚持在中国应建立工人苏维埃，而这一时机还没到来。发生在莫斯科的争论是建立在概念上而非基于对中国实际情况的透彻了解。很难简单地说主张立即建立苏维埃的意见就是正确的，反对这个意见就是错的，因为两种意见都包含了一个共同前提，即必须把资产阶级排除在政权之外。仅就中共应独立建立和领导革命政权一点而言，托洛茨基的看法有一定的预见性。他在5月间就已指出汪精卫联合蒋介石背叛革命反对工农是“不可避免”的，并将其作为立即武装工人并建立工农士兵苏维埃的理由。表面上看，斯大林的问题是机械地套用俄国1905年革命，1917年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的模式，高估中国社会发展水平和工人阶级的力量，实际上却是因为他仍对武汉政府和国民党左派抱有幻想。他反对立即组织苏维埃的另一个原因，即如托洛茨基指出的，是担心会授人以柄，用来攻击中国革命不是民族革命，而是“莫斯科苏维埃化”的人工造品。在1927年5月召开的国际执委会第八次会议上，有关的争论达到了高潮，斯大林、布哈林对托洛茨基等发起了围攻式的批判，结果是斯大林一派占了上风。会议通过的《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断言：在目前提出工农代表苏维埃的口号是不适宜的。 形势并未朝着斯大林期望的方向发展，向来被视为国民党左派代表的汪精卫于7月15日宣布“分共”。直到十多天后，斯大林才在《时事问题简评》中说，现在成立苏维埃的口号可以成为真正革命的口号，应当在广大劳动群众中广泛宣传拥护建立苏维埃的思想，同时又提出不要立即成立苏维埃。联共(布)中央政治局8月8日决定，给共产国际驻华代表发去指示：发动国民党左派群众起来反对上层；如果不能争得国民党，而革命将走向高潮，那就必须提出苏维埃的口号并着手建立苏维埃；现在就开始宣传苏维埃。8月12日再次发电澄清：没有建议成立苏维埃，只是讲宣传苏维埃的思想。电报强调，只有当重建革命国民党的尝试明显无望和明显失败，而随着这种失败出现新的革命高潮时，才走上建立苏维埃的道路。现在无论在叶挺的军队里还是在农村都不要建立苏维埃。9月19日，共产国际和联共(布)中央向中共发出必须建立苏维埃的指示，建立苏维埃和扩大苏维埃地区的时机由共产国际执委会执行局和中共中央来决定。29日，针对南昌起义部队向广东转移的情况向中共提出补充建议，其中包含在广东大小工业城市里建立工人、手工业者和士兵代表苏维埃，在乡村中采取措施准备将农会转变为农村苏维埃等项内容。 接奉共产国际和联共(布)的指示后，中共中央遂于9月政治局会议做出放弃国民党旗帜、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决定，表明在政权主张上已经改弦易辙。此时，南昌起义部队南进途中遭受重大失利，仅有少量部队分头转移到海陆丰和湘南地区。政治局会议分析了南昌起义的失败原因以及在政权问题上的失误，指出起义领导机关“没有预备去建立工农贫民的政权，没有深切觉着自己应当代表工农贫民去行使权力，却只要‘继承国民党的正统’。没有信仰群众的力量——群众的革命独裁的力量。没有在群众之中去创造真正自己的军队和政权的力量”。批评前委在政治上策略上并未能真正代表工农的利益，没有提出鲜明的土地革命及工农贫民政权的政纲。中央提出：“政权问题——今后革命的任务，应当明显的确定是要创工农贫民的革命独裁的政权——苏维埃的政权。……必须是工农贫民代表会议(苏维埃)的政权——必须是群众选举的剥夺反革命的豪绅资产阶级选举权的政权。”如此指摘南昌起义前委显失公平，事实上，前委实行的政策无一不以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指示为指归。10月下旬，中共中央机关刊《布尔什维克》发刊词提出要“实行苏维埃的政治制度”，并把建立苏维埃政权视作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必须完成的任务之一。 11月9—10日的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正式确定了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方针。中央在月初制定的暴动政策，已经把暴动与建立苏维埃政权联系起来，提出要通过“工农民众暴动，建立工农贫民兵士代表会议的政权(苏维埃政权)”。“暴动之中要完全以发动群众为主要的革命力量，要广大的民众自己起来，自己感觉到非夺取政权不可，要在暴动期中及暴动胜利之后立刻能组成当地工农代表会议，为革命的权力机关。”暴动之前，由当地工农秘密团体组织临时革命委员会，指挥暴动；暴动之后，立刻召集工农兵代表会议，选举出革命政权。甚至期望，如果“发动范围能够扩大，联合好几县而成立某省临时革命政府……或夺得着省城，根本推翻当地的军阀政权；如此汇合而成全国，或某几省的暴动军联合的局面。”随后召开的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则更加明确地提出：“现时革命阶段之中，党的主要口号就是苏维埃——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工农民权独裁制性质的政权，只有在苏维埃制度的形式里建立起来”。“一切政权归工农兵士贫民代表会议，是武装暴动的总口号。城市贫民应当包括工匠手工业者及一般非剥削者的小资产阶级。”会议决议指出了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具体途径与时机，那就是，“暴动胜利一有巩固的可能，这类的群众组织便要变成苏维埃，而为革命的政权机关”。“苏维埃的组织既不能在胜利绝未巩固之时开始，因为这可以陷于忽略军事战斗而专事选举，倾向于小资产阶级的民权主义成见，因而削弱革命的独裁制以至党的领导权之危险；苏维埃的组织也更不能藉口于军事尚未了结，基础尚未稳固，而延迟推宕，因为这便更加要增长暴动中的军事投机主义，这便将工农暴动完全变为军事行动，只去攻城夺地，只知道军事上的规画。”换句话说，要通过暴动的胜利来建立苏维埃政权，再利用苏维埃政权来巩固和发展革命的胜利。为什么要在暴动后尽快建立属于工农自己的政权？《布尔什维克》上载文解释说：“反抗之后，暴动之后，不知道自觉的组织自己的政权，巩固革命的胜利，那就始终是要失败的。共产党应当明白的告诉工农群众：一切阶级斗争，都是争取政权的斗争，只有胜利的革命暴动的工农贫民兵士群众，自己选派代表组织代表会议的政府，建立自己的政权，才能真正得着解放；共产党应当引导群众，使工农群众知道自觉的去取得政权。”从此，在各地陆续发生的工农武装暴动中，“苏维埃”由单纯的宣传口号进入实际斗争的层面。 从上面所做的简单梳理不难看出，大革命失败后中共毅然走上武装斗争的道路，却没有同时提出建立苏维埃政权的问题，而是有过一个短暂的游移期。中国革命进入到苏维埃革命的阶段，有其客观上的条件和历史的必然性。然而，实行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方针并非中共中央独立自主做出的决策，而是执行了共产国际和联共(布)中央的指示。中共自身对于建立工农民主专政的苏维埃政权，并没有做好理论上和组织上的充分准备。有关苏维埃政权的许多重要问题，也只能在以后的实际斗争中逐步探索和解决。 即便是在具体的政权形式问题上曾经有过犹豫，中共中央对于夺取政权的紧迫性，对于新政权应当由共产党领导，应当以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为主体的认识，则是十分坚定的。汪精卫宣布“分共”后，临时中央常委会立即着手制定湘鄂粤赣四省秋收暴动计划。中央认为，中国革命已经到了土地革命的新阶段，“土地革命只是一个过程，政权争斗是这一过程的主要特点”。武汉的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已经成为地主阶级的代表，是工农运动的镇压者。要完成土地革命，“需要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小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权”。南方各省工农群众基础较好，反动统治并不稳定，湘粤等省有建立新的革命政权的可能。1927年8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湘鄂粤赣四省秋收暴动大纲》，对四省秋收暴动做出部署。大纲提出，暴动中“除夺取乡村政权之外，于可能的范围应夺取县政权”。对各地的具体要求则是：湖南应谋划成立湘南政府，建设革命政权，并在广东革命委员会指挥之下；江西应马上夺取乡县政权；广东在革命军所占地方原则与江西相同，军力暂未达到地方应即起来暴动，夺取乡村政权，如有可能立即夺取县政权，引导革命政权夺取全省。四省秋收暴动的总目标是：“推翻四省反动统治，建设工农德谟克拉西专政的革命政权。”这个计划得到八七会议的追认。为什么是四省暴动而不是全国的大暴动？中央临时政治局认为，中国各省的情形大不相同，又没有集权的政府，因此不能预定一个时期举行全国的暴动，以推翻国民党的中央政府。“现在本党总方针应当是：准备并组织那些已成农民运动中心的各省之武装暴动，现时便趁秋收时期而实行抗租抗税，在这一样的时期之中，各省暴动的时日，只能看当地情形及一般情形去决定。”8月29日，中央常委通过《两湖暴动计划决议案》，对湖南、湖北两省的暴动做出具体部署，要求各自创成一种独立暴动的局面。10月1日，又要求新成立的长江局坚决执行两湖暴动任务。 四省暴动计划涉及大半个南中国，稍前起事的南昌起义也被纳入进来，成为这个暴动计划的一部分。中共中央在给南昌起义前委的信中指出，南昌暴动的主要意义是在广泛的发动土地革命的斗争，应当与中央决定的秋收暴动计划“汇合为一贯的斗争”。9月底南昌起义部队汤坑之战失利后，中央强调，“现在叶贺部队固然失败了，工农民众的力量还却正开展，对于武装暴动夺取政权的必要之认识，正在与新旧军阀国民党的剧烈的斗争之中，日益广泛而深入于工农群众”。“我党准备组织发展工农武装暴动的总政策，仍旧应当积极的进行。”10月1日，中共中央对新成立的长江局的任务做出规定：“长江局的第一个最大任务便是坚决的发展土地革命。两湖的土地革命如一时不能发展到最大的限度——消灭唐生智统治，取得两湖政权，则须普遍的发展游击战争与没收地主的土地及杀戮土豪劣绅等工作，依两湖农民暴动的形势，某几县的农民可握得某几县的政权，以发展各地的农民暴动。”因受各种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四省秋收暴动的庞大计划未能全部实现，局部地区的工农暴动仍然此起彼伏，接连不断。随着武装斗争星星之火的点燃，广东海陆丰、琼崖陵水、江西万安与井冈山地区等最早一批县级苏维埃政权开始建立起来，“形成割据一隅的工农政权”。它们共同开创了中国苏维埃政权建设的先河。 先来看广东。中共中央在南昌起义后即多次指示广东省委，不要等待起义部队到达，“即行发动普遍的暴动”。以中央的四省秋收暴动大纲为依据，广东省委制定了《暴动后各县市工作大纲》，以指导各地暴动后的工作。内容包括政治组织、没收土地财产、武装工农、财政税收等项。该大纲提出了“建立工农独裁民主政府”的任务，并对乡、区、市、县各级政府的组织机构及人员构成做出细致规定。9月23日，省委发出通告要求开始苏维埃口号的宣传。10月15日，刚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的张太雷在南方局和广东省委联席会议上宣布：“以前只限于宣传，以后便要真正建设工农兵代表会。”同日，省委发布最新工作纲领，明确提出“政权应归工农兵代表会(苏维埃)，使工农与士兵均能明确了解土地革命夺取政权而合作”，“一切政权归工农兵代表会”。自此，广东开始转入创建苏维埃政权的斗争。 海陆丰是中国最早的苏维埃政权的诞生地。大革命时期，在“农运大王”彭湃的领导下，海陆丰地区的农民运动开展得早，中共党组织以及农会组织、农军武装比较健全，群众斗争觉悟高，革命势力雄厚。广东地方党组织曾于1927年4月30日和9月7日在海陆丰地区先后组织两次武装起义，并且在第二次起义中提出建立工农独裁政权的口号，成立海丰县和陆丰县革命政府，由区、乡农民协会接管区、乡政权。11月1日，中共海陆丰县委利用广东李济深、张发奎两派军阀的矛盾，发动了第三次武装起义，占领海、陆丰两县城。起义胜利后，广东省委当即指示海陆丰县委，要“召集工农兵代表大会，组织苏维埃，乡区即以当地之农民协会接收政权，实行分配土地”。彭湃回到海陆丰，召开县委会议，筹备海丰、陆丰两县工农兵代表大会。11月9日，海陆丰县委向南方局和广东省委报告了组建县、区苏维埃政权的基本设想：“苏维埃政府已筹备组织了，东委限海陆丰各县于五天内召集工农兵代表大会，实行产生苏维埃政府，组织法大概如下：1、县农工兵代表大会人数定三百人，农民占百分之六十，工人百分之三十，兵士百分之十。工农兵的代表是由全县各职业团体及兵营所选出，代表人数之多寡系分配于各区、乡产生出来。2、区政府即是区农民协会，其组织法及选举都照农民协会办法。3、市苏维埃代表会(海陆丰县城两个；汕尾一个)，人数一百五十人，成份是工人占百分之六十，农民百分之三十，驻防兵士百分之十(这些农民是指离城市五里以内者)。4、乡政府即是乡农协，我们为要使农民在实际上得到乡村的政权，管理乡村的政权，所以，关于一切政治、财政、军事，以及其他各项工作，都使乡政府执行，使其实现出来。”从文中看，所谓“市苏维埃”的管辖范围包括县城与近郊农村，与“乡苏维埃”是平行关系，同在“县苏维埃”领导之下。11月13日、18日，陆丰、海丰两县的全县工农兵代表大会分别召开。大会代表按农民、工人、士兵的比例分配名额，由基层民主选举产生。大会设主席团、资格审查委员会和提案审查委员会。代表们逐一讨论表决提案，通过没收分配土地、改良工人士兵生活、取消苛捐杂税、临时禁止米谷出口等项决议。按照民主程序，大会投票选举产生政府委员会和裁判委员会。张威、庄梦祥、吴鉴良等15人当选陆丰县苏维埃政府委员，杨望、黄悦成、杨其珊等15人当选海丰县苏维埃政府委员。《布尔什维克》刊文称，“这次东江农民大暴动后创立的苏维埃，算是中国破天荒第一次的苏维埃”。苏维埃的成立，“使工农兵及一切贫苦的民众与各代表更明白的了解土地革命和苏维埃政权的意义”。 海陆丰苏维埃政权成立后，主要开展了分配土地、完善组织机构、巩固工农武装、发展经济，以及工运、农运、青年、妇女等工作。政权全盛时的管辖范围，包括海丰全县，陆丰除西北山区上砂乡外的全部，共有人口70余万。苏区还扩大到惠阳、紫金、五华、普宁、惠来、潮阳等县的一些乡村。苏维埃政权的建立，完全改变了各阶级的社会地位。有文章说，“虽然海陆丰还是海陆丰，但在地主豪绅资产阶级和工农贫民阶级两副不同的眼睛看来，就会变成‘云泥相隔’的两个世界：一个是天堂，另外一个是地狱。”到1928年2月底3月初，重新统治广东的桂系军阀李济深、陈铭枢派重兵进攻海陆丰苏区，陆丰、海丰县城相继失陷，东江特委、苏维埃政府和主力红军退往山区，坚持长期斗争。海陆丰苏维埃政权是大革命失败后中共创建和领导的第一个地方性红色政权，其所具有的开创和示范意义是不言而喻的。中共中央给予高度肯定，称海陆丰起义“一开始便有极大的规模，而且在土地革命的性质上，也是空前的深入，极有组织，极有活动力量，中国革命之中，这是第一次由几万几十万农民群众自己动手实行土地革命的口号，第一次组织成工农兵群众的无限制的政权”。“海陆丰农民的苏维埃政权，他在广州苏维埃失败之后，仍在继续自己英勇的斗争，海陆丰苏维埃政权之丰富的材料，他的胜利，他的经验，应当充分的运用到一切农民暴动中去。” 稍晚于海陆丰，海南岛的陵水也建立了苏维埃政权。陵水位于海南岛东部，是汉、黎、苗等民族聚居区，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大革命时期，中共琼崖地委组织动员民众，建立起工会、农会、青年和妇女组织，开展与地方土豪劣绅的斗争，陵水还组建了以黎族农民为主体的农民武装。1927年7月中旬，中共琼崖特委和陵水县委领导农民自卫军举行起义，攻占陵水县城，成立县人民政府。中共中央密切关注海南岛的情况，指示南方局“特别注意海南岛之继续占领，并要立即派一人前往侦察其是否可以成为广东暴动的一根据地，调查结果报告中央”。11月上旬琼崖特委召开第一次扩大会议，听取南方局代表杨殷传达南方局和广东省委指示，决定在琼崖扩大武装暴动，开展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11月25日，陵水县委组织农军千余人，由县委书记黄振士率领，攻占陵水县城。12月16日，在县城召开陵水县工农兵代表大会，成立陵水县苏维埃政府，王业熹为主席，黄振亚等为委员。下设七个科，分别是宣传、土地、财政、民政、交通、妇女、军事，为保障战时供给，还特别设立了经济委员会。27日，琼崖特委向广东省委报告：“我们已经夺取全县政权；召集工农兵代表建设新的县政府。”县苏维埃政府颁布了《土地革命暂行条例》、《财经税收条例》等法规，参照海陆丰土地决议案并结合琼崖的实际情况，没收地主土地分给农民耕种。经济方面主要是废除苛捐杂税，实行“三七”减租，征收税款和组织贸易。其他方面的工作还有：镇压反动地主豪绅；破除封建迷信，废除庙宇，砸烂神像，没收道公道具，禁止算命卜卦；禁止嫖、赌、饮、吹，兴办平民学校，开展文娱宣传；实行男女平等，提倡婚姻自由，订婚不纳彩礼，结婚不坐红轿，号召妇女剪短发等。琼崖特委1928年1月的报告说：“陵水各区反动势力既已肃清，应即发展向外组织，以巩固革命基础，并继续焚毁一切红白契约，没收一切土地归农民，并召集工农代表会议，建立县苏维埃政权。”随着武装暴动的继续扩大，乐会、万宁两县苏维埃政府于1928年5、6月间先后成立。8月，琼崖苏维埃政府成立，琼崖革命根据地形成。岛内国民党军队和豪绅势力进行了强力反扑，陵水县苏维埃在1928年6月中旬彭谷园战斗中被打散。尽管政权存续时间不长，但陵水的斗争为琼崖革命根据地的创建打下了基础。 江西万安也是较早建立的县级苏维埃政权之一。万安地处罗霄山脉东麓，赣江穿境而过。万安党组织在大革命中十分活跃，农民协会人数众多，势力很大，反土豪劣绅斗争开展得有声有色。大革命失败后，万安的工农运动也受到江西军阀朱培德的压制。1927年9月中旬，中共万安县委召开全县党代表会议，传达八七会议文件和江西省委秋收暴动计划。会上成立了以曾天宇为书记的“万安行动委员会”，作为武装暴动的指挥部。12月12日江西省委向中央报告了万安准备暴动的情况。12月21日，江西省委发布全省总动员令，提出“赣西南应当以万安为爆发点，领导广大的农民群众及城市中小部分的工人店员汇合各乡的工农军联合武装暴动，夺取城市，占领乡村，马上形成西南总暴动的割据局面，为江西土地革命的发祥地，并联合湘东南的农民互相策应”。“由万安广大的农民群众和工农军武装暴动，夺取万安政权。”11月20日、12月18日和12月31日，万安农军在曾天宇、张世熙、陈正人等人指挥下，接连三次向县城发起攻击，因守敌顽抗，农军伤亡较大，攻城未果。第三次攻城受挫后，万安县委接到毛泽东的来信，大意是：泽东于本月X日集合部分同志来到井冈山，把原有井冈略加整理，听得万安工作同志的热情甚高，至为钦佩。又闻久攻敌人不下，是否要由我派一部分武装来协助进行，希明白详答。万安县委当即复信，约请毛泽东率部进占遂川县城，动摇万安守军斗志，以策应万安农军攻取万安县城。1928年1月5日，毛泽东率工农革命军攻占遂川县城。9日，万安县委领导农军和群众四万余人第四次进攻万安县城，守敌弃城逃往赣州。 1月11日，万安县委在县城召开五千多人参加的群众大会。会上由县委提出苏维埃政府组成名单，推选雇工出身的刘光万为主席。万安县苏维埃政府由七名政府委员组成，其中政府主席一人。七名委员中工人二人，农民二人，士兵一人，知识分子二人。政府下设土地、军事、交通、建设、教育、财政、惩办反革命等委员会。此外，尚有清查逆产和粮食管理两个临时委员会。各委员会因事务繁简不同由三至七人组成，委员会主席均由政府委员担任，每个委员会设秘书一人，由知识分子任之。政府所有成员均系中共党员。1928年1月间，毛泽东函邀万安县委派人到遂川五华书院，参加前委和万安县委联席会议。听取曾天宇、张世熙、刘光万等的工作汇报后，毛泽东提醒他们要防止敌人卷土重来，并嘱咐万一有困难，万安游击中心可由河东转向河西罗塘一带，和井冈山保持联系。1月23日，国民党军队重兵扑向万安，万安县委带领农军放弃县城，转入山区坚持斗争。对于万安暴动及县苏维埃政权的建立，江西省委在一个文件中做出这样的评价：“不但是万安工农革命胜利的产儿，并且是江西第一个苏维埃，为江西革命开辟了一个新的局面——苏维埃的革命的局面。”不久，万安暴动领导人张世熙前往莫斯科参加中共六大，并向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作了介绍暴动经过的报告。 中共中央制定湘鄂粤赣四省秋收暴动计划的初衷，是想以自己掌握的正规军队配合以工农为主要力量的武装暴动，力争在湖南、湖北、广东、江西等省重创乃至推翻国民党新军阀的统治，建立起省一级的工农革命政权，把南方造成全国革命的战略基地。1927年10月，中央宣称“湘鄂粤赣四省的秋收暴动均已告一段落”。尽管四省暴动计划没有像预期的那样全面开花，推涨全国的革命高潮，却催生出中国最早的一批县级苏维埃政权。除了当地群众基础好觉悟高、有过多次武装起义的经验、有强有力的党组织和领导人等共同条件外，这些地方大都远离中心城市和交通要道，地形条件较好，敌人力量相对薄弱。苏维埃政权经过工农兵士代表大会依照民主程序选举产生，政府工作人员主要来自于工人、农民、城市贫民、士兵等阶层，建立起了初具规模的政府机构组织，形成了以开展土地革命，镇压反革命分子，巩固政权和苏区，开展经济建设，建立工农地方武装，援助红军，加强青年和妇女工作，破除陈规陋习等为主要内容的施政纲领和工作思路。江西省委还制定了《江西苏维埃临时组织法》、《江西苏维埃临时政纲》等法规性文件。早期苏维埃政权的创建产生了重大的示范效应，它们的经验对本省邻近地区乃至全国的影响都是不可低估的。 广东是中国大革命的发源地，北伐军的出发地，也是国民政府迁往武汉前的全国革命中心。蒋、汪的叛变，使得重回广东打造革命根据地成为中共中央的优先选择。在临时政治局的战略筹划中，广东从一开始就被确定为工农武装暴动的重点地区。南昌起义部队南下入粤，是中央决定起义时便已有所考虑的，也可以说是既定路线。中央曾指示广东省委：“贺叶公开与反革命分裂，一到广东即可引起农民的暴动，但粤省委仍应以农民为暴动的主力，只有如此，然后才能使贺叶的军队更加改变其性质，更成为革命的军队，如果广东两湖三省的农民暴动都起来了，全国即可改变一个形势；进到土地革命的新时期。”作为配合，中央还曾设想组建以毛泽东为书记的湘南特委，在湖南郴州、宜章、汝城地区建设革命政权，接受广东革命委员会的指挥。临时政治局甚至想把中央机关迁往广东，就近指导南方革命的发展。 南昌起义部队南进受挫，中共中央并未因之放弃广州起义的计划，而是于1927年10月上旬指示南方局和广东省委，要尽可能广泛地发动广州周围地区的农民暴动。“广州城内，即须准备暴动，勇猛的号召工人、手工工人、一般贫民起来，夺取驻军、警察武装，以建立工农平民代表会议。”“如取得广州，应当召集各路暴动的农民、工人团体代表(能到多少是多少)，开一革命会议，选出中国临时革命政府(广州市工农、兵士、贫民代表会议——实即苏维埃——应为政府之主干)。政府……以保证本党绝对领导权为原则。”并且强调，即使南昌起义部队完全败退，广州周边的农民大暴动，“也须积极进行”。得知南昌起义部队溃败的确切消息后，中央一度要求南方局停止广州暴动的计划。10月15日，张太雷在香港主持召开南方局、广东省委联席会议。会议认为，广东土地革命运动仍在高涨，暴动的计划仍应继续实现，现在的暴动不应停止，而应努力扩大。当下的任务是扩大土地革命与建立工农兵政权的宣传。土地革命应根本打倒地主制度(不限大、中地主)，反对完租，使农民中贫农能普遍热烈的起来参加。政权应归于工农兵代表会(苏维埃)，使工农与兵士均能明确的了解土地革命，夺取政权而合作。张太雷说：“过去我们不宣传苏维埃，此后我们将名不虚传地成立工农兵代表委员会。” 11月中旬，粤桂战争爆发，广州落入汪精卫派的张发奎控制之下。广东省委提出要利用两派军阀相互厮杀的时机，扩大各地工农暴动，联合各地暴动成为广东全省的大暴动，以扑灭此两派军阀，建立工农兵的政权。17日，中共中央通过《广东工作计划决议案》，要求广东省委迅速组织全省工农起义，建立广东的苏维埃政权。26日，广东省委召开常委会，共产国际代表纽曼参加，会议决定在广州举行起义，夺取政权。12月5日，中共中央批准广东省委的起义计划，要求省委“注意广州市及四郊工农群众之发动”，“以广州为集中的目标——夺取省政权是对的，但是，千万不要忽略了乡中土地革命苏维埃政权的根本工作”。并就政权问题特别指示，“应注意：使群众真切了解感觉苏维埃是他们自己的政权。故苏维埃成立之后，在此群众斗争之时，必须(1)多开苏维埃会议，一切重大政策办法都经过这种群众代表会议决定，一切执行政策，须在会议上报告——不要将实权尽归之于县苏维埃执委；(2)代表对选举人实行负责报告；(3)选举人应能实行撤换代表之权……；(4)县城中实行职业选举，工厂选举。”广东省委向中央报告了广州暴动的准备和策略，其中政纲的第一条即是“建立苏维埃政府(以工人九，农民三，兵士三，党三人组织之)”。 汪精卫迭电张发奎促其坚决反共。张发奎连日密议，准备对广州城内的共产党人下手。形势危急，广东省委决定将暴动日期提前一天。1927年12月11日凌晨，广州起义爆发。中共掌握的第四军军官教导团和警卫团分路出击，攻占各重要机关和军事要地，工人赤卫队、市郊的农民赤卫队参加了攻打敌军据点的作战。上午6时，以苏兆征为主席的广州苏维埃政府宣告成立。广州苏维埃政府第一次会议随即召开，通过一切政权属于工农兵，实行八小时工作制等十项决议，以广州苏维埃主席苏兆征、人民军事委员张太雷、人民内务委员黄平、工农红军总司令叶挺的名义发表《广州苏维埃政府宣言》，公布了决议的内容。广州苏维埃的告民众书宣布：“广州政权已经被我们无产阶级夺取过来了，广州一切军队都在苏维埃指导之下了，中国被剥削阶级自己起来夺取了政权，这是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仅见的。我们誓死保护我们的政权!”12日午，广东人民拥护苏维埃大会召开，通过了广州苏维埃政府委员名单、政纲。缓过神来的张发奎、黄琪翔调集援兵，在英、美、日等国军舰掩护下，与李福林的第五军合力反扑，包围广州。起义军民坚守街垒顽强抵抗，起义总指挥张太雷中弹牺牲。因敌众我寡，起义军被迫于13日撤离广州，分别向东江、北江地区转移。 被中共中央寄予厚望的广州起义为什么会失败？中共中央与广东省委的看法出现了严重分歧。1928年1月初，广东省委召开全体会议总结起义失败的原因及教训，由新任省委书记李立三主导通过《关于广州暴动问题决议案》。该决议案着重分析了主观指导上的问题，包括以下数点：暴动的最高指导机关完全由知识分子组成，缺乏指挥能力，到了危急时候便恐慌动摇；没有执行以群众为中心的暴动策略，把此次暴动变成军事投机；工人群众尚未发动起来；农民群众参加暴动的很少；参加暴动的赤卫队数量很少，组织性弱，尤其缺乏军事技术的训练；过去未能积极做兵士工作，以致暴动时不能尽量瓦解敌人的军队；暴动以后党的组织几乎失掉作用，同志都自由行动起来，无法指挥，更无法去领导群众。省委认为，此次暴动“客观上是工农群众革命要求的爆发，但是当时指导完全是军事投机的方法，如偏重军事，不能注意发动群众，不注意党的组织等，以致使此次暴动的胜利不能维持。”几乎同时，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也通过了一个决议案，给出了完全不同的看法。这个决议案是以参加起义的共产国际代表的报告为基础的。决议也指出了指导机关的缺点和错误，但强调暴动失败的主要原因是敌人的强大：各派军阀在暴动胜利之后立刻联合起来，集合了三师的兵力，在英、日、法兵舰的帮助下，从北、西、南三个方向进攻广州，而起义的工农群众军事上没有经验，缺乏训练，缺少武器弹药，等等。决议对暴动与建立苏维埃的意义给予极高的评价：“暴动在苏维埃旗帜之下胜利了。……对于一切人都非常明显的是：这一暴动决不是政权从一派政客之手转移到别派，而是政权之阶级的社会的移转；这是全中国以及全亚洲第一次的伟大的尝试：用被剥削者的政权代替剥削者的政权。”起义也因此被中央看作是区别不同革命阶段的重要标志：“革命已经过渡于比简单的资产阶级国民革命更高的形势，这就是过渡于苏维埃革命——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工农独裁革命，这苏维埃革命又是将来进于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阶梯。苏维埃革命已经不是最近将来的任务，而是现在已经开始了，已经成为实际的事实了。”其后，广东省委多次致信中央，指出中央决议与事实不符，中央则批评省委对暴动的意义估计不足。在中央的要求下，广东省委被迫撤销了自己的两个决议。 明明同样是起义受挫或言失败，中共中央对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采取了完全不同的处理方式，态度可谓天渊之别。南昌起义、秋收起义的领导人都受到组织处理，而广州起义虽败犹荣，中央对之不吝赞美。究其原因，是与八七会议之后的中共中央对革命形势、对道路问题的认识直接关联的。在形势估量和今后革命策略问题上，当时的中央是受“不间断革命”观点支配的。11月，主持中央工作的瞿秋白发表《中国革命是什么样的革命？》一文，集中阐述了这个观点。文章说，中国革命的无间断性，是指它是由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无间断的革命。中国只有一个革命，中国革命除非不胜利，要胜利便是工人阶级领导农民武装暴动获得政权开辟社会主义道路的革命。瞿秋白断言：“革命并未低落，而正在高涨，中国革命的发展，就在速度上，也是有无间断的性质。现在虽还不是全国工农总暴动而有必然胜利之形势，但已经是工农民众四处自发的奋斗起来，有汇合而成较大范围的工农总暴动夺取政权之趋势。”11月政治局扩大会议决议遵循这一基调，进而提出“造成一省或几省的革命胜利的局面”的口号。按照这个思路，广州起义被赋予了特别的意义。“在中央的认识上，深信这次广州暴动是广东总暴动的开始，是全国各地工农暴动的信号。……这次广州失陷，中央深信只要我们党努力领导已经爆发的农民革命的高潮，领导他作不断的发动，全省的暴动局面是必然成就的。”决议还进一步勾画出夺取全国政权的前景和路径。“中国革命阶级便尽有可能于全国工农革命胜利之前，在几个较大的区域之内，博得工农暴动的胜利，建设苏维埃政权，继而保障其胜利，更进而扩大争斗，使此政权扩展到其他区域以及整个四百兆人口的中国。共产党能够而且必须在相当具备的条件之下，在有二千万或四千万人口的省份之中，领导民众起来，夺取一省或几省，在暴动之后组织军队，建立苏维埃政权，使革命扩张于全中国。”虽然广州苏维埃政权只维持三天便失败了，但在中央看来，这并不等于城市暴动道路的失败，城市暴动仍是夺取一省数省乃至全国政权的可靠途径。 与“无间断革命论”相联系的是“城市中心论”。中共中央在广州起义的筹划和发动过程中，多次给予指示，并在起义后发出告民众书，为起义造势。共产国际、赤色职工国际也密切关注起义的进展，连续发表宣言和文告，号召国际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众给起义以各种援助。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之所以如此看重广州起义，很大程度上是由广州的中心城市地位所决定的。无产阶级是中国革命的领导力量和主力军，而无产阶级多集中在大中城市。中国革命要取得胜利，也必须像俄国革命那样，采取城市暴动的斗争形式。这种观念在中央主要领导人瞿秋白、李立三等人头脑中是根深蒂固的。9月的政治局决议就强调，只能在中心城市建立苏维埃。12月15日，中央致信湖南省委说：“城市要成为暴动的中心指导者，尤其是工人阶级要在暴动中真能领导农民暴动才能成功。这无论在理论上与事实上都是应该如此的。”广州起义失败后下达的有关武装暴动政策的中央通告重申：“城市——无产阶级的中心区域，在这种农民暴动自发的汹涌潮流之中，自然应当成为夺取一或几省政权之总暴动的中心与指导者。”受上述观点的支配，中共中央把革命的成功完全寄托在城市暴动上，不仅没有从广州起义的失败真正吸取教训，反而将其看成是新的革命高潮开始的标志。 此外或许还有一个不便明言的原因，那就是，如果否定了广州起义，也就等于否定了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对中国革命指导的正确性，而这在那时是完全无法想象的。依照共产国际所谓的“第三期理论”，中国革命的第一时期，是总的民族联合战线时期，也就是广州时期。第二时期是左派国民党的时期，亦即所谓武汉时期。南昌暴动失败结束了左派国民党的时期，而广州暴动开始了中国革命的第三时期，即苏维埃时期。随着第三时期的到来，革命的任务也发生了相应变化。“中国革命现在资产阶级性民权主义的阶段上的第三个任务，已经就是力争建立工农兵代表会议(苏维埃)的政权，这是引进广大的劳动群众参加管理国事的最好方式，也就是实行工农民权独裁制的最好的方式”。“以苏维埃为国家政权形式的工农民权独裁，就可以成为转变到无产阶级独裁的出发点。”显然，海陆丰、琼崖、万安等地由地方党组织领导的以农民为主体的局部暴动，那些活动于偏远山区的县级苏维埃，是不足以承担如此使命的，只有依托广州苏维埃这样的大城市苏维埃，才有可能建立国家级的革命政权，实现从工农民主专政向无产阶级专政的转变。基于此，已经失败的广州起义被生生说成是“胜利的暴动”，成为“共产国际在中国革命中历来政策之正确”的证明。 广州起义失败后的几年中，中共中央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广州起义开辟革命新阶段的巨大意义。1928年1月22日的中央决议指出：广州暴动“开始了中国革命的新阶段——苏维埃革命的阶段”。“只有这一革命的扩大和深入，达到全国的胜利，才能够解放几万万中国的工农民众，而推翻帝国主义对于中国的统治，建立苏维埃的中国。”中共六大的决议承认“广州暴动在革命失败过程中成为‘退兵时的一战’”，在由劳动群众直接选举产生苏维埃方面做得不够好，同时又肯定广州暴动“开始了中国革命的第三时期——苏维埃时期”。同年12月的《中国共产党对广州暴动纪念宣言》也称：广州暴动“证明了工农兵代表会议(苏维埃)政权，是完成中国革命(真正民主)政权形式；他开辟了中国革命的新时期——到了苏维埃的阶段”。1929年11月的一个文件更是不无夸张地放言：“广州暴动如果胜利了，毫无疑义的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最后完成，转变到无产阶级革命的正式开始”。这清楚地表明，中共中央仍沉浸于中心城市起义的幻相中，弯路还要继续往前走。只是随着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的确立，广州起义在特定背景下被赋予的符号意义才逐渐淡化了。 毛泽东是最早提出创建苏维埃政权的中共领导人之一。中央决定发动湘鄂赣粤四省暴动之后，毛受命以中央特派员身份到湖南组织和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1927年8月20日，毛泽东致信中央，强烈要求抛弃国民党的旗帜，坚决地树起共产党的红旗，用共产党的名义来号召暴动，提出在暴动中应迅即建立苏维埃政权。湖南省委给中央的报告中也提出：“坚决地夺取整个的湖南，实行土地革命，建立工农兵苏维埃政权。”客观地说，这个时候毛泽东对苏维埃革命的认识，尚未超出对苏俄模式的简单仿效。中央否决了毛泽东的主张，在复信中说，以为“可以抛去国民党的旗帜，实现苏维埃的政权”，“这是不对的”。眼下不是提出苏维埃口号的时机，更不是马上建立苏维埃的时机，起义仍要使用国民党的旗帜。要求他们“务须”执行中央决议。秋收起义部队不顾中央禁令，还是举起共产党镰刀斧头的红旗，使用了“工农革命军”的名号。在暴动范围问题上，毛泽东与中央的看法也不一样。中央觉得湖南的条件较好，提出了湘南、湘中和湘东多点同时暴动，然后进攻长沙的暴动方案。毛泽东不赞同以长沙、衡阳、宝庆三处为中心的全省暴动计划，力主缩小暴动区域。省委采纳毛泽东的意见，决定首先在条件较好的平江、浏阳、醴陵、安源等地发起暴动。秋收起义遇挫后，毛泽东在文家市前委会议上断然否定了继续进攻长沙的意见，坚持起义部队应转向敌人力量薄弱的农村、山区，在那里寻求落脚点，保存实力再图发展。据谭震林回忆，在做出“安家井冈”决策的古城会议上，毛泽东指出，罗霄山脉中段地势险要，有利于武装割据，开展游击战争。边界特产丰富，群众基础又好。我们可以关了东面打西面，关了南面打北面。敌人奈何我们不得。中国的形势会有大的转变，广大农村是海洋，我们像鱼，农村是我们休养生息的地方。建立以宁冈为中心的湘赣边界武装割据，意义决不限于六县，对夺取湘鄂赣三省政权都是有很大意义的。避开强敌，主动走向农村，是秋收起义不同于南昌起义、广州起义的一个极其鲜明的特点。 就在批评毛泽东和湖南省委之后不到一个月，中共中央决定彻底抛弃国民党的旗帜，正式提出建立苏维埃政权的任务。11月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进一步提出，要把苏维埃作为党在现阶段的主要口号，把“一切政权归工农兵士贫民代表会议”作为武装暴动的总口号。就是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被解除了中央临时政治局委员的职务，理由是他对湖南省委在秋收起义中“军事投机”的错误“应负严重的责任”。12月31日，中共中央致信湖南省委，再次对毛泽东表示不满，责备他“未能实现党的新的策略，在政治上确犯了极严重的错误”。命令湖南省委派人前往红四军传达11月会议决议，改造红四军内党的组织。中央的指责是有违实际的。其实大约就是在这个时候，毛泽东已经确定了“以宁冈为大本营”的想法，开始了对井冈山根据地的经营，这与中央来信提出的“在湘赣边境或湖南创造一个深入土地革命的割据局面”的目标是完全一致的。就井冈山地区的政权建设与土地革命而言，与海陆丰等地比较起来毫不逊色，而且更为深入。 从1927年11月底起，秋收起义部队便与省委和中央失去联系，除了偶尔得到湖南、江西两省委和经其转来的中央来信，“党的一切主张政策全不知道”。到1929年1月离开井冈山，红四军前委总共收到两封中央来信。因此，井冈山根据地的政权建设，完全是靠毛泽东等人在实践中摸索着进行。通常的做法是，“红军一占领了某处后，即派大批同志去乡村组织苏维埃，首先召集一个群众大会，宣传苏维埃的意义，即时由群众中选举委员即产生执委”。到后来，已经形成从乡到区到县的比较完备的政权系统。“各县有县苏维埃，其下有区苏维埃、乡苏维埃，凡有党的组织处都有苏维埃的组织。”茶陵县工农兵政府是井冈山地区建立的第一个县级红色政权。1927年11月中旬，工农革命军攻占茶陵，成立茶陵县人民委员会，部队派人去当县长，其他一切还是沿用旧政府的办法。毛泽东得知后，立即去信要求加以改变。11月28日，茶陵县工农兵政府成立，工人出身的谭震林被选为主席。新政权成立后，马上分派人员到城郊农村发动群众，打土豪，组织赤卫队。遂川县工农兵政府成立于1928年1月24日。工农革命军攻入遂川县城，赶走了地主武装靖卫团。在遂川县工农兵政府成立大会上，选举贫苦农民王次淳为政府主席，宣布全县工农兵代表大会为最高权力机构，宣读了由毛泽东主持制定的施政大纲三十条。2月21日，宁冈县工农兵政府成立，雇农出身的文根宗被选为主席。因为中央没有制定统一的苏维埃组织法和政纲，井冈山各县政权机构都是根据实际需要设置的，县政府一般下设土地部、财政部、军事部、教育部等四五个部，每部约有三四个工作人员。遂川县工农兵政府还发布了施政大纲，规定：“工人、农民、士兵和其他贫民，都有参与政治的权利”；“凡工农兵平民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居住、罢工的绝对自由”；“全县工会、农民协会、工农革命军的组织到了全县以上的时候，应立即召集全县工农兵代表大会，并选举正式人民委员会，为全县执掌政权的机关”；“凡地主、祠庙、公共机关的田地、山林和一切附属”，分给“贫苦人民和退伍士兵耕种使用”；“工农平民从前的欠债、欠租、欠税、欠捐，一律停止偿还和缴纳”。这个大纲较为完整地反映了中共在民主革命中的主要政治主张，代表了工农群众的要求和愿望，为井冈山地区和后来赣南、闽西等根据地的政权建设提供了蓝本。1928年5月中旬，湘赣边界工农兵苏维埃政府在宁冈茅坪成立，袁文才任主席，设土地、军事、财政、司法四个部和工农运动、青年、妇女等三个委员会，统一领导边界各县工农兵政府。6月23日龙源口战斗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进入全盛期。“割据区域计有宁冈全县、永新全县、莲花全县，吉安一小部分、安福一小部分，遂川之北乡、酃县之东南乡一部，横直数百里。方在极力做深入土地革命的工作，分配土地，建设苏维埃，肃清封建残余，创造工农武装，并发展党的组织，以期巩固即得之胜利，同时并企图渐次向外发展，以推广和扩大割据区域。” 在井冈山的割据实践中，军事斗争是开辟、巩固和发展根据地的先决条件和有力支撑。政权建设也好，土地革命也好，都离不开武装力量的保卫。1928年4月中旬朱毛部队会师，使井冈山的军事力量得到极大加强。毛泽东高度重视政治上建军，为部队确定了支部建在连上、官兵一致、三大任务、三大纪律六项注意等建军原则，通过强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以及对绿林武装的改造，努力打造一支新型人民军队。除了打仗，发动群众、创建红色政权、领导分田分地也是红军的重要任务。在战略战术上，则是坚持以根据地为依托，灵活机动，力避强敌，拣弱的打，形成了以“十六字诀”为中心的游击战争作战原则。地方武装是主力红军的重要配合力量，随着割据区域的不断扩大，边界各县都建立了县赤卫大队，区、乡两级也有赤卫队、暴动队。“各县的地方武装，赤卫队各有快枪数拾或两百余不等，枪枝半由红军中拨给，半由自己在斗争中得来，合计赤卫队的枪枝共有九百余枝。”红军在根据地作战时，地方武装给以有力配合。红军主力离开后，地方武装便承担起保卫根据地的重任。井冈山所创造的正规红军、地方武装、赤卫队相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在保卫根据地和边界政权的军事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后来也为各大苏区所采用。 实行坚决的土地革命，则极大地激发出广大农民的革命积极性，组织起来的贫苦农民成为红色政权坚实的群众基础。1927年11月和1928年5月，毛泽东分别在宁冈茅坪和永新塘边村开展农村调查，对边界地区土地占有状况得出如下结论：“大体说来，土地在百分之六十以上在地主手里，百分之四十以下在农民手里。”1928年2月，毛泽东亲自到宁冈大陇乔林村进行分田试点。3月，工农革命军在酃县中村、桂东沙田进行小规模分田试验。5月，中共湘赣边界第一次代表大会提出了“深入割据地区的土地革命”的政策。此后的两个月，井冈山地区展开广泛的分田运动。分田主要在乡苏维埃主持下进行，部队抽调干部，深入各县发动群众，掌握政策，指导分田。湖南省委巡视员杜修经6月中旬的报告述及：“现在宁冈的土地已快分清楚，永新也分了一部分。分配的方法，多以乡苏维埃为单位，由区苏维埃派人协同乡苏维埃将全乡每家土地、人口调查清楚(如少报土地的，查出后，即取消其分田的权利)，再由乡苏维埃将人口、土地统计，看每家分多少，乃根据他原有的田数定其应出进多少。分定后出一榜，又依榜到各田去插一牌子，即归其正式营业。如过去我耕田很多，现在分少了，原田分给别人了，农民便要拔去秧苗，不要好了别人，结果是由现得田的人补以工钱，或将来平均分谷解决了。照他们这种方法，每人可分谷八担，大小人口一样的多。”中共湘赣边界特委书记杨克敏也在报告中说：在边界的割据区域内，曾经普遍地分了田。土地革命的开展，摧毁了农村中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和生产关系，实现了乡村社会结构的改变和重组。在斗争中得到实际利益的广大贫苦农民，成为边界苏维埃政权的忠实拥护者。 毛泽东是把井冈山作为长期的战略基地进行经营的。对中共中央、江西省委、湖南省委、湘南特委或要求红军去赣南，或去湘南，或去湘东，他内心都是不赞成的。1928年5月初，他经江西省委致信中央说明：“所以不直下吉安者，因采取对内对外都使深入的策略，以永新为中心而附近各县发起暴动。对内建立党(军队的)，军队筹款子做衣服；对外帮助地方发起工农暴动，建立工农政权分配土地。因此决定把打吉安的功夫来做这些事比较的有意义的多。”6月中旬，又致信湖南、江西两省委并转中央，阐述以宁冈为中心的考虑：“以宁冈为大本营，其理由有三：A此间系罗霄山脉中段，地势极好，易守难攻。B党在此间是由无组织进为有组织，民众比较有基础(赤卫队、赤色游击队组织了)，弃之可惜。C湘南、赣南只能影响一省并只及于上游，此间可影响两省并能及于下游。因此三个理由，我们只有用全部力量与敌人争斗，决无退却抛弃。”他还当面对湖南省委代表表示：我们看永新一县，要比一国还重要，所以现在集中人力在这一县内经营，想在最短的时间内，建设一个党的坚实基础。他在给湖南省委的信中感慨颇深地说：“过去全国暴动，各地曾蓬勃一时，一旦敌人反攻，则如水洗河，一败涂地。此皆不求基础巩固，只求声势浩大之故。我们此刻力矫此病，一面为军事建立一大本营，一面为湘、赣两省暴动前途建立一巩固基础。”可惜，毛泽东的良苦用心并未得到理解。边界割据时期遭遇的两次重大损失，即“三月失败”和“八月失败”，均与湘南特委和湖南省委不顾湘敌强大，强令井冈山主力部队冒进湘南有关。 经过一年多的湘赣边界地区割据的实践，毛泽东开始把对苏维埃政权建设的基本路径和内容，对于农村和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作用的认识，提炼为系统性的理论。在1928年5月下旬召开的中共湘赣边界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他所做的报告总结创建井冈山根据地的经验，初步回答了红四军部分官兵中存在的“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问题。10月，又起草《湘赣边界各县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决议案》，深入分析中国红色政权能够发生、存在的原因和条件，强调“‘工农武装割据’的观念，是共产党和割据地方工农群众必须充分具备的一个重要观念”。他还颇具远见地指出了小块红色政权存在与发展的前景：“全国革命是向前发展的，则小块红色政权之长期存在不但没有疑义，而且必然的要做政权取得的许多力量中间之一个力量。”“不但小块红色政权之长期存在没有疑义，而且是继续发展日渐接近总政权之取得的。”这清楚地说明，毛泽东已经从夺取全国政权的战略高度，看待边界割据及红色政权创建与发展的意义。 11月初，红四军前委收到中共中央6月4日的来信。中央认为，目前工农革命运动虽尚未到一个全国的高潮，但一天一天地在继续高涨。湘、鄂、赣、粤几省已经进入了深入土地革命的阶段，在这几省有暴动夺取省政权的可能。中央给红四军的任务是，在湘赣或赣粤边界“发动广大的工农群众，实行土地革命，造成割据的局面向四周发展而推进湘鄂赣粤四省暴动局面的发展”。来信提出了一些正确意见，比如，强调加强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领导作用，加强对红军组织上政治上的改造，加强苏维埃政权建设，防止党命令苏维埃的毛病，批评一个时期中存在的过度烧杀的现象，指示成立统一领导边界地区的红四军前委，成立割据区域的最高苏维埃等。毛泽东与井冈山党政军领导对来信进行深入讨论后，于11月25日写出《井冈山前委给中央的报告》。报告总结井冈山斗争中有关党的领导、武装斗争、土地革命、根据地建设等工作的经验，对红色政权思想作了更为系统完整的阐述。报告指出，苏维埃割据的存在及发展，必须具备一些基本条件，这些条件是：“(1)有很好的群众；(2)有很好的党；(3)有相当力量的红军；(4)有利于作战的地形；(5)有足够给养的经济力。”报告尤其强调了从战略高度进行正确判断和决策的重要性。“全国各地许多小块赤色政权之失败，不是客观上条件不具备，就是主观上策略弄错误。至于主观上策略之所以错误，乃全在未曾把统治阶级政权稳定时期与破裂时期这两个不同的时期分别清楚。”井冈山根据地能够不断发展，主要原因就在于采取了一系列正确的政策。毛泽东还对土地革命中的阶级政策进行了深入思考，提出了需要重视争取中间阶级的问题。他认为，实行没收一切土地重新分配的办法，对自耕农打击过重，是拿不住中间阶级的主因。其后果是，白色恐怖一来，中间阶级几乎完全依附于豪绅阶级，使贫农阶级成了孤军。他提出了“向自耕农让步”的设想，即在新区不采取没收政策，使自耕农帮助贫农打击豪绅势力。报告重申，以宁冈为中心的罗霄山脉中段是最有利于实行割据的，“罗霄山脉中段政权之创造与扩大这个政策，是十分必要与十分正确的”。 红色政权理论产生于湘赣边界工农武装割据的实践土壤之中，它把移植于外国的苏维埃政权与中国社会自身要求的土地革命结合起来，着重解决了在中国进入土地革命阶段以后，共产党应该如何在偏远乡村创造根据地，建立和巩固革命政权，深入开展土地革命的问题。在这里，武装斗争是主要斗争形式，土地革命是主要斗争内容，革命根据地是主要战略依托，三者紧密联系，相互配合。这样一条苏维埃政权本土化的路子，显然有别于当时中央所主张和希望的，通过朝夕之间的突发式的中心城市起义，一举夺取政权取得革命胜利的路子。其突出特点有二：一是坚持立足乡村，经营乡村，以乡村为革命的前进基地。二是强调革命的渐进性和长期性，实行有步骤地推进。这无疑是中共早期武装暴动和政权建设最重要的理论收获。当然，这个时候的毛泽东作为一个割据区域的领导人，也还没有全党应把工作中心放在乡村的思想，他的过人之处，在于对农村革命根据地和政权建设的战略作用，有了独创性的思考和认知。所以，毛泽东在1965年5月重上井冈山时才说：“土地革命时期，我们建立了农村革命根据地，点燃了‘工农武装割据’的燎原之火。井冈山的斗争，指出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新方向。”“新方向”一词，恰如其分地表达了井冈山红色政权建设实践的真正意义。 中国苏维埃运动的兴起，与国共合作破裂并由此导致的大革命失败有着历史的因果关系。依照中共二大以后形成的革命理路，民主革命的目标是建立一个基本上属于资产阶级性质的国家政权，等到这一步完成以后，再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国家。国民党新军阀突如其来的叛变，阻断了这个正常的逻辑进程，曾经前途光明的大革命訇然坍台，中途夭折。作为对这一重大事变的因应，中共独立做出了武装反抗国民党的决策，组织和领导了一系列工农武装暴动。而暴动后采取苏维埃政权形式的决定，更大程度上是在共产国际主导下匆忙做出的。它是以这样一个判断为前提的，即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上层已经完全背叛革命，革命的动力只有无产阶级和农民，中国革命只能由无产阶级领导农民来完成。因此，新政权的构成不应再包括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上层在内，只能实行工农民主专政的苏维埃制度。这个推论在十年内战中一直影响着中共政治路线和阶级政策的制定。不过，苏维埃这颗来自国外的种子，终究还是乘着工农武装暴动的风雨裹挟，沉落在古老中国的土壤里。在武装斗争的路径选择上，中共决策层显然没有从广州起义的失败中汲取教训，仍把革命成功的全部希望寄托于城市暴动。准备暴动和实行暴动，被看作是推翻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政权的唯一出路。为了实行这种以城市为中心、以暴动为夺取政权主要手段的斗争策略，中央要求被置于从属和配合地位上的农村根据地和红军“积极的向外发展，扩大苏维埃区域”，以促成直接革命形势的及早到来，完全没有从事长期战争的思想准备和打算。然而，在远离莫斯科和大上海的井冈山，从湘赣边界工农武装割据的斗争实践中产生的红色政权理论，坚持把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政权建设有机结合起来，采取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与强敌周旋，在敌人统治薄弱的广大乡村经营长期的巩固的革命根据地，则为中国革命指示出另外一个可能的方向，开启了中国共产党人自主探索革命政权建设的先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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