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新冠疫情横扫世界，2020年的跨境流通骤然减少，加剧了人们对全球化未来的疑虑。随着我们步入2021年，最新的数据描绘了一幅更清晰——也更有希望——的图景。全球商业不会消逝，但格局正在发生变化，对战略和管理会产生重要的影响。
根据我们在2020年12月发布的2020版DHL全球连通性指数(DHL Global Connectedness Index)，新冠疫情不太可能让世界全球化水平低于2008-2009全球金融危机（数十年来国际贸易和资本流通遭受的最严重挫折）期间的水平。该指数依据贸易、资本、信息和人员流通方面350多万个数据点的全球化加以衡量。
该指数中唯一显示出因新冠疫情而出现空前暴跌的部分是人员流动。贸易已强劲反弹，资本流通正在复苏，而数字信息流猛增。来看看这四个方面的各自走势所产生的商业影响：
1. 贸易流通
世界贸易的反弹甚至超过了最乐观的早期预测。2020年3月和4月，货物贸易的下降速度比大萧条和全球金融危机期间还要快。可是6月份的时候它又重新开始增长，到11月时迅速恢复到了疫情前的水平。尽管早期出现了中断，但是贸易终被证明是各经济体和医疗卫生系统的生命线。医疗产品和电子产品（为了居家办公）的贸易陡然增长，因为社交距离让消费从本地服务（比如，餐馆）转向了进口商品。
贸易的好转应该可以平息这样一种想法，即，新冠疫情是压垮全球供应链的最后一根稻草。许多企业已经搁置了疫情时期的回流计划，承认将生产集中在国内通常会提高成本，但却无法提升应变力。高效的国内以及/或者国外各生产地点实现多样化，加上技术和库存方面的投资，通常具有更大的意义。调查显示，越来越多的企业接受了这些策略。
预计当商务旅行重新开启时，供应链的转变会加速，但疫情前的多数趋势会持续，比如，中国+1采购。在贸易仍在流通的情况下，如果企业错失了进口的资源或出口外销，他们就面临着在竞争中落伍的危险。因此，提高应变力的努力需要融入更广泛的供应链战略，从而应对各国需求和生产成本的变化、地缘政治紧张局势以及自动化和其他技术上的进步。
2. 资本流动
新冠疫情对跨境投资资金流的打击甚至比对贸易的打击更大。在疫情之初，投资者从新兴市场撤走了创纪录的组合投资资本量，但这些资本流动迅速稳定下来，然后在2020年底反弹。迄今为止，大胆的财政和货币政策防止了新冠疫情危机演变成另一场全球金融危机。
然而，进入2021年，国际企业投资仍然低迷。外国直接投资(FDI)资金流，其中包括企业对国外业务的购买、建设和再投资，在2020年下降了42%，回落到20世纪90年代的水平。可以理解，在脆弱不定的经济复苏期间，企业对于在新“待开发区”的扩张投资持谨慎态度。然而，国际并购(M&A)在2020年底开始显示出回暖的迹象，而且并购活动的国际比例在去年保持稳定。公司交易者似乎并未变得特别不愿从事国际交易。
随着疫情引发的宏观经济不确定性、封城和旅行限制开始解除，国际商业投资的前景应该会变得光明。不过，以国家安全为由对外资收购进行更严格审查的情况会继续，供应链的多样化和局部回流会提升某些项目的前景，同时又让其他项目的吸引力降低。投资海外业务的商业理由仍取决于传统的驱动因素，比如打入市场和获得资源，可是在目前的背景环境下，风险评估应该更加重视地缘政治因素。
3. 信息流通
疫情之前，信息流通的全球化有放缓的迹象。国际互联网流量、电话、版税和科学合作的增长全都减弱。但随后，随着疫情致使工作、娱乐和教育转移到网上，数字流量猛增。从2019年年中到2020年年中，国际互联网流量骤然上升了48%，而3月份的国际电话分钟数相比去年同期增长了20%。根据一项研究，2020年二季度，跨境电商的非必需商品的销售额激增了53%。不过，话虽这么说，疫情期间的国内数据和电话也显著增长。因此，我们尚不能说信息流通的国际化程度是否在2020年变得更高——或者更低了。
展望未来，随着疫情引发的剧增势头减退，数据流量的增长将再次趋缓。不过，2020年的数据流量高峰将加速商业环境中两个更为长远的变化。第一，它会加大服务贸易的可能性。新冠疫情远程工作速成班正在向企业传授工作方式，使它们能够更多利用国外的人才库。第二，跨境电子商务的迅猛发展可以帮助较小的企业走向全球，但这也意味着不同规模的所有企业需要密切留意，新的竞争对手会乘着这股浪潮进入他们的市场。
4. 人员流动
虽然贸易、资本和信息流通都可以在应对疫情方面发挥积极的作用，但是为了遏制病毒的传播，人员流动性必须得到限制，这就导致今年的人员流动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下降。2020年的出国旅行人数减少了74%。预计国际旅行在2023年之前都不会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平。
疫情之前，商务旅行仅占国际旅行的13%，但它们在促进贸易、投资和全球企业的管理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对于保障企业外销和业务发展计划所需的旅行，其复苏预计会先于企业内部会晤、参加会议和贸易展览所需的旅行。这意味着跨国企业的管理者们在中期应该特别注意旅行限制对内部团队运作、学习和创新的影响。请记住，全球团队比国内团队更容易遭受误解和信任破裂，尤其是在长期未面对面接触之后。
因此，疫情没有让多数类型的国际流通陷入停顿，也没有明显让潮流转向正在兴起的去全球化。《2020年DHL全球连通性指数》报告也在寻找全球经济分裂成对立集团的证据。自2018年贸易战开始以来，美中脱钩的事稍稍向前推进了一些，但这些经济体交相依存的程度依然很高。疫情期间，中国在美国贸易中所占的份额急剧攀升，而沃尔玛、特斯拉、迪士尼和星巴克等美国跨国公司继续在中国投资。此外，自2016年以来，各国贸易间的平均距离一直呈温和上升趋势。这使人对这样一种论调产生了怀疑，即，我们正见证一场从全球化到区域化的巨大转变。
许多国家的政府在过去一年中也采取了开放市场的重大措施。《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RCEP)于去年11月得到签署，协定承诺简化亚太地区的贸易，该地区的经济占全球经济的近三分之一。《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议》(US-Mexico-Canada agreement, USMCA)去年7月生效，取代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 NAFTA)。根据《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协定》(African Continental Free Trade Agreement, AfCFTA)开展的贸易已于2021年1月1日开始。
这些举措得到了民意数据的支持。数个国家的多数人希望开展更多的国际合作，美国的民意调查显示，对全球化的总体支持以及对移民的具体支持都达到了历史新高。
对企业来说，最重要的是，新冠疫情对全球化的打击尚未达到令策略师必须将其关注的焦点收缩到本国或本地区的程度。企业全球化从来不是易事，但如果说国际机会和竞争威胁在疫情之前对一家企业来说很重要，那么它们在2021年及以后肯定会继续发挥重要影响。既然与全球流通联系更紧密的国家通常增长更快，那我们就需要更多而不是更少的全球化，以加速从新冠疫情中复苏。
史蒂文·奥尔特曼（Steven A. Altman）菲利普·巴斯琴（Phillip Bastian） | 文
史蒂文·奥尔特曼是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的高级研究学者，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管理未来中心DHL全球化计划项目(DHL Initiative on Globalization)主任，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管理学与组织学系的兼职助理教授。菲利普·巴斯琴是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管理未来中心DHL全球化倡议计划的研究学者。
时青靖 |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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