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4月15日，中美合作所正式成立
图为1943年7月4日，戴笠补签中美合作所协定。左为梅乐斯
原载：《国家人文历史》2013年第3期
作者：刘台平
八年抗日战争中，除了牺牲在战场上的烈士之外，中美两国的特工人员，也在敌后与敌人进行了激烈的较量。中美合作的代表人是戴笠与梅乐思，对这两个人的评价，两岸截然不同。姑且不论是非对错，情报工作本身，决定了它的从事者，是无从循规蹈矩、守纪守法的，尤其是在漫天烽火、国家危难的时刻。
梅乐思中校于1942年4月5日离开纽约，由西向东飞往中国，到一个对他而言充满未知数的陌生国度，以及开始与一个“声名狼藉”的盖世太保为伍。
来到中国几天后，梅乐思收到美国大使馆转来的电文：“蒋委员长对于梅乐思要来中国表示欢迎，并指示由戴将军照顾他。”
梅乐思悄悄问陪同他的中方军官：“戴将军到底是谁？”
“他是蒋委员长幕僚中一位极重要的人物，官阶是少将。他是个好人，可以为你安排一切。”
“我听说他是中国的头号特务？”梅乐思小声好奇地问。
“不要这么说！戴笠是个忠诚爱国的军人，也是委座的好学生！”
然后，梅乐思第一次听说了戴笠的作战决心、狂热的爱国心以及他对于蒋委员长的绝对忠诚。
在来中国之前，梅乐思通过美国特务机构、使领馆找到了一些有关戴笠的资料。两份资料细节大体没有什么出入，结论更是如出一辙，都说戴笠是一个知名刺客；又说他是一个与“盖世太保”类似的秘密组织的头目，该组织在上海一带被称为“蓝衣社”。而且，他主持专门囚禁政敌的“集中营”。
但梅乐思无法想象，此后数年里，他与戴笠共同建立了中美合作所；在戴笠和梅乐思少将的精诚合作下，双方密切合作、联合作战，不受语言障碍，始终融洽无间。
俄国人私心太重
在与美国人接触之前，戴笠也曾尝试过与其他国家进行合作。最早接触的是苏联克格勃，那是由苏联驻华大使馆提议，由苏军总参谋部与中国国民政府军委会军令部协商，建立中苏情报合作所。所长由中方的军令部第二厅厅长杨宣诚兼任，副所长双方各占一人，中方为军令部第二厅副厅长、军统局主任秘书郑介民。该组织由军统局具体操作，主要侦听和研究日军电讯密码。苏方提供了大批电讯器材。该所设于重庆城内来龙巷庆德里一号，另在南岸黄山上设有电讯侦测总台，南岸汪山上建有供苏方人员住宿的两幢宿舍。
回首1938年，是中国抗战最辛苦的一年，国土大部分沦丧，军队溃败得一塌糊涂，眼看就撑不住了。当时苏联人提出：“中苏同样有人多地广的优越条件，惟须努力在抗战中建立工业和外交，凡可能取得的帮助，不论大小，不问国家，都应争取。”不过，苏联人的言外之意是：“中国必须抗战到底，这样苏联东部就安全了。”戴笠认为将来中日两败俱伤，到时苏联最有利。不久，戴笠发现苏联人暗中支持日本。苏方所提的中苏互不侵犯协议久无结果，直到“七七事变”后才得以签订。但中苏军事互助协议苏联却说什么也不签，因为签后苏联便须参战。
军统局也认为苏方提供的电讯器材不够先进而失去合作热情，中苏情报合作所建立约三年后撤销。戴笠分析两国合作不成功的原因，不是苏联不帮忙。回想1937年日军进攻上海时，中国向国际社会发出救援呼吁，只有苏联表示支持，不是苏联比别的列强有同情心，实在因为它自己的远东边境同样受到日本人的威胁。1937年8月中苏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苏联贷款总价值3亿美元用于中国，400架飞机提供给中国空军，另外500名苏联军事顾问和6个空军战斗机中队也在中国战斗，直到欧洲战争全面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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