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4月17日，豫湘桂战役开始
图为豫湘桂会战期间，集结在战场上的日军装甲集群
原载：《同舟共进》2017年第8期，衲读
作者：冯杰
1944年，这一年的中国，始终夹杂着国人对胜利的翘首以待和对失败的扼腕沮丧。一年之始的元旦，蒋介石照例在日记中写下一年大事预定表，预计本年最大的危机，如“通货膨胀、物价高涨、经济崩溃”，“俄国捣乱”，“杂牌动摇”。同时乐观拟定三个军事目标：“甲，克复宜昌（六月间）、武汉（十一月间）。乙，打通滇缅路（十二月间）。丙，防止倭军打通粤汉与平汉路及浙赣路。”然而事与愿违，这一年竟会成为全面抗战以来“危险最大而受患最深的一年”。日军为了摧毁中国西南内陆航空基地，施行纵贯大陆交通线的“一号作战”方案。战事先后在河南、湖南、广西、贵州境内展开，国民政府军队损兵折将，终究不敌日军“最后的疯狂”，这就是抗战后期规模空前的豫湘桂战役。
中原战起，委员长几乎成了参谋长
1944年1月，日军大本营颁布“一号作战纲要”，第一阶段京汉作战的目标除了打通平汉线外，还十分重视歼灭第一战区国民党中央军主力。为此专门调用关东军对苏战备中的架桥机，用于修复郑州黄河铁桥，确保坦克等重型装备投入河南战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令部错误判断日军无力发动大规模攻势，蒋介石乐观地以为：“敌寇对平汉路作战，如待黄河铁桥修成，则须在五月下旬，如果于此时开始进攻，则美国远程空军当可助战。”万万没想到日军日夜施工，黄河铁桥提前完成大修。
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资历很深，早年冲锋陷阵往往能够身先士卒，不过当上军长后生活急剧腐化，蒋介石曾不客气地指责其整日“狂嫖滥赌”。副司令长官汤恩伯名义上是“副手”，实际上河南的中央军全归他指挥。察觉敌人蠢蠢欲动，汤恩伯建议我方应采取积极行动，进行先发制人的攻击，但这一计划没有得到重庆方面的支持。4月30日，日军兵临许昌城下，蒋介石坚信敌人必将以打通平汉路为目标，到时其主力必将出现，乃令汤恩伯全力出战。但配备了坦克、装甲车的日军火力特别强大，许昌守军伤亡殆尽，新编第二十九师师长吕公良以身殉职。无奈之下，蒋介石只好改变主意：将主力撤至山岳地带，如此虽不能阻止日军打通平汉路之企图，但“可使之不能如计修复全路，以我豫西主力正在其侧面也”。
日军穷追猛打向西迂回，坦克第三师团一部快速逼近洛阳外围。5月4日，蒋鼎文、汤恩伯电话请示放弃虎牢关与登封阵地，蒋介石气呼呼曰：将领怯馁无能一至于此，平时漫不经意，临战手足无措。汤之勇而无谋，又为走私货财所害，不能专一于军事，亦一原因。”河南驻军从事商业活动确实比较严重。年初，汤恩伯曾向好友胡宗南悄悄透露：“年来努力采购物资，以河南烟叶，换取徐海之盐，预计今年可收入两万万元。”本来第九军是从陕西调到洛阳担任预备队的，被蒋鼎文稀里糊涂派往登封填补阵地，旋即失去联络。蒋介石的长途电话昼夜忙个不停，还要手拟致前方各将领电令，并自责用人不当，“我几乎身任蒋鼎文之参谋官矣”。
李宗仁指出，抗战时期军事指挥系统的最大缺点，即为蒋介石的越级亲自指挥。历史学家黄仁宇的看法却相反：“只有经过他的耳提面命，对方才觉得责无旁贷，很多超过常理以外的任务，能否确实执行不说，首先也只有委员长手谕或面谕才能指派得过去。”其实，黄仁宇只说对了一半，有时候即便三令五申，也未必达到效果。
眼看洛阳危急，蒋鼎文与委员长匆忙通话之后，未经请示即率长官部撤往新安。面对颇具资历的旧部，蒋介石事实上做不到“必斩无赦”，只能在日记中发泄不满：此小子之胆怯卑劣，无耻至此，实所不料也。”河南战事糟糕透顶，军事长官自然成了众矢之的，舆论压力之下，蒋鼎文、汤恩伯分别被撤职和撤职留任，豫籍参政员郭仲隗不依不饶，认为罪重罚轻，人心难服，要求统帅部严惩汤恩伯。蒋介石在国民参政会上说：“我们所得的情报，敌人不过是由华北华中各战场抽调他几个步兵师团，并没有发现他机械化师及装甲部队……所以我们当时只照敌人过去步炮空联合作战的战术，来部署准备……讲到这次战役的责任，首先当然应该由我统帅负督导无方的全责……汤恩伯已受撤职留任的处分，要他戴罪立功。”
继续阅读
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