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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中产”的系统性风险
《小舍得》正在热播,小升初鸡娃的热议一片沸腾。笔者匆匆看了几集,内心感叹:这哪里只是鸡娃的问题,明明是鸡娃的“6个钱包”都出了问题,是一个家庭的“系统性风险”:爸妈们焦虑上火,两家老人胡帮乱带,孩子们情绪崩溃……
这也引发笔者的一些思考,比如,补习班盛行真的是教育问题吗?一直被打压的学区房真的是地产问题吗?
有人说这是中产阶层滑落的焦虑,有人说是教育机构贩卖焦虑税,有人说这是优质资源分配不均。这些讨论都很有价值。但笔者更认为,教育焦虑,是有两个层面,第一个是现实生活的层面——教育焦虑只是“小中产阶层的系统性风险”的爆发点。
为什么说是“系统性风险”?因为我们现在多是三四口的小家庭,抗风险能力弱,一个家庭在养育、生活的过程中,一件看上去不起眼的小事就极可能引起整个家庭的和谐氛围的消失,甚至是经济上的大损失。
就像《小舍得》里反映的事件,都是蝴蝶效应的连锁反应:
孩子一次没考好,没法进优质补习班;
没法进优质补习班,妈妈外婆就上各种手段;
各种手段一上,引发家庭失和矛盾……
虽然有一些影视夸张,但现实里也是如此。所以说那些教育焦虑、阶层焦虑、学区房焦虑的,其背后真正的归因,来源于:小中产的中年危机
就像田雨岚、南俪、夏君山这几位家长都在35岁上下,她们,上有父母健康与养老问题,下有孩子养育和学习问题,中还有经济压力职业瓶颈问题。
这三座是每个中年人都难以逾越的大山。对“小中产”来说尤其如此。
夹心层的“小中产危机”
夹心层的“小中产”正面临着三大危机。 
小中产的第一大焦虑源自“阶层焦虑”,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害怕“阶层滑落”。
《小舍得》里的三个家庭,其实代表了两类阶层,以南俪、雨岚为代表的“小中产”阶层,和米桃家为代表的“底层”。
小中产,并没有一个严格的阶层、收入划分,是一个相对且模糊的概念。就像剧中南俪、雨岚,在职场上从事中层管理的岗位,颇丰的年薪制收入,也有购置房产汽车,但每月开销、还贷、补习班等各类消费,一年到头剩余也有限。
小中产们要么是从农村、小城市依托高考来到北上广深,深感“知识改变命运”;要么是本地土著,吃到了拆迁、买房早等红利。
总的来说,小中产还是依靠劳动收入的体面“打工人”,而不是依靠资产性收入的 “富裕阶层”。他们的上层,是职场高管、在一线城市有多套房产、有股票各类分红、每月仅靠资产收入就已财务自由的“富裕阶层”。而他们的下面,就是像米桃一家的城市底层。
上去不容易,下落很简单。可能是健康、离婚、失业等等,任何一个因素都足以“阶层滑落”。这让他们无不卯足了劲,鸡娃又鸡自己。田雨岚就是其中的代表,孩子补习的笔记都是她做的,其实她才是最累的那个人。对于这样的阶层,她没有实力“佛系”。
另一位主角南俪自身家庭出身、个人条件都比较好,一开始是比较“佛系”的,但在“你佛系别人狼性”的内卷中,她也不得不“鸡”起来。举个例子,女儿欢欢的成绩,但凡不是倒数,以南俪的条件和性格,没有必要去“鸡”,就是因为差距越来越大,让“佛系”家长也不得不卷入内卷大战。
因为“佛”,是“实力佛”,一穷二白的不可能“佛”,小中产没法给孩子托底,也无法“佛”。你说如果托底就能让小孩进市重点的,要那么鸡那么狼干嘛,谁不想好好做个人?
相反,高管、富裕阶层,才是“实力佛系”。他们因为要么自己忙事业没空管孩子,家里也有资产托底,只要孩子不败家就好;要么有大把的财力让孩子快乐教育从小走“国际路线”,甚至聘请专门的家庭教师。
《深燃》前不久报道了一篇文章《住在有钱人家“鸡娃”,我月薪2万》。文中描述到,不少家庭教师都是博士、海归背景,月薪可达5万-7万。富裕阶层可以拥有优质学区、聘请专业人士管理孩子的学业。
但小中产拼尽全力,也只能给孩子一个不算太差的起点。正是深知社会车轮不停向前,稍有停顿就会被甩出。这种不安感,才会让父母们不遗余力地督促孩子学习,放在哪一代都是一样的。
笔者那一辈的父母大多是50后,他们只读了个初中高中就上山下乡,那时候的初高中的学历也是有很大水分的。人到中年,国企改制下岗,经济曾遭遇困顿。和剧中小有心机的蔡妈一样,他们和“知识”擦肩而过,又混了很多人情道理。但他们大多朴实,小时候叨唠我们学习时只会说一句“爸妈没有文化,你要好好学”,然后就埋头在我们做作业的时候,煮馄饨下饺子。
像我们这些80后读书尚在90年代、00年代,教育、财富较为均匀的阶段,阶级分层尚未形成。社会的竞争氛围不浓烈。而现在阶层分层明显,从成人到小孩都极具竞争意识。剧中用“军备竞赛”比喻,也是不为过的。这种社会达尔文主义在近些年的互联网时代里有了愈演愈烈之势。
小中产的第二焦虑源自健康和养老。
《小舍得》里有很多代际问题的表现,比如南父、蔡妈,颜家的爷爷奶奶等。在深度老龄化、少子化的今天,80后的双独子女压力巨大,在30来岁刚生育之际,父母尚年轻,给小家庭带来很多帮衬。但80后已年至四十,父母日渐年迈,健康与养老就成为很重要的问题。
但这不是本文重点,就不再展开。
小中产的第三大焦虑源自“职场焦虑”。
笔者重点要讲的是“职场焦虑”。在剧中不论是“主动鸡”的田雨岚,还是“被动鸡”的南俪,她们自己也面临着严峻的职场危机。前者在一家老旧的百货商场里做着可有可无的岗位;后者虽然职务是总监,但其实也遭遇职业天花板。
在现实生活中也是一样,鸡娃的父母往往也正在面临巨大的职场压力。
他们多位居企业的中层管理岗,是“小中产”的庞大人群。因“35岁魔咒”在职场上进退维谷。比如南俪,美丽大方的职业女性,在剧中没有得以晋升,表面原因是学历问题。
实则是,35岁的老员工正面临知识结构老化、能力精力够不上,被来势汹汹的“后浪”们无情追赶。当年小中产们大多也曾是因高考脱颖而出“干掉一票人”出来的,更加深谙知识更新的道理,以及社会达尔文规则,所以才会全力帮孩子打造竞争力。
然而这份“职场焦虑”就得怪家长不懂“自鸡”吗?很多人调侃“鸡娃不如鸡自己”,是因为家长自己没有学习成长才一味逼孩子吗?
笔者认为,事情没那么简单。不是家长没有“鸡自己”,而是因为我们当下很多职业,多属于低薪低技能,创新力不够,重复率太高。
笔者曾写过一篇《“乘风破浪”的“青春饭”》来阐述过这种情况,现代经济的职业岗位处处皆是“青春饭”的现象。以笔者所在的房地产行业为例,更加如此。人才咨询机构北森曾统计过,54%的地产中基层人员年龄在35岁以下。其中涌现了许多年轻的中基层管理者,20多岁当项目总,30岁当城市总、35岁当区域总早就不是传说了。所以说40岁没有在集团混到一定地位,就面临着边缘化状况。
但你说,这得怪这些“35岁的中年人”缺乏创新吗?
不是!创新不仅是个人问题,也是模式和体制问题。绝大多数房企(也包括其他行业的绝大部分公司)都是控制型管理模式。在控制型管理模式中,高层领导层负责审批绝大部分的决策,指导过程,选拔人员。从中层到一线只需将领导的决策和执行落地执行即可。大家都是老老实实当一颗螺丝钉就好。相比创新,房企更看重的是员工的绝对执行力。
就像剧中夏君山为代表的建筑设计师一职,似乎看上去很清流。但是能发挥自我创意的“顶流头部”只是凤毛麟角,大部分设计师就是不断标准化复制和套稿。在地产行业里,哪怕像设计师这样看起来很专业、追求创新、经验要求很高的工作,其实也是倾向于更能熬夜加班的年轻人的“青春饭”。
并且伴随5G、AI、人工智能的新生产力崛起,技术会越来越获取高智力、高技能工作,大部分人都会从事低薪低技能的岗位,劳动的回报率会越来越低。
所以面临职场竞争的家长们,更理解知识、技能的重要性,会让孩子一出生就打通关、省重点、985、硕博,只为谋取一个不易被取代的岗位。 
现实生活中,大部分家长还没有意识到这种技术忧患,但其实已经无形中深深影响着大家。那种害怕像社会齿轮零件一样滑落掉的恐惧,正在成为我们“鸡娃”的动力!
全球化的教育焦虑
上文写的“小中产危机”只是一个现象,是现实生活的层面。另一个层面,会发现这是一个全球化存在的问题。其本质是经济低增长竞争内卷下,人们经济生活、精神状态的缩影。这种危机,在别的国家也多有存在。
以韩国为例,韩国这几年房价疯涨,首尔江南地区的大峙洞尤其厉害,因为大峙洞学区好、补习班多。这里深夜都灯火通明,因为孩子们都在补习。韩国还有恐怖的“考试院”文化,有很多黑色漫画、恐怖电影都以“考试院”为灵感。
前两年有一部韩剧《天空之城》也是将这种“军备竞赛”的思想描绘到极致。并且剧中的家庭已经不再是“小中产”,而完全是属于韩国1%的富裕豪门,但剧中的妈妈们对孩子的学习也是无所不用其极,用尽一切手段让孩子考上韩国前三的大学,一代代地在天空之城住下去,也就是“阶层保卫战”。
天空之城的名字——“SKY”,指的就是韩国排名前三的首尔大学(S)、高丽大学(K)和延世大学(Y)的缩写。
剧中有各种夸张的细节比如家里的装修、家居布置符合学习环境,连室内温度都要被精心调控。但就是在这样精心打造的“天空城堡”里,充满了背叛、谎言、自杀甚至是谋杀。
孩子被精心设计的“学习链”打造出来,进入了人们羡慕的名校。但与此同时,孩子们的心灵问题、精神状态也陷入扭曲,让家庭堕入了地狱般的恶性循环。
写到这里,有人或许会说,中国、韩国都是东亚社会,是儒家文化造就了“鸡娃”的人群,走“国际路线”就会快乐轻松很多。是不是这样呢?
其实这不仅是儒家文化的体现,教育焦虑是全球化存在,包括英美国家。
《爱、金钱和孩子》一书里提到,育儿和教育焦虑几乎是全球化的现象,伴随全球的低出生率少子化、小家庭取代大家族的崛起、密集的“直升机”教养方式在全球兴起。
书中第一句话,写道,“在不平等的时代抚育子女”。作者研究了各国各时代的经济奖励、约束政策,以及经济和政策是如何影响不同国家的育儿方式的。书中还发现,当下中美的父母越来越集权、专断、“育儿战争”也日益激烈,而北欧国家则宽容轻松。
用书中的观点来说,就是中美处于高不平等社会、教育的回报率高,所以父母对教育更加集权投入,他们更愿意去向孩子灌输“出人头地”的理念。《小舍得》的剧中多次提出“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这样的台词。背后也是一样的逻辑。而北欧国家处于低不平等社会、教育回报率也低,所以父母比较宽容仁慈。
如果上升一个维度去思考,教育焦虑的背后,是因为全球陷入了的“低增长”内卷和急剧的分化中。教育焦虑背后真正折射的是社会贫富的急剧分化。用疫情后媒体对世界的形容,全球正处在“K型社会”阶段——世界正在被撕裂:一部分人不断上行、大部人不断下行。
K型社会新机遇
对于K型社会,大部人是悲观的。以色列历史学家尤瓦尔·赫拉利就用“无用阶级”来形容未来社会。这样的形容过于悲观,毕竟现在大家还处在“弱人工智能”阶段。但我们要面对现实,在未来长期,我们一方面不得不面对低薪低技能工作;但另一方面也会倒逼创新。
各行各业集中度都在提升、极度的标准化、流程化让普通岗位都是执行岗,没有多少创新的空间;但另一方面,服务这些大企业的过程中,也会有大量“小而美”的公司崛起,生产出很多个性特色、极致化的品质内容。
而极致、个性化的服务恰恰和目前标准化模板下的教育背道而驰。这些服务来自于深刻的洞察和巨大的同理心。
在《小舍得》中,让人毛骨悚然的恐怕不是成人之间的教育焦虑,而是孩子之间的鄙视、狡诈和系列政治化手段。其实小孩之间的“政治”比大人更夸张,因为成年人还有理性和权衡利弊,孩子才真正的会“不择手段”。这些“不择手段”的背后,就源自于同理心、同情心的消失。
就像东野圭吾的小说《拉普拉斯的魔女》里的故事,一个科学怪人去杀人,只是为了自我的科学实验,因为平凡的“他人”在他眼里,就如同一个普普通通的原子、一堆起反应的生化元素。
我们未来是不是会迎来这样的“超人社会”呢,到处是高学历、高智商、强逻辑的人们,像AI分秒不差地生活着。但于此同时,逐渐丧失了一个人作为“人”的能力,同情同理心感受力的消失,丧失了恋爱的激情和热情,丧失了热爱,并无法投入与奉献。
上述这些恰恰不是标准化的学习获取的,而是源于古老与传统,源于爱和本能,源于古希腊的谚语“认识你自己”。
「 图片 | 视觉中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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