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的乡土中国
文、编:壮壮愈嘉
农业文明始终是中国最重要的标签。
这不仅仅源于中华文明赖以生存的根基是小农经济,还因为农民始终是理解中国最重要的一条主线。
陈胜吴广以降,农民起义就贯穿了整个中国古代史。
1840年以来,太平天国、义和团运动更是直接影响了近代中国的历史进程。
对20世纪的中国影响最大的两大政党——国民党与共产党,都极其重视农村。孙中山国民党的“三民主义”,最核心的就是“民生主义”中的“平均地权”;毛泽东在写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后,才为共产党定下了“农村包围城市”的大战略。
不仅革命需要农村,经济发展更离不开农民巨大的牺牲。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工业化的建设,是以牺牲农民的利益为代价的。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更是以数亿农民工血汗撑起了“世界工厂”。
当历史脚步来到21世纪时,我们不难发现,中国的农村正处于一个极其尴尬的夹缝中。
对身处城市化大潮中的城市原住民而言,农村开始变得遥远而又陌生;而对于出身乡村的农民工来说,他们对城市无比向往,却无法融入,他们对农村难以割舍,却又不愿长期驻留。
可见,如今每一个中国人都必须关注这样一个重大命题:农村,作为中国的历史,作为每一个中国人的根,正在遗忘,但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对抗这种遗忘。
▌叙述中国农村的两种主要范式
记忆与遗忘的较量,可感知的是人,可触知的是文物,可阅知的是文字。目前中国的图书市场上,关于农村,主要是以下两种叙事。
●宏大叙事:洞见有余,关怀不足
首先把农村带入我们视野的,无疑是社会学、经济学等视野下的宏大叙事。
这一脉视角,可追溯到民国时期,知识分子对农村的关注与建设,如晏阳初、梁簌溟、费孝通等,其中费孝通的《乡土中国》更是绕不开的经典。
改革开放后,研究中国农村的著作层出不穷,其中,借城乡之分野,把握中国经济真问题的著作,当属经济学家周其仁老师的《城乡中国》——“留守儿童”“独居老人”“两栖人”“候鸟现象”,大量现象被抽象成一个个概念,帮助我们深入思考处于传统与现代、贫穷与富裕、愚昧与文明夹缝中的中国农村。
可以说,宏大叙事的学术著作,是我们思考中国农村不可或缺的钥匙。然而,学术著作洞见有余,关怀不足。出于学术的特性,作者的笔下一般只关注宏大叙事,一个又一个真实的人却不得不被忽略。
●乡土文学:意境优美,思考不足
除了宏大叙事,以乡村为主题的文学,无疑是受众最广,影响最大的叙事模式。除了鲁迅的《故乡》,台静农、赵树理、沈从文、莫言的著作更是脍炙人口的经典。
相较于严肃思考,乡土文学追求的是一种象征性的意境,并以小村庄来寓意中国的历史文化。
如陈忠实的《白鹿原》,就是以陕西关中地区白鹿原上白鹿村为缩影,通过白姓和鹿姓两大家族祖孙三代的恩怨纷争,来展开整个20世纪的乡村历史绘卷。
乡土文学的优势不言而喻,以“信雅达”的文字给人们以想象空间,然而,它的真实性和严肃性却严重不足——文学家笔下的乡村,容易典型化,却也容易因此失去复杂性和丰富性。
可以说,我们能看到的绝大部分关于中国农村的叙事,都逃不开以上两种题材,二者的优缺点也一目了然。那么,有没有一种全新的叙事,能够兼具二者的优点,帮助我们重新理解农村?
有,纪实性文学就是兼具洞察与人文关怀的新叙事。一方面,它要求作者以“事实”“亲历”为出发点,追求真实的叙事,并以强烈的人文关怀,关心一个个活生生人的命运。另一方面,又要求作者以深刻的洞见与理论,整顿、驾驭这些极具价值的素材。
我们不难发现,这样的叙事模式,对作者的要求极高,必须脚踏实地,又要抬头看天。所以,图书市场上优秀的纪实性文学著作极为稀缺。但稀缺并不意味着缺失,这一领域内公认的佳作,当属中国人民大学梁鸿老师的“梁庄”系列:《中国在梁庄》《出梁庄记》《梁庄十年:2010—2020》——它被公认为大大扩宽了中国纪实性文学的边界。
▌如果读完《梁庄》后,你只有仇恨,那我就完全失败了
梁鸿笔下的梁庄,不仅是她生于斯长于斯的故乡,更是一个乡村文化传统色彩比较浓郁的地方。《梁庄》里的人,是现实中活生生的人,有梁鸿的父母亲人,有五奶奶,有明太爷,有同窗好友,也有左邻右舍。
当然,真实的经历与真挚的感情不过是素材,梁鸿老师的学术思想积累就是读者的导航仪,从她的叙述中我们能看到一条清晰的思想轨迹,那就是她对乡村社会和民生问题的洞见。
比如,她从村子里张贴出的一张揭人伤疤的匿名小字报,看到乡村的房屋地基等问题。又如,他在与回乡当村支书的栓子的聊天中,一下就抓住了“人家”这一特别的称谓,并从中发现了乡村文化意识在处理公共事务与私人事务上的微妙。
梁鸿在宏观与微观上的勾连,赋予梁庄普遍意义。对于中国来说,梁庄不为人所知,因为它是中国无数个相似的村庄之一,并无特殊之处。但是,从梁庄出发,你却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国的形象。
在梁鸿老师看来,写作和世界上的所有事情都一样,要以人为目的,而不是以人为手段。这也是《梁庄》的特殊指出,它尤其重视个人视角,关注个体的命运。
在书中,梁鸿用心酸的笔调勾勒出的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家暴、偏见、歧视、流言与父权体制下挣扎的农村女性;逃离村庄的年轻人与落叶归根的打工人;沉默中长大的留守儿童,意外中离世的独居老人。
比如梁鸿与梁庄的一群女人聊着闲天的时候,忽然问起五奶奶叫什么名字,大家都愣住,面面相觑。五奶奶已经七十多岁了,却没人知道她叫什么,甚至从来没有想过这件事。五奶奶被问得露出羞涩的笑容,因为已经几十年时间都没人提过她的名字。正是五奶奶的羞涩让梁鸿的思想瞬间一阵颤栗,这背后正是乡村一个又一个女孩的命运。
五奶奶和她的孙女
在乡村,一个女孩出嫁的那一刻,就被村庄放逐了,终其一生可能连个名字都没有。作为女性,一旦出嫁,她主体的某一部分就被抹杀了。女性名字便成为一个重要入口,她进入到梁庄众多女人的人生经历中,梁鸿把这一部分的内容命名为“芝麻粒儿大的命”,因为在乡村很多人的观念里,女孩子们就是一个芝麻籽儿那么大一个命。
梁庄系列,从最真实最细腻的细节,写出文学家的人文关怀。正如梁鸿自己所说:
▌梁鸿,我们这个时代最锐利的眼睛
面对农民工的现实,刘瑜曾痛心地说:令人疼痛的不是其中的残酷,而是整个社会,甚至包括承受者本身,都在这些残酷面前的无动于衷。
梁鸿是无法对残酷现实无动于衷的人,她是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也是从事乡土文学研究的学者,但她走出了书斋,走入到乡村和农民工当中,记录了这一切,反思了这一切,她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锐利的眼睛。
在写作《梁庄十年》一书的过程中,梁鸿大学教授与学者的身份彻底消失了。她花费巨大的心力来描画她的梁庄世界,给梁庄一次自我叙述的机会,使学术与言说回到坚实的土地与活的人生,以复杂多端的角色和角度,呈现当下的、具体的村庄。
她对时代之不公、不义的揭发,践行的是知识分子的责任,她对渺小人群之乡愁与苦难的体认、书写,也为文学写作重新成为一种实学、重返生活世界提供了可靠的路径。
2010年《中国在梁庄》首次出版,展现了极速变化的时代下一个普通中国村庄的变迁。十年后的今天,梁鸿回归,带着《梁庄十年》用全新的视角重新审视了自己的家乡,将梁庄的人们再次带到我们的视野。
梁鸿笔下的梁庄不是过去,也不是未来,而正是我们生活的当下。正如梁鸿在书中所说:“我也期待着,十年之后,二十年之后,2030年,2040年,再写梁庄,那时候会是什么样子。”
传统与现代,就像硬币的两面,中国无论选择哪一条现代转型之路,都绕不开中国农村。可以说,读懂20世纪的中国农村,必读费孝通的《乡土中国》;读懂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农村问题,绕不开周其仁的《城乡中国》。而要读懂21世纪的中国农村,则非梁鸿的《梁庄十年》莫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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