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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4月29日,七普数据仍然迟迟未出,统计局的解释是有大量数据需要处理,希望公众耐心等待,同时透露中国人口还在增长,否定了中国人口下降的传言。
但无论是增长还是不增长,人口是14亿还是13亿,中国生育率的下降已成趋势,随着城市化、现代化的加深,中国也染上了低生育这一现代病。2020年,公安部公布出生人口仅为1003万,这是改开后的历史新低值。
中国人口下降,步入老龄化社会已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

自1982年计划生育开始实施后,中国的出生人口在1987年达到2508万的高峰,此后便下降到每年1600万左右。2016年全面二胎政策放开,受到政策利好当年出生人口回升到1786万,但此后出生人口便一路走低,直至2020年的1003万。
不过也不必太过为这个数值讶异,虽然2020年是有史以来出生人口最低的一年,但很可能这也是接下来十年中出生人口最多的一年。可以预见,随着1986-1990年“回声”婴儿潮一代的老去,正值25-30岁黄金生育年龄的育龄妇女数量将锐减。此后十年出生人口数量没有最低,只有更低。
一、高房价、高生活成本遏制生育

其实,中国今日出生人口的锐减,在本世纪初便可以预计了。
据统计,中国的80后一代总数为2.209亿而90后一代的总数为2.085亿,90后的总数要比80后少1200万人以上。到上世纪90年代末,中国的历年出生率便稳定维持在1.6左右。自2010年到2020年,育龄妇女的数量逐年走低总计减少500万。以越来越少的适龄生育青年数量,怎么可能维持和上一代同等的生育规模?
通过简单的数学计算,我们也不难理解人口出生量不断新低这一现象的出现。更不容乐观的是,00后一代的人数仅有90后一代的4/5;同时,到2030年20-35岁主力育龄妇女规模将比2018年减少29%。这意味着未来十年当80后老去,00后成为生育主力时,出生人口数量的下降趋势将无法扭转。
说到人口问题,就不得不提到计划生育政策。计划生育的实施大大降低了出生人口的数量。据卫计委的公开数据显示,自1982年计划生育被作为国策并写入宪法到2005年,中国已累计少生四亿多人。
60年代时中国的生育率曾高达6.38,曾经有专家对中国的放宽政策后生育率的急剧反弹表示担忧。但现代化是人类最好的避孕药,随着经济的腾飞与社会的发展,生育率必然会下降,目前没有一个发达国家能够维持2.1这个满足人口自然迭代的总体生育率。
同时,放开二胎政策后的现实也给与他们曾经预判无情的嘲笑,出生人口只在2016年增加,随后便一路跳水,这并不奇怪,因为当代中国青年也确实承担着相比于他们父辈更大的生存压力,譬如社会内卷、房价、育儿成本以及医疗等因素。
首先,当代社会的竞争激烈,尤其是一线城市生活节奏之快与内卷之残酷是上一代人无法想象的。为了适应这种竞争并对未来生活进行积累,这代青年往往牺牲掉自己父辈在自己这个年纪曾经享受过的家庭生活。
2017年,北京男女的平均初婚年龄为32.2岁和29.9岁。由于东亚社会风气相比欧美发达国家保守,中国非婚生子女只有不到10%,家庭仍然是最基元的生育单位。中国的生育问题首先是结婚问题,内卷导致的初婚年龄增大也使得生育率降低。
其次,高企的房价也压抑着青年的结婚欲望。90年代分税制改革后,地方政府通过卖地获取土地出让金,为地方政府增加收入的“土地财政”模式成为维持地方财政运转的常规手段;
此外,1998年房地产市场化改革后也加快了中国城镇化的发展速度。两次改革为中国奇迹的发展提供强有劲动力,但改革也推高中国的房产价格。
据相关研究显示,房价增长速度提升1%,初婚率下降约0.002%,房价的快速上涨确实对青年的结婚决策产生明显压力。即使可以凑足首付,房价高涨也带来巨大的房贷压力。从2004年到2017年,中国的房贷收入比(个人购房贷款余额/可支配收入)从17%增至44%,带动住户部门债务收入比(居民债务余额/可支配收入)从29%增至80%。
最后,育儿成本和医疗等因素也至关重要。传统观念讲究“养儿防老,多子多福”,这是因为在古代生育成本是极低的,而成年男丁作为主要劳动力是一种丰厚的汇报,但现代社会的发展让这种育儿成本飙升甚至早已超过预期的回报,除了情感上的满足,父母恐怕不能再从孩子那里获取更多。
雪上加霜的是,1995-2017年居民医疗保健支出上涨22.4倍,远超可支配收入9.2倍的涨幅,医疗费用持续上升也挤压着当代青年的生育欲望。
繁衍生育本是生物的本能,然而在高昂的成本面前,这种本能也变得及其可笑甚至不切实际。
二、传统家庭解体、性别歧视遏制生育
如果给与当代年轻人足够的经济支持,那么年轻人保持他们父辈的生育率么?答案是否定的,即使政府给与当代青年更加丰厚的经济补助,也很难将生育率再提高多少。
以发达国家中发放家庭福利较多的法国和发放家庭福利较少的日本作对比,法国家庭福利开支占GDP的3.7%,而日本家庭福利开支仅占GDP的1.5%。两国均无法将生育率维持在2.1以上,同期法国的平均生育率也仅仅比日本高0.43%。但与1980年前工业化进行不充分的中国相比,法日两国生育率就相形见绌了。
这说明在现代化社会,生育率将会维持在一个很低的水平。这是因为与他们的父辈相比,现代社会的青年观念也在发生着不小的变化。
随着社会的进步,传统家庭秩序解体已并非天方夜谭,这与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与国家的起源》书中的预言不谋而合。时下中国人对婚恋的态度也与他们的父辈大不相同,劳燕分飞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白头偕老恐成都市童话。
从2010年到2020年,民政部公布的结婚对数由1324万对下降到813万对,下降幅度为38.6%,2019年中国的结婚对数已经跌破1000万对大关。中国的离婚对数由268万对上升到373万对,上升幅度44.5%。结婚/离婚比一路走高,由0.22上升到0.46。这意味着2020年每一百名新人领结婚证开启新生活的同时,就有46对夫妻领离婚证各奔东西。
考虑到人口因素的影响,以上数据虽不能完全反应社会真实婚恋情况,但一定程度上仍能反应当代中国婚恋观念的变迁。
除了婚恋观念的变迁,生育观念也在悄悄地改变。新一代年轻人确实不愿意生育,尤其是新一代女性更不愿意生育,城市中每五个女性就有一个不愿意生育,考虑到这个数据包含广大相对保守的三四线城市,在一二线城市中这个比例应该会更高。
即使是在更保守的农村地区,每十个女性也有一个不愿意生育。
我们倒不必去责怪女性为什么不愿意去生育,毕竟这属于个人自由和个人选择。女性的子宫属于她自己,一个不生和生十个都不是卫道士们带着爹味对女性品头论足进行男性凝视的理由。
无可争议,中国女性是世界上最勤劳的群体。中国女性的社会劳动参与率高居60%以上,高于美日欧这些发达经济体,更高于全球平均的47.7%。但同时中国女性也在负担着繁重且无偿的家务工作,男性却往往为保持在家中“所谓的尊严”而袖手旁观。中国男性的家务参与率全球倒数第四,仅仅高于韩国日本印度这三个因为性别问题常为人所诟病的国家。
同时,中国女性在工作所面临的歧视问题也更加严重。从1990年到2019年,中国劳动参与率的性别差距数值不降反升,这意味着中国女性在职场中的形势恶化。近些年来招聘和工作中的性别歧视问题也常有报道,各位看官想必也不会大惊小怪。
有趣的是,在全球普遍差距缩小的大背景下,中印两个人口大国在女性就业方面双双开倒车,着实是拉了世界后腿。
研究显示女性就业地位和生育率紧密相关,男女就业差距越小,生育率越高。当今社会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性别分工模式已无法继续维持,女性选择婚姻的收益在下降。女性必然选择暂时放弃家庭,进入职场,而持续拉大的性别差距让职业女性们面临着更加严峻的问题,这让她们即使想将更多心思和时间花费在家庭中也是不可能的。
所以说男女平等问题不但是平权议题,也是人口问题的相关议题。
三、老龄化社会的到来

90年代初,日本持续了四十年的高速发展,竟然拥有和当时唯一超级大国—美国相近的经济实力。一时间各种吹捧溢美之词不绝于国际舆论场,傅高义洋洋洒洒写作巨著《日本第一》,已故的苹果CEO乔布斯也曾感叹日本的模式管理的先进。而当人口红利消失,受困于老龄化和少子化的泥足巨人日本,正在经历着失去的三十年,也许这种停滞会是四十年、五十年甚至更久。
在中国老龄化也在悄悄来临。2019年中国60岁及以上人口已达近2.54亿,占总人口比例的18.1%;预计十四五期间,老年人口将超过3亿,中国将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2050年将达3.9亿,届时每3个人中就有1个65岁以上的老人。
老龄化社会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劳动力规模和人口规模的萎缩,这将使得经济活力下降。2015年,劳动力数量达到顶峰,而后便在不断下降。改革开放后,中国依靠人口红利迅速发展创造中国奇迹,而今人口红利不再,庞大的劳动人口和市场都将逐渐萎缩,我们固然可以提高人口素质来保持经济增速、提高竞争力,但也只能抵消这种萎缩带来的部分影响力。
其次便是人口抚养比的增加,2010年中国人口抚养比见底;2020年中国的社会抚养比仍低于国际平均水平,但到2050年,中国社会的抚养比将上升到0.75,远远超过国际水平。曾经的人口红利终将转化为沉重的人口负担,人口抚养比的增加直接影响财政的健康程度。
从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已经可以看出老龄化带给财政影响的端倪。中国累计结余可支付时间从2012年的18.5个月逐渐下降至2017年的13.8个月,养老金抚养比(在职人数/退休人数)降至2.65。到2019年仅仅还有七个省养老金账户还有结余。如果没有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甚至会发生退休而领不到养老金这种无法想象的窘境。
同样,老年人的患病率也远高于正常人,随着老龄化进程的加快,医疗支出也将持续增加,这也给财政带来巨大压力。
老龄化将会带来巨大且庞杂的问题,然而医治这种病症却并无很多良药。唯有继续发展科技和鼓励生育两剂不温不火且耗资巨大的慢药勉强可以医治。
生育权是基本人权,这种事情应该还是交给母亲自己决定更好,而非外力强制;对于社会层面还是应该增加福利开支,让所有人都活的舒服些,而非在996与高房价面前讨生活;对女性报以尊重,给未婚生子、契约婚更多理解和包容,旧时代已无法返回,进步的阳光应该照进现实,而非在网络的阴暗角落搞猎巫运动。
尾声
正如宏观经济学之父凯恩斯所说“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常常是由像人口增长或者其他根本性经济因素的长期变动所引起的,但是由于这些变动具有渐进性,所以容易被同时代的人所忽视”。很多国家的衰落先从生育率降低,社会老龄化开始,最早的法国、后来的日本、俄罗斯,现在又轮到了中国。
人口问题是根本,一个连后代都不存在的社会,还谈什么未来?更不必谈经济增长。没有后代,所创造的一切终究给他人做了嫁衣,这是每个中国人斗不愿看到的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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