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4月26日，刚起床的我，看到了一条北大84级校友发的微信：84级中文系古文献专业的门延文，于昨天去世。

昨天，就是4月25日。

我和门延文曾经见过。2018年5月4日那天，是北大120年校庆日。门延文知道我即将回美，就说他想见我一面，送给我一本他写的书。于是我们约好在北大未名湖旁边我们84级的大树下会面。

那天我们顺利接上了头，就在大树下。
我知道他是从八大处特意赶来的。
听到门延文去世的消息，我不敢相信。

我翻出2018年我们为了纪念毕业三十周年而出的文集，门延文的一篇纪念同宿舍好友周继光的文章也收入其中。
当时编这本文集的时候，我也在编委会，门延文的文章我当时就仔细读过，也很感动。

但是，这一次，我读起这篇文章，感触却又不同。
当年，门延文得知周继光死讯的时间，也是4月25日。

而那个时候，中国大地正笼罩在非典疫情的阴影中。
门延文的笔下，一段平淡而又真实的青春，一个局促而又潇洒的生命，徐徐展开，朴实无华，而又情真意切。
徒唤奈何。
18年过去，几乎在同一个时间，门延文追随老友而去。
此时此刻，他们在天上，聚到一起了吧？
罗新  2021年4月26日
徒唤奈何
门延文
2003年4月23日下午，重庆青年报有会，周继光从住处来到报社所在的新华社重庆分社大楼，刚进大门，他就晕倒在地，浑身抽搐。保安将他抱至大厅的沙发上，然后通知报社的人，人们迅速把他送到最近的医院——他已经离开人世了，时间是2003年4月23日下午13点40分左右。
似乎是一阵风儿把他的灵魂吹到了天国……
一
4月25日上午10点，电话声将我从睡眠中唤醒，电话是远在大连的刘斌打来的。
在北大读书时，32楼310宿舍的格局是这样的：东边一张上下床，西边两张上下床。东边上下床的上铺住的是来自湖北麻城的董志谋，下铺是来自湖北应山的曹道君；西边靠窗的上下床上铺是来自大连的刘斌，下铺是来自四川大竹的周继光；靠门的上下床上铺是来自山东龙口的我，下铺是来自四川大竹的黄立新。1984年8月至1988年7月，我们六个人在这里共同度过了我们的大学时光。或许是因为这一时期奠定了以后我们思想的缘故，不管我们身在何地，每忆及此，我们都会生出绵绵无尽的感慨。
刘斌的这个电话是问候我的。进入4月，非典型性肺炎像一个蒙面的武林高手出现在北京，而这个城市的每一位百姓，都成了他的敌人，我们除了诚惶诚恐地严加戒备，别无它途。政府说这是人类面临的一场突发灾难。
刘斌在电话中反复叮嘱我一定注意身体的安全，这是我4月25日接到的第一个电话。随后是我父母弟弟的，我叔叔的，我舅舅家哥哥的，我姐姐的，山东老友张越的。还有很多人给我发来手机短信，关怀着我，这让多少年一直独身生活的我很温暖，因为以前温暖都是干旱季节的零星雨点，没想到今天泛滥滂沱了。
下午17点40分，我接到我们宿舍在成都工作的黄立新的电话，他告诉我——周继光去世了，4月23日下午，脑溢血，他的中学同学正在重庆帮助料理后事。就这些。
魂魄似乎一下子脱离了我的肉体，悲伤也如同福尔马林药水在浸泡我的身躯。我不知所措，好像有一股力量在对我说这不是真的，而我自己却很果决地劝说对方这就是真的。
我给在北京的范伟打电话，我泣不成声。
我给广州的董志谋打电话，他正在合肥。我不敢把这个消息告诉他，我只对他说你要多保重啊，明天回广州后我给你电话。
我四顾茫然，我不敢想象我从没见过面的周继光的妈妈和他的三个妹妹现在会是什么样子，她们是他的唯一亲人，他是这个家庭的唯一男人。
二
我和老周是一直都有联系的，近几年我们几乎每周都通电话。有时我都想，我们俩简直就是互为镜子，如果不知道自己什么样，看看对方就知道了。
2003年实在是不幸的一年。
2月中旬从山东回来，很快就传来在广州的曹道君患胃癌的消息。我先后给重庆的周继光、大连的刘斌、成都的黄立新、熊宏电话，告知老曹的病情，大家纷纷捐款。期间周继光多次和我联络，我们也谈及现在这个年龄所遭遇的困惑。
3月30日，我启程去广州，31日下午到，住董志谋处。当天下午我和老董去肿瘤医院看老曹，此时老曹已经做了手术，准备第一次化疗。
4月1日老曹开始化疗，从4月2日我一直白天陪，直至4月6日上午结束。这中间我曾和老周通过一次电话，说了一下老曹的近况，并告诉他我在广州的新电话号码。当时他刚回老家大竹给父亲扫墓回来，向我说了说家里的情况。因为广州“非典”盛行，老周还让我注意身体。在广州老曹老董和我也多次谈起周继光。
我本来是想在广州工作的，远在国外的父母被舆论蒙蔽，以广州疫情为由勒令我回京。
4月18日我回到北京，北京此时完全弥漫在“非典”的恐怖之中。同学张忠说我追随“非典”的踪迹，哪里有“非典”我去哪儿。
这种恐慌气氛也感染了我，除了去超市，就呆在家里。
回来的当天晚上我给老周打了电话。我们俩通话有个约定，介于我时下的困顿境遇，一般是电话接通后，老周把电话挂断，然后给我打回来。可那天晚上电话通后出现的是语音提示，让我使用全球通寻呼业务，给老周留言。我知道老周很懒惰，经常电话费已经打光了，他也不去交，非要再过两三天才去，所以这个时候他的电话是停机的。
我当时并没有在意，隔一天还是给他一个电话，但都是语音提示，让我使用全球通业务，给他留言。
直至等来这个噩耗。
三
4月25日晚上于我是茫然和悲伤的。我不能回忆，我感觉头部的血管在阻塞，在麻木，在疼痛，周继光生命最后一刻的瞬间在我身上拉长了，我在慢慢体会老周走进死亡的痛苦，我也希望这种痛苦纠缠我，因为这种痛苦就发生在老周的身上。
晚上北大杜若明打来电话，当我说及老周的不幸，老杜竟疑惑是不是弄错了，随即是长久的叹息，然后我们挂了电话。
随后张忠打来电话，我实在不知道说什么了，我都不想把这个消息再传递给别人。
晚上大约21点的时候，黄立新再次打来电话，说周继光的中学同学张林以及现在的同事都想联络上我，因为他们知道我是周继光最好的朋友，黄立新告诉了我一个电话号码。
我从抽屉里找出一张纸来，记上黄立新讲的那个电话号码。当我把号码记下后，我意外发现这张纸上竟录有古诗《箜篌引》，“公莫渡河，公竟渡河。堕河而死，当奈公何。”我感叹这首古诗和周继光的死亡是否存在一种默契。
我按照这个号码打过去，知道这个电话是周继光在成都的女友张珂的。她正在重庆为周继光守灵。张珂哽咽地给我介绍了周继光去世的经过，并告诉我周继光身边的人一直都在找我，但没能联系上。张珂还告诉我周继光的追悼会明天上午10点举行，我都不敢听下去了，我知道追悼会结束就会火化，也就是说明天上午10点以后老周将是另外一个世界的人了。我简直不能接受这个事实，我含着泪对张珂说请你在周继光面前把我的心意表达好，张珂说我会给你上香的，我就把电话挂了。
我给航空公司电话，询问第二天上午去重庆的航班，对方说有8点多的，到重庆的飞行时间是两个小时四十分钟。
我知道我已经不能参加周继光的遗体告别仪式了，我不能在周继光去天国的路上为他送行，而我是他精神上最亲密的朋友。每次接到他的电话时，他的第一句话就是“老门啊”。这个声音将只能是回忆了。即使我参加了他的遗体告别仪式，我也一定会昏死过去的。我一定会昏死过去的，因为我的兄弟走了。我真想跪下，跪在周继光你的面前，老天有灵，你就睁眼看看我们，看看我泪流满面，看看你绝望的妈妈。
老周，现在我真希望我的泪能流到你的心上，如果你感到我的悲伤，你就活过来吧！你知道多少人希望你活着。
这个晚上我一直想我是应该跪着的，我要为周继光守灵。
张珂的电话挂了不久，周继光以前的青年报同事王光东给我打来电话。我2001年五六月间曾在老周处住了将近两个月，和他的很多同事熟悉。王光东就是那个时候认识的，后来王光东回成都工作，他是得到老周的消息后来重庆的。
王光东也给我介绍了周继光去世当天的情况。我对老周4月23日下午发生的事情似乎历历在目。
这个晚上我一会儿头脑一片空白，一会儿伤心欲绝。我想象了4月26日上午老周追悼会上的每一个细节。
四
周继光1984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汉语专业，1988年毕业。
八十年代北大中文系男生都住在32楼的三楼和四楼，当时310宿舍住的是汉语和古典文献两个专业的人。周继光、董志谋、黄立新是汉语专业的；刘斌、曹道君和我是古典文献专业的。虽然不属于同一个班，但我们宿舍的团结与亲和却是非常令人羡慕的。

（32楼310，左起：曹道君、黄立新、刘斌、周继光、门延文）

那时每逢五一、十一和元旦，学校都要免费提供一顿午餐，别的宿舍多是个人自己吃，我们宿舍则再准备些酒和副食，大家一起暴吃一顿，这顿饭也经常吸引别的宿舍的人参加。
这种场合一般都由老周领衔，因为他是喝酒抽烟的高手，而且为人豪爽洒脱，有了酒以后就激动，此时往往妙语连珠，让大家神往仰慕。人类学家张光直在研究印第安文明后，曾得出一个结论，认为酒与烟草是建立人与上帝联系的唯一通道，此论或许有道理。世事无常，人们往往会在冥冥中发出一些天问，不过有些是永远不会有答案的。酒和烟草可以让人的神经脱离固有的思维，这也许就是理论反复斥责烟酒的危害，而现实中人们一直垂青它们的原由吧。
不过能喝酒是需要先天有些本事的，古人说“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老周可以痛饮酒，以我和他的交往看，他喝一斤高度白酒是不会有什么问题的。1989年夏天，1990夏天以及2001年的夏天，我们都曾一起把酒畅谈，我喝六七两以后就会身体不适，而他这时候依然能继续喝下去，并且谈笑风生，说古论今。这个时候他还常常嘲笑我，似乎此时他已经进入了自由王国。1990年夏天老周自成都来北京出差，我俩在建国门内贡院头条四川驻京办附近的一个餐馆里，喝二锅头，吃涮羊肉。从晚上八点开始，一直吃到夜里十一点饭馆打烊。我们和饭馆交涉，把桌椅和火锅搬到门口路边，继续喝酒聊天，后来喝了多少酒，吃了多少肉我们都不记得了。半夜我们趴在桌子上睡着了，清晨的太阳和早起的人声唤起了我们，我们俩这才知道我们在马路边的桌子上睡了。醒了以后我们匆匆说了两句，然后他回驻京办睡觉，我乘出租回自己宿舍睡觉。
老周不光有酒量，关键是酒成为他生命中的重要部分。“三日不饮酒，觉形神不复相亲。”他的智慧似乎是从酒中烟里源源不断奔涌出来的。我记得很清楚，他在一个同学的毕业留言册上用钢笔画了一个酒盅，一根袅袅上升的香烟，以此表达他的世界观。2001年我在重庆的时候，老周每天要抽两包当地产的“龙凤呈祥”烟。烟成了他每天手里的道具，缺了它他的生命就不再精彩。重庆青年报的总编辑龚建平先生曾特许他晚饭可以喝酒，龚先生是有名的报人，对下属要求比较严厉，但在重庆的日子里，我能感觉到他对周继光特别的关爱。当时周继光的工作时间是从下午四点至子夜一二点，晚饭后编辑们一般都马上投入工作，惟独周继光可以独自优哉游哉地喝酒，然后晃晃悠悠地投入工作。工作时的老周非常专注，盯着编辑送来的报纸大样，眼睛有些红，烟一棵接一颗地抽，长发有时耷拉下来，遮住他的脸庞，他的精神也完全与世俗世界隔绝。
老周英年辞世，以我看有下述原因：
一是长期不间断的夜班生活。自2000年夏季老周自成都到重庆工作后，一直都是每天下午两三点钟左右到办公室，看当日新闻和稿件，开编前会，确定版面，六点回宿舍吃饭，饭后继续工作至夜里两点。这种长期的、高强度的新闻生活必然让他符合自然规律的生物钟失去平衡，导致机体各项功能的紊乱。
二是老周自己不良的生活习惯。他不仅晚饭喝酒，常常夜里下班后还外出喝酒。喝完酒后一天的工作疲劳就都来了，而吃的很多东西却没有消化，这时候就睡觉，自然要加重脏腑的负担。据我所知，老周一般是清晨五点左右入睡，中午一点左右起床，洗把脸随便吃点东西就又上班，周而往复，日日如此，这种颠倒的生活方式对身体是十分不利的。周继光的父亲是突发脑溢血去世的，按理说他应该明白心脑血管疾病的遗传危害，或许他还太年轻，根本不会想到病魔会这么迅速地吞噬他。4月27日晚上张珂在给我的电话中曾提到，周继光在去世前和别人的聚会上，就表示过自己喝酒很不舒服，抽烟身体也难受。如果这个时候能去医院做个检查是断断不会发生不幸的，可惜他没有。
第三一点是他没有结婚，这么多年都是他一个人打理自己的生活。老周有名士风范，不拘小节，对个人生活方面向来不屑顾及，完全依据个人情绪来对待生活，这种生活方式在我周围很多人身上存在，而这是极具危险性的。
五
周继光出生于1966年7月8日。因为我们宿舍比较亲和的缘故，我对每个人的情况都比较了解，诸如我知道董志谋老家在湖北麻城白果镇望花山乡大畈村，多少年后我提及此事，老董都很惊讶。对周继光也一样，我知道他父亲40岁的时候才有的他，他爸爸比他妈妈大10岁，他爸爸曾参加志愿军到过朝鲜，他妈妈家成分不好，所以结婚很晚。
从大学以及毕业后我们俩的交谈中，我知道他爸爸对他非常喜爱，他告诉我他放假回家可以和他爸爸对饮。这对来自孔孟之道重镇山东的我来说，当时是非常惊诧的，因为在山东，父子之间的界线异常森严。周继光还告诉我，小时候他们去河里游泳，班里的女生发现后就抱着他们的衣服到周家揭发告状。周继光的爸爸听罢女生的状告后，当即对她们的义举进行了怒斥，说我的儿子不用你们管。然后周爸爸就拿着周继光的衣服来到河边，以行动表示了对自己儿子的支持。老周谈这件事的时候我对他爸爸的行为真是心仪神往。
我和周继光、范伟的交往很多。因为我们互称老周、老范、老门，所以我们就称对方的父亲老老周、老老范、老老门。每逢我们见面，我们都会先问候一下老老周、老老范、老老门的身体如何，我们对对方的父母情况都很了解和关心。
周继光有三个妹妹，一个叫周继辉，一个叫周小兰，一个叫周小玲。这三个名字也是老周在聊天时告诉我的，每次谈起她们，我都会感觉到他的关爱之情。三个妹妹们很尊重老周，有什么大事都要和他商量。前几年三姐妹做副食品批发，生意很红火。去年又买断了“雕”牌洗涤用品和“康师傅”食品在大竹的代理权，她们还买了新楼房，这些消息都是周继光在电话里告诉我的，我听了非常高兴。得知老周不幸的消息时，我唯一感到庆幸的是，三姐妹的生活是自立的，否则以时下中国的生存境遇，老周在九泉之下也是不能安宁的。但是，毕竟三个妹妹今后只能自己承受生活的担子了，那个呵护她们的大哥已经走了，走时距离37周岁生日还有76天。
六
1984年，周继光以四川省文科第三名的成绩考入北大。
老周就读的大竹中学是四川省重点中学，在中学时，他成绩一直居全校第一。难能可贵的是，老周在中学时文理科成绩都非常优秀。
关于他在家乡的生活，我了解不多。他家是大竹县城的，小学、中学都在县城就读。在中学时，他结交了三个好朋友——张林、刘新明、吴愚。张林读的是北航，刘新明读的是成都电信工程学院，吴愚读的是重庆大学。我和张林见过很多次，是一个豪爽人。刘新明在周继光读大学期间的一个暑假也来过北京。据周继光讲，他们在中学时被称为“四条汉子”，从这些方面看老周是个重情意，喜交游的人。他们的友谊也一直持续至今，2001年5月我和周继光到成都时，也和张林见了面。
周继光在中学时的一件趣事后来总被我们津津乐道。老周的父母个子都不高，所以他们希望孩子不要遗传自己的基因。刚进入初中，奇迹就发生了，老周身高达到了1米64。周家沸腾了，他们感到从前的烦恼是多余的，他们的担忧没有在自己的孩子身上发生。为了对儿子现有成绩加以巩固和激励，周家人决定称周继光为“大汉”！他们也坚信，他们的儿子会成为一条响当当的汉子。不过“大汉”的称呼只保持了两年就取消了。初一时，班里上操，老周体面地排在后面。初二时，老周在队列的位置就快到中间了。到了初三，老师就要求周继光排在前列了。从此，周家也羞于称周继光为“大汉”了。
老周在大学时曾绘声绘色地给我们讲述了他的“大汉”经历，后来几个熟悉的人就以“大汉”代指老周。虽然老周的身高一直没摆脱1米64，可他的性格倒的确称得上“大汉”。每到寒暑假后从四川归来，老周就会带回很多腊肠、松花蛋、罐头等食品。这些食品放在老周床下的一个纸盒子里，宿舍里的人都可以去拿来吃。老周好喝酒，他常用腊肠松花蛋佐酒。这时候他就会让大家和他一起分享这些食品。学生时代的人都饥肠漉漉，有吃的东西往往一转眼就消失了，所以老周从家里带的东西虽然很多，但六个饕餮男人还是会在最短的时间内把它们给消灭了。
我们几个好友都是不很在意钱的人，尤其周继光、范伟和我，因为独身的缘故，常常因为计划不虞而在钱的方面捉襟见肘。不过大家总能体谅对方难处，适时地互有馈赠。1993年夏天，我闲居在家，一天突然接到周继光寄来的500元汇款。当时在北京一个普通人的生活费每月不过150元左右，老周的行为让我很温暖。不过我们之间从来不提这些事情，似乎这种事情从来没有发生过，即使见面大家也从不说及。
2001年我去重庆，在老周处住了将近两个月，期间的所有费用，以及我去三峡的费用，都是老周出的。我去重庆之前，老周就跟我说，到他那里所有的费用由他承担。说这番话的时候老周显得轻描淡写，似乎根本不成为什么事情，我明白老周的真实意图是怕我心里有负担。
昨天晚上，我在梦中和周继光、龚建平三个人喝酒，当年在重庆的时候我们也经常一起喝酒，梦中的我们都很高兴，酒喝完了周继光还让我去拿酒，我清楚地记得我在一个方柜子里取出一瓶金色包装的酒。梦醒后我发现自己丝毫也没有哀伤的情绪，这是老周辞世六天后我第一次梦见他，时间是4月29日夜里。
七
1988年毕业，周继光分配到海南人民广播电台。到海南后，老周难以适应热带气候，就辞去这份工作回到四川。
老周准备在成都工作，按照大学生分配规定，老周需要北大的派遣，所以老周又回到北京。
我记得老周是1988年的12月底自成都坐火车来京的，当时我参加讲师团在通县永乐店中学教书。接到老周来北京的消息后，我回到北京，住在军事科学院一个同乡处。我估计老周在成都的日子一定是艰难的，所以我让同乡在单位要了一辆车我们一起去接老周。
那天火车晚点了，我在站台上焦灼地等着他。列车进站后，我就发现老周也在急切地寻找我。
老周是从车窗跳出来和我见面的，我们紧紧拥抱。北京已经是冬天了，老周只穿了一件外套，在寒冷中显得很单薄。不知为什么，从那一天起，大学时期健壮激昂的周继光消失了，以后的老周总有些单薄，甚至憔悴，让人怜惜。这种印象范伟也曾经对我说过。1998年北大校庆，2001年在重庆，2002年到北京开会，老周都给人些许疲顿的样子，似乎他需要休息。不过这种感觉从精神上是看不出来的，需要细心观察。
回北京后老周就频繁地往来中文系、学生处、分配办公室等地，因为牵扯的都是严肃的事情，我这个什么都不在乎的人永远也没弄清他在忙什么，总之就是问讯交涉等待。我从通县回来就和他在一起，抽烟喝酒，回忆往事，幻想未来美好生活。
春节之前，问题还没有解决，他回四川过年，我回山东过年。
1989年夏天，老周又回到北京，继续办他的分配事宜，我俩又在一起呆了3个多月。
到了9月，老周的事情解决了，他将去四川省国土局工作。
老周走的那天晚上北京下雨，从他班主任郭锐老师住的21楼宿舍出来，我发现天气有些冷，就把我身上穿的兰色运动服脱了给他。我送他去332车站，快到校门口时，我不小心踩到一个凹处，右脚灌进了泥水，当时我俩一同感叹真他妈的倒霉，然后是他独自坐车去北京站，我独自一人在这个城市游荡。
写到这里我不由得想起这些年我们共同的经历——总是在奔波中度过，似乎对现状一直不满。想想这也许是我们的精神导致这样的现状。今年4月在广州时读董志谋的一本小说，名字叫《面朝大海》，小说名字源自海子的诗《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喂马，劈柴，周游世界/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老董的这部小说让我很感慨，他也是一个内心世界十分丰富的人，也许他厌倦了精神的奔波，才以这句诗作他的小说名字吧。海子也是北大毕业的，他1989年在山海关自杀，这是一个具有天才幻想能力的人。不过如果了解他的出身和家境，就会觉得他是没有资格自杀的，海子是个懦弱的人，他的自杀很可耻。
八
周继光自1989年一直在四川省国土局国土研究所工作，在这里他认识了叫张珂的姑娘，时间是1994年，他们的关系延续到他生命的最后。
1999年，周继光到《蜀报》工作，《蜀报》的总编辑龚建平是中国报业的风云人物，后来《蜀报》因故停办，龚先生应《重庆青年报》邀请，出任总编辑，周继光追随，到重庆工作。
老周没有和我说过为什么要去报社工作，不过以我的猜测，他在三十岁以后做出这个决定，一定是与个人事业有关。老周是学语言学的，他的这种出身自然使得他在以前的单位难以身居主流。虽然老周并不是对功名岌岌以求的人，但他的张扬性格必然要对自己的生命价值时刻关怀，并且这种关怀是终极的，所以他会在而立之年以后选择新闻工作。
老周是个极其聪明的人，我的好友中聪明人居多数，大家一起闲谈往往是智慧之火漫天遍野，让人心旷神怡。以博闻强记论，老周是强梁，可与杜若明为双壁。读过的书基本是过目不忘，有时我们谈到掌故，出现疑惑时基本以老周的决断为准，这些也都是反复实践后大家的共识。
老周的聪慧也属于剑走偏锋，往往见他人所未见，识他人所未识。虽然是读书人，可他丝毫没有知识分子的清流自负。有一次我俩闲聊，我说我很奇怪，四川这个地方山清水秀，可除了成都平原，其它地方并不适于人居住，像川东地区，山高路险，向老天讨生活太不容易，为什么还创造了那么辉煌的文明呢？老周轻描淡写地答复了我的问题，他说他们四川人“胸中有丘壑”。
有一次《重庆青年报》组织市民讨论重庆这个临江城市是否需要节水，一时间议论纷纷，一篇《最后一滴水是我们的眼泪》的文章招来读者的称道，老周告诉我文章题目是他出的。他的聪明多数表现得很机智，善做急就章，所以他去报纸工作我们都觉得很合适。
老周在新闻方面的进步也是很快的。他2000年9月到《重庆青年报》，由编辑到新闻部主任，总编室副主任，主任，2002年初任编委，这在新闻从业人员中是绝少见的。伏久者必飞高，无奈“天妒周郎，巴蜀空留青云志”（李培德语），我们只能在“人固不可以无年”的慨叹中，为一个英才的早逝扼腕。
九
“圣人忘情，最下不及情。情之所钟，正在我辈。”周继光的早逝给他的很多朋友带来“灭性”的痛苦，以至于很多人都不能相信，不能触碰。钟子期死，伯牙毁琴。“微斯人，吾谁与归？”很多好好活着的道理我都知道，但这种生命的脆弱又使我茫然。“中心藏之，何日忘之。”所谓达观在撕心裂肺的情感面前显得多么虚妄，这，或许就是活着。
关于老周，我有很多话说。
日子在一天天过去，我把这些文字祭奠在老周灵前。
惟伏尚飨。
门延文 写于2003年4月

（
门延文还有两篇文章，也收入了我们的30年文集中。

而他送我的那本书，书名是《风马牛集》。

大学时的门延文。
毕业30年，门延文与同学们相聚。

安息吧，老门。在文字和记忆中，你还会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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