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中的人性与神性
文|薛元明        牛墨王说书原创首发
目前书坛存在一些看上去肮脏、龌龊的现象,不乏追腥逐臭的行为,似乎书法已变得令人痛心疾首,其实同时也应看到爱心、奉献与真诚的一面。种种不良现象存在于书法之外,所有的丑陋只是见证了人性的高尚与卑劣。书人与书法应区别开,尽管有一些习气乃人为造成,实与书法并无关系。一个人可以把书法变成自己所理解的任何形式,自己是什么样,书法就变成什么样,书法还是书法。书法不可能分辨出书家是好人或坏人,那是人的要求,而非艺术要求。如何对一些不合理现象给予合理地解释呢?
我之以为,“人性”较个性更能揭示书法的本质但凡一种现象的形成,并非几个人的喜好或癖好,乃人之本性。书法表现了人性,兼有神性。《兰亭序》、《祭侄稿》、《寒食帖》与其说风格不同、审美不同,根本上属于不同时代中人性的不同表现,具有神性的力量,因而超越了时空。
人性不是单一的,充满矛盾、悖谬、分裂,正如俗话所说,“人的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人性的复杂,难以捉摸,克尔恺廓尔有句话:“任何一种思想体系都无法解释个体独特的经验。”虽然提倡书如其人,现实中却存在诸多不一致的状况,过度追求名利,贪婪而不择手段,显露出人性中的“恶”。同样一个人,有人说好,有人说坏,因为看到的是不同侧面。所谓文人相轻,当面吹捧与私下议论反差极大,明知水平低劣而大加赞美,口是心非,足见人性的多变与虚伪。在充满活力、朝气的明亮色调对比之下,显现出艺术追求的另一种底色,看似进步、开放的潮流下,存在保守冷漠和可怕的世故。在这个浮躁的时代,更易看清人性的善恶真伪。
书坛中某些负面现象的形成,不外三类成因:一是信息流通快,成名方式很多,刺激人的表现欲望,只在乎效益却不在乎以何种方式;二是压力大,需要释放渠道,“用”书法只是顺手牵羊而已;三是对新奇事物充满好奇心,喜欢多元“试验”,书法亦在其中。人性中的“恶”在一定的条件下会受到限制,在一定的时候会释放出来。智力带来想象,想象可能引发永无止境的欲望。人一旦充满贪婪的欲望,便是一个智商卑微的侏儒。文化是对各类欲望的限制。提倡修身养性,正缘于此。话说回来,将金钱、地位、利禄看得重,是不是就失去本性了呢?非也,古语说“人无利不起早”,想让所有人都淡泊明志,无疑是痴人说梦,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一书中说:“分配的公正,不但要求取消个人自由,而且要求贯彻一套不容争议的价值。”整齐划一,不正限制了人性吗?问题在于,一种不良风气如果放任自流,势必会蔓延,从无心插柳到有意为之再到群起仿效,孔子云:“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柏拉图则说:“他们追逐着眼前可见的利益,却罔顾内心的追求。”东西方大哲观点相近,可见逐利思想由来已久,非书坛所独有。欲壑难填是普遍的人性所在,与其说是现实存在物,到不如说代表了人的意识中最大可能性。今人追求名利,古人亦是如此,“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当下与以往任何时代不同之处在于,无利不往,技术突破深入到生命核心区域,物极必反。维特根斯坦说过:“科学不是万能的,不要把科学当作上帝崇拜。”这句话在今天已然应验了。“凡是可以说的,都可以清楚地说,而对于不可说的必须沉默”,因为有一个神性的世界存在。如果说有一种方式可以到达,我以为就是书法。
在我的理解中,每种碑帖就如同一个人,有一个灵魂。苏轼云:“书必有神气骨血肉,五者阙一,不为书也”,汉字构造“远取诸身,近取诸物”,皆以人相喻。碑帖从地域与风格来看,相互之间存在近亲或远亲关系。历史中书法世家中的父子、兄弟书家相互之间的血缘关系是构成书风血缘关系的基础。父子、师徒、世家是艺术流派形成的先决条件,进而影响到某个地域书风,比如二王家族,文徵明家族,米芾、欧阳询父子直至民国谭氏昆仲。所谓继承与创新,毋宁说是遗传与变异。不必刻意提倡创新,因为喜新厌旧是人的天性,自然追求与众不同、标新立异。历史会按照自身的规律演进——新著作不断问世,新资料不断出土,但新东西也会带来很多病痛和后遗症,所以新问题不断出现,由此认识到传统的价值与魅力。新的会遭遇旧的抵制,旧的会被新的排斥,这些都是历史发展中的正常现象,最终是传统与创新不断交替作用。

碑帖当成“人”来理解,不仅仅有外表差别,也有复杂的内心精神世界,涵盖时代、历史、个人事件,在不同程度上表现出人性的不同侧面。当这些背景因素消失之后,所有作品便完全相同,毫无区分。地域性也是人性。一个书家的书写习惯、个人习性与一地社会风俗密切相关。王朝更迭、国家分合、经济流动等因素造成地域变迁,中心与边缘时有不同,出现如《天发神谶碑》和《爨宝子碑》等风格独特的碑帖。历史从来不是单行线,要看到书法与个人方方面面的联系,与时代的关系,与文化的关系,与历史的关系,与整个社会的关系。人生活于世,是一个不断追求完美的过程,不能也不会只有书法。只就书法谈书法,实际上是切断了书法与人生、社会的联系,势必限于空洞。理解书法,应立足整个社会文化框架,并非单纯的书写行为。颜真卿和弘一法师等人不仅仅是个书家,表现的是人生,是时代,这必然又会回到讨论书家的修养、阅历、为人、知事等方面。书法家不仅仅只有书法,最终才会有书法。
所谓人性,即“人的需要”,最简洁的表述乃列子所言“饮食男女”四字。对书家来说,既有对书法本身美的感悟与体验,也有外在的功名利禄需求。人性亘古不变,汤因比认为:“人性的变化是微小的。人类事务中的永恒的和符合规律的因素就是人性。”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流传有序,在于可以感受古人、向往古人和追慕古人,所以英国历史学家沃特·罗利说:“古人认为美好的,我们现在依然觉得美好;古人认为罪恶的,我们依然认为是罪恶。”倘若人性发生变化,古今不成为一个整体,何以谈继承与创新?因为人性潜移默化的作用,书法得以一代代传承。一个书家自幼年到晚年,风格逐渐发生变化,是艺术修炼变化的结果,更是人性因为岁月更替出现的自然变化。有的人看到某种碑帖引起强烈共鸣,甚至觉得是为自己而生,相遇千百年前的一个知音,这便是人性的作用,同时也具有神性——作品历经千年而能流传下来,并且得以相逢。艺术反对做作,不能违背自然,凡是违背人性的东西都不能长久,“馆阁体”最终没有生命力,电脑字、几何线与毛笔书写的点画差异在于,前者看不到人性变化。很多现代派作品不能被接受,因为不具备共通的人性。如今书风雷同,追风逐潮,千人一面,对展览盲从,从人性的角度出发,即忽视了个人内心需求,看不到真情实感。
人追求名利,利是现实的,“名”分时名与史名,时名即是利,史名依靠作品流传,区分为字因人传与人因字传两类。其实还有一类非常特殊的“无名氏作品”。无数不知姓名的作品,一样流传久远。也就是说,书法与书人可以分离,作品可以没有任何背景资料,没有任何资料记载,一样能感受到美的价值,因为“人性”是共同的、互通的。古代很多“书家”乃无名氏,一是无法留名,二是没想过留名。商周时代的青铜器,具有令人惊讶赞叹的高超艺术,表现出对天地自然虔诚与敬畏,忽视人自身,流露出人心的自由之美,与彩陶文化时期的各种彩绘器物纹饰,还有国外西班牙阿尔塔米拉山洞的史前壁画与非洲木雕一样,能够看到人性中最“真”的部分。无名与现在用的匿名不是一回事,匿名存在目的,属于一种炒作手段,籍以追名逐利。相较而言,先民们乃具有绝对自在心的人,生活在没有任何约束的自然环境中,可以无任何约束地自然表现,对人生、自然有最纯真的理解和感悟,这就是神性。
神性无处不在。一件具有神来之笔的作品通常被称为“神品”,书家自己也不知“神力”从何而来,王羲之酒醒之后想复制《兰亭序》却终不可得。甲骨文与“甲骨文书法”之间相隔几千年,通过近代书家的探索,实现“隔代传承”。书法中有很多精神需求存在于个人内心,无法拒绝,也无法给出理由。人追求永远,也在乎现实,两者之间并不矛盾。现实是人性,超越现实是神性。人性是个人存在的基础,也是一种限制,《道德经》云:“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人性与神性必须统一,由此可以消除人性本身存在的诸多缺陷。不弃人性,才能不离神性。古往今来构成人类整体中的所有个体,犹如无数滴水汇集成人性之海,于人性的浮沉中升华出神性。神性存在于人性中,是人性的内在潜能。从生命的本质而言,人性与神性因灵性而统一。灵性并无高低之分,每一条路都有可能通往神性,但需要生命的觉悟来开启。每个人由于生存环境与身心结构的不同,对事物认知和把握能力的差别,智慧发挥有所不同,生命的潜能可能因各种情况而被压抑。一旦超越现实中的种种限制,就会表现出神性——超越自身、超越时空的力量。经典作品有了神性支撑,会具有强大的震撼力,如甲骨、钟鼎和摩崖等,所带来的真实、深刻、宏大体验震撼了无数的心灵,生命也因此而神圣。书法的至高境界就是生命的境界,折射出神性智慧,所以神性最终归结为生命的自由之境。

在我看来,书法可以划分为神鬼世界、人情世界、功利世界三个层次,分别体现了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现实社会的关系。从形式上来看,甲骨、钟鼎、汉画、墓志等属于神鬼世界,深暗色彩和清冷线条,令人感受到畏惧、庄重。海涅曾说过:“文学史是一所硕大无朋的停尸场,人人都在那里寻找自己亲爱的死者,或亡故的亲友。”墓志这一“地下文明”仿佛就是神灵安排,不断发掘出的新资料为后世书家所借鉴。书法史就如同一座永远开掘不完的宝库,前人有前人的优势,后人有后人的福祉。甲骨文便是最典型的例子,掩埋了几千年之后,照样“起死回生”。汉画像砖及各种漆器上的图案,已经能够感受到一丝浪漫色彩。西汉时期的竹木简,欣赏之余,便可想象到柔软锋颖毫恣意纵横跳跃,竭力贯通、恣意直下的拖笔一泻千里,波磔厚重夸张而毫无顾忌,一瞬间有了人性之美。魏晋时期的手札尺牍,透露出人世间的一切情味,展现人的内心世界。书法是时间的纽带,在无数轮回中,由生者世界跨入死亡世界,肉体消失,精神永存。因为书法,可以看到古人是一种什么样的活法,今人与古人在精神上可以毫无障碍地沟通。虽然有一定的代表性“作品”分属三个不同世界,如今则全部存在于每个人的内心,在某一时刻表现出不同侧面。神鬼世界中心存敬畏,人情世界有内心交流,功利世界会因为现实需要而扭曲本性。这正是现实书坛极其复杂的原因,有敬畏,有虔诚,有真挚,有虚伪,有贪婪,有狡诈。
中国传统的哲学模式是两极性强于二元性,圆融性强于对立性,传统性强于外在性,由此构成独特的中国艺术意境的辩证思维。书法最为典型,具有实用性和艺术性,我以为此外还有一种“象征性”——对国人来说,既是文字符号,也是精神载体,不断在传统与现代、功夫与自然、结构和笔法之间进行选择。汉字本身具有二重性,书写需要技巧,但技术性因素太多,又会变成印刷体。拼音文字技术性强,汉字技术性弱而艺术性强。文化包含物质与精神两方面,周有光先生的观点是“双文化时代”,传统习惯与现代思潮并存,存在理想与现实的矛盾——每个书人始终有两条路选择,物质与精神,功利与自由,高雅与世俗,高尚与卑鄙,神圣与平庸。
同样爱好书法,既有艺术大师,也有刚入门者,不同层次交叉,各种复杂情况并存,书法因此千姿百态,人性与神性转换主要在三方面:
一是可知性与不可知性。对于书法,已有很多知道并掌握的知识,但有更多则无法了解。每个人对于书法的理解总存在未知的世界,甚至一辈子都不可能了解。就连文字的真正起源谁说不清,虽有仓颉造字等传说,但并非完全、准确的结论。书法到底如何产生,又将走向何方?就好比人不知从哪里来,也不知往哪里去。我的理解是,书法与时间共存亡。
二是有限性与无限性。人在生命、能力、智商、生理等多个方面是有限的,认识能力、意欲能力和表现能力存在差异,最典型的就是“眼高手低”,有些碑帖无论怎样都无法理解和深入。一个人写字至死,仍会对个人创作不满意。个人与时代,历史与现实,自然与人工等相互之间存在冲突,寻求突破而始终无法突破。
三是确定性与不确定性。书法中的很多可变因素使得书家走向成功的状态、过程和结果不确定。按常理来说,每个人的书法应该越练越好,实际上有很多人越写越差。按一般人的正常书写数量来看,杨风子一生中的作品肯定非常多,现在却只能看到屈指可数的几件。任何碑帖的流传,历经兵燹离乱而得以保存,有很多难以预料的不确定因素。现在全国各地广泛建造各类个人艺术馆或艺术中心,实际上就是想打破这种不确定性。
以上三对因素构成书法内部的矛盾。矛盾既是阻碍发展的因素,也是推动力量。矛盾的本质即时间运动,每个时代的风格相互之间不断解构与重建,由此可以解释现实中存在的炒作乃至一切不和谐因素。整个时间是动态的,如果从某一个静态的点来看,有各色人等在活动,相互之间难免存在摩擦与纷争,比如年轻人超过老年人,后浪推前浪,会“重新洗牌”,有一部分人“出局”,必然产生矛盾。对同一个问题,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理解,对同一个书家的理解,也会因时空错位而产生理解分歧。矛盾此消彼长,书法生生不息。
书法的“再生能力”极其强大,或可名之曰“可复制性”,包括临摹、刻碑、刻帖、翻刻、印刷等,能够随意放大或缩小,全局展示或将单个字抽出来,都是“活”的。现代广告设计仍借助于书法,哪怕是一个字,也有一个字的精神力量。书法主要有图形体一类的甲骨、金文,点画体一类的隶书、楷书,流线体一类的行书、草书,多元并存。书体产生有先后顺序,这种序列性在今天可以打破进行“重组”。三种因素决定书法形态极其丰富:一是几千年的历史积淀,有数不清的碑帖;二是人性复杂多变;三是人性需求极其复杂。一种碑帖有一万个人学,会是一万种模样,这一万个人相互学,又将产生另外一万种模样。但书法又是不可复制的,甚至个人也不能复制自己。人性是互通的,却又千差万别,情感一时有一时之态,内在精神无法复制。在现代高科技条件下,高清印刷瞬间完成,但印刷品与书法真迹、印章原蜕始终存在差别,不可替代。技术只是有助于生活和生存方式的外在条件而已,省却很多劳力,缩短时间,但会弱化精神力量。人性中内在的情感敏感、复杂、多变,不可简单化。古人铸造青铜,镌刻摩崖,像《经石峪金刚经》等,几乎难以想象,冥冥之中有一种不可言喻的神性,时至今日,仍撼人心魄。今天规格再大的展览作品,也无法与之相比,而且从室外局限于室内,缺少天地自然灵气,需要重新思考人与自然万物的关系。台湾至今尚有一种“惜字亭”,写过字的纸就不再是垃圾,不能随便丢,敬惜纸墨,犹如神灵。当无法感受神性,缺少敬畏,人性便会膨胀,自以为是、夜郎自大,最终作茧自缚。书法所具有的神性还在于,可以自我筛选、淘汰、清理。因为时间自然流逝,证明某一个观点是正确或错误。过去和现在都存在许多的假权威、假大师,通过个人之力无法清除,死亡将是最终的解决办法。死亡会使得一些书家突然中止艺术探索,也会使一些徒有虚名之辈原形毕露,“自动”退出历史的舞台。自古以来不计其数,只是存在时间长短差别而已。
书法与人生的关系极其微妙,人的智力即使处于最佳状态,如果与神性力量隔绝,就不可能超越限制。神性能洞察一切,使人的心灵、生命与身体发生本质变化,从而产生一种不可言说的“神力”,创造奇迹,比如颜真卿《祭侄稿》的出现。很多人认为,现在对书法根本不当一回事,这只是没有认识到书法的重要性,不等于说书法不重要。这是两码事。我始终相信,书法是伟大而不朽的。只要有人写字,书法就不会死。自古以来,信佛的人很多,成佛的人却很少,非是佛法之缘故,而是信佛的动机不纯。书法在自上世纪中叶至今的短短几十年时间里,经历权力时代、资本时代,最终会走向文化时代,表现真实的人性。当摆脱了各种桎梏,由人性到达神性,就会有超越时代的经典。
后  记
这是我几年前发表在《书法》杂志“元明时刻”的专栏文章,也是当时比较满意的一篇。时过境迁,有些问题至今还没有想明白。比如说,最简单的一件事——看起来稀松平常,却无法给予解释——为什么刻碑铸造青铜器,都是阴刻居多?拓片形成黑底白字之效果极佳。但这些拓片,如果用PS技术处理成白底黑字,感染力立马锐减。汉印当中多见白文,为什么多为阴刻而少阳刻?现在想明白了,因为盖出的封泥必须是朱文,故如此。但是书法还不能给出解释,书写的材质,从青铜、石碑和汉简等,逐步固化为规整的宣纸,丰富性主要体现在笔墨变化方面。尽管书体演化已经终止,但是墓志确实取之不尽的资源宝库。生生不息,可以复制,可以集字,书法的生命力极其顽强,书法有巨大的包容性。
神性意味着敬畏、神圣、敛容肃穆,人性意味着自然生发、五花八门。当神性消失,就不会有经典之作。当人性膨胀,不知敬畏,也不会有经典之作。从人性到神性,中间有一个灵性。灵性既有天生的,也有后天的,天生的叫灵气,是无法苛求的,后天的叫灵感,通过读书修行获得。当人的物质欲望太多,灵气就会消退,直至消失。有一个明显的体验是,人在饥饿的状态下会变得愈加清醒,酒足饭饱必然昏昏欲睡。书画家在贫困交加的情况下,可能有惊世之作,名利双收之时,往往就是自己艺术创作的穷途末路。说到本质,这就是人性膨胀、神性消失的必然结果。

作者:薛元明,艺术批评家,专栏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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