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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朔 | 文  关注秦朔朋友圈 ID:qspyq20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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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最近写的第三篇关于司机的文章。可能有朋友说,你怎么迷上司机了?是的,如我之前所说,和司机有关的问题,正是我们这个国家在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的问题。我一直关心,只不过近期一些事件将沉淀的思考触发了出来。
如果说卡车司机的命运更多关乎工业化进程中的货物流动,城市里的出租车司机的命运,则和中国的城市化进程高度相关。
不久前,我途经兰州去敦煌,晚上到早上走,住在离机场不远的兰州新区一家全季酒店,接机的是酒店的司机师傅,送机的是我叫的出租车。和两位师傅的交流,让我对城市化有了真实的了解,也想了一些和未来相关的问题。
第一个司机师傅:乐观先生
到机场接我的师傅是本地农民,1976年出生,今年45岁。以前靠务农为生,前几年他们的村子全部拆迁,变成了兰州新区城区的一部分。
兰州新区2012年8月由国务院批复设立,是西北第一个国家级新区,目前总面积1744平方公里,现托管3镇,常住人口为46.5万人。可以对比一下,浦东新区面积是1210平方公里,去年末实有人口630多万人。两个新区人口密度之差接近20倍。
兰州新区这些年经济增速非常快,2020年增长了16.7%,位居国家级新区前列,当然基数仍比较低,2020年GDP为230亿元(浦东1.3万亿元),市场主体有2.4万户(2016年为1.3万户)。
兰州新区的定位是“西北地区重要的经济增长极、国家重要的产业基地、向西开放的重要战略平台和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战略使命重要,所以要大发展。我相信政府的投资力度很大。
司机师傅给我讲了些情况,他一家四口,一个老人,夫妻两人,一个小孩。当时政府给的拆迁补偿,四个人每人三亩地,一共12亩,一亩地补偿5.6万元。另外,宅基地按一个人31万元补偿。这样他们一共被补偿了191.2万元。
他们带着这些钱“进城”。当时兰州新区这一带建的商品房,3000多元一平方米,他们买了两套,各90平方米。所以结余的资金还有不少。医保是按照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生病的话,在县里的医院能报销80%,在市里的医院能报销50%。
司机师傅对现在的生活挺满意。他在全季酒店打工,是灵活用工,酒店不负责他的社保一类,但工作稳定。他一个月上15天夜班,负责接送晚上到机场的客人,月收入是3000元。妻子在附近打工,一个月也差不多收入3000元。全家月收入六七千元。孩子上学的学费很少,但补课等花费不少。
我问:“你们一家一个月的生活费支出有多少?”他说两三千。我说你喜欢城市化吗?他说挺好,他们愿意城市化。
后来我查了些资料,兰州新区这些年一直在推进农村“三变”改革(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截至2018年底,有近9000名新区农民转换身份,成为企业工人。之所以能“变”,是农民以土地、劳务、资金、技术等入股新区国有企业,由国有企业统一经营,收益分红。还有的国企和各村集体经济组织合作,组建劳务队、产业实体,把有意愿的务工贫困户和巩固提升户纳入劳务队,在各项目建设中提供务工岗位。
我交流的司机师傅不在上述范畴里,他们夫妻俩是自己找了饭碗,过的不错。
第二个司机师傅:忧虑先生
第二天早上的出租车师傅,出生于1968年,今年53岁,也是本地农民。
他弃农务工很早,上世纪90年代初就开始当司机,最早是在兰州市区拉货车,此后不停地换,换车、换工种。我说:“你干了二三十年,肯定赚了不少钱吧?”他说赚的钱其实就是这部车。“香港回归那几年开货车赚钱容易,后来不行了,原来的生意不好了,再换;又不好,又换工作。现在开出租,一个月挣三四千块钱,不多,但相对稳定。”
他妻子也在务工,当园艺工,在一家服务政府的园艺企业工作,一个月收入3000元。但2020年大半年没有发工资,所以现在不去了,准备过一段再去找工作。他们家有两个小孩。
这位师傅明显没有前一位乐观。原因是他们没有被拆迁,他们的地和房还在农村,一家四口,一个人一亩多地,都承包给别人了,一年一亩地给他们500多元承包费。加在一起才两三千元。他们靠打工在新区买了一套房,当时房价3000多元一平方米,现在涨到6000多。
我问他喜欢不喜欢在城市,他说喜欢,但很担心将来怎么办。因为他将从60岁开始领社保,一个月只有100多元,水平很低。
对比这两个师傅,乐观先生之所以乐观,是享受了充分的城市化红利,一步到位,而且夫妻都有稳定工作。
忧虑先生之所以忧虑,是他的工作已经城市化了,但没有享受到拆迁红利,算是“半城市化的状态”,而且家庭财产的底仓相对单薄,加上自己年龄较大,妻子暂时又没有工作,难免心里忐忑。
我给第一个师傅留下了一个建议:“你现在有些家底,千千万万不要赌,也不要东听西听随便去投资,去大银行买点理财产品就可以了。”
第二个师傅说,他每年全国“两会”都很关心社保、医保这些问题,关心能不能退休后拿的钱多一些。他说身边很多人都关心这个问题。我说,政府已经说了,将来共同富裕程度会有实质性提高,你不用太担心,要放宽一点。
第三个司机师傅:机会先生
讲完两位兰州新区的农民司机师傅的故事,再讲一下最近一次去广州订的携程专车的司机师傅的故事。
他是90后,广州本地人,读完高中就自己出来做服装生意,现在在中山三路中华广场有个服装档口,做零售,他妻子在打理。他还利用业余时间读了电视大学。
他自己买的特斯拉轿车,一个月开专车能挣1万多元,最多时能挣2万元。尽管如此,还是“供不起楼”,靠父母支持了首期,他们月供。
这个青年司机给我的印象是充满活力,脑子里有很多生意经。他说很后悔当年没有开淘宝店,当时注册很容易,他也注册了一个,但没怎么经营,觉得服装退货厉害,要反反复复邮寄,很麻烦。他一个朋友很认真开淘宝店,开到一定规模以20万元的价格卖掉了,“那时是一笔不小的钱”。
“服装生意波动性很大,但也不能不做,所以就让老婆打理。开车辛苦一点,但很稳定,积累些收入后,再看看有什么生意可做。”
他说,其实生意机会很多,“你去租房子,长租,然后重新装修,做成民宿或者Airbnb那样的,挂在网上就行了,自己租下来和再租给别人中间的差价很大。有个朋友租了一些房子做民宿,一个月收入过10万。”
我说打理房子很费事吧,他说:“哪需要你打理?都是专业分工,有公司专门上来收床单被子洗好再送来,打扫卫生也有专门公司,一叫就派人来。”
从白云国际机场到天河的酒店,他一路都在给我讲怎么做生意,到酒店还加了我微信。因为路上听我接了几个电话,说的都是经济方面的问题,觉得我应该和生意离得比较近。其实他对微观的生意比我懂得多。
城市化和农业农村现代化,一个都不能少
我们的国家地方差异很大,各种司机折射出不同地方的经济水平。
发达地方之所以发达,本质是人口密度高,从事市场经济活动的人多,开放的早,市场化程度高,机会多,人们眼里都是出路。由于这种先发优势,全国的机会和全国的人越来越多向这些地方汇聚,汇聚产生互动,带来更多机会,机会再凝聚更多的人,更多的人又带来新的需求和新的机会。
关于城市化和农业农村发展,现在有两个主要的思考方向——
一个是经济学家比较认同的,就是中国的城市化应该进一步向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现代都市圈集聚,这样经济效率高。
的确,经济和人口的流动有其规律,但城乡问题并不只是经济问题。如果政府采取无为而治,只会进一步加剧不平衡,那会酿成很多非经济的问题。在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农民从农业税赋到土地财政,为现代化积累做出了巨大贡献。不应让他们继续“牺牲”下去。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势所必然。即使在实践中,现在很难真正做到优先发展农业农村,但至少要认真思考这个问题,能多探索一些就多探索一些。
另一个方向是人文学者比较认同的,就是要守住乡村,留住乡愁,就算现在农村有一些“空心村”“空心房”,那也是许多农民工的退路,在工业化、城镇化没有把农民工完全转化为市民之前,这些退路一定要留好,绝对不能动。
我个人的想法,城市化和农业农村现代化,一个都不能少。
乐观先生的乐观来自城市化,城市化的红利远远大于在面积很少的农地上的耕种所得。解决“三农”问题的钥匙在“三农”之外。要进一步促进城市化发展,实现更可持续、更加包容的城市化发展;要加大“以工补农、以城带乡”的力度,解决好基本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建设、基本社会保障这“三基”问题;要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尽快解决农民工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镇的定居落户问题,帮助他们长治久安。
但以人为本、可持续发展的城市化,并不容易,是有成本的,需要产业和税收支持的。我觉得忧虑先生之所以没有享受到红利,可能是因为政府财务负担重,“拆不动了,补不起了”。
很多新区、新城一开始都高歌猛进,一旦产业发展不达预期,地方负债高企,节奏就会慢下来。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多方面的合力。但有一点应该明确,就是在推进城市化和产业发展的过程中,要尊重科学,尊重规律,因地制宜,实事求是,发挥比较优势,不可为了近功速效,在准备不充分的情况下步伐太快太猛,后面难以接续。而如果没有方向问题,只是城市化成本客观提高了(如拆迁标准)的问题,则从中央到地方,要想一些切实的、建设性的办法,帮助地方减轻财务压力。
乡村的重生,需要注入更多的城市力量
最后说一下农业农村的现代化。如何真抓实干见成效,颇费思量。
国家多年来在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投入很大,如道路建设和路面改造、供水供电供气以及通信系统建设等,但这只是基础条件,如何发展产业、如何提升价值、如何增强吸引力,才是根本问题。
今年我从头到尾看了《山海情》,看到即使是国内一流专家来扶贫,传经送宝种植菌草蘑菇,也经历了曲折的过程,需要精细化管理,需要讲科技规范,此时的农民实际已经是技能型的产业工人。在这方面,真的需要“不抛弃,不放弃”,而且需要创造性、建设性的工作。
近年河南修武县探索了“科技创新+美学设计”驱动模式,用美学为乡村赋能,走出了一条新路子,最近我看到源自广州的著名书店“方所”也在修武县大南坡村开了一家乡村文化书店。
|方所乡村文化大南坡开业现场。朱锐/摄
“方所”的创始人毛继鸿说,我们的刻板印象中,乡村被形容为“偏僻”“单调”,但“方所”想让它发生质的改变。在一个朴素而原生态的中原乡村喝一杯美式咖啡,逛“五条人士多店”,打卡高端艺术展览,同时听李带菓和老丹的先锋音乐和当代村民剧团的豫剧……。“就像我们身处现代社会、面临AI等互联网新技术冲击,本身就在不断挑战自己的兼容性和处理复杂问题的能力,乡村的兼容度会超出人们的想象。或许在下一个时代,乡村完全可以取代城市,成为经济和文化发展的新引擎。”
为了在中原农村打造一个文化地标,“方所”的很多员工与大南坡村的村民协同工作,在村民家吃饭,与村民一起归置书店,接触土地,还原当地人文特征。书店坐落在大南坡原大队部范围内,依地形形成下沉窑院、主院和高台院三个具有当地建筑特点的院落。经过改造的碧山工销社零售空间、社区营造空间和戏曲表演空间等,与“方所”一起形成新型乡村公共文化场域。
“我们相信,乡村的重生,不仅是建筑的更新,更是人的更新、生活的更新。”毛继鸿说。
毛继鸿这样的文创企业家来到乡村,注入文化情怀,从乡土中找到灵感,在互动中赋予了乡村新的活力。
我在中国经济:三思而后行中提到,今年全国“两会”有代表、委员建议出台鼓励公职人员“告老还乡”“退职还乡”的制度,助力乡村振兴。这也是一种让有知识、有资源、有资金的城市精英,回归田园和反哺家乡的办法。
让城市的有机力量注入乡村,而不是让乡村自己孤立地去探索繁荣,可能是促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有效路径,也有助于打破农村相对封闭的自循环。
这些年,中央、地方、兄弟省市、社会各界给农村的支持是不少的,但有的投入的效果并不好,如央视财经《经济半小时》最近报道,河南省永城市部分农村“厕所革命”工程已经完成改造的厕所不好用、不能用,一些长期闲置,成了村里的“摆设”,等等,在某种意义上,这就是封闭式管理、缺乏外部力量介入的结果。
以中国之大,乐观先生、忧虑先生、机会先生都是普遍的存在。我们希望的努力方向是,让机会更多涌现和流动,让更多人因安居乐业而乐观,也尽力让对未来的忧虑得到控制,并越来越少。
「 图片 | 视觉中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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