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欧商业评论》 | 刘胜军：“双循环”大势所趋，企业如何安身立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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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来源：中欧商业评论

在现代产业分工全球化的情况下，任何国家脱离了全球市场，都是一种自我毁灭。“双循环”大格局下，“消费 + 科技” 将引领企业破局之道。

撰文 | 刘胜军

责编 | 齐卿

“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国家应对百年变局、重塑竞争格局、开拓发展新局的战略部署。“双循环”战略的实施，是我国经济发展范式的重大变革。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政策先后经历了鼓励出口的出口导向型政策、经济新常态下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及构建经济发展“双循环”格局的演变。我国在 2020 年提出“双循环”战略的深意何在？如何理解“双循环”战略的内涵？“双循环”战略对我国经济发展会产生哪些深远的影响？

世界格局的变化，要求我们实施“双循环”

理解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我们要从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开始谈起。我们现在面临的很多国际局势变化，其源头都可以追溯到 2008 年美国次贷危机。

在金融危机发生之前，中国是一个典型的外向型经济国家，中国出口占经济的比重显著高于其他国家，甚至是发达国家。因此，在 2007 年的时候，哈佛大学经济史学教授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提出了“中美国”的概念，其含义是“中国生产+美国消费”，形成一种相互依赖的组合。这是当时中国经济甚至世界经济的一个主要特征。

历史学家弗格森

但是在 2008 年金融危机发生之后，世界格局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经济格局上，美国消费下滑，国际市场萎缩，加之中国产能过剩，中国经济外部风险提高。

在出口下滑的情况下，中国过去外向型经济下所积累的庞大产能无处释放，带来严重的产能过剩问题。因此，中央在 2015 年提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行去产能、去库存的改革。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是供需平衡，如果单纯从供给端压缩库存，会带来一定的问题（如强压库存会造成失业）。因此，我们还要把需求侧做大。

做大需求侧有两种方法。一是凯恩斯主义的做法，政府刺激和创造需求。这种做法短期内可能有效，但是长期看可能降低投资效率、加剧债务风险，甚至扭曲市场信号并造成更大的产能过剩。因此，做大需求不能过度依靠政府的力量，提升居民消费来做大内需才是根本出路。

2008 年以前，中国出口占世界份额太高，如果没有足够大的内需支持，仅靠外部是非常危险的。而 2008 年金融危机带来的世界格局的变化，是中国推行“双循环”，强调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第一个原因。

从中国国际贸易收支平衡表中经常账户余额占 GDP 的比重（图 1），可以看到中国 2006~2009 年经常账户余额占 GDP 的比重都超过了 5%，甚至在 2007 年、2008 年达到了 9% 以上。而到 2010 年以后，我国经常账户余额占 GDP 的比重开始下降，如今占 GDP 的比重已不足 1%。这也反映了我国经济逐渐向内循环转变的趋势。

2008 年之后，中国数字经济快速崛起，各项红利叠加，促进经济出现一轮高速增长。在 2010~2018 年之间，我国移动互联网高速普及，加速了数字化技术在商业中的普及应用，释放了一轮技术和人口红利。数字技术大幅提升了商业的运营效率，由于数字化产品具有研发成本高、边际成本低的特点，因此数字化产品可以大批量复制，可以说数字技术在某种程度上打破了规模经济的限制。这一时期也产生了“BAT”等数字行业巨头。

同时，这一时期，我国互联网的发展出现了跳过有线宽带普及，直接进入移动互联网普及的阶段。相比有线宽带，移动互联网不受固定场地的限制，更容易下沉到低线城市用户，这释放了大量的人口红利。“数字技术+移动互联网”所释放的技术红利和人口红利，带来了国内经济出现一轮新的繁荣。按照世界银行以购买力平价计算的 GDP，中国在 2017 年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图 2）。

中国的崛起，令过去中美互补型的经济结构出现了变化，中美之间的关系开始紧张。2018 年，中美贸易摩擦以及中美芯片问题，体现了中美关系正从合作大于竞争，逐渐转向竞争大于合作甚至是冲突的局面。

这种新的竞争关系下，我们推测美国对中国经济发展会产生两种对策：一是让中国经济“大而不强”，这体现在美国在科技领域与中国会有更多的摩擦；二是让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放缓，也就是在关税、贸易领域会发生更多的摩擦。

对中国而言，这是一个百年未有的大变局，并将持续较长的时间。因此，我们必须要有应对之策。所以国家提出“双循环”战略，这和我们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以外向型经济为主的做法相比是非常大的转变。

“双循环”与“三驾马车”

“双循环”，意味着过去的经济增长方式，将发生根本性的变革。

GDP 是衡量一国经济总量的指标，用支出法计算一国 GDP，其总量是投资、消费和净出口的总和。因此，我们常把投资、消费和出口称为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一般而言，我们不会特别强调“三驾马车”中谁更重要，而是要看在不同阶段，“三驾马车”之间的关系是否协调。而“双循环”则是要更好地平衡投资、消费和出口的关系。

2008 年经济危机之后，我国外需大幅下降，大量依赖外需的供需关系被打破。在此情况下，我们应该调整国内的供给使之下降。当出现产能过剩的时候，通常的做法是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但是，当时的过剩产能大多集中在钢铁、水泥等基础设施行业，且以大型国企、央企为主，如果完全交由市场配置资源，则可能会面临强大的地方利益和部门利益阻碍。

针对市场机制难以有效去产能的问题，我们在 2015 年提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用宏观调控的手段淘汰过剩产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初期的成效非常显著，煤炭、钢铁等价格恢复上涨。2017~2018 年我国 PPI 开始回升，但这个时候有部分学者对经济周期出现了严重误判，认为去产能的周期已经接近尾声了，新一轮的周期将要开始（6%：任泽平“新周期论”情何以堪？）。

但现实却并非如此。2019 年开始，我国 PPI 又开始下滑。这是因为 2015~2017 年的去库存，并没有完全实现去产能，而是更多地实现了去产量，企业只是压缩了产量，过剩的产能（厂房、设备等）依然得到保留。

再看出口，2020 年，由于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国际贸易受到影响，出口波动加剧。而且一个大型经济体，其大量产能依靠出口释放，是非常危险的经济结构。一旦出口产生波动，过剩产能将会严重冲击国内市场。

所以，在新的形势下，提升需求侧，也就是“三驾马车”中的消费，成为一个必然的选项。

所以，我们看到“双循环”战略的出台，是国家从出口导向到供给侧调整，再到提升需求侧的演变过程。需要强调的是，此次扩大需求侧与过去刺激需求有很大的不同。过去我们对需求的刺激，采用的是凯恩斯式的方法，以投资刺激需求，这里的需求方是政府或者企业。而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需求刺激，则更多的是提升居民消费需求，更加符合经济发展的规律，并破解结构性失衡。

“双循环”有助于打破低端产业的发展陷阱

“双循环”战略，国家主要有两步棋，一是消费，二是科技。

这里我们要澄清一些对消费的误解。有些观点认为，当前国家应该鼓励科技创新，而鼓励消费会让我们的产业停留在相对低端的位置。这其实是一个误区，消费和科技并不矛盾，恰恰相反，消费的提升，会起到促进产业升级的作用。

提振消费有助于打破出口导向型经济的低端产业陷阱。

在出口导向型的时代，企业往往追求低成本的优势。这是国家在经济起飞阶段一种自然而然的优势，企业依靠低成本优势进入发达国家，往往能够取得一定的市场。但是需要注意，对中国这样的大国经济而言，长期固守劳动力成本优势带来的所谓“比较优势”，是一种战略幼稚行为。当前中国企业在芯片等核心技术上遇到的“卡脖子”问题，已经是沉重的教训。

当国家重视国内消费市场时，根据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消费层次的需求会逐步提高，对消费的产品和服务的品质会有更高的诉求，这会倒逼企业提升产品品质，进而推动企业的创新。

根据罗斯托的经济成长阶段可以看出，越成熟的经济体，消费和科技互相促进的作用越明显。这也是“双循环”实现消费和创新的基础。

我们从国家政策引导来看，科创板的推出，使我们从直接的产业政策引导，到推出更加市场化的注册制，显示出国家鼓励创新思路的演变。更加市场化的机制，让科技创新有了更良好的成长环境。

国际经验：保持开放，避免资产泡沐

部分发达国家或多或少经历过“双循环”的阶段，或者曾经面对过今天中国所面临的形势。因此，我们可以从其中汲取经验和教训，少走弯路。

从成功经验来看，“双循环”最成功的应该是美国。

美国能够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它以内需为主的经济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美国的消费不光支持了美国的企业，甚至拉动了整个世界经济，所以美国成为全球经济的中心。当一个国家成全球经济的中心，自然就能培养全球最具核心竞争力的企业；美国另外一个经验就是开放的心胸。美国的商业环境很自由，企业进出自由、资金进出自由、人才进出自由。只有保持开放的心胸，人才和资源才会聚集，形成一个良性循环。所以美国是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相互促进的一个经典的案例。

相比美国，我们的政策大方向是对的，我们开始注重内需的培养、继续保持开放。但是我们还有一些挑战需要克服，比如人才、资本的流动，我们还有一些限制，这些在未来需要克服。

另一方面，我们还要注意吸取教训。这其中日本的教训是比较有代表性的。日本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一度挑战美国，但是随后日美贸易摩擦加剧，日本和今天的中国面临相似的局面。很可惜，日本当时出现了一个失误。日本没有进行结构性的改革，即没有在出口下滑的情况下，提升居民消费，然后提升供给侧的效率，淘汰落后产能，使市场出清。日本只做了一件事——降息。降息带来的结果就是房价和股价大涨，创造了一个虚假繁荣的泡沫经济时代。而泡沫一旦破裂，就造成了日本经济的长期低迷。

日本的产业教训，还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问题，即日本的企业缺乏战略。迈克尔·波特对日本企业长期研究后发现，日本企业把战略和经营卓越混为一谈。但是只靠经营卓越是不够的，企业没有战略，就缺乏长期的视野，容易被新兴产业所颠覆。例如日本的卡片式数码相机曾经牢牢控制着行业，但是智能手机出现后，卡片式数码相机几乎全被手机所替代。新能源汽车特斯拉的市值，遥遥领先丰田汽车。这就是日本企业所存在的问题。

最后日本的商业文化强调忠诚、敬业，导致企业家精神缺乏。在日本，企业员工很少跳槽，这种固化的体系与美国灵活的企业文化相比，很难创造出美国式的技术、模式非常另类、新潮的企业。

需要避免的“雷区”

在“双循环”刚提出的时候，有一些误解。最早的误解是看到前半句话“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以为我们要降低对外开放的程度。这显然是一个误解，“以国内大循环为主”是一个趋势，也符合我国现阶段的实际，但并不代表我们要主动放弃国际市场，这是第一个错误的判断（正解年度热词“双循环”：别把好经给念歪了）。

科技文明时代的一个特征是，技术传播的速度非常快，需要国家保持开放的姿态来接纳。“双循环”最重要的就是坚持开放倒逼改革，并积极参与全新的国际分工。我们强调自主创新，并不是说要关起门来强调自己的产业安全。而是要既有竞争又有合作，把核心的东西尽量掌握在自己手里，同时也要跟别人去合作。

我们要意识到，每个国家的科技创新，有资源禀赋的因素，也有偶然性的因素。为什么光刻机只有荷兰做得最好？荷兰的科学家一定比美国的好吗？肯定不是这么简单。所以我们既要有危机感，也要有保持全球合作的心胸。

从目前看，对“双循环”意义和价值的理解，国内的意见基本一致了。但是在执行层面可能有三个问题，需要我们注意。

一是，避免以运动的形式进行创新。我们国家提出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进行创新，方向是非常好的。因为国家拥有强大的资源调配能力。而且日本、中国台湾都有由政府部门主导的产业政策成功的先例。但是在实际操作中，我们要防止政府走过头，避免一窝蜂式地扎堆到一些科创项目中。这样很容易破坏产业生态，造成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导致很多企业炒作概念，真正做事的企业却得不到扶持。我们的建议是，政府主导突破基础技术。因为企业的能力是有限的，有些创新是靠多学科知识的叠加完成的，企业通常没有能力完成所有的突破，而这是政府的优势（任正非的“大国芯片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