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教士带着西方知识和不同文明的印记来到中国，百姓看惯了黑发墨瞳的黄种人，再见到金发碧眼的传教士难免有些惊异。
许多传教士原本只打算宣扬宗教，却被中国传统的“阴谋论”妖魔化。开端是同治年间，天津发生的多起儿童失踪绑架事件。
人们没有找到合理的解释，最终盯上了传教士为教徒开设的育婴堂。关于育婴堂的谣言符合人们对洋人的定义，民间的人都这么说：
外国修女借着育婴堂的名号招摇过市，实际上，是为了方便绑架杀死小孩以作药材之用。
随后，一名叫做武兰珍的匪徒被押送官府后，供出了望海楼天主堂教民王三。
民情激愤之下，双方起了冲突，10名修女、2名神父还有多名洋人被杀死。
望海楼天主堂
但当官府查证之时，没有发现教堂人员杀小孩的证据，也没有所谓“天主堂教民王三”一人。传教士被披上更为邪恶的外衣，在百姓眼里也变得更十恶不赦、行凶作恶。
从这时起，国人无意提及传教士一职必然嗤之以鼻，心中想到的也是如恶魔之子、帝国奸细之流。唯独傅兰雅，这位来自英国的传教士形象始终正面。
傅兰雅
他是中国近代史上大名鼎鼎的翻译家和科普工作者。但一开始，他也不知道自己会成为一个如此伟大的人，他只是向往中国而来到中国罢了。
傅兰雅出生在英国肯特群海斯镇的一个穷苦牧师家庭。他很早便加入圣公会，又因为贫困的家境，他从小便发奋学习、努力向上。
他曾听去过中国传教的父亲谈起过这个地域辽阔的国家，这让他无比向往华夏之地。贫穷迫使他在酒厂打工，而后得到政府的助学金才去伦敦郭海布莱师范学院读书。
大学毕业之后，他幸运的受到了香港圣保罗书院的工作邀请。22岁的他远渡重洋，到达香港，任圣保罗书院校长一职。
圣保罗书院近照
圣保罗书院其实是一所专职招收穷人家孩子的教会学院，学生大多来自香港、澳门和广东的穷人家。教会学校对于穷苦人家而言已经是极好的选择，毕竟这里不用学费，还提供住宿和伙食。
当时的穷学生们大多只图心口能多几点墨水，如考科举中进士这种事多是不敢奢望。只是有趣的是，跟着洋老师学来的洋文却成了这些孩子发家致富的法门。
他们后来有的进了洋行，有的出国留洋，有的甚至成了外交家。因为大量和外国接触，会洋文的这些穷孩子反而成了炙手可热的人才。
傅兰雅当了两年的校长后，又收到了清政府的邀请，去往北京出任同文馆的外文总教习。同文馆是清政府为培养译员所设立的洋务学堂，同时也负责翻译出版。
1901年，同文馆并入京师大学堂
这样的机会傅兰雅当然不会错过，可他到同文馆任职后才发现一个无奈的现象。同文馆隶属总理事务衙门，本就官场气息浓厚，再加上初办人数不多。
这仅有的不多学生里，大多是满族的官宦子弟前来镀金，学习外语的热情并不高。这样的情况下，傅兰雅感到深深的无力，任职两年辞职离去。
随后他来到上海英华书院出任校长，这次情况大有好转。上海英华书院是外国人所办，招生对象也是有学习需求的商界子弟，这样的环境自然也更适合傅兰雅。
但仅有一点让他十分介意：英华书院的董事会要求傅兰雅向学生灌输基督教。
按理来说傅兰雅本就是虔诚的基督教徒，他本身更是正儿八经的传教士，传教工作本就是他的本分。
武进路412号的老房子，以前是英华书馆
但傅兰雅不愿意对着一群未成年的中国学生进行强迫性的宗教教育。他始终认为传教工作要建立在宗教自由的原则之上，而非见缝插针只求结果。
面对这样一个不务正业的传教士，学校董事会是又气又急。双方关系不断恶劣，董事会也以“傅兰雅太世俗”为由，逐渐剥夺他的行政权。
傅兰雅见教育的方向和原则与自己所想大相庭径，只得又一次离职。当然在当时的中国，如傅兰雅这般能搞懂“平平仄仄平平仄”，又能接受文化差异的外国人实在不多见。
英华书院不要他了，江南制造总局翻译馆的高层反倒高兴，热切希望他能来出任翻译。为了留住傅兰雅，江南制造局给出800两白银的年薪，据说当时皇后的官俸也不过1000两白银。
江南制造局翻译馆
傅兰雅来到江南制作总局，开始他的翻译生活。他曾写信给他的父亲说明此事：他觉得这是一份令人愉悦的职业，受人尊敬，无比光荣而有用。
傅兰雅所翻译的书籍大多以西方科学技术为主，由中国的官员选定，再由傅兰雅从英国订购。傅兰雅这人本身就是个贫苦人家的实诚人，受此重用反而更加勤奋工作。
他在江南制造局工作的28年间，与人合作翻译西方书籍多达129部（合1000卷），内容涉及数理化、军农工医、天文律法各个方面，是当之无愧的近代翻译西书第一人。
傅兰雅一直是最主要的口译者，他口译的科技著作数量最多，内容也最重要。傅兰雅口译的译著达113 种，其中 95 种已刊，18 种未刊。 因为其卓出的翻译贡献，清政府还曾授予他三品官衔和勋章。
翻译西方科技书籍的过程，他搬用和创造了许多科技名词，如镁、砷、硒等皆是当时所立。翻译西书过程中，傅兰雅也认识了许多中国近代有名的科学家。
如徐寿、王德均、华蘅芳、徐建寅等都曾和他有着密切的合作关系，感情也是极为亲近。他还曾帮助徐寿，将其《考证律吕说》翻译成英文发表在Nature上，这也是第一篇中国科学家发表在Nature上的论文。
对他最有影响的当属他在和中国百姓接触和推广西学过程中，感受到的人们对新知识的抵触。这更是坚定了他要在中国推广格致（格致一词即是物理化学的代称），推动“维新”事业。
他老年时曾说过，中国养他多年，他也希望能够为其做点什么。但推广“格致之学”即是将西方文化融入中国文化，这在当时的大环境下谈何容易。
即使是洋务运动时期，一般的国人对西学的理解也是极为肤浅。江南制造局翻译馆所翻译的各种科技书籍，不仅数量有限，真正需要、能够读的人也不多。
傅兰雅对这种现象极为失望，他开始意识到需要更为高效的方法去实践梦想。
他寻求英国驻上海领事麦拓华的帮助，经过两年多的筹资，他在上海开办了属于他的学校——格致书院。
格致书院，后由政府接管改名格致中学
格致书院最早开放的不是教学而是阅览室，任何人都可以入内学习。同时学院内陈列各式新工业时代的产物，甚至有动植物标本和化石，这都是免费参观的。
同时格致书院的师资力量也是极为吸引人，傅兰雅的好朋友、当时著名的科学家徐寿便是书院的第一位主管。傅兰雅还积极邀请李鸿章等官员前来为格致书院出命题给学生写作，而命题多为科技论说。
徐寿，清末科学家
而最为吸引人的便是在格致书院读书，不需要学习八股文，只需要写出优秀的科技论说文，便能得到由书院出面介绍工作。如此一来，格致书院也成为了远近闻名的名校，格致二字也体现当时跨时代的教学思维。
傅兰雅每周都会亲自到格致学院讲学，但推行科普工作不过初初起步，他随后又创立《格致汇编》和创办了格致书室。《格致汇编》是中国首份科普期刊，而格致书室更是中国首间科技书店。
可以说傅兰雅在推广科普的路上比许多国人走得更超前。不仅如此，许多人也许认为梁启超出版的《新小说》便是我国最早的新小说。
但早在《新小说》出版之前七年，他就曾以“中国社会的三弊——鸦片、时文和缠足”为题，办了一次新小说大众竞赛。当时收到多达162篇手稿，以这数量足以在当时的小说界开辟新天地，甚至动摇到百姓们的封建思想也不无可能。
但最终傅兰雅只发表了一份获奖者名单，没有一篇投稿得以发表。虽然已无法考证当时文章的思想解放程度，但傅兰雅此举却真真实实的点到了旧社会的痛处。
结束了在江南制造局翻译馆28年的工作，傅兰雅选择前往美国，仿佛中国只是“南柯一梦”。但即使他在出任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的东方语言文学教授一职之时，他依然对中国有着许多贡献。
加利福尼亚大学
他曾多次往来中国，为中国留洋学子领路护航。除此以为最为重大的事情，因属他与黄炎培相见之事。
当时黄炎培先生到美国访问，傅兰雅听到了一口流利的中国话顿时感到亲切，便邀请黄先生去他家中喝茶聊天。其实喝茶只是客套，他主要是想委托黄炎培一件事。
黄炎培，中国近现代爱国主义者和民主主义教育家
他思索中国各式各样的学校已经是应有尽有，但唯独没有盲童学校。他希望黄炎培能够将他的儿子带往中国，由他的儿子负责建立盲童学校。
其实所谓委托不过是举手之劳，更何况新一代的中国知青哪个不是看着傅兰雅的译文成长？傅兰雅心中惦记中国的盲童，后来捐出6万两白银，先后建立一家盲童学校，两家盲女学校。
盲女学校照片
就在第二家盲女学校筹办之际，傅兰雅便在美国去世了，享年90岁。离世之时，儿子却因为外出奔走，不能看他最后一眼。
傅兰雅先生一开始只是个普通的传教士，凭着对第二家乡的热爱，他竟将一生时光尽数贡献给了中国的“推广格致”工作。

傅兰雅和他的三个儿子
他所处的时代远不如今时今日这般思想多元化。但他却可以接纳完全不同的文化，也能够有宗教信仰自由这般思想，而现如今的一些人反而活像一个“清朝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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