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微博上有一个话题,叫“幼升小的家长有多拼”,已经有2.2亿的阅读量。足以说明,看来幼升小的竞争是很多中国家长感同身受的。

其实,不仅是中国,在美国也有类似的现象。有一本书叫《幼儿园大战》,讲的就是美国的精英家长怎么绞尽脑汁,让孩子能上好的幼儿园。你会发现,无论是在中国还是美国,教育的焦虑都在不断升级:以前家长们只操心孩子能不能上好大学,现在还要操心能不能上好中学、好小学,甚至好幼儿园。
而焦虑加码,苦的还不仅仅是孩子。
最新一期《大西洋月刊》的封面文章,就讲了一个美国教育系统出现的现象:在美国的私立学校里,越来越多的家长试图干预教学系统的运行,并且干预的方式越来越强势。这给办学者带来了巨大的压力,私立学校的校长们屡次站出来批评家长的行为,警告家长不要越界。这种现象就源于美国精英家长的教育焦虑。
私立学校在美国教育系统里是个什么样的存在?在中国,最好的学校基本上都是公立高中,比如人大附中、北京四中、东北育才。但是在美国,最顶尖的高中当中,反而大批都是私立学校。美国大部分的私立学校都是教会学校,也就是由天主教教会、新教教会等等宗教机构成立的学校。成立最初的目的往往也是教育美国的贵族。
这些私立学校顶尖到什么程度呢?可以看一个指标就是升学率。
从总体数据来看,美国只有不到2%的人在私立学校念书。但是私立学校的毕业生,却在常青藤大学占据了惊人的比例。比如2024年要毕业的耶鲁本科生里,有24%来自于私立学校;在普林斯顿大学,这个比例是25%;在布朗和达特茅斯大学,这个比例是29%。
《大西洋月刊》这篇文章的作者叫凯瑟琳•佛兰内根,她曾经在美国加州一所顶尖的私立高中当老师,那所学校叫做哈佛西湖高中(Harvard-Westlake School)。这所学校平均每年有400个毕业生。在过去5年里,有45个毕业生上了哈佛,35个上了斯坦福,23个上了耶鲁,19个上了普林斯顿。这个成才率惊不惊人?
而且,私立学校还不仅是升学率顶尖,他们的教学条件也是一流的。
文章里介绍另一所的纽约私立高中叫道尔顿学院,这所学校堪称曼哈顿最难进的高中之一。校园里的通用设施,像是教学楼、宿舍这些标准设施咱就不说了,这所学校目前正在翻修,在翻修计划中,他们会建教学厨房、屋顶温室、剧场,甚至可能会建一个直升机停机坪。
当然,学费也不菲,在道尔顿学院,每个学生每年的费用是54000美元,换算过来是30多万元人民币。而在其他一些质量比较高的私立学校,学费一般都在4万到5万美元一年。也难怪这些学校被称作贵族学校。
按理说,如果你是一个老师,在这样的学校工作应该是个挺愉快的体验,学生出色,环境顶尖,教师的待遇也不低。据文章的作者凯瑟琳•佛兰内根介绍,她自己是在上世纪90年代,在私立学校工作的。那时候的确是一个相对愉快的体验。
但今天的私立学校老师,很可能不这样认为,因为学生的家长越来越“难伺候”。几乎在每个学校,不论在哪个国家,都有一些无理取闹的“问题家长”。
比如作者自己,在哈佛西湖高中教书的时候就曾经碰到过一个学生,因为她给学生的作业评了A-,学生的家长就来找她理论,强烈要求她把成绩改成A。还有的家长因为对孩子GPA不满意,要求亲自对孩子的成绩进行“审计”。
但是在上世纪90年代,像这样的事情都是个案。而且在90年代,遇到这样的情况,美国私立学校的行政人员往往就会出面解决,让老师的教学不受影响。老师们也觉得,有学校在背后“撑腰”,他们可以保证教学的独立性。
可今天的情况不太一样了。今天的美国私立学校的学生家长越来越有一种“消费心态”。他们把自己看作是客户,学校则是提供服务的供应商。在这种心态下,家长并不尊重学校的权威,相反,他们会为了让自家的孩子能够获得更好的成绩、更好的体验,而强势干预学校的运营决策,甚至会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
在疫情期间,道尔顿的校长决定关闭学校,让学生在线上学习。但是道尔顿学校的家长担心线上学习效果不好,于是开始频繁地给校长写邮件,要求学校重新开放。其中有一封邮件是由20个职业是医生的学生家长联名撰写的,在信里他们这样说:“对于学校考虑线上教学这件事,我们感到非常沮丧、不解……据我们了解,其他同类的学校在现阶段可不仅是维持开放,而且还欣欣向荣。”
这封信发出之后,随后又有70个家长联名写了一份动议,再次要求学校重新开放。他们说“我们的孩子现在很伤心,很困惑并且很孤立”,因为“他们身边的其他人都能正常上学,为什么就他们不行?”
当时为了防范疫情,纽约的公立学校基本都已经关闭了,学生们都是在家学习,只有少数私立学校还保持开放。显然,道尔顿的家长们也想维持这种“特权感”。
而这些家长虽然强势,但是他们的做法已经算是客气的了。《大西洋月刊》的文章还分享了另一个家长干预学校运营的案例,这个案例堪称恶性
这个案例发生在华盛顿一所顶尖私立学校,这所学校叫塞维尔友谊学校(Sidwell Friends)。这所学校有不少名人政客的孩子,美国三届总统尼克松、克林顿、奥巴马的孩子都从这所学校毕业。2019年,这所学校发生了一起丑闻,学校的一些家长采取威胁、匿名告发、监控以及跟踪辅导员等等方式来破坏其他学生的名声,保证自家孩子升学。
正是因为受不了家长的压力,这所学校的3个大学申请辅导员当中,有2个都辞职了。学校的校长不得不亲自发出声明,批评家长的行为太过分、太不得体,并且公开承诺学校对于大学申请的辅导绝对不会有偏见。
这样的事件在美国的私立学校中到底有多常见呢?文章并没有一个数字性的答案,但是美国有两位研究教育和心理的学者叫罗伯特•埃文斯和迈克尔•汤普森,他们拜访了800多所私立学校之后,发现家长给学校施压的情况的确变得越来越普遍。
对这个现象他们是这样描述的:“越来越多的家长,用邮件、短信和电话对老师进行炮火攻击,要求他们把低分改高,要求他们让自己孩子破例进入荣誉课程,或者无端地指控别的孩子霸凌自家孩子。越来越多的家长因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就威胁学校,说要让孩子退学或者要把学校告上法庭。”
总之,有越来越多的家长,如今的表现就像是有特权的客户,他们认为自己交的学费是在买一种服务,在给自己的孩子买一个有确定性的结果。
这些家长,到底是怎么了?
要知道,能把孩子送进道尔顿、塞维尔友谊学校的美国家长,那可不是没文化的暴发户。他们都是要学历有学历、要社会地位有社会地位的。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人,自己就是高质量教育的受益者。这样的美国精英群体,为什么当中会有越来越多的人,站在学校的对立面呢?这部分“问题家长”,为什么要亲自动手,拆掉曾经成就了自己的教育体系呢?
引发这个现象的三个深层原因
假如你对美国的教育系统比较熟悉,你可能会想,问题是不是出在美国私立高中的商业模式上呢?

公立学校的经费,大家可能都知道主要是来自于政府的拨款。但是私立学校的经费,主要来自于学费和家长的捐赠,而顶尖私立学校的捐赠规模更是大得惊人。
《大西洋月刊》的文章介绍了一个案例,讲的是康涅狄格州的一所私立学校,乔特罗斯玛丽霍尔学校(Choate Rosemary Hall),这所学校在2006年启动了一轮募资计划,目标是筹集2亿美元。2011年,这项募资超额完成,总共募集了2.17亿美元的资金。
那这所学校总共有多少学生呢?整个学校才有850个学生。算下来,在上一轮募资当中,学校平均给每个学生募了26万美元。
在其他美国私立学校当中,这种规模的募资也并不少见。曼哈顿中学道尔顿,在2015年开启了一轮目标是1亿美元的募资。2017年,马萨诸塞州的一所顶尖私立学校安多佛,启动了4亿美元的募资,而这也是美国私立学校历史上最大的募资运动。在2019年,康涅狄格州的乔特罗斯玛丽霍尔学校又启动了新一轮募资,这回的目标更高,要筹集3亿美元。
在这种模式下,作为赞助人的美国家长自然认为自己有特权,他们理所当然地觉得,学校应该满足自己的需求。《大西洋月刊》的文章作者说,她访谈的不少学生都有这样一种感觉,大赞助人的孩子们仿佛在另一套完全不同的规则下上学,经常能有特殊待遇。
但是商业模式并不能完全解释这种现象。按照教育专家迈克尔·汤普森和罗伯特·埃文斯的观察,强势的问题家长却在最近十年里越来越普遍。一直以来,私立学校都是以募资模式运作的。为什么美国私立学校的模式没变,家长问题却愈演愈烈呢?
两位学者和《大西洋月刊》的文章,提供了三个更深层次的原因。
一个原因跟信息流通有关。汤普森认为今天的美国家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能更轻易地获得关于孩子的教育信息。如果你去问一个三四十岁的人,你上中学的时候,你的家长大概掌握你在学校的多少情况?10%?20%?50%?大部分人的回答可能是介于10%—20%之间,甚至更少。
但是今天的美国家长不一样,他们有网络通讯,他们能看到孩子参与课外活动的视频,他们有进入学校系统追踪成绩的接口。这种信息开放带来了一个恶性循环:家长知道得越多,越觉得自己有必要知道、应该知道,控制欲也就越强,于是也就会给学校提出越来越多的要求。
第二个原因,是美国顶尖大学的录取率持续下降,给精英家长留下了一种竞争加剧的印象。
你可能想象不到,在短短30年之间,美国顶尖大学的录取率发生了多大改变。给你举两个例子,美国顶尖的医科学校,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去年的录取率是11%,而1988年时的录取率高达54%;另外一个例子是美国顶尖的商科学校,宾夕法尼亚大学,去年的录取率是7.7%,而1988年的录取率是35%。
那为什么美国大学的录取率,会在30年之间发生这么大的下降呢?这背后当然有教育普及的原因,也有美国学生开始用电子系统申请、申请变得更便捷的原因。
但录取率的变化,背后也不乏一些“刻意为之”的因素。
什么意思呢?美国一些出了名的大学榜单,会把录取率作为考察学校好坏的一个重要因素。如果学校的录取率低,有利于提升榜单的排名。不少学校有意识地扩大招生宣传,但是却常年不改变招生人数,申请的人多了,可是入学的人不变,这么一来录取率自然降低了。
但是家长往往不会深究,录取率和排名背后有多少运作的成分。家长只会想,我得让我家孩子更拔尖,才能打败竞争。假如你是宾夕法尼亚大学80年代的毕业生,你会发现等到你的孩子到了上大学年纪的时候,宾大的录取率已经下降了一半,你能不为你的孩子感到焦虑么?
这样的教育焦虑,带来的一个结果就是,美国精英家长对孩子的高中成绩、课外活动等一系列影响升学的因素都更在乎,有更高的期待。这些期待,转化成了对学校的压力。
第三个深层次的原因,是美国家长对于未来感受到了更强烈的不确定性。
虽然这些美国家长本人都是人中龙凤,但他们往往持有一种观点,认为自己的孩子如果想获得同样的社会地位和财富,难度比以前更大。
为什么呢?美国私立学校的家长当中,有相当一部分是金融行业、法律行业以及医疗行业的从业者,这几个职业恰好是对科技的颠覆感受最强烈的。金融和法律行业,还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中受到了冲击。在那场危机当中,家长们要么是亲身经历,要么是亲眼见识了精英阶层经济地位的倒退,这就让他们对未来有更强烈的危机感。
与此同时,经济危机也让私立学校转变了面对家长的态度
由于经济危机,美国私立学校的生源出现了下降。从2007年到2011年,私立高中的入学人数下降了4.5%,小学、初中更是严重,下降了12.5%。有大量的私立学校不得不合并甚至关停。我看到的数字显示,2005—2006学年,美国总共有35000多所私立学校。但是到了2011年,这个数字下降到了30000出头。由于面临更大的生存压力,而学费和家长的捐款又是学校的生命线,因此私立学校不得不更加迎合家长
面对一些原则和价值观的问题,学校没有以前那么硬气了。一些私立学校校长在接受访谈的时候坦诚地说,他们太需要那些客户了。另一位校长感叹说:“他们既需要管理家长的焦虑,不能过于让步,又需要确保他们不会丢失这些客户。这简直是一个两难境地。”
《大西洋月刊》的文章作者,描述了在这种情形下,作为一个老师感受到的变化:
在90年代的时候,私立学校的管理者和老师们之间有一种无声的共识,就是老师的任务是管理学生,而学校的行政人员才需要管理家长。但是今天这种边界已经被打破了,老师也经常被暗示,他们应该主动帮忙,维护和家长的关系。
这位作者用了一个很不好听的词来形容今天的美国顶尖私立学校:obscene,肮脏不堪。因为她认为,这些学校滋生特权、加剧不平等,而它们还假装自己是社会变革的引擎。
这个现象背后的最根本原因,是美国的精英阶层,以及给精英阶层提供教育的学校,都感受到了“内卷”。一方面,经济危机和顶尖大学的竞争,让美国的精英家长感受到出人头地的路越来越窄,因此对孩子的“教育成果”产生了更高的期待和需求。另一方面 ,美国的私立学校也发现,他们的“获客渠道”越来越窄,因此不得不更卖力地满足家长的需求。
这个现象,提醒了我们一件朴素的事情,就是学校到底应该按什么样的逻辑运作?美国私立学校的问题就在于,它们现在不是以教育逻辑运行,而是以服务逻辑在运作。教育的对象是学生,而服务的对象是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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